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士大夫尽管拥有书写历史的特权，却很少能够真正改变国家的命运。真正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被士大夫鄙视的军人。而在党锢运动前后，军队却坚决地站在汉桓帝与宦官一边，这就决定了士大夫的所有反抗最终都将被武力镇压的命运。
和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一样，汉桓帝的谥号“桓”代表了朝廷在他死后对他的官方评价。“桓”可绝对不是恶谥。按《逸周书·谥法解》：“辟疆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汉桓帝的一生，其实是勤于政事的一生，也是武功赫赫的一生。导致他死后蒙上恶名的，正是迫害士大夫的党锢运动。
如前文所述，汉桓帝亲政之后，为了扭转东汉中期日渐衰颓的国势，便排“仁”用“义”，不再重要郭、马、袁、杨等开国元勋的后代和世卿世禄的豪门成员，而着重从民间提拔新人才。在军事领域里，桓帝“举贤上功”，用人唯才而不唯亲，弃用长期垄断西北军权的邓、马、耿、窦等将门成员，转而提拔下级军官，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凉州的三位将领：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所以合称“凉州三明”。张奂和段颎都是梁冀的故吏，梁冀倒台之后，汉桓帝没有一味排斥梁党，而是重用“凉州三明”。近百年来，东汉军队在对外作战中胜少败多，特别是羌人多次横扫凉州，延及并州和益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在凉州三明的努力下，汉军很快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征服了众多游牧民族，收复了大片国土。
公元166年，鲜卑人的攻势渐渐衰减，西羌已经陷入绝境，东羌也陆续投降，东汉帝国的国际声望重新大幅提升。是年九月，洛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远方来客——大秦王安敦的使团。“安敦”显然是“安东尼”（antoni）的汉朝译音，而此处的“大秦王安敦”，当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arcaureliantoni，公元161～180年在位）。此人博学多才，号称“哲学家皇帝”，对东方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向中国派遣使团似乎并不奇怪。可是，当时就有汉朝官员怀疑这个使团是假冒的，因为在汉代中国人眼里，大秦向来以“宝众”著称，而这些使者并未带来什么稀奇贵重的礼品，甚至连火浣布都没有，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的特产。但不容怀疑的是，这个使团知道当朝的罗马皇帝姓“安东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经东南亚海上坐船来到中国的，说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此时仍然不通。此前半个世纪在罗马出版的托勒密巨著《地理志》，也已记载了从红海出发，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国南方的航线。无论怎样，这都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甚至比马可·波罗造访中国更重要。
罗马人在公元166年造访中国，并非出于偶然。在后面的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大秦使团”访问中国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将会发现，他们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件连送礼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稀奇礼品。打开这个神秘的“潘多拉盒子”，从里面飞出来的小东西就会令业已走上复兴之路的东汉帝国骤然衰亡。
送走大秦使团之后，公元167年正月，东羌又开始了侵略。时任护匈奴中郎将的张奂派遣麾下的两员悍将——尹端和董卓分路出击，击退敌军。同月，最后一支西羌部落——当煎羌围攻武威郡，时任护羌校尉的段颎千里驰援故乡，一举全歼敌军。至此，西羌部落被完全平定。在持续了60多年之后，汉羌战争终于有了即将结束的征兆。
按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传统标准来衡量，桓帝的确是成功的君主，特别是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位皇帝相比，显得更是突出。桓帝亲政时期，天下风调雨顺，饥民显著减少，暴动近乎消失，经济迅速恢复，人口平稳增长，帝国的领土和威望不断地扩大，罗马和印度等遥远的国家连年入贡，东汉帝国俨然有中兴之相。桓帝一朝是东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56486856人，加上隐藏户口和少数民族，实际上可能接近7千万，为西汉后期以来之最，比隋唐时期的户口都多，直到北宋时期才被超过。
但是，汉桓帝并不能让士大夫满意，他们不断指责桓帝荒淫无度，沉迷于宗教，敌视正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齐桓公、汉武帝、汉光武帝和汉明帝这些所谓的“明君”也和桓帝一样“寡人有疾”，而在全体知识分子都信仰五德终始理论的时代，东汉后期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位能够令士大夫满意的君主，除非他甘愿把大汉政权拱手让人。
随着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桓帝也变得日益刚愎自用。除了太尉陈蕃之外，朝廷上已无敢于为党人说情者。正在此时，新息县长贾彪悄然来到了洛阳。
在士大夫的眼里，这位贾彪本不是什么善人。他本是太学生领袖，与郭泰齐名，后来举孝廉，到汝南郡当了新息县长。不久后，党人岑晊因为与张俭、刘表等人并列为“八及”，又在大赦期间屠杀汉桓帝宠幸的张美人全家二百余口，遭到通缉，逃亡进汝南郡中。各级地方官员都争相帮助他隐藏，只有贾彪不肯接纳，说：“此人要挟皇上，滥杀无辜，自犯重罪，而又不敢担当责任，四处逃亡，连累亲友，不是大丈夫。我身为县长，不去逮捕他就算宽厚了，难道反而要帮助他继续隐藏吗？”
但听说李膺、杜密等人下狱，贾彪却坐不住了，秘密前往洛阳，求见尚书霍谞和城门校尉窦武。霍谞曾助汉桓帝诛灭梁冀，因功封侯，颇受信赖，窦武又是桓帝的岳父。经三人密谈，窦武上书，一面赞颂大破羌人、万国来朝的功绩，提醒桓帝应该大赦天下，一面为党人鸣冤，最后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交还城门校尉和槐里侯的印绶，退休回家。
同时，党锢案的主审官——中常侍王甫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经过半年审讯，被捕的党人竟然没有一个肯认罪的，而李膺、杜密等人又说他们与很多宦官子弟关系密切，令王甫左右为难。见窦武上书，他干脆便也跟着上奏，请桓帝下大赦令。
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汉桓帝终于宣布大赦，释放党人。第一次党锢运动在持续了10个月之后，暂时告一段落，党人们也陆续返回朝廷做官。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与张俭、岑晊等人命案直接有关者外，并无党人被处死。党人们回到故里，反而如同衣锦还乡，各色人等远至上百里外迎接，聚集的马车多达数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党人范滂见此情景，长叹说：“你们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
第一次党锢运动发动之时，身为濮阳县令的袁绍应当恰好躬逢其盛。在此前后，他还遇上了两件要事：第一件是娶妻生子，第二件是他的母亲去世。因为母亲去世，所以袁绍按照官场的规矩，辞去濮阳县令一职，回家送葬服丧。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袁绍首次结婚的时间和袁绍三位儿子的生年问题，结论是：袁绍娶妻在公元170年之前，袁谭出生在公元171年以前，袁熙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前，而袁尚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后。
袁绍的母亲究竟何时去世，史无明文。但是，袁绍的治丧却十分著名。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的记载，袁绍与袁术兄弟丧母时，归葬于家乡汝南，曹操、王俊等三万人会葬。曹操见到葬礼的盛况，就悄悄对王俊说：“天下即将大乱，为乱首者一定是这两兄弟。要想拯救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杀这二人，祸乱就要开始了。”王俊回答：“像你这么说，能拯救天下的英雄，除了你自己，还有谁呢？”曹、王二人于是相对而笑。
轻信这种荒谬记载的人，恐怕没有研究过袁绍兄弟的生平。首先，袁绍和袁术肯定不同母，如果袁绍之母去世，袁术未必会参加葬礼；其次，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看，袁绍母亲去世时，曹操应当不过十岁左右；第三，曹操年青时，与袁绍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又长期追随袁绍，怎会突然说出这种话；第四，东汉末年，只有一个人的葬礼吸引过三万名宾客，就是享誉天下的高士陈龋苤干砦业笔庇终t谑乱档牡凸龋脑崂裨跄苡谐氯那么高的号召力。凡此种种，都是曹魏集团为了证明曹操早已与袁绍、袁术兄弟断绝关系，从未与袁绍同心而挖空心思编造的，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然而，袁绍在母亲的葬礼上确实做了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服三年之丧，并且在此后“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先为母亲服丧三年，又为亡父“追补”服丧三年，这听上去很感人，其实却是“非礼”的。幼年丧父，青年丧母，袁绍的情况与孔子极为相似，而孔子只服母丧，不再追服父丧。孔子确实说过：“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孟子也说过：“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但孔子又说：“过犹不及。”所以，连续服丧六年，其实和没服丧差不多。而且，汉朝官员服丧，根本无需服三年。《礼记·三年问》规定：“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汉文帝又诏令丧期以日易月，实服25日。东汉时，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曾多次进行，汉桓帝在位初期，梁冀曾经一度允许“二千石”级别以上的官员服三年之丧，但在汉桓帝亲政后便明令禁止。身为“一千石”级别的县级官员，袁绍要连续服6年丧，虽然无可非议，其实有不合情理与时代风尚之处。
更何况，袁绍其实并不太为母亲的去世而伤心。据《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记载，汝南人许劭字子将，是袁绍的同郡老乡，以品评人物著称。袁绍因母丧辞去濮阳县令，穿着豪华的衣饰，带着大批车徒回家，将入汝南郡界时，突然想起许劭，于是说：“我这身打扮、车骑和随从，怎么能让许子将见到呢？”于是遣散宾客，换上简朴的衣服，独自驾车回家。可见，袁绍坚持长期服丧，并非出自对母亲和继父的真心哀悼，而主要是在别人，特别是许劭等社会名流面前演戏。
但袁绍的这场戏可不好演。在葬礼和长达6年的服丧期间，他将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葬礼和丧礼是儒家文化中最复杂的礼仪，至今在中国民间仍然部分保存着，因此无需作详细介绍。有时，我们在乡间会看到有人穿着破麻衣，爬上自家的房顶，挥舞着死者生前的衣服高喊：“魂兮归来！归来归来！”在灵堂里，又会看到有许多人聚在一起蹦蹦跳跳，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同时痛哭，一会儿又同时止哭。这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葬礼，至少已经有2千多年的传统了，也是包括袁绍在内的汉朝中国人应当举行的葬礼。
在服丧期间，袁绍必须披麻戴孝，也就是穿麻衣、粗草鞋等丧服。他还得“囚首丧面”，也就是披散头发，在脸上涂满灰泥，还拄着一根拐棍（也就是所谓的“哭丧杖”），以示自己悲痛得已经没有力气再站立了，看上去一小半像人，一多半像鬼。在服丧期间，袁绍不许欢笑，不许歌唱，不许听音乐，不许跳舞，不许洗澡，不许上班，不许投资，不许吃肉，不许饮酒，不许性交，还有许多其它的忌讳。如果违反了这些忌讳，那就是不孝，就是伪君子，服丧也就白服了。所以，有些人在丧期举办宴会，有些人的妻妾在丧期内怀孕，甚至只是为生活所迫而做点小买卖，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不难想象，许多服丧者都度日如年，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翻黄历。也不难理解，包括汉桓帝在内，历代中国皇帝都不大赞许这种古老的习俗，一再对家有丧事的官员“夺情”，即禁止他们辞职长期服丧，以免影响政府工作的正常进行。然而，毕生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袁绍却在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主动把这只需行25天的苦修延长到了72个月。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在袁绍服六年之丧期间，东汉帝国里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赦免党人之后，汉桓帝满脑子想的都是与羌人的最后决战。几年来，“凉州三明”虽然都屡战屡胜，但在桓帝的心目中，高下已判。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的策略是软硬兼施，而以招抚为主，都不肯痛下杀手。只有段颎血气方刚，能够坚决执行桓帝的剿羌战略。公元167年底，桓帝召“凉州三明”回京，皇甫规、段颎先到，张奂因为还在与东羌僵持，不能及时返回。桓帝于是单独给段颎下诏，与他商讨作战方案，拨调兵马钱粮，以便尽快出征。岂料出师未捷君先死，长使将军泪满襟！
窦武之女窦妙虽然立为皇后，但因为是陈蕃撮合的包办婚姻，根本不受桓帝的宠爱。段颎出征后不久，即公元167年冬季，桓帝又封田圣等九女为贵人，严重威胁到了窦皇后的地位，她的被废看来已经指日可待。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窦武、陈蕃等人当然不会坐视这种情况的出现。
公元167年十二月丁丑日，中国历史上生前公开挨骂最多、被骂得也最狠的君主——汉桓帝暴崩于洛阳宫中，享年36虚岁。
桓帝并非没有生育能力，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他共有三个女儿：刘华、刘坚、刘修，其中长女安长公主刘华嫁给辅国将军伏完，他们生下的长女又与汉献帝结婚，就是后来被曹操杀害的伏皇后。但无论如何，在桓帝死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子活下来。桓帝的遗体还停在前殿时，窦皇后就杀了田圣，又要把其她八位贵人处死，多亏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这才救下她们的命。窦武父子也没闲着，跑到宫中选美，挑了许多宫女带回家里享受，还顺便拿走许多宫内财宝，几天之内就成了暴发户。
据《后汉纪·灵帝纪》，窦武共有5子2女，其中3个儿子知名：窦绍、窦机、窦恪。《后汉书·窦何列传》则说窦绍是窦武哥哥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窦靖。这样就又产生了矛盾。其他几人在史书上都一笔带过，可以不论；窦绍却是窦武的左膀右臂，又与袁绍同名，所以值得研究一番。无论采信哪一种记载，窦武自己都不是没有儿子，但桓帝每次封赏窦家，窦绍都仅次于窦武受封，而窦武的哥哥却不在其列。这些情况说明两件事：窦武把窦绍看作自己的儿子；窦武如果有哥哥的话，也早就死了。
综上所述，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窦绍是窦武的亲生儿子，但在窦武的长兄去世后，被追认过继给他，故而起名为“绍”；窦武还有窦机等几个儿子，但对窦绍的感情却最深，窦绍的能力也比窦武的其他几个儿子强。这可能是因为窦武年长，更可能是因为，窦绍作为窦武哥哥的宗法继承人，需要从小独立照管许多事情。很多中外历史名人都是早年丧父，不得不自幼挑起家庭重担，所以显得特别早熟，综合能力大大强于有父母长期照料的孩子。袁绍和窦绍的情况更为特别：他们的亲生父亲还健在，时刻可以提供帮助；自己又有孤儿的身份，必须承担许多责任。从人性上讲，窦武和袁逢喜爱窦绍和袁绍，甚于自己其他的儿子，也在情理之中。
桓帝死后，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司徒胡广辅政。为了能够长期执政，他们效仿王莽和梁冀，想在刘氏宗室中寻找一个少儿当皇帝，最后选择了年纪最小的候选者——解犊亭侯刘苌与董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宏。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5）
第三章浮出水面：
第一节：四世三公伟业背后的黑幕
两次党锢之祸，袁家安然无恙，唯独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遭到禁锢。袁家的官场鬼才们闪转腾挪，迅速转为外朝领袖，开始了黑白两道的通吃生活。
第一节巧妙的避祸：袁绍的六年守丧生活
窦家为了自己，违背宗法，拥立灵帝，因而非常忌惮了解宫中秘事的宦官。党人们为了报党锢之仇，稀里糊涂的上了窦家的贼船，准备联手消灭宦官。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袁家这次总算没有站错队，还顺带把皇亲董卓收为幕僚。只是委屈了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不得不继续窝在家里“守丧”。
公元168年正月庚子日，刚刚年满12虚岁的刘宏在窦武、陈蕃、胡广等人的拥戴下，在洛阳即皇帝位，史称汉灵帝。
小时候，灵帝经常听人说，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美丽的宫女成千上万，因此特别羡慕。到了洛阳之后，他才发现，宫廷生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洛阳宫中不仅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多美女，就连像样的房子都没几间，仓库里也没有什么积蓄。桓帝在位时期，宫殿经常失火，但因为国家经济紧张，一直没有大兴土木，许多宫人都在临时搭建的小木屋里凑合着住。段颎西征时军费不足，桓帝带头出钱，再加上窦武父子的提前搜刮，当然不可能给灵帝留下多少积蓄。宫里的美女不是被窦太后处死，就是被窦武父子带回家享用，也所剩无几。灵帝见了这幅情景十分感慨，但不是称赞桓帝的节俭奉公，而是嘲笑桓帝“不能作家居”，生活缺乏品位，于是和一些宦官合计，开始经营自己的小金库，准备大规模兴建和装修皇宫。
二月，段颎在逢义山（今宁夏固原市西北）大破东羌，残敌散入山谷之中，看来已经不堪一击。与此同时，洛阳的中朝与外朝两党也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窦家的上台既非出自桓帝之意，立灵帝又不符合宗法，所以注定会造成比霍光、王莽、梁冀拥立新君时更加激烈的冲突。了解宫中秘事的只有宦官，窦武对这一群体颇为忌惮，想将他们消灭掉。太傅陈蕃也正想为党人报仇，于是与窦武联合推荐著名党人王暢为司空，杜密为太仆，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李膺为长乐少府，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栾巴为议郎，控制洛阳周边的军政大权，准备逐步消灭宦官。
中常侍管霸曾主审李云案，虽然为之说情，仍为士大夫所不容。后来，他又与中常侍苏康阻止窦太后杀绝桓帝九贵人，所以特别为窦家仇恨。陈蕃、窦武顺利地杀掉了管霸和苏康后，便向窦太后商议，要一举铲除宦官。窦太后却犹豫不决，反问道：“宦官自古便有，又不是都坏。你们杀光宦官，将来上朝时，难道让我这个女人抛头露面吗？”
的确，就大规模屠杀宦官这件事来说，对帝国其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对宦官的屠杀，结局全都是皇朝的迅速衰亡。其中年代最早、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当数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公元前336年处死大宦官博格雅斯等人的事件。3年之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埃及、巴比伦诸省不战而降，印度、中亚等地也宣布独立，大流士三世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却仍旧一败涂地，在公元前330年便身死国亡。在中国，秦王子婴刺杀大宦官赵高，40余日之后，秦国便灭亡了；朱温欲篡唐位，先杀宦官700余人，5年后灭唐；崇祯皇帝铲除魏忠贤党羽，此后天下大乱，过了17年，明朝就宣告灭亡。东汉的例子更加典型：几代外戚谋划屠杀宦官失败后，袁绍、袁术兄弟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此后汉朝便如同行尸走肉。董卓、曹操等人能够很容易地以少量兵力控制皇帝，腾出手来对付群雄，与宫中缺失宦官有很大关系。
宦官固然有其可憎之处，但在帝国体制中却起着非常重要，而且无法取代的作用。作为皇帝、外戚和外朝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一旦宦官遭到沉重打击，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便难以再正常运转。古今中外计划屠杀宦官的，无一不是打着清君侧和中兴大旗的，但没有一次中兴成功；也无一不是想独掌朝政、进而谋求皇位的，窦武与此后的何进，以及袁绍、袁术兄弟自不例外。士大夫和社会各界对窦、袁屠杀宦官行动的支持，表面上看是对正义的拥护，实际上却在敲汉朝的丧钟。
九月辛亥日凌晨，曹节、王甫、朱瑀等宦官得知窦武的计划，挟持汉灵帝发动政变，诬告窦武等人谋反，逼迫各尚书、黄门作诏，宣布逮捕陈蕃、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都拒绝作诏，王甫拔剑斩杀山冰，又将尹勋等人关入牢房，并释放被窦武监禁的宦官郑砯，命他去逮捕陈蕃、窦武。窦武闻讯，骑马跑到步兵校尉窦绍营中，与窦绍射杀郑砯等人，召集北军五校部队，准备入宫消灭宦官。
此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司马董卓等凉州悍将刚刚凯旋回京。宦官们于是请汉灵帝下诏，命凉州军随车骑将军周靖共讨窦武。王甫自率千余名禁卫军出朱雀门，正逢陈蕃带了几十名官吏和太学生提刀冲入宫来，要与宦官拼命。王甫便将他们全部逮捕，然后到宫外与窦武、窦绍军对阵。清晨，王甫与窦武对骂，窦武渐渐理屈词穷，其部下陆续倒向王甫。正在此时，周靖、张奂、董卓的大军赶到，北军五校将士见势不妙，全部投降，窦武、窦绍在绝望中自杀。陈蕃、窦武两人的男性亲友或被处死，或被逮捕，家眷流放交州日南郡，窦太后则被软禁在南宫云台，其地位被灵帝的生母董贵人取代。李膺、杜密、刘瑜、栾巴等人因为与陈蕃、窦武关系密切，所以也都被革职或降职。栾巴上书鸣冤，结果再次被关入死牢。这一次，栾巴不再指望有地震来拯救自己，便与尹勋等人在狱中自杀了。
陈蕃、窦武、栾巴、尹勋等人的死讯和李膺、杜密等名士被逮捕的消息传来，郭泰对朋友长叹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郭泰的这段话中两度引用孔子编订的《诗经》，正是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充分表现了儒家教育对汉代知识分子人生的巨大影响力。
和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一样，汉桓帝的谥号“桓”代表了朝廷在他死后对他的官方评价。“桓”可绝对不是恶谥。按《逸周书·谥法解》：“辟疆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汉桓帝的一生，其实是勤于政事的一生，也是武功赫赫的一生。导致他死后蒙上恶名的，正是迫害士大夫的党锢运动。
如前文所述，汉桓帝亲政之后，为了扭转东汉中期日渐衰颓的国势，便排“仁”用“义”，不再重要郭、马、袁、杨等开国元勋的后代和世卿世禄的豪门成员，而着重从民间提拔新人才。在军事领域里，桓帝“举贤上功”，用人唯才而不唯亲，弃用长期垄断西北军权的邓、马、耿、窦等将门成员，转而提拔下级军官，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凉州的三位将领：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所以合称“凉州三明”。张奂和段颎都是梁冀的故吏，梁冀倒台之后，汉桓帝没有一味排斥梁党，而是重用“凉州三明”。近百年来，东汉军队在对外作战中胜少败多，特别是羌人多次横扫凉州，延及并州和益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在凉州三明的努力下，汉军很快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征服了众多游牧民族，收复了大片国土。
公元166年，鲜卑人的攻势渐渐衰减，西羌已经陷入绝境，东羌也陆续投降，东汉帝国的国际声望重新大幅提升。是年九月，洛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远方来客——大秦王安敦的使团。“安敦”显然是“安东尼”（antoni）的汉朝译音，而此处的“大秦王安敦”，当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arcaureliantoni，公元161～180年在位）。此人博学多才，号称“哲学家皇帝”，对东方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向中国派遣使团似乎并不奇怪。可是，当时就有汉朝官员怀疑这个使团是假冒的，因为在汉代中国人眼里，大秦向来以“宝众”著称，而这些使者并未带来什么稀奇贵重的礼品，甚至连火浣布都没有，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的特产。但不容怀疑的是，这个使团知道当朝的罗马皇帝姓“安东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经东南亚海上坐船来到中国的，说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此时仍然不通。此前半个世纪在罗马出版的托勒密巨著《地理志》，也已记载了从红海出发，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国南方的航线。无论怎样，这都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甚至比马可·波罗造访中国更重要。
罗马人在公元166年造访中国，并非出于偶然。在后面的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大秦使团”访问中国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将会发现，他们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件连送礼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稀奇礼品。打开这个神秘的“潘多拉盒子”，从里面飞出来的小东西就会令业已走上复兴之路的东汉帝国骤然衰亡。
送走大秦使团之后，公元167年正月，东羌又开始了侵略。时任护匈奴中郎将的张奂派遣麾下的两员悍将——尹端和董卓分路出击，击退敌军。同月，最后一支西羌部落——当煎羌围攻武威郡，时任护羌校尉的段颎千里驰援故乡，一举全歼敌军。至此，西羌部落被完全平定。在持续了60多年之后，汉羌战争终于有了即将结束的征兆。
按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传统标准来衡量，桓帝的确是成功的君主，特别是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位皇帝相比，显得更是突出。桓帝亲政时期，天下风调雨顺，饥民显著减少，暴动近乎消失，经济迅速恢复，人口平稳增长，帝国的领土和威望不断地扩大，罗马和印度等遥远的国家连年入贡，东汉帝国俨然有中兴之相。桓帝一朝是东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56486856人，加上隐藏户口和少数民族，实际上可能接近7千万，为西汉后期以来之最，比隋唐时期的户口都多，直到北宋时期才被超过。
但是，汉桓帝并不能让士大夫满意，他们不断指责桓帝荒淫无度，沉迷于宗教，敌视正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齐桓公、汉武帝、汉光武帝和汉明帝这些所谓的“明君”也和桓帝一样“寡人有疾”，而在全体知识分子都信仰五德终始理论的时代，东汉后期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位能够令士大夫满意的君主，除非他甘愿把大汉政权拱手让人。
随着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桓帝也变得日益刚愎自用。除了太尉陈蕃之外，朝廷上已无敢于为党人说情者。正在此时，新息县长贾彪悄然来到了洛阳。
在士大夫的眼里，这位贾彪本不是什么善人。他本是太学生领袖，与郭泰齐名，后来举孝廉，到汝南郡当了新息县长。不久后，党人岑晊因为与张俭、刘表等人并列为“八及”，又在大赦期间屠杀汉桓帝宠幸的张美人全家二百余口，遭到通缉，逃亡进汝南郡中。各级地方官员都争相帮助他隐藏，只有贾彪不肯接纳，说：“此人要挟皇上，滥杀无辜，自犯重罪，而又不敢担当责任，四处逃亡，连累亲友，不是大丈夫。我身为县长，不去逮捕他就算宽厚了，难道反而要帮助他继续隐藏吗？”
但听说李膺、杜密等人下狱，贾彪却坐不住了，秘密前往洛阳，求见尚书霍谞和城门校尉窦武。霍谞曾助汉桓帝诛灭梁冀，因功封侯，颇受信赖，窦武又是桓帝的岳父。经三人密谈，窦武上书，一面赞颂大破羌人、万国来朝的功绩，提醒桓帝应该大赦天下，一面为党人鸣冤，最后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交还城门校尉和槐里侯的印绶，退休回家。
同时，党锢案的主审官——中常侍王甫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经过半年审讯，被捕的党人竟然没有一个肯认罪的，而李膺、杜密等人又说他们与很多宦官子弟关系密切，令王甫左右为难。见窦武上书，他干脆便也跟着上奏，请桓帝下大赦令。
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汉桓帝终于宣布大赦，释放党人。第一次党锢运动在持续了10个月之后，暂时告一段落，党人们也陆续返回朝廷做官。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与张俭、岑晊等人命案直接有关者外，并无党人被处死。党人们回到故里，反而如同衣锦还乡，各色人等远至上百里外迎接，聚集的马车多达数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党人范滂见此情景，长叹说：“你们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
第一次党锢运动发动之时，身为濮阳县令的袁绍应当恰好躬逢其盛。在此前后，他还遇上了两件要事：第一件是娶妻生子，第二件是他的母亲去世。因为母亲去世，所以袁绍按照官场的规矩，辞去濮阳县令一职，回家送葬服丧。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袁绍首次结婚的时间和袁绍三位儿子的生年问题，结论是：袁绍娶妻在公元170年之前，袁谭出生在公元171年以前，袁熙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前，而袁尚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后。
袁绍的母亲究竟何时去世，史无明文。但是，袁绍的治丧却十分著名。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的记载，袁绍与袁术兄弟丧母时，归葬于家乡汝南，曹操、王俊等三万人会葬。曹操见到葬礼的盛况，就悄悄对王俊说：“天下即将大乱，为乱首者一定是这两兄弟。要想拯救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杀这二人，祸乱就要开始了。”王俊回答：“像你这么说，能拯救天下的英雄，除了你自己，还有谁呢？”曹、王二人于是相对而笑。
轻信这种荒谬记载的人，恐怕没有研究过袁绍兄弟的生平。首先，袁绍和袁术肯定不同母，如果袁绍之母去世，袁术未必会参加葬礼；其次，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看，袁绍母亲去世时，曹操应当不过十岁左右；第三，曹操年青时，与袁绍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又长期追随袁绍，怎会突然说出这种话；第四，东汉末年，只有一个人的葬礼吸引过三万名宾客，就是享誉天下的高士陈龋苤干砦业笔庇终t谑乱档牡凸龋脑崂裨跄苡谐氯那么高的号召力。凡此种种，都是曹魏集团为了证明曹操早已与袁绍、袁术兄弟断绝关系，从未与袁绍同心而挖空心思编造的，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然而，袁绍在母亲的葬礼上确实做了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服三年之丧，并且在此后“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先为母亲服丧三年，又为亡父“追补”服丧三年，这听上去很感人，其实却是“非礼”的。幼年丧父，青年丧母，袁绍的情况与孔子极为相似，而孔子只服母丧，不再追服父丧。孔子确实说过：“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孟子也说过：“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但孔子又说：“过犹不及。”所以，连续服丧六年，其实和没服丧差不多。而且，汉朝官员服丧，根本无需服三年。《礼记·三年问》规定：“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汉文帝又诏令丧期以日易月，实服25日。东汉时，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曾多次进行，汉桓帝在位初期，梁冀曾经一度允许“二千石”级别以上的官员服三年之丧，但在汉桓帝亲政后便明令禁止。身为“一千石”级别的县级官员，袁绍要连续服6年丧，虽然无可非议，其实有不合情理与时代风尚之处。
更何况，袁绍其实并不太为母亲的去世而伤心。据《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记载，汝南人许劭字子将，是袁绍的同郡老乡，以品评人物著称。袁绍因母丧辞去濮阳县令，穿着豪华的衣饰，带着大批车徒回家，将入汝南郡界时，突然想起许劭，于是说：“我这身打扮、车骑和随从，怎么能让许子将见到呢？”于是遣散宾客，换上简朴的衣服，独自驾车回家。可见，袁绍坚持长期服丧，并非出自对母亲和继父的真心哀悼，而主要是在别人，特别是许劭等社会名流面前演戏。
但袁绍的这场戏可不好演。在葬礼和长达6年的服丧期间，他将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葬礼和丧礼是儒家文化中最复杂的礼仪，至今在中国民间仍然部分保存着，因此无需作详细介绍。有时，我们在乡间会看到有人穿着破麻衣，爬上自家的房顶，挥舞着死者生前的衣服高喊：“魂兮归来！归来归来！”在灵堂里，又会看到有许多人聚在一起蹦蹦跳跳，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同时痛哭，一会儿又同时止哭。这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葬礼，至少已经有2千多年的传统了，也是包括袁绍在内的汉朝中国人应当举行的葬礼。
在服丧期间，袁绍必须披麻戴孝，也就是穿麻衣、粗草鞋等丧服。他还得“囚首丧面”，也就是披散头发，在脸上涂满灰泥，还拄着一根拐棍（也就是所谓的“哭丧杖”），以示自己悲痛得已经没有力气再站立了，看上去一小半像人，一多半像鬼。在服丧期间，袁绍不许欢笑，不许歌唱，不许听音乐，不许跳舞，不许洗澡，不许上班，不许投资，不许吃肉，不许饮酒，不许性交，还有许多其它的忌讳。如果违反了这些忌讳，那就是不孝，就是伪君子，服丧也就白服了。所以，有些人在丧期举办宴会，有些人的妻妾在丧期内怀孕，甚至只是为生活所迫而做点小买卖，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不难想象，许多服丧者都度日如年，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翻黄历。也不难理解，包括汉桓帝在内，历代中国皇帝都不大赞许这种古老的习俗，一再对家有丧事的官员“夺情”，即禁止他们辞职长期服丧，以免影响政府工作的正常进行。然而，毕生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袁绍却在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主动把这只需行25天的苦修延长到了72个月。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在袁绍服六年之丧期间，东汉帝国里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赦免党人之后，汉桓帝满脑子想的都是与羌人的最后决战。几年来，“凉州三明”虽然都屡战屡胜，但在桓帝的心目中，高下已判。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的策略是软硬兼施，而以招抚为主，都不肯痛下杀手。只有段颎血气方刚，能够坚决执行桓帝的剿羌战略。公元167年底，桓帝召“凉州三明”回京，皇甫规、段颎先到，张奂因为还在与东羌僵持，不能及时返回。桓帝于是单独给段颎下诏，与他商讨作战方案，拨调兵马钱粮，以便尽快出征。岂料出师未捷君先死，长使将军泪满襟！
窦武之女窦妙虽然立为皇后，但因为是陈蕃撮合的包办婚姻，根本不受桓帝的宠爱。段颎出征后不久，即公元167年冬季，桓帝又封田圣等九女为贵人，严重威胁到了窦皇后的地位，她的被废看来已经指日可待。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窦武、陈蕃等人当然不会坐视这种情况的出现。
公元167年十二月丁丑日，中国历史上生前公开挨骂最多、被骂得也最狠的君主——汉桓帝暴崩于洛阳宫中，享年36虚岁。
桓帝并非没有生育能力，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他共有三个女儿：刘华、刘坚、刘修，其中长女安长公主刘华嫁给辅国将军伏完，他们生下的长女又与汉献帝结婚，就是后来被曹操杀害的伏皇后。但无论如何，在桓帝死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子活下来。桓帝的遗体还停在前殿时，窦皇后就杀了田圣，又要把其她八位贵人处死，多亏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这才救下她们的命。窦武父子也没闲着，跑到宫中选美，挑了许多宫女带回家里享受，还顺便拿走许多宫内财宝，几天之内就成了暴发户。
据《后汉纪·灵帝纪》，窦武共有5子2女，其中3个儿子知名：窦绍、窦机、窦恪。《后汉书·窦何列传》则说窦绍是窦武哥哥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窦靖。这样就又产生了矛盾。其他几人在史书上都一笔带过，可以不论；窦绍却是窦武的左膀右臂，又与袁绍同名，所以值得研究一番。无论采信哪一种记载，窦武自己都不是没有儿子，但桓帝每次封赏窦家，窦绍都仅次于窦武受封，而窦武的哥哥却不在其列。这些情况说明两件事：窦武把窦绍看作自己的儿子；窦武如果有哥哥的话，也早就死了。
综上所述，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窦绍是窦武的亲生儿子，但在窦武的长兄去世后，被追认过继给他，故而起名为“绍”；窦武还有窦机等几个儿子，但对窦绍的感情却最深，窦绍的能力也比窦武的其他几个儿子强。这可能是因为窦武年长，更可能是因为，窦绍作为窦武哥哥的宗法继承人，需要从小独立照管许多事情。很多中外历史名人都是早年丧父，不得不自幼挑起家庭重担，所以显得特别早熟，综合能力大大强于有父母长期照料的孩子。袁绍和窦绍的情况更为特别：他们的亲生父亲还健在，时刻可以提供帮助；自己又有孤儿的身份，必须承担许多责任。从人性上讲，窦武和袁逢喜爱窦绍和袁绍，甚于自己其他的儿子，也在情理之中。
桓帝死后，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司徒胡广辅政。为了能够长期执政，他们效仿王莽和梁冀，想在刘氏宗室中寻找一个少儿当皇帝，最后选择了年纪最小的候选者——解犊亭侯刘苌与董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宏。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5）
第三章浮出水面：
第一节：四世三公伟业背后的黑幕
两次党锢之祸，袁家安然无恙，唯独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遭到禁锢。袁家的官场鬼才们闪转腾挪，迅速转为外朝领袖，开始了黑白两道的通吃生活。
第一节巧妙的避祸：袁绍的六年守丧生活
窦家为了自己，违背宗法，拥立灵帝，因而非常忌惮了解宫中秘事的宦官。党人们为了报党锢之仇，稀里糊涂的上了窦家的贼船，准备联手消灭宦官。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袁家这次总算没有站错队，还顺带把皇亲董卓收为幕僚。只是委屈了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不得不继续窝在家里“守丧”。
公元168年正月庚子日，刚刚年满12虚岁的刘宏在窦武、陈蕃、胡广等人的拥戴下，在洛阳即皇帝位，史称汉灵帝。
小时候，灵帝经常听人说，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美丽的宫女成千上万，因此特别羡慕。到了洛阳之后，他才发现，宫廷生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洛阳宫中不仅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多美女，就连像样的房子都没几间，仓库里也没有什么积蓄。桓帝在位时期，宫殿经常失火，但因为国家经济紧张，一直没有大兴土木，许多宫人都在临时搭建的小木屋里凑合着住。段颎西征时军费不足，桓帝带头出钱，再加上窦武父子的提前搜刮，当然不可能给灵帝留下多少积蓄。宫里的美女不是被窦太后处死，就是被窦武父子带回家享用，也所剩无几。灵帝见了这幅情景十分感慨，但不是称赞桓帝的节俭奉公，而是嘲笑桓帝“不能作家居”，生活缺乏品位，于是和一些宦官合计，开始经营自己的小金库，准备大规模兴建和装修皇宫。
二月，段颎在逢义山（今宁夏固原市西北）大破东羌，残敌散入山谷之中，看来已经不堪一击。与此同时，洛阳的中朝与外朝两党也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窦家的上台既非出自桓帝之意，立灵帝又不符合宗法，所以注定会造成比霍光、王莽、梁冀拥立新君时更加激烈的冲突。了解宫中秘事的只有宦官，窦武对这一群体颇为忌惮，想将他们消灭掉。太傅陈蕃也正想为党人报仇，于是与窦武联合推荐著名党人王暢为司空，杜密为太仆，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李膺为长乐少府，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栾巴为议郎，控制洛阳周边的军政大权，准备逐步消灭宦官。
中常侍管霸曾主审李云案，虽然为之说情，仍为士大夫所不容。后来，他又与中常侍苏康阻止窦太后杀绝桓帝九贵人，所以特别为窦家仇恨。陈蕃、窦武顺利地杀掉了管霸和苏康后，便向窦太后商议，要一举铲除宦官。窦太后却犹豫不决，反问道：“宦官自古便有，又不是都坏。你们杀光宦官，将来上朝时，难道让我这个女人抛头露面吗？”
的确，就大规模屠杀宦官这件事来说，对帝国其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对宦官的屠杀，结局全都是皇朝的迅速衰亡。其中年代最早、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当数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公元前336年处死大宦官博格雅斯等人的事件。3年之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埃及、巴比伦诸省不战而降，印度、中亚等地也宣布独立，大流士三世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却仍旧一败涂地，在公元前330年便身死国亡。在中国，秦王子婴刺杀大宦官赵高，40余日之后，秦国便灭亡了；朱温欲篡唐位，先杀宦官700余人，5年后灭唐；崇祯皇帝铲除魏忠贤党羽，此后天下大乱，过了17年，明朝就宣告灭亡。东汉的例子更加典型：几代外戚谋划屠杀宦官失败后，袁绍、袁术兄弟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此后汉朝便如同行尸走肉。董卓、曹操等人能够很容易地以少量兵力控制皇帝，腾出手来对付群雄，与宫中缺失宦官有很大关系。
宦官固然有其可憎之处，但在帝国体制中却起着非常重要，而且无法取代的作用。作为皇帝、外戚和外朝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一旦宦官遭到沉重打击，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便难以再正常运转。古今中外计划屠杀宦官的，无一不是打着清君侧和中兴大旗的，但没有一次中兴成功；也无一不是想独掌朝政、进而谋求皇位的，窦武与此后的何进，以及袁绍、袁术兄弟自不例外。士大夫和社会各界对窦、袁屠杀宦官行动的支持，表面上看是对正义的拥护，实际上却在敲汉朝的丧钟。
九月辛亥日凌晨，曹节、王甫、朱瑀等宦官得知窦武的计划，挟持汉灵帝发动政变，诬告窦武等人谋反，逼迫各尚书、黄门作诏，宣布逮捕陈蕃、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都拒绝作诏，王甫拔剑斩杀山冰，又将尹勋等人关入牢房，并释放被窦武监禁的宦官郑砯，命他去逮捕陈蕃、窦武。窦武闻讯，骑马跑到步兵校尉窦绍营中，与窦绍射杀郑砯等人，召集北军五校部队，准备入宫消灭宦官。
此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司马董卓等凉州悍将刚刚凯旋回京。宦官们于是请汉灵帝下诏，命凉州军随车骑将军周靖共讨窦武。王甫自率千余名禁卫军出朱雀门，正逢陈蕃带了几十名官吏和太学生提刀冲入宫来，要与宦官拼命。王甫便将他们全部逮捕，然后到宫外与窦武、窦绍军对阵。清晨，王甫与窦武对骂，窦武渐渐理屈词穷，其部下陆续倒向王甫。正在此时，周靖、张奂、董卓的大军赶到，北军五校将士见势不妙，全部投降，窦武、窦绍在绝望中自杀。陈蕃、窦武两人的男性亲友或被处死，或被逮捕，家眷流放交州日南郡，窦太后则被软禁在南宫云台，其地位被灵帝的生母董贵人取代。李膺、杜密、刘瑜、栾巴等人因为与陈蕃、窦武关系密切，所以也都被革职或降职。栾巴上书鸣冤，结果再次被关入死牢。这一次，栾巴不再指望有地震来拯救自己，便与尹勋等人在狱中自杀了。
陈蕃、窦武、栾巴、尹勋等人的死讯和李膺、杜密等名士被逮捕的消息传来，郭泰对朋友长叹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郭泰的这段话中两度引用孔子编订的《诗经》，正是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充分表现了儒家教育对汉代知识分子人生的巨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