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好意，桥玄又建议曹操：“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让他去汝南郡结交名士许邵。这位许邵与其堂兄许靖都以品评人物闻名，曾与郭泰并称“许郭”，郭泰死后更是不可一世。前文说过，袁绍因母丧回乡时，曾经十分顾忌许邵的议论，可见他是袁绍最为看重的人物评论家。初次求见许邵时，曹操表现得非常礼貌，“卑辞厚礼”，却总是被拒之门外。这时，曹操骨子里的“侠气”便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居然“伺隙胁”许邵。许邵出于恐惧，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但却留下了两种内容相差甚远的版本：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认为许邵当时说的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范晔《后汉书》记载的却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孙盛虽然比范晔年长，但范晔所说也当有所本。
无论怎样，许邵的评语都令曹操非常满意：现在他总算“有名”了。不过疑问也随之而生：难道曹操“卑辞厚礼”，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为这么一个空洞的头衔？
当然不是。曹操这么急着出名，显然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择友要求——“海内闻名”。不用说，这位让曹操挖空心思，绕道桥玄、何颙和许邵以求结识的重要人物其实就是袁绍。曹操早年几乎没有朋友，而在结交袁绍之后，他立即拥有了广泛的社交资源。曹操要得到袁绍的赏识和信赖，桥玄的推荐看来不够份量，还必须得有许邵和何颙的评语。
因为袁汤和曹腾的关系，袁绍和曹操可能早就结识了。但在公元165年之前，曹操还是个不过10虚岁的小孩；而在公元165年之后、公元172年之前，袁绍在汝南服丧，曹操则在洛阳上学，两人不可能经常见面，也就无从深交。袁、曹双方真正开始交往，并产生好感、乃至于信任，肯定是在公元172年袁绍回洛阳之后。
虽然曹操有了名，袁绍也不能就对他推心置腹。为了成为“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曹操还有许多关卡要过。
《世说新语·假谲》记载了袁绍与曹操早年交往的两件趣事，都颇具危险性。一件是袁绍派刺客夜入曹家，用剑掷向曹操，结果过低，未中；曹操估计下一剑肯定会高，于是低头趴在床上，果然又躲了过去。有人怀疑这是讨厌袁绍和曹操交好的袁术所为，其实倒未必。袁绍派人刺曹操，不一定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很可能是要试验曹操的武艺与胆识。多年后，曹操也曾经用同样的手法试验过司马懿，司马懿以不变应万变，躺在床上不动，显然知道刺客不敢真的下杀手。
第二件事更加匪夷所思。袁绍和曹操在街上看到有人结婚，就秘密躲进那家的花园内，半夜里溜出来，用武力将新娘劫走。但他们很快迷路，袁绍掉进灌木丛中无法脱身，眼看就要被抓住了。曹操于是大喊：“偷儿在此！”袁绍一急之下，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总算得以脱身。这当然是曹操的故事版本，袁绍的版本肯定会大不一样。如果此事可信，明显是袁绍在考察曹操私闯民宅的本事。同样按照《世说新语》里的说法，曹操身材矮小，因此不好意思见匈奴使者，所以灌木丛卡住了身材高大的袁绍，曹操却能顺利穿过，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这么多考验，袁绍结交曹操的目的便昭然若揭了：他计划用曹操当刺客，也就是赵忠所谓的“死士”。孙盛《异同杂语》又记载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曹操曾经背着手戟进入被党人深恶痛绝的大太监张让的宅邸，结果被张让的家丁包围，最后奋勇冲出，这显然是一次失败的刺杀行动。曹操与张让无冤无仇，他背后的主使必定是“本初俱乐部”。
天下武艺高强的人有的是，袁绍为什么偏偏挑选曹操当刺客呢？原因极可能正是曹操的阉党背景。“本初俱乐部”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党人报仇，向宦官发难。但是，由于宦官团体的特殊性，外人无从知晓他们内部的等级、礼仪和规矩，也就难以接近他们。所以，只有对宦官团体非常熟悉的人，才能执行刺杀计划，曹操就符合这个条件。诸如劫新娘、躲飞剑等，都是曹操为刺杀张让所受的训练。如果不是急于摆脱“阉党”的大帽子，成为受社会尊敬的“清流”，曹操断然不会甘心这样被袁绍当枪使。毕竟，曹操不像袁绍的其他门客那样，经济上有困难要解决；宦官集团对曹家有恩无仇，曹操行刺张让的计划，曹嵩更是绝不肯同意的。
早年的刺客经历，在曹操的人生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后来的他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甚至相当神经质，多变诈，敢杀人，喜欢见机行事，偏好快速和秘密的军事行动，例如杀吕伯奢一家，奇袭乌巢，远征柳城，望梅止渴，借刀杀人，割发立威，装病杀假刺客，借官吏头平定军心等等，大都与这段往事有关，我们不妨称之为“刺客综合症”。
刺杀张让行动的失败，必然使曹操的能力和忠诚度大受怀疑。为了重新取得袁绍的信任，他有必要进一步与宦官划清界限。于是，在刚刚当上洛阳北部尉之后，曹操便打死了包括大宦官蹇硕的叔父在内的许多阉党豪强。这样一来，他算是彻底得罪了宦官集团，被视为阉党的叛徒，于是被降职为顿丘县令，后来又因亲戚宋奇犯罪，被连坐免官。
正如陈琳在《为袁绍檄州郡文》所说的那样，袁绍对曹操的看法，本来是“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视为可以利用的人才。但曹操“愚佻短虑，轻进易退”，办事不力，常常令他失望。另一方面，在公元196年之前，曹操无论高潮还是低谷，都至少能做到屡败屡战，始终如一地忠于袁绍，又令他颇为放心。
“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曹操的更加安全，但他们都以“侠”自许，乐在其中。而且他们都相信，党锢之祸不可能再长久地持续下去，宦官们终将倒台。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将辅佐袁绍夺取东汉政权，进而建立全新的皇朝，成为开国元勋。
不过，有些人看来比他们着急得多。
第四节中朝内讧：本初俱乐部发展的动力源泉
为了打击士人，汉灵帝新设立了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专门研究诗词书画的“鸿都门学”。随着新高校的创建，旧知识分子集团强烈感到：自己已经被东汉政权完全抛弃了！他们要反抗，从哪里开始？本初俱乐部！
178年，袁家空前绝后的出现了两位三公。可上天这回似乎不在眷顾他们，日食、地震接连发生，没过几个月，司徒袁滂、大宦官袁赦接连成为灵帝“禳灾”的工具，袁赦还掉了脑袋。从此，袁家不可避免地与中朝渐行渐远，颠覆东汉政权成了袁家大部分成员的选项。一个风起云涌，激情澎湃，英雄辈出，诸侯割据的时代啊，马上就要到来。
公元178年二月，汉灵帝封光禄勋袁滂为司徒，袁家于是有了第5位三公。不久后，灵帝又发明了两项新制度，即著名的“卖官鬻爵”和设立“鸿都门学”。
卖官鬻爵无疑是官场上最令人痛恨的制度之一。说来奇怪，这项制度其实有着相当辉煌的历史。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杰出的政治家商鞅最先将这种制度从魏国引进秦国，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商鞅先设爵位20等，又在新法中规定，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只要向国家捐粮，就可以当官和获得爵位，即所谓“使民以粟出官爵”。按照商鞅的新法，百姓出50石粮食就可以想当官，名为“粟爵粟任”。此后，秦孝公等秦朝国君大力推行此法，国富兵强，终于并吞六国，统一中华。汉依秦律，汉文帝听从晁错的意见，对爵位明码标价，规定捐600石粮食的封爵为上造，捐4000石粮食的封爵为五大夫，捐12000石粮食的封爵为大庶长。汉武帝统治后期国库空虚，治粟都尉桑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汉桓帝为了解决汉羌战争军费紧张的问题，也曾出售“关内侯”这个没有封地和权力的名誉贵族头衔，要价5000匹绢。可见，许多成功的帝王都致力于卖官鬻爵。只是当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市场对金属货币的认同度不够，所以这些君主的卖官鬻爵收入不用钱币，而用粮食或绢帛计算。汉灵帝则规定：三公1千万钱，九卿和关内侯500万钱。从这个方面讲，汉灵帝与秦孝公、汉文帝、汉武帝的区别，只是用金属货币代替了粮食而已，但其根本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改变可能反映出，灵帝时期，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
卖官鬻爵之所以遭民众痛恨，自然有其不合理性；而这种制度之所以能长盛不衰，自然也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卖官鬻爵是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权力和金钱被划上了等号。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自然希望尽快收回投资成本，于是必定会加重对统辖地区民众的剥削，所以民众痛恨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当权者来说，卖官鬻爵是效率最高的融资方式。何况，灵帝时期真正的核心权力都掌握在中朝手里，而出售的官职皆为外朝。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如果过分贪婪地剥削民众，随时有可能被逮捕抄家，名利双失。在东汉后期，极少有官员能够像胡广和袁汤那样，长期占据一个官职，绝大多数官员在就职几个月后就会被迁职或免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难收回巨大的投资成本。买官者与其说是在花钱买权，还不如说是在花钱买名。他们出了钱，就可以在墓碑和家谱上写下自己历任的最高官职，例如“故司徒袁滂之墓”，用以光宗耀祖。
其实，当时的社会舆论之所以反对灵帝卖官鬻爵，主要不是反对在秦汉时期常见的卖官鬻爵制度本身，而是反对灵帝卖官鬻爵所得资金的使用目的。
汉灵帝第一次卖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新设立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机构“鸿都门学”融资。鸿都门在洛阳城西，是汉帝离宫“西邸”的大门，所以在当时，“西邸”与“鸿都门”的含义相同，可以通用。与汉代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里不讲授哲学和礼仪，而专门研究辞、赋、书、画，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文艺高校。鸿都门学生都来自三公或地方高官的推荐，多为出身贫贱的平民子弟。他们只要精通辞、赋、书、画中的任意一门，便可以受到重用，有些担任刺史、太守，有些担任尚书、侍中，还有被封侯的。
鸿都门学的创立，是东汉时期的一件大事。在从汉武帝以来就“独尊儒术”的汉代，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研内容的旧观念，提倡文艺研究，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与主要招收官宦子弟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打破贵族、地主阶级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广泛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为后世的科举考试和设立专科学校奠定了基石。
汉灵帝创建鸿都门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目的。灵帝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党锢运动，因而时刻不肯放弃对党人的禁锢。这样一来，他就把以士大夫为主的太学师生得罪了一干二净。随着时间的推移，灵帝和宦官集团发现自己身处困境，从太学里选拔出的新一代官吏在工作能力和政治忠诚度上都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创办一所新的高校，以便取代旧太学的政治作用。为了保证毕业生对皇帝的政治忠诚度，新高校的教育方针必须与旧太学有明显区别。出于灵帝个人的喜好和行政需要，文艺便成为这所新高校的主要教研内容。
不过，汉灵帝的教育改革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鸿都门学彻底打消了以太学师生为主体的旧知识分子集团对汉朝的最后一线希望。过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具有党人身份，即便是党人，也可以期待赦免党人的诏书。然而，随着新高校鸿都门学的创建，旧知识分子集团强烈感到：自己已经被东汉政权完全抛弃了！将来，鸿都门学的规模无疑会越来越大，而太学的规模则会越来越小，这势必将导致儒学的衰败和旧知识分子集团的边缘化。
古代中国的正统知识分子可以容忍一切，但就是不能容忍自己无法做官。按照孔圣人的教导，“学而优则仕”乃是天经地义。而现在，一批不曾受过儒家教育，并未接受儒家思想，只忠于皇帝而不忠于礼教，甚至没有高贵门第的家伙居然也能当官并封侯，这无疑是对旧知识分子集团的最大侮辱和打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他们极端鄙视鸿都门学生，以至于“耻与为列。”
随着鸿都门学的创建，东汉帝国中朝与外朝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了全新的高度。一开始，外朝的代表人物——灵帝的老师杨赐等人还上书抗议；但在上书无效之后，新的一轮流血政治斗争就无可避免了。
在驳回杨赐的奏折之后，灵帝变本加厉地重视鸿都门学，又命尚书为乐松、江览等32名鸿都门学的高才生绘制肖像画，并辅以赞语，这在以前可是只有孔门弟子和光武中兴功臣才能享受到的崇高待遇。尚书令阳球接诏之后，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上表抵制，还要求灵帝立即废止鸿都门学。
阳球字方正，祖籍幽州渔阳郡，有武艺，天性残酷，是个典型的杀人狂。年轻时，有个官吏骂了阳球的母亲几句，阳球便组织了数十名少年，把那名官吏全家老小全部杀死，由此著名。对于此人，朝廷不仅未加惩办，反而非常欣赏，举孝廉，封尚书侍郎，从幽州调到首都洛阳来做官。这样的判决无疑有利于净化社会语言环境，也反映出，受儒家思想影响，汉代的孝道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
汉朝是号称“以孝治天下”的第一个朝代，除了汉高祖和汉光武帝两位开国之君以外，所有汉代皇帝的谥号上都要加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孝明帝”、“孝桓帝”等等。后来南匈奴附汉，也效法汉帝，在其君主“单于”的头衔上加一个“若鞮”，也就是匈奴语里“孝”的意思。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特别重视孝，通过“孝廉”和“至孝”等南山捷径，任何人只要被社会认为够孝顺，都随时有可能升官。因此，在“二十四孝”之中，竟然有9个汉朝人，而唐朝只有1人，宋朝也仅有2人。在汉朝，只要打着“孝”的旗号，除了谋反，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袁绍服六年之丧，天下仰慕；阳球为母杀人，朝廷反加褒奖，都是汉朝“以孝治天下”的必然后果。
在洛阳，阳球被认为办事认真可靠，但最终却被降职外放。于是，他拿百姓的生命当出气筒，在为官之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后来，汉灵帝因为阳球在九江郡（可能又是当涂县一带）解救被劫持的扬州刺史有功，把他调回洛阳，很快升迁为主管土木工程的要职“将作大匠”，随后拜为尚书令，这可是中朝里最重要的职务之一。
回到洛阳之后，阳球什么都看不惯，尤其讨厌宦官和袁家等名门豪族。他虽然一度为了当官，绞尽脑汁巴结中常侍王甫，还当了中常侍程璜的女婿，暗地里却说：“如果我阳球当了司隶校尉，这些家伙哪里有安身之处呢？”此外，他因为和蔡邕的叔父有私仇，便请程璜在灵帝面前诬告蔡邕。结果，蔡邕和马融一样，被剃光了头发，发配到长城脚下充军。阳球派刺客去追杀蔡邕，刺客觉得蔡邕是正人君子，不肯下手。阳球又派人给蔡邕的军官送礼，请他把蔡邕干掉，结果也被回绝。
凭借一己之力，阳球连一介书生蔡邕都难以搞定，当然更无法阻止袁家的继续升迁。公元178年十月，灵帝拜袁逢为司空，与太尉陈球、司徒袁滂并为三公。由此，袁逢也成为袁氏家族连续4代人以来出的第6位三公。这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更加惊人的是，袁逢与袁滂居然同时担任三公。同一个姓氏、同一个家族同时占据三公中的二个位置，自从王莽时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由此也可以看出袁家成员在当时官场上惟我独尊的优越地位，难怪阳球等人会对他们恨之入骨。
与袁逢出任司空同一个月，灵帝的正妻宋皇后因被中常侍王甫诬陷，遭到废黜，随即自杀身亡，她的父亲和兄弟也都被逮捕，相继死在监狱里。这次突发事件的表面原因，是宋皇后没有生育子女，因而不受灵帝宠爱，但深层原因则是王甫、袁赦和段颎等人当年逼杀汉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悝及其妻宋氏，而这位宋氏正是宋皇后的姑姑。宋皇后计划杀死王甫，为其姑姑和姑夫报仇，王甫得知后，便反诬宋皇后诅咒皇帝。
宋皇后一家死后，灵帝就开始不断地做恶梦。在梦境中，他看到桓帝发怒，说刘悝和宋皇后冤死之后，在天堂提起诉讼，天帝将要严惩灵帝。灵帝听了大为惊骇，醒来后便向羽林左监许永询问。许永回答说，先帝圣明，这些全是冤案，应当尽快平反。于是，灵帝考虑牺牲王甫、袁赦、段颎等负责审理刘悝和宋皇后案的中朝成员，以求得到上天的赦免。在当时，这种迷信行为称为“禳祸”，与发生天灾之后，皇帝惩处大臣以求消灾的“禳灾”性质完全一样。
公元178年十一月丙子日（儒略历公元178年11月27日），中国西南地区观测到日环食。灵帝十分紧张，赶忙着手“禳灾”，罢免了太尉陈球，改任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公元179年三月，太尉桥玄、司空袁逢相继因病被免职，这两个三公位置空了出来。太中大夫段颎、太常张济各自捐钱1千万，于是分别接任了太尉和司空。同月，京兆地区又发生地震，灵帝再次“禳灾”，罢免了司徒袁滂，改任大鸿胪刘郃为司徒，原太尉陈球也被重新起用，担任永乐少府。
永乐少府主管永乐宫事务，永乐宫是桓、灵两朝太后居住的地方。当时，住在永乐宫、被称为“永乐太后”的是灵帝生母董太后，她也是董卓的远亲。董卓既然是羌人，董太后又与他同族，所以汉灵帝就有羌族血统了。董太后素以喜欢干预朝政著称，灵帝卖官实际上就出自她的策划。
公元179年四月甲戌日（儒略历公元179年5月24日），中国全境再次观测到日环食。半年之内两次日食，在古人心目中是无以复加的重大天灾，更坚定了灵帝与董太后杀王甫、袁赦、段颎等人“禳祸”的决心，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显然是尚书令阳球。董太后听说新任司徒刘郃与步兵校尉刘纳都仇视宦官，于是让刘郃、刘纳、陈球等人联名向朝廷推荐阳球，使他改任自己梦寐以求的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听上去只是个校尉，其实却是东汉帝国内最有权力的官职之一，而且后世几乎再没有职权这么大的官职了。打个比方，它大约相当于明朝的北直隶总督兼南直隶总督，执掌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江苏、安徽6省市的军政。东汉时期，东至安阳，西至陇山，南至伏牛山，北至吕梁山，包括洛阳、长安二都在内的广阔领土，都属于司隶校尉的辖区。不仅如此，司隶校尉还有权逮捕、审讯和处分所有的中央官员，包括三公与宦官。
阳球上任之后，恰逢杨赐的儿子、袁隗的女婿、京兆尹杨彪向他报告，王甫的门生在地方上贪污了七千余万。阳球大喜，立即以此为由，奉诏逮捕了王甫、袁赦、段颎等人。除了段颎自杀之外，其余案犯均在狱中受酷刑折磨而死，家属都流放到边疆。
袁赦之死，是对袁家政治计划的重大打击。如今，他们与中朝之间的唯一一条纽带被无情地切断了，从此将不可避免地与中朝渐行渐远。袁家的政治角色将从中外朝之间的协调者，转变为外朝领袖。原本，袁绍的政治主张——消灭党锢运动的祸首宦官，领导党人颠覆东汉政权，在袁氏家族里显得非常孤立。而如今，它突然也成了袁家其余成员的选项。袁绍于是因祸得福，在家族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他的事业必然也得到了更多的赞助。当袁家的忠诚度都无法保证的时候，东汉政权的覆亡，真的已经指日可待了。更加糟糕的是，段颎之死很快就将导致西北边境上的一系列兵变，把东汉帝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王甫、袁赦、段颎等人死后，灵帝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不再梦见愤怒的桓帝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天的宽恕，非常高兴，于是下令大赦，放松党锢，把“小功”级别以下的党人都从禁锢的黑名单上除名，允许他们重新做官。
灵帝希望朝野太平，可是司隶校尉阳球还没有喝够人血。王甫、袁赦、段颎等人虽死，他同样厌恶的曹节、张让、袁逢、袁隗、袁滂等人却还活着。于是，阳球制订了一个彻底铲除阉党和洛阳豪强的计划，对自己的部下说：“咱们先干掉大猾，然后解决豪右。宦官的事情由我出面解决，但像袁家这样的公卿豪右，你们直接下手就可以了，何必事事请示我这个司隶校尉啊？”消息很快传遍京师，袁家等豪门听了大为吃惊，赶紧把自家的奢侈用品收敛起来，改过朴素的生活，并积极联络敌人的敌人——宦官。曹节、张让等宦官于是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建议灵帝提升阳球为卫尉。卫尉主管宫廷保安，地位虽然比司隶校尉高，却不能直接审理案件。半年后，他们又报告灵帝，说刘郃、刘纳、陈球、阳球等人与董太后密切来往，想要架空灵帝的权力。这可触了灵帝的大忌，他立即下令逮捕这些人，把他们全部处死。
到了公元179年底，灵帝回过头来看自己在这一年办的事情，恐怕会追悔莫及。由他一手导演的这一系列中朝内讧，极大地削弱了中朝的实力，使其无法再与外朝抗衡。如今，外朝的党人们重新入主朝廷，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灵帝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赶紧着手培植年轻宦官，重用张让、赵忠、段珪等十余名中常侍，人称“十常侍”。更有甚者，灵帝据说还经常讲“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之类的荒唐话。
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180年，灵帝在连续的政变之后感到身心疲惫，打算引进一些异国风情的娱乐节目。《续汉书·五行志》上说，他喜欢穿胡服，坐胡床、胡坐，吃胡饭，听胡笛，跳胡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袁家等京都贵戚竞相摹仿，洛阳的上层社会简直全盘胡化，令正统的儒生们深恶痛绝。
所谓胡服，不会是赵武灵王引进的那种窄袖上衣加皮裤的北方草原民族衣着，因为它在中国人心目中早已本土化，汉朝官员工作时经常穿戴，不再被视为奇装异服了。估计也不会是波斯长袍，因为波斯长袍的外观与汉族传统长袍差不多，只是花纹的区别大一些，恐怕不足以引起灵帝的兴趣。最有可能的是某种当时在中亚地区流行的希腊服饰，它们在佛教男性造像中很常见。灵帝信佛，所以他穿希腊服饰的可能性很大。胡床和胡坐是两种折叠椅，胡床屡见于近代出土的中国文物中，没有椅背，即北京人所谓的“马扎”，可能是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明的；胡坐大概是有椅背的折叠椅。当时，这两种家具在从罗马到印度的希腊化世界中都很流行，灵帝时传入中国，也不值得奇怪。
灵帝倡导的“胡化运动”，将中国宫廷变得面目全非。笔者估计，他这次“胡化运动”的仿效对象很可能是贵霜（khana）文化。由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是当时亚洲腹地的霸主，结合了亚、欧、非大陆上的多种文化，资助大乘佛教，并控制了印度北部和塔里木河流域的部分城邦，对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当时的东半球已经是一个初步全球化的世界了。
全球化有利有弊。它的优点，当然在于促进世界各地先进文化科技的相互学习和发展；而它的一大缺点，便是导致瘟疫的传播。先秦、秦朝和西汉时期，中国极少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病。按照《后汉书》的记载，在东汉中前期，中国也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瘟疫，只有地区性的小疫情。但自从桓帝末年开始，中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瘟疫，半个世纪内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极大地加快了东汉帝国的崩溃进程。
这场大瘟疫的肇事者，正是那位据说在十几年前向汉桓帝派遣使团的“大秦王安敦”——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公元162年，他的副帝卢齐乌斯·维鲁斯（civer）和大将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avidicassi）发动了对波斯的侵略战争，所过之处生灵涂炭。公元165年，罗马军攻陷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hon），并将其夷为平地。但正当此时，西亚突然爆发大瘟疫，他们被迫撤退。疫情愈演愈烈，很快发展成人类有史以来最猛烈的瘟疫，扩张到整个已知世界。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到达中国的同一年，罗马军队凯旋回国，也把西亚的瘟疫传到了欧洲。在此后的20年内，这种欧洲人前所未见的怪病席卷整个罗马帝国，帝国人口因此下降了三分之一，也就是3千万左右。公元169年，卢齐乌斯·维鲁斯也染疫病死，从此，罗马帝国元气大伤，30年内无力再度东征。如果那支在公元166年秋到达中国的“大秦使团”是真的，那么他们应是在公元164或165年从西亚启程的。当时正是罗马军队在西亚战果最大的时候，也是大瘟疫爆发前的潜伏期。
无论怎样，许邵的评语都令曹操非常满意：现在他总算“有名”了。不过疑问也随之而生：难道曹操“卑辞厚礼”，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为这么一个空洞的头衔？
当然不是。曹操这么急着出名，显然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择友要求——“海内闻名”。不用说，这位让曹操挖空心思，绕道桥玄、何颙和许邵以求结识的重要人物其实就是袁绍。曹操早年几乎没有朋友，而在结交袁绍之后，他立即拥有了广泛的社交资源。曹操要得到袁绍的赏识和信赖，桥玄的推荐看来不够份量，还必须得有许邵和何颙的评语。
因为袁汤和曹腾的关系，袁绍和曹操可能早就结识了。但在公元165年之前，曹操还是个不过10虚岁的小孩；而在公元165年之后、公元172年之前，袁绍在汝南服丧，曹操则在洛阳上学，两人不可能经常见面，也就无从深交。袁、曹双方真正开始交往，并产生好感、乃至于信任，肯定是在公元172年袁绍回洛阳之后。
虽然曹操有了名，袁绍也不能就对他推心置腹。为了成为“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曹操还有许多关卡要过。
《世说新语·假谲》记载了袁绍与曹操早年交往的两件趣事，都颇具危险性。一件是袁绍派刺客夜入曹家，用剑掷向曹操，结果过低，未中；曹操估计下一剑肯定会高，于是低头趴在床上，果然又躲了过去。有人怀疑这是讨厌袁绍和曹操交好的袁术所为，其实倒未必。袁绍派人刺曹操，不一定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很可能是要试验曹操的武艺与胆识。多年后，曹操也曾经用同样的手法试验过司马懿，司马懿以不变应万变，躺在床上不动，显然知道刺客不敢真的下杀手。
第二件事更加匪夷所思。袁绍和曹操在街上看到有人结婚，就秘密躲进那家的花园内，半夜里溜出来，用武力将新娘劫走。但他们很快迷路，袁绍掉进灌木丛中无法脱身，眼看就要被抓住了。曹操于是大喊：“偷儿在此！”袁绍一急之下，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总算得以脱身。这当然是曹操的故事版本，袁绍的版本肯定会大不一样。如果此事可信，明显是袁绍在考察曹操私闯民宅的本事。同样按照《世说新语》里的说法，曹操身材矮小，因此不好意思见匈奴使者，所以灌木丛卡住了身材高大的袁绍，曹操却能顺利穿过，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这么多考验，袁绍结交曹操的目的便昭然若揭了：他计划用曹操当刺客，也就是赵忠所谓的“死士”。孙盛《异同杂语》又记载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曹操曾经背着手戟进入被党人深恶痛绝的大太监张让的宅邸，结果被张让的家丁包围，最后奋勇冲出，这显然是一次失败的刺杀行动。曹操与张让无冤无仇，他背后的主使必定是“本初俱乐部”。
天下武艺高强的人有的是，袁绍为什么偏偏挑选曹操当刺客呢？原因极可能正是曹操的阉党背景。“本初俱乐部”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党人报仇，向宦官发难。但是，由于宦官团体的特殊性，外人无从知晓他们内部的等级、礼仪和规矩，也就难以接近他们。所以，只有对宦官团体非常熟悉的人，才能执行刺杀计划，曹操就符合这个条件。诸如劫新娘、躲飞剑等，都是曹操为刺杀张让所受的训练。如果不是急于摆脱“阉党”的大帽子，成为受社会尊敬的“清流”，曹操断然不会甘心这样被袁绍当枪使。毕竟，曹操不像袁绍的其他门客那样，经济上有困难要解决；宦官集团对曹家有恩无仇，曹操行刺张让的计划，曹嵩更是绝不肯同意的。
早年的刺客经历，在曹操的人生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后来的他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甚至相当神经质，多变诈，敢杀人，喜欢见机行事，偏好快速和秘密的军事行动，例如杀吕伯奢一家，奇袭乌巢，远征柳城，望梅止渴，借刀杀人，割发立威，装病杀假刺客，借官吏头平定军心等等，大都与这段往事有关，我们不妨称之为“刺客综合症”。
刺杀张让行动的失败，必然使曹操的能力和忠诚度大受怀疑。为了重新取得袁绍的信任，他有必要进一步与宦官划清界限。于是，在刚刚当上洛阳北部尉之后，曹操便打死了包括大宦官蹇硕的叔父在内的许多阉党豪强。这样一来，他算是彻底得罪了宦官集团，被视为阉党的叛徒，于是被降职为顿丘县令，后来又因亲戚宋奇犯罪，被连坐免官。
正如陈琳在《为袁绍檄州郡文》所说的那样，袁绍对曹操的看法，本来是“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视为可以利用的人才。但曹操“愚佻短虑，轻进易退”，办事不力，常常令他失望。另一方面，在公元196年之前，曹操无论高潮还是低谷，都至少能做到屡败屡战，始终如一地忠于袁绍，又令他颇为放心。
“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曹操的更加安全，但他们都以“侠”自许，乐在其中。而且他们都相信，党锢之祸不可能再长久地持续下去，宦官们终将倒台。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将辅佐袁绍夺取东汉政权，进而建立全新的皇朝，成为开国元勋。
不过，有些人看来比他们着急得多。
第四节中朝内讧：本初俱乐部发展的动力源泉
为了打击士人，汉灵帝新设立了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专门研究诗词书画的“鸿都门学”。随着新高校的创建，旧知识分子集团强烈感到：自己已经被东汉政权完全抛弃了！他们要反抗，从哪里开始？本初俱乐部！
178年，袁家空前绝后的出现了两位三公。可上天这回似乎不在眷顾他们，日食、地震接连发生，没过几个月，司徒袁滂、大宦官袁赦接连成为灵帝“禳灾”的工具，袁赦还掉了脑袋。从此，袁家不可避免地与中朝渐行渐远，颠覆东汉政权成了袁家大部分成员的选项。一个风起云涌，激情澎湃，英雄辈出，诸侯割据的时代啊，马上就要到来。
公元178年二月，汉灵帝封光禄勋袁滂为司徒，袁家于是有了第5位三公。不久后，灵帝又发明了两项新制度，即著名的“卖官鬻爵”和设立“鸿都门学”。
卖官鬻爵无疑是官场上最令人痛恨的制度之一。说来奇怪，这项制度其实有着相当辉煌的历史。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杰出的政治家商鞅最先将这种制度从魏国引进秦国，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商鞅先设爵位20等，又在新法中规定，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只要向国家捐粮，就可以当官和获得爵位，即所谓“使民以粟出官爵”。按照商鞅的新法，百姓出50石粮食就可以想当官，名为“粟爵粟任”。此后，秦孝公等秦朝国君大力推行此法，国富兵强，终于并吞六国，统一中华。汉依秦律，汉文帝听从晁错的意见，对爵位明码标价，规定捐600石粮食的封爵为上造，捐4000石粮食的封爵为五大夫，捐12000石粮食的封爵为大庶长。汉武帝统治后期国库空虚，治粟都尉桑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汉桓帝为了解决汉羌战争军费紧张的问题，也曾出售“关内侯”这个没有封地和权力的名誉贵族头衔，要价5000匹绢。可见，许多成功的帝王都致力于卖官鬻爵。只是当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市场对金属货币的认同度不够，所以这些君主的卖官鬻爵收入不用钱币，而用粮食或绢帛计算。汉灵帝则规定：三公1千万钱，九卿和关内侯500万钱。从这个方面讲，汉灵帝与秦孝公、汉文帝、汉武帝的区别，只是用金属货币代替了粮食而已，但其根本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改变可能反映出，灵帝时期，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
卖官鬻爵之所以遭民众痛恨，自然有其不合理性；而这种制度之所以能长盛不衰，自然也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卖官鬻爵是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权力和金钱被划上了等号。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自然希望尽快收回投资成本，于是必定会加重对统辖地区民众的剥削，所以民众痛恨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当权者来说，卖官鬻爵是效率最高的融资方式。何况，灵帝时期真正的核心权力都掌握在中朝手里，而出售的官职皆为外朝。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如果过分贪婪地剥削民众，随时有可能被逮捕抄家，名利双失。在东汉后期，极少有官员能够像胡广和袁汤那样，长期占据一个官职，绝大多数官员在就职几个月后就会被迁职或免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难收回巨大的投资成本。买官者与其说是在花钱买权，还不如说是在花钱买名。他们出了钱，就可以在墓碑和家谱上写下自己历任的最高官职，例如“故司徒袁滂之墓”，用以光宗耀祖。
其实，当时的社会舆论之所以反对灵帝卖官鬻爵，主要不是反对在秦汉时期常见的卖官鬻爵制度本身，而是反对灵帝卖官鬻爵所得资金的使用目的。
汉灵帝第一次卖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新设立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机构“鸿都门学”融资。鸿都门在洛阳城西，是汉帝离宫“西邸”的大门，所以在当时，“西邸”与“鸿都门”的含义相同，可以通用。与汉代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里不讲授哲学和礼仪，而专门研究辞、赋、书、画，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文艺高校。鸿都门学生都来自三公或地方高官的推荐，多为出身贫贱的平民子弟。他们只要精通辞、赋、书、画中的任意一门，便可以受到重用，有些担任刺史、太守，有些担任尚书、侍中，还有被封侯的。
鸿都门学的创立，是东汉时期的一件大事。在从汉武帝以来就“独尊儒术”的汉代，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研内容的旧观念，提倡文艺研究，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与主要招收官宦子弟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打破贵族、地主阶级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广泛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为后世的科举考试和设立专科学校奠定了基石。
汉灵帝创建鸿都门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目的。灵帝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党锢运动，因而时刻不肯放弃对党人的禁锢。这样一来，他就把以士大夫为主的太学师生得罪了一干二净。随着时间的推移，灵帝和宦官集团发现自己身处困境，从太学里选拔出的新一代官吏在工作能力和政治忠诚度上都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创办一所新的高校，以便取代旧太学的政治作用。为了保证毕业生对皇帝的政治忠诚度，新高校的教育方针必须与旧太学有明显区别。出于灵帝个人的喜好和行政需要，文艺便成为这所新高校的主要教研内容。
不过，汉灵帝的教育改革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鸿都门学彻底打消了以太学师生为主体的旧知识分子集团对汉朝的最后一线希望。过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具有党人身份，即便是党人，也可以期待赦免党人的诏书。然而，随着新高校鸿都门学的创建，旧知识分子集团强烈感到：自己已经被东汉政权完全抛弃了！将来，鸿都门学的规模无疑会越来越大，而太学的规模则会越来越小，这势必将导致儒学的衰败和旧知识分子集团的边缘化。
古代中国的正统知识分子可以容忍一切，但就是不能容忍自己无法做官。按照孔圣人的教导，“学而优则仕”乃是天经地义。而现在，一批不曾受过儒家教育，并未接受儒家思想，只忠于皇帝而不忠于礼教，甚至没有高贵门第的家伙居然也能当官并封侯，这无疑是对旧知识分子集团的最大侮辱和打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他们极端鄙视鸿都门学生，以至于“耻与为列。”
随着鸿都门学的创建，东汉帝国中朝与外朝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了全新的高度。一开始，外朝的代表人物——灵帝的老师杨赐等人还上书抗议；但在上书无效之后，新的一轮流血政治斗争就无可避免了。
在驳回杨赐的奏折之后，灵帝变本加厉地重视鸿都门学，又命尚书为乐松、江览等32名鸿都门学的高才生绘制肖像画，并辅以赞语，这在以前可是只有孔门弟子和光武中兴功臣才能享受到的崇高待遇。尚书令阳球接诏之后，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上表抵制，还要求灵帝立即废止鸿都门学。
阳球字方正，祖籍幽州渔阳郡，有武艺，天性残酷，是个典型的杀人狂。年轻时，有个官吏骂了阳球的母亲几句，阳球便组织了数十名少年，把那名官吏全家老小全部杀死，由此著名。对于此人，朝廷不仅未加惩办，反而非常欣赏，举孝廉，封尚书侍郎，从幽州调到首都洛阳来做官。这样的判决无疑有利于净化社会语言环境，也反映出，受儒家思想影响，汉代的孝道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
汉朝是号称“以孝治天下”的第一个朝代，除了汉高祖和汉光武帝两位开国之君以外，所有汉代皇帝的谥号上都要加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孝明帝”、“孝桓帝”等等。后来南匈奴附汉，也效法汉帝，在其君主“单于”的头衔上加一个“若鞮”，也就是匈奴语里“孝”的意思。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特别重视孝，通过“孝廉”和“至孝”等南山捷径，任何人只要被社会认为够孝顺，都随时有可能升官。因此，在“二十四孝”之中，竟然有9个汉朝人，而唐朝只有1人，宋朝也仅有2人。在汉朝，只要打着“孝”的旗号，除了谋反，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袁绍服六年之丧，天下仰慕；阳球为母杀人，朝廷反加褒奖，都是汉朝“以孝治天下”的必然后果。
在洛阳，阳球被认为办事认真可靠，但最终却被降职外放。于是，他拿百姓的生命当出气筒，在为官之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后来，汉灵帝因为阳球在九江郡（可能又是当涂县一带）解救被劫持的扬州刺史有功，把他调回洛阳，很快升迁为主管土木工程的要职“将作大匠”，随后拜为尚书令，这可是中朝里最重要的职务之一。
回到洛阳之后，阳球什么都看不惯，尤其讨厌宦官和袁家等名门豪族。他虽然一度为了当官，绞尽脑汁巴结中常侍王甫，还当了中常侍程璜的女婿，暗地里却说：“如果我阳球当了司隶校尉，这些家伙哪里有安身之处呢？”此外，他因为和蔡邕的叔父有私仇，便请程璜在灵帝面前诬告蔡邕。结果，蔡邕和马融一样，被剃光了头发，发配到长城脚下充军。阳球派刺客去追杀蔡邕，刺客觉得蔡邕是正人君子，不肯下手。阳球又派人给蔡邕的军官送礼，请他把蔡邕干掉，结果也被回绝。
凭借一己之力，阳球连一介书生蔡邕都难以搞定，当然更无法阻止袁家的继续升迁。公元178年十月，灵帝拜袁逢为司空，与太尉陈球、司徒袁滂并为三公。由此，袁逢也成为袁氏家族连续4代人以来出的第6位三公。这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更加惊人的是，袁逢与袁滂居然同时担任三公。同一个姓氏、同一个家族同时占据三公中的二个位置，自从王莽时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由此也可以看出袁家成员在当时官场上惟我独尊的优越地位，难怪阳球等人会对他们恨之入骨。
与袁逢出任司空同一个月，灵帝的正妻宋皇后因被中常侍王甫诬陷，遭到废黜，随即自杀身亡，她的父亲和兄弟也都被逮捕，相继死在监狱里。这次突发事件的表面原因，是宋皇后没有生育子女，因而不受灵帝宠爱，但深层原因则是王甫、袁赦和段颎等人当年逼杀汉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悝及其妻宋氏，而这位宋氏正是宋皇后的姑姑。宋皇后计划杀死王甫，为其姑姑和姑夫报仇，王甫得知后，便反诬宋皇后诅咒皇帝。
宋皇后一家死后，灵帝就开始不断地做恶梦。在梦境中，他看到桓帝发怒，说刘悝和宋皇后冤死之后，在天堂提起诉讼，天帝将要严惩灵帝。灵帝听了大为惊骇，醒来后便向羽林左监许永询问。许永回答说，先帝圣明，这些全是冤案，应当尽快平反。于是，灵帝考虑牺牲王甫、袁赦、段颎等负责审理刘悝和宋皇后案的中朝成员，以求得到上天的赦免。在当时，这种迷信行为称为“禳祸”，与发生天灾之后，皇帝惩处大臣以求消灾的“禳灾”性质完全一样。
公元178年十一月丙子日（儒略历公元178年11月27日），中国西南地区观测到日环食。灵帝十分紧张，赶忙着手“禳灾”，罢免了太尉陈球，改任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公元179年三月，太尉桥玄、司空袁逢相继因病被免职，这两个三公位置空了出来。太中大夫段颎、太常张济各自捐钱1千万，于是分别接任了太尉和司空。同月，京兆地区又发生地震，灵帝再次“禳灾”，罢免了司徒袁滂，改任大鸿胪刘郃为司徒，原太尉陈球也被重新起用，担任永乐少府。
永乐少府主管永乐宫事务，永乐宫是桓、灵两朝太后居住的地方。当时，住在永乐宫、被称为“永乐太后”的是灵帝生母董太后，她也是董卓的远亲。董卓既然是羌人，董太后又与他同族，所以汉灵帝就有羌族血统了。董太后素以喜欢干预朝政著称，灵帝卖官实际上就出自她的策划。
公元179年四月甲戌日（儒略历公元179年5月24日），中国全境再次观测到日环食。半年之内两次日食，在古人心目中是无以复加的重大天灾，更坚定了灵帝与董太后杀王甫、袁赦、段颎等人“禳祸”的决心，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显然是尚书令阳球。董太后听说新任司徒刘郃与步兵校尉刘纳都仇视宦官，于是让刘郃、刘纳、陈球等人联名向朝廷推荐阳球，使他改任自己梦寐以求的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听上去只是个校尉，其实却是东汉帝国内最有权力的官职之一，而且后世几乎再没有职权这么大的官职了。打个比方，它大约相当于明朝的北直隶总督兼南直隶总督，执掌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江苏、安徽6省市的军政。东汉时期，东至安阳，西至陇山，南至伏牛山，北至吕梁山，包括洛阳、长安二都在内的广阔领土，都属于司隶校尉的辖区。不仅如此，司隶校尉还有权逮捕、审讯和处分所有的中央官员，包括三公与宦官。
阳球上任之后，恰逢杨赐的儿子、袁隗的女婿、京兆尹杨彪向他报告，王甫的门生在地方上贪污了七千余万。阳球大喜，立即以此为由，奉诏逮捕了王甫、袁赦、段颎等人。除了段颎自杀之外，其余案犯均在狱中受酷刑折磨而死，家属都流放到边疆。
袁赦之死，是对袁家政治计划的重大打击。如今，他们与中朝之间的唯一一条纽带被无情地切断了，从此将不可避免地与中朝渐行渐远。袁家的政治角色将从中外朝之间的协调者，转变为外朝领袖。原本，袁绍的政治主张——消灭党锢运动的祸首宦官，领导党人颠覆东汉政权，在袁氏家族里显得非常孤立。而如今，它突然也成了袁家其余成员的选项。袁绍于是因祸得福，在家族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他的事业必然也得到了更多的赞助。当袁家的忠诚度都无法保证的时候，东汉政权的覆亡，真的已经指日可待了。更加糟糕的是，段颎之死很快就将导致西北边境上的一系列兵变，把东汉帝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王甫、袁赦、段颎等人死后，灵帝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不再梦见愤怒的桓帝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天的宽恕，非常高兴，于是下令大赦，放松党锢，把“小功”级别以下的党人都从禁锢的黑名单上除名，允许他们重新做官。
灵帝希望朝野太平，可是司隶校尉阳球还没有喝够人血。王甫、袁赦、段颎等人虽死，他同样厌恶的曹节、张让、袁逢、袁隗、袁滂等人却还活着。于是，阳球制订了一个彻底铲除阉党和洛阳豪强的计划，对自己的部下说：“咱们先干掉大猾，然后解决豪右。宦官的事情由我出面解决，但像袁家这样的公卿豪右，你们直接下手就可以了，何必事事请示我这个司隶校尉啊？”消息很快传遍京师，袁家等豪门听了大为吃惊，赶紧把自家的奢侈用品收敛起来，改过朴素的生活，并积极联络敌人的敌人——宦官。曹节、张让等宦官于是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建议灵帝提升阳球为卫尉。卫尉主管宫廷保安，地位虽然比司隶校尉高，却不能直接审理案件。半年后，他们又报告灵帝，说刘郃、刘纳、陈球、阳球等人与董太后密切来往，想要架空灵帝的权力。这可触了灵帝的大忌，他立即下令逮捕这些人，把他们全部处死。
到了公元179年底，灵帝回过头来看自己在这一年办的事情，恐怕会追悔莫及。由他一手导演的这一系列中朝内讧，极大地削弱了中朝的实力，使其无法再与外朝抗衡。如今，外朝的党人们重新入主朝廷，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灵帝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赶紧着手培植年轻宦官，重用张让、赵忠、段珪等十余名中常侍，人称“十常侍”。更有甚者，灵帝据说还经常讲“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之类的荒唐话。
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180年，灵帝在连续的政变之后感到身心疲惫，打算引进一些异国风情的娱乐节目。《续汉书·五行志》上说，他喜欢穿胡服，坐胡床、胡坐，吃胡饭，听胡笛，跳胡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袁家等京都贵戚竞相摹仿，洛阳的上层社会简直全盘胡化，令正统的儒生们深恶痛绝。
所谓胡服，不会是赵武灵王引进的那种窄袖上衣加皮裤的北方草原民族衣着，因为它在中国人心目中早已本土化，汉朝官员工作时经常穿戴，不再被视为奇装异服了。估计也不会是波斯长袍，因为波斯长袍的外观与汉族传统长袍差不多，只是花纹的区别大一些，恐怕不足以引起灵帝的兴趣。最有可能的是某种当时在中亚地区流行的希腊服饰，它们在佛教男性造像中很常见。灵帝信佛，所以他穿希腊服饰的可能性很大。胡床和胡坐是两种折叠椅，胡床屡见于近代出土的中国文物中，没有椅背，即北京人所谓的“马扎”，可能是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明的；胡坐大概是有椅背的折叠椅。当时，这两种家具在从罗马到印度的希腊化世界中都很流行，灵帝时传入中国，也不值得奇怪。
灵帝倡导的“胡化运动”，将中国宫廷变得面目全非。笔者估计，他这次“胡化运动”的仿效对象很可能是贵霜（khana）文化。由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是当时亚洲腹地的霸主，结合了亚、欧、非大陆上的多种文化，资助大乘佛教，并控制了印度北部和塔里木河流域的部分城邦，对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当时的东半球已经是一个初步全球化的世界了。
全球化有利有弊。它的优点，当然在于促进世界各地先进文化科技的相互学习和发展；而它的一大缺点，便是导致瘟疫的传播。先秦、秦朝和西汉时期，中国极少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病。按照《后汉书》的记载，在东汉中前期，中国也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瘟疫，只有地区性的小疫情。但自从桓帝末年开始，中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瘟疫，半个世纪内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极大地加快了东汉帝国的崩溃进程。
这场大瘟疫的肇事者，正是那位据说在十几年前向汉桓帝派遣使团的“大秦王安敦”——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公元162年，他的副帝卢齐乌斯·维鲁斯（civer）和大将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avidicassi）发动了对波斯的侵略战争，所过之处生灵涂炭。公元165年，罗马军攻陷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hon），并将其夷为平地。但正当此时，西亚突然爆发大瘟疫，他们被迫撤退。疫情愈演愈烈，很快发展成人类有史以来最猛烈的瘟疫，扩张到整个已知世界。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到达中国的同一年，罗马军队凯旋回国，也把西亚的瘟疫传到了欧洲。在此后的20年内，这种欧洲人前所未见的怪病席卷整个罗马帝国，帝国人口因此下降了三分之一，也就是3千万左右。公元169年，卢齐乌斯·维鲁斯也染疫病死，从此，罗马帝国元气大伤，30年内无力再度东征。如果那支在公元166年秋到达中国的“大秦使团”是真的，那么他们应是在公元164或165年从西亚启程的。当时正是罗马军队在西亚战果最大的时候，也是大瘟疫爆发前的潜伏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