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赦令下达，但黄巾军的攻势却有增无减。显然，灵帝无法在古书里找到什么对付黄巾军的办法，只得紧急召开御前会议。没想到，他在会上见识了一位比自己还要书呆的大臣——侍中向栩。向栩建议，只要派人对着黄巾军高声朗诵《孝经》，敌人必定会自动瓦解。灵帝听后气坏了，立即命张让把向栩抓到东汉时的东厂——黄门北寺狱，此人随即便死在那里。
其实，向栩死得有点冤，因为《孝经》为帝国政府武力镇压民众暴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孝经·天子》上说，所谓“天子之孝”，就是“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灵帝有没有“德教加于百姓”，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不过，“刑于四海”却正是他打算付诸实施的。在什么情况下，天子有必要“刑于四海”呢？《孝经·纪孝行》又给出了非常清楚的答案：“为下而乱则刑”。张角身为庶人，擅自组织民众与朝廷对抗，当然是“为下而乱”，理应加重刑了。
看到皇上已经决心武力镇压黄巾暴动，皇甫规的侄子、北地太守皇甫嵩便从军事角度出发，建议灵帝捐出宫中藏钱和西园厩马，奖励军士，灵帝批准了这个意见。郎中张钧请求灵帝处死十常侍以谢天下，反被宦官诬陷为学太平道，和向栩一同死在监狱里。不过，张钧的表章还是震慑了十常侍，他们纷纷拿出家财以充军费，从而加快了部队的组建速度。
三月底，镇压黄巾的汉军两路出师：北中郎将卢植、东中郎将董卓、护乌桓中郎将宗员率北军五校及幽、凉、并、冀4州兵马，北征河北的黄巾主力；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豫州刺史王允、骑都尉曹操、左军司马孙坚、护军司马傅燮率三河骑士、豫、青、兖、徐、荆5州兵马，东征河南黄巾；何进与袁氏三兄弟坐镇洛阳。
战争一开始，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但官军因为物资充足，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还是很快占了上风。六月，卢植、董卓、宗员将张角围困在广宗。灵帝闻报后很兴奋，派小黄门左丰到前线察看军情。卢植不肯贿赂左丰，后者就向灵帝打小报告说：“我看广宗的敌人很容易歼灭啊。卢中郎现在按兵不动，就等着老天来惩罚对手了。”灵帝大怒，下诏将卢植逮捕，又勒令董卓加强攻势。董卓只好硬着头皮进攻，结果被张角在下曲阳打得大败，也遭到革职查办，河北的战局一时朝着对黄巾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但与此同时，皇甫嵩、朱儁、曹操、傅燮的河南方面军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八月，皇甫嵩在歼灭了大部分黄巾军后移师北上，与董卓的残部会合，随即向张角军扑来。九月，张角再次被围困在广宗，并很快像洪秀全一样死了。十月，皇甫嵩攻破广宗，杀死张梁，将张角剖棺戮尸。一个月之后，皇甫嵩又攻陷下曲阳，杀死张宝。至此，由太平道领导的这场黄巾大暴动在9个月内便宣告失败。但就像大地震之后必然还有余震一样，黄巾运动并未完全停息，此后又曾发生过多次影响力较小的黄巾暴动。
战胜黄巾军之后，王允在张角的文件中发现了中常侍张让宾客与黄巾交通的信函，立即上报朝廷。灵帝大怒，痛斥张让，但又不予惩办。张让由此恨王允，后来数次将他陷于死罪，赖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合力保，才得以免死。能够把王允与何进、袁隗、杨赐三人联系起来的，当然非袁绍莫属，难怪王允后来会对袁绍忠心耿耿。
关于黄巾暴动的过程，袁宏的《后汉纪》再次向我们提供了与《后汉书》截然不同的版本：唐周（唐客）上书告的只有张角兄弟，没有马元义；张角于二月起兵，汉军随即东征，马元义见洛阳防备空虚，这才策划在五月乙卯日暴动；卢植一介书生，本不是张角的对手，把张角包围在广宗的主将是董卓；《后汉纪》说朱儁讨黄巾时的军师是蔡邕，而《后汉书》说蔡邕当时正在扬州流浪……如此等等。区区一年之内的事件，竟然就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说法，足见汉末历史的复杂程度。
此外，可以肯定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并没有参加过对张角兄弟的讨伐。当时，刘备年仅24虚岁，关羽、张飞大概都未成年。3年之后，他们才参加了公孙瓒、邹靖的军队，攻打张纯叛军和青州黄巾。
听说黄巾暴动已经被皇甫嵩迅速平定，灵帝喜出望外，立即将这一年改元为“中平”，意为“实现中兴”和“恢复太平”。其实，更大的混乱还在等待着他。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9）
第二节中平羌乱：凉州军阀集团的形成
听说黄巾暴动被迅速平定，灵帝喜出望外，立即改元为“中平”，希望“实现中兴”和“恢复太平”。可等来的却是更难对付的打着消灭宦官旗号的凉州军阀集团的叛乱！
汉灵帝是一个罕见的金融天才，不仅发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还深谙房地产经营之道，且热心参与科技发明。在中国历代皇帝里，极少有人能将这些优点集于一身。可他的全新治国理念却不幸触怒了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因而注定要成为史书中的反面教材。
当汉军与黄巾军在黄河下游拼死搏杀之际，黄河上游正默默地酝酿着更加强烈的政治风暴。如果我们在当时逆黄河而上，又会看到怎样的一幅景致呢？
蓝天、雪山、青海、森林、草原，童话般的幻境，天堂般的土地；微薄的氧气含量，刺骨的寒风，无与伦比的海拔，难以攀援的山峦，兀鹫与雪豹的巢穴，地狱般的世界。
这里就是世界屋脊、长江与黄河之母——青藏高原。
公元2世纪的青藏高原，和现在的样子大不相同。当时，山峰的高度比现在要低几米，森林覆盖率更高，野生动物更多。但最大的区别是：当时的青藏高原既没有喇嘛，也没有庙宇。在公元4世纪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到这里呢。
严酷的自然环境，锻造出坚韧、勇敢、智慧的居民。至少在5千年前，青藏高原的居民就已经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活动于青海湖一带的齐家文化更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文化之一。放牧牛羊一直是青藏高原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这个民族也由此得名：羊儿为“羌”，羊女为“姜”，所以大多数羌族人都姓姜。
羌族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大约5千年前，姜姓炎帝率领他的羌族百姓沿黄河东进，与姬姓黄帝率领的南下部落融合，由此形成了炎黄子孙。殷墟甲骨文显示，羌族（羌方）是商朝最强悍的对手之一。最终，在姜子牙的领导下，羌族与周人联合，在牧野歼灭商朝军队，开创了大周800年基业。作为奖赏，多个羌族部落被周王封到东方，形成了齐、申、许、纪等诸侯国。多数周王都迎娶了羌族的姜姓公主为王后，所以每一位周王室成员都有羌族血统。但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因为迷恋褒姒，竟与他的羌族王后离婚。为了惩罚这位不自量力的好色国王，羌族领袖申侯联合犬戎推翻西周，拥立自己的外孙姬宜臼为新的周天子，迁都洛阳，也就是东周的开国之君周平王。
东周建立之后，齐国兴起，逐渐取代了申国的羌族领袖地位。齐桓公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尔后，黄河中下游的羌族逐渐适应了农业生活，与周人、夷人、楚人、秦人等古老民族融合，形成了西汉时期的汉族。但是，他们远在黄河上游的同胞仍然过着几百年之前的游牧生活，而且一度臣服于匈奴，对汉帝国的西北边疆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东汉时期，匈奴虽然衰败，羌族的威胁却越来越大。直到汉桓帝重用“凉州三明”，才抑制住羌族的扩张势头。然而，羌族还远未灭亡，他们与南匈奴、湟水流域的小月氏（湟中义从胡）、河西走廊的休著屠各等草原民族一样，或是在汉军中服役，或是过着和以前一样的游牧生活，人口迅速增长，已经不逊于当地的汉族数量。
公元179年，羌族的征服者段颎在狱中自杀，他的许多老部下因而不再信任东汉政府。5年之后，黄巾暴动的消息传来，这些将士便与他们本应负责防御的游牧民族结成同盟，计划与黄巾军从东西两面夹击汉朝。与张角手下那群毫无军事经验的乌合之众不同，这些人个个身经百战，对汉军的战术了如指掌，并拥有不亚于任何一支汉军的优良装备。未来，他们将攻陷长安和洛阳，在东汉帝国的首都里尽情发泄自己积累多年的仇恨。不过，张角军的迅速崩溃使得这些人只得单独行动，史称“中平羌乱”。
“中平羌乱”的主要领导人——金城人边章、韩遂（字文约，又称韩约）是凉州的两位名士，向来非常仇视宦官。听说何进即将出任大将军，韩遂便到洛阳来，劝他借手握兵权的时机消灭宦官。何进没有同意，韩遂悻悻离去，决定利用自己在凉州的势力，用武力逼迫朝廷就范。
公元179年段颎死亡之后，凉州军阀集团一反他们的老领导亲近宦官的政策，转而积极要求铲除宦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宦官们在后方享受荣华富贵，克扣军饷，盘剥将帅，凉州军人对此怀恨已久；其次，宦官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士大夫中间的名声实在太差，与宦官走得太近，给凉州军阀集团的形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也不利于他们与各地行政单位合作；第三，灵帝中期天下大乱，凉州军阀集团倚仗自身无与伦比的强大兵力，企图夺取帝国中央政权，而掌权的宦官自然就成为他们必须除去的对象了。
然而，凉州军阀集团企图联合反阉党的士大夫消灭宦官，进而控制朝政的野心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并不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凉州军阀集团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汉族血统，有些甚至不是黄种人，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不熟悉中原的风俗习惯，难以被广大汉族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为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原士大夫比一般老百姓更加看重“华夷大防”，骨子里看不起凉州武士这样的“羌胡杂种”，虽然可以一时联合他们打击共同的敌人宦官，但等宦官一灭，他们必定会设计推翻凉州军阀集团，独掌朝政。这就是此后几年内即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是袁绍与董卓之间的关系从合作转变为敌对现象的根源。
除了韩遂劝说何进的a计划之外，凉州军阀集团还有b计划，劝说的对象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车骑将军皇甫嵩。当时，皇甫嵩已灭黄巾，手握重兵，威震天下。凉州汉阳郡名士闫忠造访皇甫嵩，以韩信的例子劝他及早清君侧，皇甫嵩也不肯答应。闫忠只好返回凉州，半路上巧遇曾经自称是段颎外孙的武威人贾诩。两人交谈甚欢，闫忠还称赞贾诩“有（张）良、（陈）平之奇。”这位贾诩后来成为凉州军阀集团的主要谋士。“闫”是凉州的大姓，韩遂的女婿——几乎杀死马超的猛将闫行就是金城郡人，与闫忠家乡汉阳郡接壤，两人可能沾亲带故。韩遂与闫忠很早就走到一起，绝非偶然。
公元184年十一月，右中郎将朱儁攻陷太平道黄巾军的最后据点——宛城，第一次黄巾暴动宣告结束。同月，边章、韩遂、闫忠和小月氏酋长北宫伯玉、李文侯等段颎旧部以“讨宦官、清君侧”为名，在北地郡起兵，攻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大举东进，在当年年底渡过了黄河。有趣的是，边章、韩遂、闫忠三人都说自己是被羌人劫持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话恐怕连小孩子也骗不了。除此之外，陇西人宋建也自称“河首平汉王”，在黄河上游建国，公然与东汉政权对抗。
公元185年初，东汉帝国又遭遇了一连串自然灾害：正月，瘟疫大起，死者如乱麻；二月，东汉皇宫的主要建筑南宫发生火灾，云台、嘉德、和欢三大殿全部被焚，烈火足足烧了半个月才灭，可见其规模之巨。
南宫被焚毁之后，灵帝便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业余爱好：建筑学。这位多才多艺的年轻君主亲手规划了一些新式宫殿，可是苦于经费不足，难以付诸实施。十常侍于是建议灵帝提高农业税，每亩增加10钱，用以修建新宫。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公元2年，西汉帝国拥有“可垦不可垦”（半可垦）地3229万顷，定垦田827万顷，总垦田面积估计接近2千万顷，合20亿亩。东汉时期，江南、辽东和陇西的荒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当地人口剧增。以此估计，灵帝时全国的耕地至少不会低于20亿亩。每亩增加10钱农业税，政府收入就至少多了200亿钱，相当于桓帝时期3年的帝国税收。
和粮食总产量相比，再考虑到灵帝时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几十倍的因素，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其实并不算很重。但当时正逢大乱之后，天下饥荒，瘟疫横行，灵帝不减免税收，反而加税，无异于釜底抽薪。各地的耕地情况也非常不同，有些肥沃，有些贫瘠，《尚书·禹贡》里就已经把全国的耕地分为9等。一刀切地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势必造成极大的不平等，但这已经是灵帝无暇顾及的了。
显然，灵帝设计的新南宫建造费用远远超过200亿钱，因为他又恢复了以前为兴建“鸿都门学”集资而制订的“卖官鬻爵”制度。而这一次，灵帝再次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金融才华。为了能够将官爵多卖些钱，他居然发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这样的天才方案。每一个被赐予高级职务的官员都必须先到西园问价，在“助军钱”或“修宫钱”这2种欠条中挑一种签字，然后才能走马上任。因为用“分期付款”和“零首付”代替了“一次性付清”，所以官价暴涨：1千万原来足够买到三公，现在却顶多只能买到一个太守，而能够一次性付完全款的人则继续享受原先的价格。与以前临时性的荣誉摊派不同，这次卖官公开逼官员们替政府长期盘剥百姓，等于变相增加税收。
当时，侍中刘陶升任京兆尹，因而欠下西园1千万修宫钱。他拒绝还款，装病不上班。由于刘陶名气大，所以灵帝特批免除他的债务，改任谏议大夫；河内郡有个叫司马直的人，大概是司马懿的亲戚，被朝廷委任为巨鹿太守。灵帝虽然特批给他优惠300万，但司马直仍然请求辞职，朝廷不许，于是悲愤自杀，死前上奏一本，痛批卖官制度。灵帝读了之后也有些感慨，于是暂停征收修宫钱，但很快又恢复了。
当然，大多数官员还是乐意出，也出得起“助军钱”和“修宫钱”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崔烈和曹嵩。公元185年三月，袁隗因长期生病，辞去担任了整整2年的司徒一职。读者应当记得袁逢、袁隗、段颎、杨赐为之联合办丧事的那位冀州名士崔龋蘖揖褪撬奶眯郑缫压僦辆徘洌恢笨嗫嗟茸诺比l翟蠼绿u南3驼业搅榈鄣娜槟赋谭蛉耍杂呕莸募鄹癫谷薄＝峁蘖抑灰淮涡愿读?00万，便当上了司徒，就连灵帝本人都对这样低廉的价格惊叹，社会上人人议论。崔烈之子崔钧时任虎贲中郎将，大概是袁绍的前任，对父亲反映了外界的嘲讽，结果反而遭到气急败坏的殴打。崔烈也知道便宜没好货，担心自己的司徒当不长，于是追加投资，结果在当了2年司徒后改任太尉，又当了半年三公。崔烈下台后，曹操的父亲曹嵩花了1亿钱，才为自己搞到这个太尉之职。
看到手头的资金渐渐充裕了起来，南宫尚未完工，灵帝又开始修造小金库“万金堂”，把本来由大司农掌管的基础设施建设款和防震减灾资金全都转移了进去。同时，这位天子还计划莅临冀州，巡视河间地区，但并不是为了安抚灾民，而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购买田宅。河间是灵帝的家乡，位于黄河下游，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但因为临近黄巾暴动的主战场，受其影响，一年来地价大幅下降。长期关注不动产投资业界新闻动向的灵帝非常看好河间板块，认为现在购地是无风险套利。于是，他不仅亲自出马，还带上十常侍一起去团购，以便能更好地压价。
从商业角度说，灵帝的这次决策也许是对的；但从政治角度说，则是东汉末年的一大丑闻，而且差点让灵帝血本无归。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坚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全中国土地的大产权都归皇帝本人所有，臣民能够享有的只是小产权或使用权。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有向皇帝缴纳地税的义务。而如今，汉灵帝却费尽心思聚敛小产权或使用权，这当然会与汉朝传统的经济观念严重冲突。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个治国理念如此荒谬的家伙已经不再适合担任帝国的君主了。在这些希望推翻灵帝统治的仁人志士之中，当然就包括“本初俱乐部”的许多成员。
灵帝要北巡冀州河间，主要负责接待的当然是冀州刺史王芬。此人的政治立场接近清流，经常与刚刚解除党锢的陈蕃之子陈逸来往。某日，王芬在家中招待陈逸和以精通阴阳五行与天文而闻名海内的术士襄楷。襄楷对他们说，据自己夜观天象，宦官们很快就要被消灭了。王芬和陈逸听后大喜，以为边章、韩遂、闫忠、北宫伯玉等人清君侧的行动将会成功。于是他们派人到洛阳去，与“本初俱乐部”商定，灵帝和十常侍一入冀州，王芬便发动兵变，而“本初俱乐部”则与何进、袁隗等朝廷大员迎立合肥侯。
作为“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许攸、曹操等人都得到了王芬的消息，所以袁绍、何颙肯定也知情。最偏袒曹操的《魏书》收录了曹操的一封冠冕堂皇的《拒芬辞》，显然是为了证明曹操不仅忠于汉室，而且机智过人。这篇文章内容也许是真的，但它恰恰说明，曹操了解王芬等人的谋反计划，只是因为觉得时机不成熟而表示反对，并且没有上奏朝廷。知道谋反阴谋而不报告，这种事情无论放到任何朝代，都肯定与谋反同罪。如果事情败露，曹操一家理应被满门抄斩。笔者怀疑，曹操的父亲之所以要花1亿钱购买本来只值1千万的太尉，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官价暴涨，而是为了替曹操赎罪。
公元185年春季，其实是个造反的好机会。三月，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人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渭河流域。当此危难之际，凉州刺史左昌反而贪污军饷数千万，又指挥无方，导致部将夏育、盖勋等人纷纷战败，叛军杀入三辅，渐渐逼近长安。司徒崔烈勇于买官，却怯于战斗，居然建议朝廷干脆把凉州割让给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人，划陇山而治，遭到议郎傅燮的痛批。这次灵帝的头脑还算比较清醒，封傅燮为汉阳太守，与左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董卓前去讨伐。
皇甫嵩接旨以后，觉得骑兵不足，请朝廷招募3千名乌桓雇佣军。何进的部下、北军中侯邹靖（刘备后来的上司）认为乌桓兵弱，不如去招募鲜卑人。灵帝让四府官员讨论，何进的幕僚韩卓支持邹靖，认为乌桓兵弱，又是鲜卑的死敌，一旦随官军出击，鲜卑袭击其后方，乌桓人必定从前线撤退，造成巨大的混乱，影响汉军士气，不如招募鲜卑。车骑将军何苗的幕僚、《汉官仪》与《风俗通》的作者应劭反对，认为鲜卑本性比乌桓凶残，长期与汉朝敌对，以往鲜卑雇佣军入境后都要四处奸杀劫掠，战后又逼着汉将送给他们钢铁和武器作酬劳，日后遗患无穷，还不如招募陇西羌胡中没有参加叛乱的部落。朝廷多数人同意应劭的看法，但最终并未招募到多少人。
皇甫嵩和董卓带兵进入关中，与敌军对垒多日，却并不作战。笔者估计，闫忠造访皇甫嵩，很可能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皇甫嵩及其子皇甫坚寿和董卓的关系一直很好，晚年虽然略有冲突，但整体上仍旧能够和睦相处。皇甫嵩恐怕是在为是否与韩遂等人联盟，讨宦官、废灵帝而犹豫；董卓是灵帝生母董太后的亲戚，所以他大概坚决反对废黜灵帝。二人的意见难以统一，于是只好暂时按兵不动。
同样是在公元185年春季，司隶部和并州的农民也纷纷暴动，共有杨凤、黑山、白骑、黄龙、左校、牛角、飞燕、于毒等数十部，从北面威胁洛阳。王芬借此机会上奏说，这些造反者攻劫郡县，必须讨伐。朝廷应该立即拨给自己一支军队，这样才能在灵帝北巡时保证安全。这时，太史令又报告说天象不佳，有针对皇帝的阴谋，灵帝于是取消了到河间团购房地产的计划，并召王芬入京。王芬担心阴谋已经暴露，于是自杀。
奇怪的是，这次阴谋至此就划上了句号。许攸、曹操等人都没有受到调查和处罚，实在不合情理。即便曹腾能够花钱为曹操赎罪的话，但许攸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他们有袁绍这座靠山撑腰。袁绍后来曾经说“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大概就包括这件事在内，这其实也是他作为黑社会老大应尽的义务。此时的袁绍深受何进与袁隗两位朝廷大员的信任，言听计从，虽然官职不过中郎将，其实早已一手遮天。帝国当局的重要文件大都要经何进与袁隗之手，所以袁绍不想让灵帝知道的事情，灵帝想知道还真困难。
不过，中朝也并非那么无能。对于皇甫嵩按兵不动，与闫忠等人来往的事情，他们绝非全然不知。于是，中常侍张让来到前线，向皇甫嵩索要5千万钱。张让与皇甫嵩非亲非故，突然索要这么一大笔钱有些突兀，恐怕是借皇甫嵩与闫忠来往之事讹诈。皇甫嵩不肯出钱，于是在七月被罢免军职，削减封地，回家乡休息，他的部队则全部交由董卓统领。
八月，看到西北叛军已经威胁到了西汉诸帝陵园的安全，灵帝终于着急了，封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袁绍的族孙、执金吾袁滂为副将，与荡寇将军周慎、右扶风鲍鸿、扬武都尉陶谦、参军事孙坚等将领率领十余万大军西征，与董卓联合讨敌。此外，又按照皇甫嵩的老建议，招募了3千名乌桓雇佣军，令涿县令公孙瓒统领。公孙瓒是卢植的学生，刘备的学长，以善于指挥骑兵闻名。但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又听说鲜卑人来袭，这些乌桓骑兵就像韩卓预言的那样，一窝蜂地离开公孙瓒溜走了，随后给河北地区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前中山相张纯本来想指挥乌桓雇佣军立功，却被公孙瓒抢了先机，因而对朝廷不满。见此机会难得，他便与前泰山太守张举合谋，暗中联络这些乌桓人，准备起兵反汉。
张温出征时，成都人张玄又来劝他，在宦官前来饯行时将其一网打尽，然后回师洛阳清君侧。张温不肯从，张玄长叹：“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逃入山中隐居起来。九月，张温军进抵美阳（今陕西省武功县西），遭遇韩遂军主力。参军事孙坚自恃骁勇，率领千余名新兵冲阵，被敌人围困起来，杀得全军覆没。孙坚丢了军官印绶，只身逃回来，张温手下诸将都嘲笑他，只有董卓佩服孙坚的勇气。《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说张温的大军刚到，边章、韩遂等人便不战而降，所以孙坚没有立下军功等等，明显是在为孙坚的惨败开脱。该书又说董卓开会迟到，言语冒犯张温，孙坚便劝张温杀董卓，同样荒谬。董卓身为大将，历年军功甚多，手握重兵，部下亲附，还是董太后的亲戚，张温想杀都未必杀得了。后来，董卓恨张温而欣赏孙坚，也说明事情的真相正好相反。张温人品不佳，陶谦就很讨厌他。《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力图让读者相信的，是孙坚与董卓的关系一向恶劣，好人与坏人永远黑白分明的假相，这和其它史料希望让读者相信，曹操早已同袁绍决裂的现象如出一辙。
十月庚寅，灵帝的老师、袁逢的亲家、司空杨赐去世，举朝哀悼。同月，张温、孙坚等人的败状渐渐传到洛阳，许多官员都知道了，却不敢报告灵帝。谏议大夫刘陶忍无可忍，上奏书说：“车骑将军张温有勇无谋，把全部主力集结在第一线，连支预备队都没有。西羌叛逆的将帅多是段颎的老部下，熟悉军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变诈无穷。现在，胡骑连战连胜，已经攻进了陵园，离张温的营地不过咫尺之遥。臣时常担心，敌人一旦向东北绕道河东、冯翊，奇袭函谷关，包抄其后路，我军将无人能够返回。臣知道自己废话太多，招人讨厌，但实在不能不说，因为一旦国家危险了，臣也无法再活。现在我报告8件要事，希望陛下能够尽快采纳。”随后报告了8件事，大都是对宦官的批评。
自从韩遂等人以诛灭宦官为名起兵以来，这些半阉人就一直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现在见刘陶的意见与韩遂相同，他们便向灵帝诬告刘陶说：“现在四方局势平静，而刘陶一心唱衰朝政。前线的军情我们都还没听说，刘陶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他大概是韩遂一党吧？”于是以里通羌虏，与黄巾余党来往之名逮捕刘陶，刘陶愤而在狱中自杀。
其实，向栩死得有点冤，因为《孝经》为帝国政府武力镇压民众暴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孝经·天子》上说，所谓“天子之孝”，就是“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灵帝有没有“德教加于百姓”，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不过，“刑于四海”却正是他打算付诸实施的。在什么情况下，天子有必要“刑于四海”呢？《孝经·纪孝行》又给出了非常清楚的答案：“为下而乱则刑”。张角身为庶人，擅自组织民众与朝廷对抗，当然是“为下而乱”，理应加重刑了。
看到皇上已经决心武力镇压黄巾暴动，皇甫规的侄子、北地太守皇甫嵩便从军事角度出发，建议灵帝捐出宫中藏钱和西园厩马，奖励军士，灵帝批准了这个意见。郎中张钧请求灵帝处死十常侍以谢天下，反被宦官诬陷为学太平道，和向栩一同死在监狱里。不过，张钧的表章还是震慑了十常侍，他们纷纷拿出家财以充军费，从而加快了部队的组建速度。
三月底，镇压黄巾的汉军两路出师：北中郎将卢植、东中郎将董卓、护乌桓中郎将宗员率北军五校及幽、凉、并、冀4州兵马，北征河北的黄巾主力；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豫州刺史王允、骑都尉曹操、左军司马孙坚、护军司马傅燮率三河骑士、豫、青、兖、徐、荆5州兵马，东征河南黄巾；何进与袁氏三兄弟坐镇洛阳。
战争一开始，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但官军因为物资充足，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还是很快占了上风。六月，卢植、董卓、宗员将张角围困在广宗。灵帝闻报后很兴奋，派小黄门左丰到前线察看军情。卢植不肯贿赂左丰，后者就向灵帝打小报告说：“我看广宗的敌人很容易歼灭啊。卢中郎现在按兵不动，就等着老天来惩罚对手了。”灵帝大怒，下诏将卢植逮捕，又勒令董卓加强攻势。董卓只好硬着头皮进攻，结果被张角在下曲阳打得大败，也遭到革职查办，河北的战局一时朝着对黄巾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但与此同时，皇甫嵩、朱儁、曹操、傅燮的河南方面军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八月，皇甫嵩在歼灭了大部分黄巾军后移师北上，与董卓的残部会合，随即向张角军扑来。九月，张角再次被围困在广宗，并很快像洪秀全一样死了。十月，皇甫嵩攻破广宗，杀死张梁，将张角剖棺戮尸。一个月之后，皇甫嵩又攻陷下曲阳，杀死张宝。至此，由太平道领导的这场黄巾大暴动在9个月内便宣告失败。但就像大地震之后必然还有余震一样，黄巾运动并未完全停息，此后又曾发生过多次影响力较小的黄巾暴动。
战胜黄巾军之后，王允在张角的文件中发现了中常侍张让宾客与黄巾交通的信函，立即上报朝廷。灵帝大怒，痛斥张让，但又不予惩办。张让由此恨王允，后来数次将他陷于死罪，赖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合力保，才得以免死。能够把王允与何进、袁隗、杨赐三人联系起来的，当然非袁绍莫属，难怪王允后来会对袁绍忠心耿耿。
关于黄巾暴动的过程，袁宏的《后汉纪》再次向我们提供了与《后汉书》截然不同的版本：唐周（唐客）上书告的只有张角兄弟，没有马元义；张角于二月起兵，汉军随即东征，马元义见洛阳防备空虚，这才策划在五月乙卯日暴动；卢植一介书生，本不是张角的对手，把张角包围在广宗的主将是董卓；《后汉纪》说朱儁讨黄巾时的军师是蔡邕，而《后汉书》说蔡邕当时正在扬州流浪……如此等等。区区一年之内的事件，竟然就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说法，足见汉末历史的复杂程度。
此外，可以肯定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并没有参加过对张角兄弟的讨伐。当时，刘备年仅24虚岁，关羽、张飞大概都未成年。3年之后，他们才参加了公孙瓒、邹靖的军队，攻打张纯叛军和青州黄巾。
听说黄巾暴动已经被皇甫嵩迅速平定，灵帝喜出望外，立即将这一年改元为“中平”，意为“实现中兴”和“恢复太平”。其实，更大的混乱还在等待着他。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9）
第二节中平羌乱：凉州军阀集团的形成
听说黄巾暴动被迅速平定，灵帝喜出望外，立即改元为“中平”，希望“实现中兴”和“恢复太平”。可等来的却是更难对付的打着消灭宦官旗号的凉州军阀集团的叛乱！
汉灵帝是一个罕见的金融天才，不仅发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还深谙房地产经营之道，且热心参与科技发明。在中国历代皇帝里，极少有人能将这些优点集于一身。可他的全新治国理念却不幸触怒了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因而注定要成为史书中的反面教材。
当汉军与黄巾军在黄河下游拼死搏杀之际，黄河上游正默默地酝酿着更加强烈的政治风暴。如果我们在当时逆黄河而上，又会看到怎样的一幅景致呢？
蓝天、雪山、青海、森林、草原，童话般的幻境，天堂般的土地；微薄的氧气含量，刺骨的寒风，无与伦比的海拔，难以攀援的山峦，兀鹫与雪豹的巢穴，地狱般的世界。
这里就是世界屋脊、长江与黄河之母——青藏高原。
公元2世纪的青藏高原，和现在的样子大不相同。当时，山峰的高度比现在要低几米，森林覆盖率更高，野生动物更多。但最大的区别是：当时的青藏高原既没有喇嘛，也没有庙宇。在公元4世纪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到这里呢。
严酷的自然环境，锻造出坚韧、勇敢、智慧的居民。至少在5千年前，青藏高原的居民就已经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活动于青海湖一带的齐家文化更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文化之一。放牧牛羊一直是青藏高原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这个民族也由此得名：羊儿为“羌”，羊女为“姜”，所以大多数羌族人都姓姜。
羌族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大约5千年前，姜姓炎帝率领他的羌族百姓沿黄河东进，与姬姓黄帝率领的南下部落融合，由此形成了炎黄子孙。殷墟甲骨文显示，羌族（羌方）是商朝最强悍的对手之一。最终，在姜子牙的领导下，羌族与周人联合，在牧野歼灭商朝军队，开创了大周800年基业。作为奖赏，多个羌族部落被周王封到东方，形成了齐、申、许、纪等诸侯国。多数周王都迎娶了羌族的姜姓公主为王后，所以每一位周王室成员都有羌族血统。但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因为迷恋褒姒，竟与他的羌族王后离婚。为了惩罚这位不自量力的好色国王，羌族领袖申侯联合犬戎推翻西周，拥立自己的外孙姬宜臼为新的周天子，迁都洛阳，也就是东周的开国之君周平王。
东周建立之后，齐国兴起，逐渐取代了申国的羌族领袖地位。齐桓公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尔后，黄河中下游的羌族逐渐适应了农业生活，与周人、夷人、楚人、秦人等古老民族融合，形成了西汉时期的汉族。但是，他们远在黄河上游的同胞仍然过着几百年之前的游牧生活，而且一度臣服于匈奴，对汉帝国的西北边疆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东汉时期，匈奴虽然衰败，羌族的威胁却越来越大。直到汉桓帝重用“凉州三明”，才抑制住羌族的扩张势头。然而，羌族还远未灭亡，他们与南匈奴、湟水流域的小月氏（湟中义从胡）、河西走廊的休著屠各等草原民族一样，或是在汉军中服役，或是过着和以前一样的游牧生活，人口迅速增长，已经不逊于当地的汉族数量。
公元179年，羌族的征服者段颎在狱中自杀，他的许多老部下因而不再信任东汉政府。5年之后，黄巾暴动的消息传来，这些将士便与他们本应负责防御的游牧民族结成同盟，计划与黄巾军从东西两面夹击汉朝。与张角手下那群毫无军事经验的乌合之众不同，这些人个个身经百战，对汉军的战术了如指掌，并拥有不亚于任何一支汉军的优良装备。未来，他们将攻陷长安和洛阳，在东汉帝国的首都里尽情发泄自己积累多年的仇恨。不过，张角军的迅速崩溃使得这些人只得单独行动，史称“中平羌乱”。
“中平羌乱”的主要领导人——金城人边章、韩遂（字文约，又称韩约）是凉州的两位名士，向来非常仇视宦官。听说何进即将出任大将军，韩遂便到洛阳来，劝他借手握兵权的时机消灭宦官。何进没有同意，韩遂悻悻离去，决定利用自己在凉州的势力，用武力逼迫朝廷就范。
公元179年段颎死亡之后，凉州军阀集团一反他们的老领导亲近宦官的政策，转而积极要求铲除宦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宦官们在后方享受荣华富贵，克扣军饷，盘剥将帅，凉州军人对此怀恨已久；其次，宦官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士大夫中间的名声实在太差，与宦官走得太近，给凉州军阀集团的形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也不利于他们与各地行政单位合作；第三，灵帝中期天下大乱，凉州军阀集团倚仗自身无与伦比的强大兵力，企图夺取帝国中央政权，而掌权的宦官自然就成为他们必须除去的对象了。
然而，凉州军阀集团企图联合反阉党的士大夫消灭宦官，进而控制朝政的野心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并不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凉州军阀集团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汉族血统，有些甚至不是黄种人，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不熟悉中原的风俗习惯，难以被广大汉族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为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原士大夫比一般老百姓更加看重“华夷大防”，骨子里看不起凉州武士这样的“羌胡杂种”，虽然可以一时联合他们打击共同的敌人宦官，但等宦官一灭，他们必定会设计推翻凉州军阀集团，独掌朝政。这就是此后几年内即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是袁绍与董卓之间的关系从合作转变为敌对现象的根源。
除了韩遂劝说何进的a计划之外，凉州军阀集团还有b计划，劝说的对象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车骑将军皇甫嵩。当时，皇甫嵩已灭黄巾，手握重兵，威震天下。凉州汉阳郡名士闫忠造访皇甫嵩，以韩信的例子劝他及早清君侧，皇甫嵩也不肯答应。闫忠只好返回凉州，半路上巧遇曾经自称是段颎外孙的武威人贾诩。两人交谈甚欢，闫忠还称赞贾诩“有（张）良、（陈）平之奇。”这位贾诩后来成为凉州军阀集团的主要谋士。“闫”是凉州的大姓，韩遂的女婿——几乎杀死马超的猛将闫行就是金城郡人，与闫忠家乡汉阳郡接壤，两人可能沾亲带故。韩遂与闫忠很早就走到一起，绝非偶然。
公元184年十一月，右中郎将朱儁攻陷太平道黄巾军的最后据点——宛城，第一次黄巾暴动宣告结束。同月，边章、韩遂、闫忠和小月氏酋长北宫伯玉、李文侯等段颎旧部以“讨宦官、清君侧”为名，在北地郡起兵，攻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大举东进，在当年年底渡过了黄河。有趣的是，边章、韩遂、闫忠三人都说自己是被羌人劫持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话恐怕连小孩子也骗不了。除此之外，陇西人宋建也自称“河首平汉王”，在黄河上游建国，公然与东汉政权对抗。
公元185年初，东汉帝国又遭遇了一连串自然灾害：正月，瘟疫大起，死者如乱麻；二月，东汉皇宫的主要建筑南宫发生火灾，云台、嘉德、和欢三大殿全部被焚，烈火足足烧了半个月才灭，可见其规模之巨。
南宫被焚毁之后，灵帝便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业余爱好：建筑学。这位多才多艺的年轻君主亲手规划了一些新式宫殿，可是苦于经费不足，难以付诸实施。十常侍于是建议灵帝提高农业税，每亩增加10钱，用以修建新宫。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公元2年，西汉帝国拥有“可垦不可垦”（半可垦）地3229万顷，定垦田827万顷，总垦田面积估计接近2千万顷，合20亿亩。东汉时期，江南、辽东和陇西的荒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当地人口剧增。以此估计，灵帝时全国的耕地至少不会低于20亿亩。每亩增加10钱农业税，政府收入就至少多了200亿钱，相当于桓帝时期3年的帝国税收。
和粮食总产量相比，再考虑到灵帝时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几十倍的因素，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其实并不算很重。但当时正逢大乱之后，天下饥荒，瘟疫横行，灵帝不减免税收，反而加税，无异于釜底抽薪。各地的耕地情况也非常不同，有些肥沃，有些贫瘠，《尚书·禹贡》里就已经把全国的耕地分为9等。一刀切地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势必造成极大的不平等，但这已经是灵帝无暇顾及的了。
显然，灵帝设计的新南宫建造费用远远超过200亿钱，因为他又恢复了以前为兴建“鸿都门学”集资而制订的“卖官鬻爵”制度。而这一次，灵帝再次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金融才华。为了能够将官爵多卖些钱，他居然发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这样的天才方案。每一个被赐予高级职务的官员都必须先到西园问价，在“助军钱”或“修宫钱”这2种欠条中挑一种签字，然后才能走马上任。因为用“分期付款”和“零首付”代替了“一次性付清”，所以官价暴涨：1千万原来足够买到三公，现在却顶多只能买到一个太守，而能够一次性付完全款的人则继续享受原先的价格。与以前临时性的荣誉摊派不同，这次卖官公开逼官员们替政府长期盘剥百姓，等于变相增加税收。
当时，侍中刘陶升任京兆尹，因而欠下西园1千万修宫钱。他拒绝还款，装病不上班。由于刘陶名气大，所以灵帝特批免除他的债务，改任谏议大夫；河内郡有个叫司马直的人，大概是司马懿的亲戚，被朝廷委任为巨鹿太守。灵帝虽然特批给他优惠300万，但司马直仍然请求辞职，朝廷不许，于是悲愤自杀，死前上奏一本，痛批卖官制度。灵帝读了之后也有些感慨，于是暂停征收修宫钱，但很快又恢复了。
当然，大多数官员还是乐意出，也出得起“助军钱”和“修宫钱”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崔烈和曹嵩。公元185年三月，袁隗因长期生病，辞去担任了整整2年的司徒一职。读者应当记得袁逢、袁隗、段颎、杨赐为之联合办丧事的那位冀州名士崔龋蘖揖褪撬奶眯郑缫压僦辆徘洌恢笨嗫嗟茸诺比l翟蠼绿u南3驼业搅榈鄣娜槟赋谭蛉耍杂呕莸募鄹癫谷薄＝峁蘖抑灰淮涡愿读?00万，便当上了司徒，就连灵帝本人都对这样低廉的价格惊叹，社会上人人议论。崔烈之子崔钧时任虎贲中郎将，大概是袁绍的前任，对父亲反映了外界的嘲讽，结果反而遭到气急败坏的殴打。崔烈也知道便宜没好货，担心自己的司徒当不长，于是追加投资，结果在当了2年司徒后改任太尉，又当了半年三公。崔烈下台后，曹操的父亲曹嵩花了1亿钱，才为自己搞到这个太尉之职。
看到手头的资金渐渐充裕了起来，南宫尚未完工，灵帝又开始修造小金库“万金堂”，把本来由大司农掌管的基础设施建设款和防震减灾资金全都转移了进去。同时，这位天子还计划莅临冀州，巡视河间地区，但并不是为了安抚灾民，而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购买田宅。河间是灵帝的家乡，位于黄河下游，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但因为临近黄巾暴动的主战场，受其影响，一年来地价大幅下降。长期关注不动产投资业界新闻动向的灵帝非常看好河间板块，认为现在购地是无风险套利。于是，他不仅亲自出马，还带上十常侍一起去团购，以便能更好地压价。
从商业角度说，灵帝的这次决策也许是对的；但从政治角度说，则是东汉末年的一大丑闻，而且差点让灵帝血本无归。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坚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全中国土地的大产权都归皇帝本人所有，臣民能够享有的只是小产权或使用权。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有向皇帝缴纳地税的义务。而如今，汉灵帝却费尽心思聚敛小产权或使用权，这当然会与汉朝传统的经济观念严重冲突。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个治国理念如此荒谬的家伙已经不再适合担任帝国的君主了。在这些希望推翻灵帝统治的仁人志士之中，当然就包括“本初俱乐部”的许多成员。
灵帝要北巡冀州河间，主要负责接待的当然是冀州刺史王芬。此人的政治立场接近清流，经常与刚刚解除党锢的陈蕃之子陈逸来往。某日，王芬在家中招待陈逸和以精通阴阳五行与天文而闻名海内的术士襄楷。襄楷对他们说，据自己夜观天象，宦官们很快就要被消灭了。王芬和陈逸听后大喜，以为边章、韩遂、闫忠、北宫伯玉等人清君侧的行动将会成功。于是他们派人到洛阳去，与“本初俱乐部”商定，灵帝和十常侍一入冀州，王芬便发动兵变，而“本初俱乐部”则与何进、袁隗等朝廷大员迎立合肥侯。
作为“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许攸、曹操等人都得到了王芬的消息，所以袁绍、何颙肯定也知情。最偏袒曹操的《魏书》收录了曹操的一封冠冕堂皇的《拒芬辞》，显然是为了证明曹操不仅忠于汉室，而且机智过人。这篇文章内容也许是真的，但它恰恰说明，曹操了解王芬等人的谋反计划，只是因为觉得时机不成熟而表示反对，并且没有上奏朝廷。知道谋反阴谋而不报告，这种事情无论放到任何朝代，都肯定与谋反同罪。如果事情败露，曹操一家理应被满门抄斩。笔者怀疑，曹操的父亲之所以要花1亿钱购买本来只值1千万的太尉，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官价暴涨，而是为了替曹操赎罪。
公元185年春季，其实是个造反的好机会。三月，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人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渭河流域。当此危难之际，凉州刺史左昌反而贪污军饷数千万，又指挥无方，导致部将夏育、盖勋等人纷纷战败，叛军杀入三辅，渐渐逼近长安。司徒崔烈勇于买官，却怯于战斗，居然建议朝廷干脆把凉州割让给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人，划陇山而治，遭到议郎傅燮的痛批。这次灵帝的头脑还算比较清醒，封傅燮为汉阳太守，与左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董卓前去讨伐。
皇甫嵩接旨以后，觉得骑兵不足，请朝廷招募3千名乌桓雇佣军。何进的部下、北军中侯邹靖（刘备后来的上司）认为乌桓兵弱，不如去招募鲜卑人。灵帝让四府官员讨论，何进的幕僚韩卓支持邹靖，认为乌桓兵弱，又是鲜卑的死敌，一旦随官军出击，鲜卑袭击其后方，乌桓人必定从前线撤退，造成巨大的混乱，影响汉军士气，不如招募鲜卑。车骑将军何苗的幕僚、《汉官仪》与《风俗通》的作者应劭反对，认为鲜卑本性比乌桓凶残，长期与汉朝敌对，以往鲜卑雇佣军入境后都要四处奸杀劫掠，战后又逼着汉将送给他们钢铁和武器作酬劳，日后遗患无穷，还不如招募陇西羌胡中没有参加叛乱的部落。朝廷多数人同意应劭的看法，但最终并未招募到多少人。
皇甫嵩和董卓带兵进入关中，与敌军对垒多日，却并不作战。笔者估计，闫忠造访皇甫嵩，很可能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皇甫嵩及其子皇甫坚寿和董卓的关系一直很好，晚年虽然略有冲突，但整体上仍旧能够和睦相处。皇甫嵩恐怕是在为是否与韩遂等人联盟，讨宦官、废灵帝而犹豫；董卓是灵帝生母董太后的亲戚，所以他大概坚决反对废黜灵帝。二人的意见难以统一，于是只好暂时按兵不动。
同样是在公元185年春季，司隶部和并州的农民也纷纷暴动，共有杨凤、黑山、白骑、黄龙、左校、牛角、飞燕、于毒等数十部，从北面威胁洛阳。王芬借此机会上奏说，这些造反者攻劫郡县，必须讨伐。朝廷应该立即拨给自己一支军队，这样才能在灵帝北巡时保证安全。这时，太史令又报告说天象不佳，有针对皇帝的阴谋，灵帝于是取消了到河间团购房地产的计划，并召王芬入京。王芬担心阴谋已经暴露，于是自杀。
奇怪的是，这次阴谋至此就划上了句号。许攸、曹操等人都没有受到调查和处罚，实在不合情理。即便曹腾能够花钱为曹操赎罪的话，但许攸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他们有袁绍这座靠山撑腰。袁绍后来曾经说“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大概就包括这件事在内，这其实也是他作为黑社会老大应尽的义务。此时的袁绍深受何进与袁隗两位朝廷大员的信任，言听计从，虽然官职不过中郎将，其实早已一手遮天。帝国当局的重要文件大都要经何进与袁隗之手，所以袁绍不想让灵帝知道的事情，灵帝想知道还真困难。
不过，中朝也并非那么无能。对于皇甫嵩按兵不动，与闫忠等人来往的事情，他们绝非全然不知。于是，中常侍张让来到前线，向皇甫嵩索要5千万钱。张让与皇甫嵩非亲非故，突然索要这么一大笔钱有些突兀，恐怕是借皇甫嵩与闫忠来往之事讹诈。皇甫嵩不肯出钱，于是在七月被罢免军职，削减封地，回家乡休息，他的部队则全部交由董卓统领。
八月，看到西北叛军已经威胁到了西汉诸帝陵园的安全，灵帝终于着急了，封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袁绍的族孙、执金吾袁滂为副将，与荡寇将军周慎、右扶风鲍鸿、扬武都尉陶谦、参军事孙坚等将领率领十余万大军西征，与董卓联合讨敌。此外，又按照皇甫嵩的老建议，招募了3千名乌桓雇佣军，令涿县令公孙瓒统领。公孙瓒是卢植的学生，刘备的学长，以善于指挥骑兵闻名。但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又听说鲜卑人来袭，这些乌桓骑兵就像韩卓预言的那样，一窝蜂地离开公孙瓒溜走了，随后给河北地区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前中山相张纯本来想指挥乌桓雇佣军立功，却被公孙瓒抢了先机，因而对朝廷不满。见此机会难得，他便与前泰山太守张举合谋，暗中联络这些乌桓人，准备起兵反汉。
张温出征时，成都人张玄又来劝他，在宦官前来饯行时将其一网打尽，然后回师洛阳清君侧。张温不肯从，张玄长叹：“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逃入山中隐居起来。九月，张温军进抵美阳（今陕西省武功县西），遭遇韩遂军主力。参军事孙坚自恃骁勇，率领千余名新兵冲阵，被敌人围困起来，杀得全军覆没。孙坚丢了军官印绶，只身逃回来，张温手下诸将都嘲笑他，只有董卓佩服孙坚的勇气。《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说张温的大军刚到，边章、韩遂等人便不战而降，所以孙坚没有立下军功等等，明显是在为孙坚的惨败开脱。该书又说董卓开会迟到，言语冒犯张温，孙坚便劝张温杀董卓，同样荒谬。董卓身为大将，历年军功甚多，手握重兵，部下亲附，还是董太后的亲戚，张温想杀都未必杀得了。后来，董卓恨张温而欣赏孙坚，也说明事情的真相正好相反。张温人品不佳，陶谦就很讨厌他。《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力图让读者相信的，是孙坚与董卓的关系一向恶劣，好人与坏人永远黑白分明的假相，这和其它史料希望让读者相信，曹操早已同袁绍决裂的现象如出一辙。
十月庚寅，灵帝的老师、袁逢的亲家、司空杨赐去世，举朝哀悼。同月，张温、孙坚等人的败状渐渐传到洛阳，许多官员都知道了，却不敢报告灵帝。谏议大夫刘陶忍无可忍，上奏书说：“车骑将军张温有勇无谋，把全部主力集结在第一线，连支预备队都没有。西羌叛逆的将帅多是段颎的老部下，熟悉军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变诈无穷。现在，胡骑连战连胜，已经攻进了陵园，离张温的营地不过咫尺之遥。臣时常担心，敌人一旦向东北绕道河东、冯翊，奇袭函谷关，包抄其后路，我军将无人能够返回。臣知道自己废话太多，招人讨厌，但实在不能不说，因为一旦国家危险了，臣也无法再活。现在我报告8件要事，希望陛下能够尽快采纳。”随后报告了8件事，大都是对宦官的批评。
自从韩遂等人以诛灭宦官为名起兵以来，这些半阉人就一直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现在见刘陶的意见与韩遂相同，他们便向灵帝诬告刘陶说：“现在四方局势平静，而刘陶一心唱衰朝政。前线的军情我们都还没听说，刘陶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他大概是韩遂一党吧？”于是以里通羌虏，与黄巾余党来往之名逮捕刘陶，刘陶愤而在狱中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