奇怪的是，在这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袁赦、袁盱、袁腾等人虽然在倒梁过程中立下大功，却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封侯。同样，司隶校尉张彪早在桓帝尚未登基之前，便对桓帝“有旧恩”，此次立下大功，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降职为南阳太守。这些看似奇怪的人事调动其实有规律可循，因为汉桓帝与其他东汉皇帝不同，吸取外戚梁冀专权的教训，重“义”轻“仁”，倾向于提拔没有家族背景、工作能力较强的基层官吏，而不是重用那些熟悉官场规矩的世家大族子弟。自梁冀垮台之后，终桓帝之世，“四姓小侯”与袁、杨、张等世官世禄的东汉政坛豪门都将与三公绝缘；反之，黄、祝、盛、虞、种、许等名不见经传的政坛小姓氏却相继登上了三公高位，这无疑也有助于桓帝加强自己的皇权。
新任公卿到京赴任后，桓帝一一接见，并请他们引荐贤才。陈蕃于是上疏，推举袁闳等人。袁闳乃袁彭之孙，就是袁汤和袁盱的侄孙，亦即袁成、袁逢、袁隗兄弟的堂侄，或袁绍、袁术兄弟的从兄。当年陈蕃之所以能够步入官场，与袁闳的推荐有很大关系。此次他向朝廷推荐袁闳，可算是投桃报李。桓帝征袁闳入朝，他却不肯来，也不再理睬陈蕃，甚至不和袁逢、袁隗兄弟等亲友来往，从此隐居遁世。
在消灭梁冀以后，汉桓帝对外朝官吏显然更加忌惮。从此之后，他就不再设置大将军一职，以便自己独掌朝政。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不仅重赏宦官，而且嫌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实力不够强，所以在公元159年又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秘书监，以便加强中朝。这样一来，外朝官员的权力比以往还要小，他们感到处处受制于人，难以施展抱负，自然会调转舆论的方向，把批评的炮火轰向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权力竞争者——宦官。
汉桓帝的确赋予了宦官空前的权力。经过八月壬午日的大封，5名宦官共得属民7万6千户，接近梁家鼎盛时的属民总和，几乎等于当时东汉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一夜飞入五侯家”，天下震动，称之为“五侯”。不久后，汉桓帝又封单超为车骑将军，这是仅次于大将军和太尉的最高武职，过去从未授予过宦官。立即就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白马县令李云仿效刘陶，上书猛烈抨击说：
“自从高祖皇帝受天命建立汉朝以来，至今已经364年了，即将满一周365年之数，恐怕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包括：陈、项、虞、田、许，臣认为不应该让这五姓的人担任太傅、太尉等掌管兵权的重要官职。梁冀虽然持权专擅，毒害天下，但陛下杀他，就如同杀个家奴一般简单。而如今却为此赏赐谋臣上万户，高祖皇帝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西北列将与羌胡苦战了几十年，却未受任何封赏，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会不会起二心？如今官位错乱，小人得势，财货公行，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
这封信非常有趣。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五姓，没有提及袁姓，因为袁姓是陈姓的分支。原来，先秦中国古人的“姓氏”是分开的，一个“姓”包括好几个“氏”，表示该人祖先的出身。在社交场合，通常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例如管仲的姓是“姬”，氏是“管”，所以称“管仲”，而不是“姬仲”。“袁”本是春秋时期陈国贵族的一个“氏”，陈国是虞舜之后，姓姚（或妫），其君主以“陈”为氏。袁氏既然是从陈氏分离出来的旁系，因此也就属于姚姓，随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秦灭六国以后，礼崩乐坏，中国人的“姓”和“氏”从此不分，原来的“氏”全部被提高为“姓”。
李云指责汉桓帝滥封政变功臣上万户，也有他的道理。要知道，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后，只封了2位万户侯，就是曹参和张良。以萧何、陈平、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之大功，都只不过封了数千户而已。汉桓帝大封宦官，目的无非是加强中朝的力量，并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封赏之威权。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然难以容忍。
按照古代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建议即便再有道理，如果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照样会被视为胡言乱语，不可能被采纳，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云的这篇上书，就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李姓在五行系统中的位置。按照《旧唐书》和《新唐书》，李姓属土德、崇尚黄色。而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故意没有提及李姓，还说什么“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在汉桓帝看来，居心叵测。同样的话，如果由火德诸姓，例如姓刘的来说，是忠心耿耿；而若由土德诸姓，例如姓李的来说，就很容易被视为别有用心。更何况，李云最后还说：“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更是犯了大忌，这是他与刘陶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
于是，汉桓帝便下令将李云逮捕，让中常侍管霸审问。对于此后发生的事件，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版本：《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说李云最终得到了赦免，此事轰动一时，后来魏明帝还曾就此向大臣王肃请教李云可以不死的原因，后者回答说：“李云的言论中确实缺乏逆顺的礼节，但从他的本意来看，是为了尽心报国。皇帝的威权超过雷霆，处死一个匹夫，和杀一只蝼蚁没有什么区别。桓帝宽宥李云，可以显示自己能够接受切直的谏言，把自己的大度与高尚品德传布于天下。”《三国志·文帝纪》又记载，公元220年，当曹丕篡汉时，太史丞许芝引前白马县令李云上事书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看来这位李云一直活到了汉献帝在位时期，甚至连汉朝在公元196年迁都许昌都知道。而《后汉书》与《后汉纪》却记载，管霸虽然同情李云，但桓帝还是判处李云死刑。听说此事后，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大臣还联名上书，为李云说情。桓帝干脆就将这几名官员一并革职，但在几天后又把他们召了回来。最后，李云便悲惨地死在了监狱里。
在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之中，究竟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自从孔子删《诗》、《书》，削《春秋》以来，绝大多数中国历史著作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历史作家的笔下，美化或丑化一个人（即便他贵为皇帝），实在是太容易了。区区几百字，就可以把汉文帝和曹操扶上神坛，而把秦始皇和汉桓帝扔入地狱。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4）
第三节第二次“跌倒”：结束宦官专权后的袁家
虽然打倒了梁冀，汉桓帝却无法规避梁冀留下的麻烦。太学的扩招，制造出许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没法给他们设计那么多官位，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们只好靠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来发泄不满。于是，东汉中后期没有再诞生过一位“好皇帝”。
为了咸鱼翻身，袁家借住文人们的“无私”帮助，打倒了把持朝政的宦官们，并给成年的袁绍冠上了“字”——本初。“本初”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可现实又一次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昔日的仇敌——窦家，居然再次当上了外戚！
梁冀垮台、五宦官受封万户侯，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公元159年开始，宦官将会连续把持东汉帝国的朝政30年。汉桓帝的性格和政策可以决定东汉帝国的前途，但决定不了袁氏家族的命运。无论当权者是外戚、宦官，还是党人，东汉帝国政府都迟早离不了袁家的辅佐。
当袁家成员暂时处于在野的轻闲状态时，刚刚当权的大宦官、车骑将军单超却遇到了烦心事。当了万户侯之后，单超给侄子单匡弄到了济阴太守的肥缺。济阴郡属兖州管辖，而兖州刺史第五种是东汉初年名臣第五伦的曾孙。说来这位第五伦和袁家还很有渊源，他当年因为在北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和太仆袁安唱反调，结果丢掉了司空的职务，由袁安取而代之。就这样，袁安踩着第五伦的肩膀，跻身于三公行列。
身为典型的公族成员，第五种非常看不起阉党。他见单匡到任后骄横不法，便派一名叫卫羽的官吏暗中调查，发现单匡在半年任期内贪污了6千万钱，于是上奏朝廷，要求罢免单匡，并谴责单超。单匡派刺客任方去刺杀卫羽，没想到卫羽武功高强，反而把任方抓住，解送洛阳。这样一来，单匡罪上加罪，单超极为被动，只好设法帮任方从狱中逃走，又编造罪名逮捕第五种，发配到朔方充军。时任朔方太守的是单超的外孙董援，他受单超旨意，只等第五种一到，就准备乱棍击毙。不料第五种刚到太原，就有大侠拦路杀死解押衙役，将第五种救到安全的地方隐居起来。单超听说之后，又气又急，加上单匡被捕入狱，他遭受牵连处分，竟然暴病而死。此事在民间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水浒传》等许多武侠演义小说的蓝本。
单超之死并不能令其他半阉人收敛。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都竞相建造豪宅，娶美女作妻妾，生活铺张奢靡，如同皇亲国戚。有民谣评论他们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这是说：左悺可以令皇帝改变心意，具瑗无需依附任何政治派别，徐璜容易发脾气，唐衡则左右逢源。四侯的兄弟亲戚或任刺史，或为太守，也都热衷于盘剥百姓。
虽有宦官的横行霸道，后梁冀时代的东汉政局却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河南尹李膺上任之后，声誉日高一日，每日宾客盈门，却很少能得到他的接见。能够进李膺家大门的，号称“登龙门”。太学生尤其追捧李膺，陈留人符融拜李膺为师，李膺每次见符融，都与他独处一单间，令其他太学生羡慕不已。不久后，符融又向李膺推荐自己的同学——太原人郭泰（字林宗）。（《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叫范泰，需要避“泰”字的讳，所以在《后汉书》中将所有叫“泰”的人都改名为“太”，如郭太、郑太等等。）
因为和李膺一见如故，郭泰很快名扬京师。有一次郭泰回太原老家，李膺专程去送他过黄河，二人同舟共济，河岸上观者如云，都称李、郭二人有如神仙下凡。郭泰喜欢评论人物，后来他的点评常能决定一个人在官场的前途。郭泰为人稳重，不愿入官场惹是生非，社会上评论说：“郭林宗自己虽然不是三公，但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别人成为三公。”
另一个为李膺看重的太学生是荀爽。荀爽之父荀淑是李固、李膺等人的老师，有子八人，号称“荀氏八龙”，其中荀爽的名气最大，和李膺的关系也最好。荀家成员都擅长谋略，后逢汉末乱世，他们为袁绍、曹操等军阀献计献策，风光无限，这些是后话不提。
李膺的名气既大，其好友陈蕃、杜密、王暢等人也备受知识分子崇拜。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为其编了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称李膺、杜密为“李、杜”。“李”、“杜”两姓似乎特别有缘，中国历史上有好几对著名的“李、杜”，为首的就是死于梁冀、马融、袁汤等人手中的李固、杜乔，其次便是李膺、杜密，他们虽然没有唐朝的李白、杜甫那样有名，但也堪称流芳千古了。李、郭两姓同样有缘，东汉时就有李膺、郭泰和李傕、郭汜这两对，唐朝时就更多了。但是，刘、李两家却不大合得来，汉朝时李姓往往不得志，唐朝时刘姓往往不得志，这无疑和五德终始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
几年之内，大批政治、文化名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纵情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而又以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为主。崇拜他们的太学生们仿效古籍中的“八元”、“八恺”，给这些自己崇拜的偶像们编了名单，分为五类，号称“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虽然具体人名众说纷纭，但总不外乎李膺、陈蕃、杜密、王暢、郭泰等人。如此一来，倒是很方便东汉政府日后将这些以清高自许的所谓“党人”一网打尽。
对于党人或清流的历史地位，历来有不少争议。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他们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被当朝的黑暗势力所不容；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眼高手低，不切实际，清谈误国。平心而论，在野人士因为不掌握实权，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或道德高尚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人性使然，也无可厚非。执政者因为掌握实权，具备谋私利的客观条件，加上独裁帝国的监察制度不可能完备，所以必然会有值得批判的缺点。以西汉的两大贤臣为例，萧何有经济问题，卫青有人事问题，可谓人无完人。可是，如果赋予貌似品德完美的在野人士以同样的权力，他们确实也未必就能做得更好。
帝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禁止自由言论，特别是私撰历史；二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纳入政府，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秦朝走的主要是前一条路线，汉朝走的主要是后一条路线。前一条路线简便有效，却不能长期维持；后一条路线成本巨大，却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从商周到东汉，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贵族治国，再到武夫治国，最后到文士治国的历史沿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汉帝国却面临着空前的尴尬局面。汉桓帝承梁冀乱政和汉羌百年战争的余弊，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和重新发动边疆战争，不肯扩大外朝，将更多知识分子纳入政府，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论，于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汉桓帝时代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东汉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时代，因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曾是太学生。通过历代东汉执政者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统儒家学者司马光曾经高度赞扬的“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但是，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太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灾难，明清时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为文盲更容易被统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颁布的《学而优则仕诏》，为汉桓帝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他得给3万多名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学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务农、经商的。这些太学生不屑于从事农、牧、工、商、医、兵等当时被视为下贱的行业，一心要做官，而帝国政府内压根就没有这么多职务，过高的官民比例也会令国库入不敷出，并且会造成官僚主义恶性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官做，必然会批评政府，特别是批评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东汉中后期，居然连一位“好皇帝”都没有。谁要是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他就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所有的史书都是由知识分子撰写，也是为知识分子辩护的。当史书作者看到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相似的人受到打击或排挤时，便不免会兔死狐悲，不由自主地要为之辩护了。
如果汉桓帝顺从知识分子的意见，抑制中朝，重用李膺、陈蕃、杜密等“正直的党人”，历史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只有一种：改朝换代。王莽的鬼魂在东汉时期始终挥之不去，历代东汉君主很清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原的知识分子，在骨子里是“保中国不保大汉”的。假若顺其自由发展，下一个皇帝恐怕就不再姓刘，也许姓李，也许姓陈，也许姓杜，也许姓袁——对了，这些姓氏不都是属土德，崇尚黄色吗？知识分子们也一直在说：汉朝都满365年了，黄龙不断出现，灾异齐备……这里的潜台词是：姓刘的，你们的时候早到了，赶紧自觉地下台吧。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赞》里说的那样：“天厌汉德久矣！”但是，“天何言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尽量加强自身权力，并延长东汉皇朝的寿命，汉桓帝不得不频繁地更换政府成员，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有官作，也不至于提高官民比例。每隔几年，他就会打击一次当朝势力，有时是外朝的党人，有时是中朝的宦官。但这对于帝国机器的高效运转来说，实在是非常有害的。秦、汉、魏、晋一脉相承的“中华第一帝国”之衰落，祸根其实在东汉初期，甚至西汉后期便已经埋下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唤醒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削弱了他们的奴性，对倡导独裁专政的帝国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青年袁绍也参予到了时髦的“党人崇拜”活动中去了吗？史无明文，但是可能性很大。按照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教导，年满15虚岁的青年男子，特别是出身达官贵族家庭的名门子弟都可入东汉太学。公元160年，袁绍已经年满15虚岁，有了进太学的资格，这时也正处于“党人崇拜”运动开始步入高潮的时间段，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后来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党人有：陈蕃、李膺、荀爽、王允、韩融、伍琼、陈纪、张邈、刘表、胡母班等人及其家族成员，数量可谓相当大。若非经常出入于太学，袁绍很难结识这么多党人。
上太学期间，袁绍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结婚。与袁绍联姻的家族当然不会是无名之辈，但所有史籍都没有记载他的首任妻子姓名，所以我们不妨暂且放到后文中分析。
结婚几年以后，袁绍终于到了要毕业的时候。按规矩，成绩好的太学毕业生可以担任“郎”的官职。在太学里，袁绍肯定选修了他的家学《孟氏易》，所以成绩也不会差。《汉末英雄记》说袁绍“幼使为郎”，也就是不足20虚岁，尚未举行成年冠礼的时候便从太学毕业，担任“郎”。“郎”分好几种，有负责向朝廷提意见的“议郎”，有负责礼仪事务的“治礼郎”，也有负责在宫殿内外站岗值勤的“郎中”、“中郎”、“侍郎”，等等。“郎”官的俸禄相差很多，可达两倍以上。大体说来，议郎的工作最轻松，不用值班，没有重体力工作。但实际上，议郎也最危险，因为他必须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当了几年“郎”以后，袁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20虚岁生日，也举行了自己的成年冠礼。那应该是在公元165年。
和安静简朴的婚礼相比，汉代中国人的冠礼过程要热闹许多，也复杂许多。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行将举行冠礼的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即嫡子、孤子和庶子。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妾和婢生的儿子叫庶子，父亲已经去世的嫡子叫孤子。袁绍本来是庶子，但因为过继给伯父袁成，所以一跃而为嫡子；因为袁成早已去世，所以他又变成了孤子，得按照孤子的规矩举办冠礼。
冠礼开始前，还得先占卜，看哪个日子举办冠礼比较吉利。随后，袁绍就应委托自己的一位叔父（很可能是他的亲生父亲袁逢）邀请袁氏家族的亲朋好友、同事故吏们来参加自己的冠礼，人数越多越好。在来宾之中，又要通过占卜，挑选出一位主宾，他将是冠礼上最忙碌的人。
此外，袁家还必须准备好三套衣冠：爵弁、皮弁、进贤冠。这三种冠都是先秦古冠，汉朝时已经发展出了好几十种新式冠，但在冠礼上还是以这三种古冠为主。在20虚岁之前，未成年男子没有资格穿戴这三种社交场上的正式衣冠。
爵弁又称冕，是在普通的冠上装一块长木板，但是与帝王和高官贵族戴的冕旒不同，没有用玉珠串做成的旒，地位比其它种类的冠尊贵；皮弁即诸葛亮在图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常戴的冠，用鹿皮做成，地位较爵弁低一等；进贤冠即先秦的缁布冠，用缁布做成，前高后矮，形制最为简单，地位也最低。这三种衣冠又各有各的用处：爵弁最华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皮弁最结实，用于军事狩猎活动；进贤冠最简便，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古代中国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高于军事，军事又高于政治、法律、经济等日常工作。同时代的印度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等许多民族也都有这种思想。
古代中国人讲究“衣冠一体”，每一种冠都要配相应的服饰：爵弁配爵弁服，皮弁配缁麻衣，进贤冠配玄端服，不能混用，否则就是“非礼”。现代阿拉伯男子在戴包头时必穿长袍，穿西装时则不能戴包头，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在冠礼那天，孤子袁绍按照主人的规矩在门口迎接来宾，并陪同他们进屋。袁家全体男性成员也都要在场，大家一律穿着黑色的玄端服，头戴进贤冠。只有袁绍还不能戴冠，作为未成年人，他头上只是简单地束着左右两根辫子，叫做“两髦”，也称“总角”。
冠礼在袁绍家中父庙里举行，庙内的正堂就是袁绍的t形台。经过一系列程序，主宾解开袁绍头上的两髦，扎成一个发髻，随后依次把进贤冠、皮弁、爵弁戴在袁绍的头上。每次戴冠的时候，主宾都要对袁绍说些祝福的套话。每换一种冠，袁绍就要进侧房去换上相应的服饰，再出来向宾朋们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最后，袁绍戴上最尊贵的爵弁，与宾朋们饮酒并祭祀。冠礼至此只完成了一半，他还得带着祭祀用的干肉去见自己的母亲，然后回到主宾面前接受更加重要的“字”。
“字”是由主宾在大庭广众中向袁绍宣布的。他应该这么说：“现在，三次加冠的仪式都已经完成，又正逢良月吉日，我现在要清楚地宣布你的‘字’。这个字非常美好，正与你这样的帅哥般配。字取得适宜就是福分，你要接受并永远保有它。你的字就叫‘本初’。”
冠礼至此结束，宾朋们现在可以尽情地大吃大喝，并在饭桌上讨论袁绍的未来了。与婚礼晚宴上新婚夫妇吃的大鱼大肉相比，这顿饭荤素搭配，营养更加丰富，就餐者还能够品尝到像蜗牛这样很受欢迎的风味小吃。
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是谁给袁绍起了“本初”这么一个字。从先秦古籍看来，“字”虽然由主宾宣布，却和“名”一样，由父亲选定，并在事先通知他的儿子。主宾只是个传声筒，他不会更改早已确定的“字”。袁成死后，袁家的嫡子变成了袁绍的亲生父亲袁逢，“本初”这个字或许就是由他选定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袁绍的祖父袁汤此时如果依然健在的话，肯定也会干涉此事。
既然如此，那么袁汤或袁逢给袁绍起“本初”这样一个字，用意究竟何在？本初元年既是袁绍的生年，又是袁成的亡年，还是袁汤当上“三公”的年份。对于袁绍来说，这个“字”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只要袁绍不忘记自己的字，他就不可能忘记血腥的宫廷政治，忘记不了对禁卫军的控制，忘记不了对皇帝的废立，忘记不了袁家是怎样获得三公与侯爵头衔的，更忘不了追求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此外，本初元年又是东汉帝国政府颁布《学而优则仕诏》的年份，是太学剧烈扩招的年份，也是“党人”开始形成的年份。袁绍既然决定以“本初”为字，就不可能再与太学和党人脱离关系。
在冠礼上，刚刚成年的袁绍很可能通过与贵宾高朋们的交流，确定了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当时，官场上的升迁总是需要显贵大员们的介绍信，而这恰好是袁绍冠礼上最好的贺礼，聪明人绝不会放过这个巴结袁家的天赐良机。不久以后，年方“弱冠”的袁绍就辞去了那个打杂的“郎”官，到濮阳当县令去了。
当代的濮阳只是省级贫困县，但在东汉时期，濮阳县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东汉帝国分为13郡，即司隶校尉部、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兖州分为6郡2国，其中总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东郡，而濮阳就是东郡的首府。它雄踞黄河南岸，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结合部，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秦汉制度，人口超过1万的大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令”；人口不足1万的小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长”。东汉濮阳县的城乡居民总数接近1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郡，濮阳县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当于现代的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出任这一要职时，袁绍不过20岁出头，又从未立过什么功劳，袁家在官场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关系由此可见。沮授后来说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从洛阳前往濮阳上任的路上，袁绍不可避免地得经过偃师、成皋、荥阳、阳武、白马等5县。在阳武县西郊渡过著名的运河“鸿沟”时，他很可能要使用一个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后，这个小渡口将因为袁绍的失败而名垂千古。
新任公卿到京赴任后，桓帝一一接见，并请他们引荐贤才。陈蕃于是上疏，推举袁闳等人。袁闳乃袁彭之孙，就是袁汤和袁盱的侄孙，亦即袁成、袁逢、袁隗兄弟的堂侄，或袁绍、袁术兄弟的从兄。当年陈蕃之所以能够步入官场，与袁闳的推荐有很大关系。此次他向朝廷推荐袁闳，可算是投桃报李。桓帝征袁闳入朝，他却不肯来，也不再理睬陈蕃，甚至不和袁逢、袁隗兄弟等亲友来往，从此隐居遁世。
在消灭梁冀以后，汉桓帝对外朝官吏显然更加忌惮。从此之后，他就不再设置大将军一职，以便自己独掌朝政。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不仅重赏宦官，而且嫌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实力不够强，所以在公元159年又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秘书监，以便加强中朝。这样一来，外朝官员的权力比以往还要小，他们感到处处受制于人，难以施展抱负，自然会调转舆论的方向，把批评的炮火轰向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权力竞争者——宦官。
汉桓帝的确赋予了宦官空前的权力。经过八月壬午日的大封，5名宦官共得属民7万6千户，接近梁家鼎盛时的属民总和，几乎等于当时东汉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一夜飞入五侯家”，天下震动，称之为“五侯”。不久后，汉桓帝又封单超为车骑将军，这是仅次于大将军和太尉的最高武职，过去从未授予过宦官。立即就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白马县令李云仿效刘陶，上书猛烈抨击说：
“自从高祖皇帝受天命建立汉朝以来，至今已经364年了，即将满一周365年之数，恐怕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包括：陈、项、虞、田、许，臣认为不应该让这五姓的人担任太傅、太尉等掌管兵权的重要官职。梁冀虽然持权专擅，毒害天下，但陛下杀他，就如同杀个家奴一般简单。而如今却为此赏赐谋臣上万户，高祖皇帝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西北列将与羌胡苦战了几十年，却未受任何封赏，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会不会起二心？如今官位错乱，小人得势，财货公行，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
这封信非常有趣。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五姓，没有提及袁姓，因为袁姓是陈姓的分支。原来，先秦中国古人的“姓氏”是分开的，一个“姓”包括好几个“氏”，表示该人祖先的出身。在社交场合，通常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例如管仲的姓是“姬”，氏是“管”，所以称“管仲”，而不是“姬仲”。“袁”本是春秋时期陈国贵族的一个“氏”，陈国是虞舜之后，姓姚（或妫），其君主以“陈”为氏。袁氏既然是从陈氏分离出来的旁系，因此也就属于姚姓，随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秦灭六国以后，礼崩乐坏，中国人的“姓”和“氏”从此不分，原来的“氏”全部被提高为“姓”。
李云指责汉桓帝滥封政变功臣上万户，也有他的道理。要知道，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后，只封了2位万户侯，就是曹参和张良。以萧何、陈平、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之大功，都只不过封了数千户而已。汉桓帝大封宦官，目的无非是加强中朝的力量，并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封赏之威权。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然难以容忍。
按照古代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建议即便再有道理，如果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照样会被视为胡言乱语，不可能被采纳，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云的这篇上书，就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李姓在五行系统中的位置。按照《旧唐书》和《新唐书》，李姓属土德、崇尚黄色。而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故意没有提及李姓，还说什么“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在汉桓帝看来，居心叵测。同样的话，如果由火德诸姓，例如姓刘的来说，是忠心耿耿；而若由土德诸姓，例如姓李的来说，就很容易被视为别有用心。更何况，李云最后还说：“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更是犯了大忌，这是他与刘陶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
于是，汉桓帝便下令将李云逮捕，让中常侍管霸审问。对于此后发生的事件，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版本：《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说李云最终得到了赦免，此事轰动一时，后来魏明帝还曾就此向大臣王肃请教李云可以不死的原因，后者回答说：“李云的言论中确实缺乏逆顺的礼节，但从他的本意来看，是为了尽心报国。皇帝的威权超过雷霆，处死一个匹夫，和杀一只蝼蚁没有什么区别。桓帝宽宥李云，可以显示自己能够接受切直的谏言，把自己的大度与高尚品德传布于天下。”《三国志·文帝纪》又记载，公元220年，当曹丕篡汉时，太史丞许芝引前白马县令李云上事书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看来这位李云一直活到了汉献帝在位时期，甚至连汉朝在公元196年迁都许昌都知道。而《后汉书》与《后汉纪》却记载，管霸虽然同情李云，但桓帝还是判处李云死刑。听说此事后，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大臣还联名上书，为李云说情。桓帝干脆就将这几名官员一并革职，但在几天后又把他们召了回来。最后，李云便悲惨地死在了监狱里。
在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之中，究竟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自从孔子删《诗》、《书》，削《春秋》以来，绝大多数中国历史著作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历史作家的笔下，美化或丑化一个人（即便他贵为皇帝），实在是太容易了。区区几百字，就可以把汉文帝和曹操扶上神坛，而把秦始皇和汉桓帝扔入地狱。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4）
第三节第二次“跌倒”：结束宦官专权后的袁家
虽然打倒了梁冀，汉桓帝却无法规避梁冀留下的麻烦。太学的扩招，制造出许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没法给他们设计那么多官位，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们只好靠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来发泄不满。于是，东汉中后期没有再诞生过一位“好皇帝”。
为了咸鱼翻身，袁家借住文人们的“无私”帮助，打倒了把持朝政的宦官们，并给成年的袁绍冠上了“字”——本初。“本初”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可现实又一次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昔日的仇敌——窦家，居然再次当上了外戚！
梁冀垮台、五宦官受封万户侯，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公元159年开始，宦官将会连续把持东汉帝国的朝政30年。汉桓帝的性格和政策可以决定东汉帝国的前途，但决定不了袁氏家族的命运。无论当权者是外戚、宦官，还是党人，东汉帝国政府都迟早离不了袁家的辅佐。
当袁家成员暂时处于在野的轻闲状态时，刚刚当权的大宦官、车骑将军单超却遇到了烦心事。当了万户侯之后，单超给侄子单匡弄到了济阴太守的肥缺。济阴郡属兖州管辖，而兖州刺史第五种是东汉初年名臣第五伦的曾孙。说来这位第五伦和袁家还很有渊源，他当年因为在北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和太仆袁安唱反调，结果丢掉了司空的职务，由袁安取而代之。就这样，袁安踩着第五伦的肩膀，跻身于三公行列。
身为典型的公族成员，第五种非常看不起阉党。他见单匡到任后骄横不法，便派一名叫卫羽的官吏暗中调查，发现单匡在半年任期内贪污了6千万钱，于是上奏朝廷，要求罢免单匡，并谴责单超。单匡派刺客任方去刺杀卫羽，没想到卫羽武功高强，反而把任方抓住，解送洛阳。这样一来，单匡罪上加罪，单超极为被动，只好设法帮任方从狱中逃走，又编造罪名逮捕第五种，发配到朔方充军。时任朔方太守的是单超的外孙董援，他受单超旨意，只等第五种一到，就准备乱棍击毙。不料第五种刚到太原，就有大侠拦路杀死解押衙役，将第五种救到安全的地方隐居起来。单超听说之后，又气又急，加上单匡被捕入狱，他遭受牵连处分，竟然暴病而死。此事在民间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水浒传》等许多武侠演义小说的蓝本。
单超之死并不能令其他半阉人收敛。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都竞相建造豪宅，娶美女作妻妾，生活铺张奢靡，如同皇亲国戚。有民谣评论他们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这是说：左悺可以令皇帝改变心意，具瑗无需依附任何政治派别，徐璜容易发脾气，唐衡则左右逢源。四侯的兄弟亲戚或任刺史，或为太守，也都热衷于盘剥百姓。
虽有宦官的横行霸道，后梁冀时代的东汉政局却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河南尹李膺上任之后，声誉日高一日，每日宾客盈门，却很少能得到他的接见。能够进李膺家大门的，号称“登龙门”。太学生尤其追捧李膺，陈留人符融拜李膺为师，李膺每次见符融，都与他独处一单间，令其他太学生羡慕不已。不久后，符融又向李膺推荐自己的同学——太原人郭泰（字林宗）。（《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叫范泰，需要避“泰”字的讳，所以在《后汉书》中将所有叫“泰”的人都改名为“太”，如郭太、郑太等等。）
因为和李膺一见如故，郭泰很快名扬京师。有一次郭泰回太原老家，李膺专程去送他过黄河，二人同舟共济，河岸上观者如云，都称李、郭二人有如神仙下凡。郭泰喜欢评论人物，后来他的点评常能决定一个人在官场的前途。郭泰为人稳重，不愿入官场惹是生非，社会上评论说：“郭林宗自己虽然不是三公，但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别人成为三公。”
另一个为李膺看重的太学生是荀爽。荀爽之父荀淑是李固、李膺等人的老师，有子八人，号称“荀氏八龙”，其中荀爽的名气最大，和李膺的关系也最好。荀家成员都擅长谋略，后逢汉末乱世，他们为袁绍、曹操等军阀献计献策，风光无限，这些是后话不提。
李膺的名气既大，其好友陈蕃、杜密、王暢等人也备受知识分子崇拜。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为其编了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称李膺、杜密为“李、杜”。“李”、“杜”两姓似乎特别有缘，中国历史上有好几对著名的“李、杜”，为首的就是死于梁冀、马融、袁汤等人手中的李固、杜乔，其次便是李膺、杜密，他们虽然没有唐朝的李白、杜甫那样有名，但也堪称流芳千古了。李、郭两姓同样有缘，东汉时就有李膺、郭泰和李傕、郭汜这两对，唐朝时就更多了。但是，刘、李两家却不大合得来，汉朝时李姓往往不得志，唐朝时刘姓往往不得志，这无疑和五德终始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
几年之内，大批政治、文化名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纵情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而又以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为主。崇拜他们的太学生们仿效古籍中的“八元”、“八恺”，给这些自己崇拜的偶像们编了名单，分为五类，号称“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虽然具体人名众说纷纭，但总不外乎李膺、陈蕃、杜密、王暢、郭泰等人。如此一来，倒是很方便东汉政府日后将这些以清高自许的所谓“党人”一网打尽。
对于党人或清流的历史地位，历来有不少争议。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他们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被当朝的黑暗势力所不容；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眼高手低，不切实际，清谈误国。平心而论，在野人士因为不掌握实权，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或道德高尚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人性使然，也无可厚非。执政者因为掌握实权，具备谋私利的客观条件，加上独裁帝国的监察制度不可能完备，所以必然会有值得批判的缺点。以西汉的两大贤臣为例，萧何有经济问题，卫青有人事问题，可谓人无完人。可是，如果赋予貌似品德完美的在野人士以同样的权力，他们确实也未必就能做得更好。
帝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禁止自由言论，特别是私撰历史；二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纳入政府，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秦朝走的主要是前一条路线，汉朝走的主要是后一条路线。前一条路线简便有效，却不能长期维持；后一条路线成本巨大，却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从商周到东汉，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贵族治国，再到武夫治国，最后到文士治国的历史沿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汉帝国却面临着空前的尴尬局面。汉桓帝承梁冀乱政和汉羌百年战争的余弊，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和重新发动边疆战争，不肯扩大外朝，将更多知识分子纳入政府，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论，于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汉桓帝时代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东汉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时代，因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曾是太学生。通过历代东汉执政者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统儒家学者司马光曾经高度赞扬的“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但是，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太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灾难，明清时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为文盲更容易被统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颁布的《学而优则仕诏》，为汉桓帝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他得给3万多名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学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务农、经商的。这些太学生不屑于从事农、牧、工、商、医、兵等当时被视为下贱的行业，一心要做官，而帝国政府内压根就没有这么多职务，过高的官民比例也会令国库入不敷出，并且会造成官僚主义恶性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官做，必然会批评政府，特别是批评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东汉中后期，居然连一位“好皇帝”都没有。谁要是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他就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所有的史书都是由知识分子撰写，也是为知识分子辩护的。当史书作者看到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相似的人受到打击或排挤时，便不免会兔死狐悲，不由自主地要为之辩护了。
如果汉桓帝顺从知识分子的意见，抑制中朝，重用李膺、陈蕃、杜密等“正直的党人”，历史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只有一种：改朝换代。王莽的鬼魂在东汉时期始终挥之不去，历代东汉君主很清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原的知识分子，在骨子里是“保中国不保大汉”的。假若顺其自由发展，下一个皇帝恐怕就不再姓刘，也许姓李，也许姓陈，也许姓杜，也许姓袁——对了，这些姓氏不都是属土德，崇尚黄色吗？知识分子们也一直在说：汉朝都满365年了，黄龙不断出现，灾异齐备……这里的潜台词是：姓刘的，你们的时候早到了，赶紧自觉地下台吧。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赞》里说的那样：“天厌汉德久矣！”但是，“天何言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尽量加强自身权力，并延长东汉皇朝的寿命，汉桓帝不得不频繁地更换政府成员，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有官作，也不至于提高官民比例。每隔几年，他就会打击一次当朝势力，有时是外朝的党人，有时是中朝的宦官。但这对于帝国机器的高效运转来说，实在是非常有害的。秦、汉、魏、晋一脉相承的“中华第一帝国”之衰落，祸根其实在东汉初期，甚至西汉后期便已经埋下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唤醒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削弱了他们的奴性，对倡导独裁专政的帝国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青年袁绍也参予到了时髦的“党人崇拜”活动中去了吗？史无明文，但是可能性很大。按照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教导，年满15虚岁的青年男子，特别是出身达官贵族家庭的名门子弟都可入东汉太学。公元160年，袁绍已经年满15虚岁，有了进太学的资格，这时也正处于“党人崇拜”运动开始步入高潮的时间段，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后来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党人有：陈蕃、李膺、荀爽、王允、韩融、伍琼、陈纪、张邈、刘表、胡母班等人及其家族成员，数量可谓相当大。若非经常出入于太学，袁绍很难结识这么多党人。
上太学期间，袁绍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结婚。与袁绍联姻的家族当然不会是无名之辈，但所有史籍都没有记载他的首任妻子姓名，所以我们不妨暂且放到后文中分析。
结婚几年以后，袁绍终于到了要毕业的时候。按规矩，成绩好的太学毕业生可以担任“郎”的官职。在太学里，袁绍肯定选修了他的家学《孟氏易》，所以成绩也不会差。《汉末英雄记》说袁绍“幼使为郎”，也就是不足20虚岁，尚未举行成年冠礼的时候便从太学毕业，担任“郎”。“郎”分好几种，有负责向朝廷提意见的“议郎”，有负责礼仪事务的“治礼郎”，也有负责在宫殿内外站岗值勤的“郎中”、“中郎”、“侍郎”，等等。“郎”官的俸禄相差很多，可达两倍以上。大体说来，议郎的工作最轻松，不用值班，没有重体力工作。但实际上，议郎也最危险，因为他必须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当了几年“郎”以后，袁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20虚岁生日，也举行了自己的成年冠礼。那应该是在公元165年。
和安静简朴的婚礼相比，汉代中国人的冠礼过程要热闹许多，也复杂许多。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行将举行冠礼的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即嫡子、孤子和庶子。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妾和婢生的儿子叫庶子，父亲已经去世的嫡子叫孤子。袁绍本来是庶子，但因为过继给伯父袁成，所以一跃而为嫡子；因为袁成早已去世，所以他又变成了孤子，得按照孤子的规矩举办冠礼。
冠礼开始前，还得先占卜，看哪个日子举办冠礼比较吉利。随后，袁绍就应委托自己的一位叔父（很可能是他的亲生父亲袁逢）邀请袁氏家族的亲朋好友、同事故吏们来参加自己的冠礼，人数越多越好。在来宾之中，又要通过占卜，挑选出一位主宾，他将是冠礼上最忙碌的人。
此外，袁家还必须准备好三套衣冠：爵弁、皮弁、进贤冠。这三种冠都是先秦古冠，汉朝时已经发展出了好几十种新式冠，但在冠礼上还是以这三种古冠为主。在20虚岁之前，未成年男子没有资格穿戴这三种社交场上的正式衣冠。
爵弁又称冕，是在普通的冠上装一块长木板，但是与帝王和高官贵族戴的冕旒不同，没有用玉珠串做成的旒，地位比其它种类的冠尊贵；皮弁即诸葛亮在图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常戴的冠，用鹿皮做成，地位较爵弁低一等；进贤冠即先秦的缁布冠，用缁布做成，前高后矮，形制最为简单，地位也最低。这三种衣冠又各有各的用处：爵弁最华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皮弁最结实，用于军事狩猎活动；进贤冠最简便，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古代中国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高于军事，军事又高于政治、法律、经济等日常工作。同时代的印度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等许多民族也都有这种思想。
古代中国人讲究“衣冠一体”，每一种冠都要配相应的服饰：爵弁配爵弁服，皮弁配缁麻衣，进贤冠配玄端服，不能混用，否则就是“非礼”。现代阿拉伯男子在戴包头时必穿长袍，穿西装时则不能戴包头，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在冠礼那天，孤子袁绍按照主人的规矩在门口迎接来宾，并陪同他们进屋。袁家全体男性成员也都要在场，大家一律穿着黑色的玄端服，头戴进贤冠。只有袁绍还不能戴冠，作为未成年人，他头上只是简单地束着左右两根辫子，叫做“两髦”，也称“总角”。
冠礼在袁绍家中父庙里举行，庙内的正堂就是袁绍的t形台。经过一系列程序，主宾解开袁绍头上的两髦，扎成一个发髻，随后依次把进贤冠、皮弁、爵弁戴在袁绍的头上。每次戴冠的时候，主宾都要对袁绍说些祝福的套话。每换一种冠，袁绍就要进侧房去换上相应的服饰，再出来向宾朋们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最后，袁绍戴上最尊贵的爵弁，与宾朋们饮酒并祭祀。冠礼至此只完成了一半，他还得带着祭祀用的干肉去见自己的母亲，然后回到主宾面前接受更加重要的“字”。
“字”是由主宾在大庭广众中向袁绍宣布的。他应该这么说：“现在，三次加冠的仪式都已经完成，又正逢良月吉日，我现在要清楚地宣布你的‘字’。这个字非常美好，正与你这样的帅哥般配。字取得适宜就是福分，你要接受并永远保有它。你的字就叫‘本初’。”
冠礼至此结束，宾朋们现在可以尽情地大吃大喝，并在饭桌上讨论袁绍的未来了。与婚礼晚宴上新婚夫妇吃的大鱼大肉相比，这顿饭荤素搭配，营养更加丰富，就餐者还能够品尝到像蜗牛这样很受欢迎的风味小吃。
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是谁给袁绍起了“本初”这么一个字。从先秦古籍看来，“字”虽然由主宾宣布，却和“名”一样，由父亲选定，并在事先通知他的儿子。主宾只是个传声筒，他不会更改早已确定的“字”。袁成死后，袁家的嫡子变成了袁绍的亲生父亲袁逢，“本初”这个字或许就是由他选定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袁绍的祖父袁汤此时如果依然健在的话，肯定也会干涉此事。
既然如此，那么袁汤或袁逢给袁绍起“本初”这样一个字，用意究竟何在？本初元年既是袁绍的生年，又是袁成的亡年，还是袁汤当上“三公”的年份。对于袁绍来说，这个“字”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只要袁绍不忘记自己的字，他就不可能忘记血腥的宫廷政治，忘记不了对禁卫军的控制，忘记不了对皇帝的废立，忘记不了袁家是怎样获得三公与侯爵头衔的，更忘不了追求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此外，本初元年又是东汉帝国政府颁布《学而优则仕诏》的年份，是太学剧烈扩招的年份，也是“党人”开始形成的年份。袁绍既然决定以“本初”为字，就不可能再与太学和党人脱离关系。
在冠礼上，刚刚成年的袁绍很可能通过与贵宾高朋们的交流，确定了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当时，官场上的升迁总是需要显贵大员们的介绍信，而这恰好是袁绍冠礼上最好的贺礼，聪明人绝不会放过这个巴结袁家的天赐良机。不久以后，年方“弱冠”的袁绍就辞去了那个打杂的“郎”官，到濮阳当县令去了。
当代的濮阳只是省级贫困县，但在东汉时期，濮阳县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东汉帝国分为13郡，即司隶校尉部、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兖州分为6郡2国，其中总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东郡，而濮阳就是东郡的首府。它雄踞黄河南岸，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结合部，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秦汉制度，人口超过1万的大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令”；人口不足1万的小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长”。东汉濮阳县的城乡居民总数接近1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郡，濮阳县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当于现代的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出任这一要职时，袁绍不过20岁出头，又从未立过什么功劳，袁家在官场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关系由此可见。沮授后来说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从洛阳前往濮阳上任的路上，袁绍不可避免地得经过偃师、成皋、荥阳、阳武、白马等5县。在阳武县西郊渡过著名的运河“鸿沟”时，他很可能要使用一个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后，这个小渡口将因为袁绍的失败而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