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茅厕少，常有人随地大小便，朝阳门、安定门外常年满地都是人粪垃圾，臭气熏天，很多外地来京谋生的人就先从捡粪开始。
朱福禄说，打他们的人，也都背着藤编的粪筐，拎着粪杓子，像掏粪的，“有个人骂我是偷粪贼，这城里的粪还不让随便掏？”
我说：“不是不让掏，是你占了人家粪厂的粪道[粪道：早年间没有这个概念，导致粪夫们在掏粪时经常因为利益冲突争吵或者打斗。直至清康熙年间，粪夫之间互相商定了方法，就是根据某粪夫经常掏粪的地方，来划分地界，比如这条道你来掏，那条道我来掏，互相之间不能越道乱掏粪，这就是“粪道”。]。”
小宝大笑，说：“粪道？什么玩意儿，听着那么恶心。”
“不但不恶心，还很值钱。粪道就是粪夫的命。”
北京城里的粪，全靠粪厂清理，各个粪厂把北京的街道胡同做了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凡是粪道经过的地方，不管是政府大院，还是一般人家，所出的粪都归这家粪厂来收。
我给他俩一人倒了一杯啤酒，问他们都在哪里掏过粪。于德顺咕嘟几口灌下啤酒，蹲在地上给我比画了一下，“就在我们住的附近，沿着大街胡同，往南最远不到东四牌楼。”
这于德顺，来了没几天，摸得倒挺熟。我翻出张地图看了看，他说的几条街，应该是条很值钱的粪道，不但经过灯市口地区的生猪市场，还有雍和宫、国子监这些热闹地儿，连师范学校和巡警学堂都在这一带。
小宝骂了一句：“怪不得每回掏粪都跟大爷一样，是有粪厂撑腰啊。”
我说不是，粪厂发不了几个工资，粪夫才会把粪道看得比命还重要，为抢粪道打架，是常有的事儿。
“打架没关系，为了点屎，犯得上杀人？”
我点上一根飞马烟，说：“除非这点屎影响了大生意。”
我问小宝，愿不愿去南净粪厂当几天粪夫。小宝一瞪眼，摇头。于德顺朝我拱了拱手，说：“金爷，要不我跟福禄去？”
“你们去？这可是查杀人案。”
于德顺点点头，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肯定比您和宝哥合适。”他皱着眉头，嘴唇紧绷着，不像开玩笑。
出了安定门，走到地坛边上，就是南净粪厂。朱福禄和于德顺都不用化装，背上粪筐，拎着粪杓就进厂了。
我和小宝去了趟内三警署。南净粪厂的事，警署早就知道了。我问为什么不查，巡警说：“这事儿麻烦了，粪道是前清就划分了的，不是一天两天就敢动的。”
“杀了人也不管？”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一个粪厂几百号人，全是外地的，抓谁啊？”
我说，人死在你们区，就该你们去查。巡警嗤的一声笑了，说：“可粪厂哪个区警署也管不了，这是卫生问题，京师警察厅卫生处直管。”
离开内三警署，我托人打听了南净粪厂。南净算是民国最早的粪厂，前清时候就有了，一家占了十几条粪道，一半以上都在安定门大街和德胜门一带，不但每条道都“肥”，而且交通方便，直通粪厂。
南净的老板叫杨运星，从民国六年（1917年）接手粪厂，不但从其他厂新买了几条粪道，还给粪业定了个新规矩：粪道主权归厂里，居民不得擅自掏粪。因为定下这个规矩，各大粪厂推举杨运星为当年的北京粪业公会会长，一直干到现在。
小宝问我，这规矩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你拉的屎，并不属于你。要是你掏了自己家的粪，就算侵犯了粪厂财产。
“我x，这么霸道？”
“所以他们才叫粪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听说过吧？就这个意思。”
三天后的早上，福禄和于德顺回来了，背着大粪筐，腿上绑了绑腿，一身职业粪夫的打扮。
两人在粪厂的几天，从早到晚背着粪桶往晒场倒粪。
晒场的工人在地上铺一层炉灰面，把稀粪倒成条状，晒成粪饼。负责加工的人，用勺子把粪饼剁成饺子大小的“捡儿”，晒一天，外面黑紫光亮，里面还松软，这种粪干最好[民间制粪法：人粪直接施用会伤害庄稼。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出现了各种制粪方法，如蒸、沤、锅煮、窖粪和煨粪。]。粪干送到厂外，用荆条编的圆盘盛了，一盘两个钱。有的粪太稀，就不做粪干，直接用粪车装了卖。
于德顺说，粪厂加工有猫儿腻，掺了假，“若是按流程做粪干，你觉得那就是纯粪，实际上却不是。按我瞧见的算，做出来的粪干，能有四成纯就不错。”
我问，剩下是什么？
“主要是草灰，也有土，一斤粪，掺八斤灰。兑完拿杓一搅和，不是行家绝对看不出来。”
福禄闷在一旁不吭声，小宝问他怎么了，他腾地站起身，说：“我要报仇。”说完便往外走。小宝拉住他，说：“着急没用，我们也没证据。”
于德顺说，跑海粪夫都是自己做粪饼，绝不掺假。他和福禄肯定是在城外卖粪的时候，得罪了南净粪厂的人，否则表弟也死不了。他蹲在地上，用手指划拉着算账，说：“种地的一年四季缺不得肥，多一个卖纯粪的，粪厂就少一个生意，算下来得少赚十一二个大洋。”说完，他站起来拍拍手，又说：“这么多钱，还真是敢杀人。”
我递给于德顺一支烟，他点上抽了两口，又是一副很认真的模样。
中午，我们去西四大街找了个馄饨摊，随便吃了点，打算第二天去城外粪摊看看。
16号，我和小宝一早去了灯市口，找福禄和于德顺，天还早，就溜达过去了。走到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遇上生猪市赶集，一路走过去，听到的都是猪叫，鼻子里全是猪粪味儿。过了生猪集市，还是满鼻子粪味儿，我问小宝，有没有什么不对。
小宝皱着鼻子闻了会儿，说：“x，人屎味儿。”
找个街坊一打听：这条粪道的粪夫罢工了，从早上到现在，每家门口都有一堆没清理的粪，茅厕里的粪也都冒了尖儿。
拐进方家胡同，迎面冲来两群人，边跑边对打，人人手里拎着粪杓。一群小学生躲在墙根里看，拍着手哈哈大笑。我和小宝傻在那里，再一看，是跑海帮和南净粪夫打起来了，福禄和于德顺也在里头，正舀了粪汤子往外泼，他俩后头，是八九个光膀子的汉子。
小宝骂了一句，冲上去帮忙，还没施展开，就踩了两脚粪，弯下腰就吐。我往前去了几步，又退回来，捏着鼻子叫福禄住手，福禄不理我，仗着人多，打得南净粪夫满胡同跑。那群人跑到十七高小门口（方家胡同小学），要往里进，校门口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喝住他们，骂了一通。
我一看，是高小的校长舒庆春，我曾在报社跟他见过。我走过去，打了个招呼，问他怎么回事。
原来，早上，南净的粪夫罢工，给街坊提了俩要求：一是不准让跑海粪夫进门，二是天气太热，每家交份解暑费。街坊受不了臭，商量着交钱，福禄和于德顺叫来一群跑海帮的，两伙人就打了起来。打走南净厂的粪夫，于德顺拿上粪桶粪杓，吆喝跑海帮在胡同里收拾起来，把满地的粪汤冲洗得干干净净。
小宝拍拍福禄，说：“这哥们儿挺能干，你也学学。”
我说，他这是聪明，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给街坊掏粪了。
果然，于德顺收拾完，就叫上跑海帮，挨家挨户掏粪洗马桶。等他们忙活完，福禄和于德顺带我们去了安定门外的粪摊。去得太晚，不少人已经卖光收摊，剩下几个卖粪干的小孩，懒洋洋地摇着扇子赶苍蝇。
我在一个粪摊前蹲下，看了看荆条圆盘里的黑紫色的粪干，问于德顺：“怎么看纯不纯？”
于德顺从地上捡了根麦秸管儿，弹弹灰，放嘴里吹了两下，插在一块粪干上。他捏着麦秸管儿，斜趴下身子，噘嘴凑上去，衔住麦秸管，腮帮子动了几下，随后站起身，拉我到一边，吐掉麦秸管儿，说：“兑的，吸不动。”
我不太明白，但也不想问。又看了几个摊子，于德顺要么拿手搓搓，要么试着吸两下，没一家纯粪。
方家胡同打架的事竟登了报，标题名叫《粪业乱象环生，粪道亟须整改》。新闻里还表扬了于德顺和福禄，说是警察厅很重视粪霸垄断粪道的事，正在讨论行业整改。福禄很兴奋，拿着报纸哗啦啦地翻。小宝笑他：“翻得那么响，认识上头写啥吗？报纸都只是说说，别当真。”
福禄说：“打个架都成名人了，咱们这事肯定能成，南净粪厂那群混蛋肯定要完蛋！”
朱福禄说，打他们的人，也都背着藤编的粪筐，拎着粪杓子，像掏粪的，“有个人骂我是偷粪贼，这城里的粪还不让随便掏？”
我说：“不是不让掏，是你占了人家粪厂的粪道[粪道：早年间没有这个概念，导致粪夫们在掏粪时经常因为利益冲突争吵或者打斗。直至清康熙年间，粪夫之间互相商定了方法，就是根据某粪夫经常掏粪的地方，来划分地界，比如这条道你来掏，那条道我来掏，互相之间不能越道乱掏粪，这就是“粪道”。]。”
小宝大笑，说：“粪道？什么玩意儿，听着那么恶心。”
“不但不恶心，还很值钱。粪道就是粪夫的命。”
北京城里的粪，全靠粪厂清理，各个粪厂把北京的街道胡同做了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凡是粪道经过的地方，不管是政府大院，还是一般人家，所出的粪都归这家粪厂来收。
我给他俩一人倒了一杯啤酒，问他们都在哪里掏过粪。于德顺咕嘟几口灌下啤酒，蹲在地上给我比画了一下，“就在我们住的附近，沿着大街胡同，往南最远不到东四牌楼。”
这于德顺，来了没几天，摸得倒挺熟。我翻出张地图看了看，他说的几条街，应该是条很值钱的粪道，不但经过灯市口地区的生猪市场，还有雍和宫、国子监这些热闹地儿，连师范学校和巡警学堂都在这一带。
小宝骂了一句：“怪不得每回掏粪都跟大爷一样，是有粪厂撑腰啊。”
我说不是，粪厂发不了几个工资，粪夫才会把粪道看得比命还重要，为抢粪道打架，是常有的事儿。
“打架没关系，为了点屎，犯得上杀人？”
我点上一根飞马烟，说：“除非这点屎影响了大生意。”
我问小宝，愿不愿去南净粪厂当几天粪夫。小宝一瞪眼，摇头。于德顺朝我拱了拱手，说：“金爷，要不我跟福禄去？”
“你们去？这可是查杀人案。”
于德顺点点头，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肯定比您和宝哥合适。”他皱着眉头，嘴唇紧绷着，不像开玩笑。
出了安定门，走到地坛边上，就是南净粪厂。朱福禄和于德顺都不用化装，背上粪筐，拎着粪杓就进厂了。
我和小宝去了趟内三警署。南净粪厂的事，警署早就知道了。我问为什么不查，巡警说：“这事儿麻烦了，粪道是前清就划分了的，不是一天两天就敢动的。”
“杀了人也不管？”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一个粪厂几百号人，全是外地的，抓谁啊？”
我说，人死在你们区，就该你们去查。巡警嗤的一声笑了，说：“可粪厂哪个区警署也管不了，这是卫生问题，京师警察厅卫生处直管。”
离开内三警署，我托人打听了南净粪厂。南净算是民国最早的粪厂，前清时候就有了，一家占了十几条粪道，一半以上都在安定门大街和德胜门一带，不但每条道都“肥”，而且交通方便，直通粪厂。
南净的老板叫杨运星，从民国六年（1917年）接手粪厂，不但从其他厂新买了几条粪道，还给粪业定了个新规矩：粪道主权归厂里，居民不得擅自掏粪。因为定下这个规矩，各大粪厂推举杨运星为当年的北京粪业公会会长，一直干到现在。
小宝问我，这规矩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你拉的屎，并不属于你。要是你掏了自己家的粪，就算侵犯了粪厂财产。
“我x，这么霸道？”
“所以他们才叫粪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听说过吧？就这个意思。”
三天后的早上，福禄和于德顺回来了，背着大粪筐，腿上绑了绑腿，一身职业粪夫的打扮。
两人在粪厂的几天，从早到晚背着粪桶往晒场倒粪。
晒场的工人在地上铺一层炉灰面，把稀粪倒成条状，晒成粪饼。负责加工的人，用勺子把粪饼剁成饺子大小的“捡儿”，晒一天，外面黑紫光亮，里面还松软，这种粪干最好[民间制粪法：人粪直接施用会伤害庄稼。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出现了各种制粪方法，如蒸、沤、锅煮、窖粪和煨粪。]。粪干送到厂外，用荆条编的圆盘盛了，一盘两个钱。有的粪太稀，就不做粪干，直接用粪车装了卖。
于德顺说，粪厂加工有猫儿腻，掺了假，“若是按流程做粪干，你觉得那就是纯粪，实际上却不是。按我瞧见的算，做出来的粪干，能有四成纯就不错。”
我问，剩下是什么？
“主要是草灰，也有土，一斤粪，掺八斤灰。兑完拿杓一搅和，不是行家绝对看不出来。”
福禄闷在一旁不吭声，小宝问他怎么了，他腾地站起身，说：“我要报仇。”说完便往外走。小宝拉住他，说：“着急没用，我们也没证据。”
于德顺说，跑海粪夫都是自己做粪饼，绝不掺假。他和福禄肯定是在城外卖粪的时候，得罪了南净粪厂的人，否则表弟也死不了。他蹲在地上，用手指划拉着算账，说：“种地的一年四季缺不得肥，多一个卖纯粪的，粪厂就少一个生意，算下来得少赚十一二个大洋。”说完，他站起来拍拍手，又说：“这么多钱，还真是敢杀人。”
我递给于德顺一支烟，他点上抽了两口，又是一副很认真的模样。
中午，我们去西四大街找了个馄饨摊，随便吃了点，打算第二天去城外粪摊看看。
16号，我和小宝一早去了灯市口，找福禄和于德顺，天还早，就溜达过去了。走到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遇上生猪市赶集，一路走过去，听到的都是猪叫，鼻子里全是猪粪味儿。过了生猪集市，还是满鼻子粪味儿，我问小宝，有没有什么不对。
小宝皱着鼻子闻了会儿，说：“x，人屎味儿。”
找个街坊一打听：这条粪道的粪夫罢工了，从早上到现在，每家门口都有一堆没清理的粪，茅厕里的粪也都冒了尖儿。
拐进方家胡同，迎面冲来两群人，边跑边对打，人人手里拎着粪杓。一群小学生躲在墙根里看，拍着手哈哈大笑。我和小宝傻在那里，再一看，是跑海帮和南净粪夫打起来了，福禄和于德顺也在里头，正舀了粪汤子往外泼，他俩后头，是八九个光膀子的汉子。
小宝骂了一句，冲上去帮忙，还没施展开，就踩了两脚粪，弯下腰就吐。我往前去了几步，又退回来，捏着鼻子叫福禄住手，福禄不理我，仗着人多，打得南净粪夫满胡同跑。那群人跑到十七高小门口（方家胡同小学），要往里进，校门口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喝住他们，骂了一通。
我一看，是高小的校长舒庆春，我曾在报社跟他见过。我走过去，打了个招呼，问他怎么回事。
原来，早上，南净的粪夫罢工，给街坊提了俩要求：一是不准让跑海粪夫进门，二是天气太热，每家交份解暑费。街坊受不了臭，商量着交钱，福禄和于德顺叫来一群跑海帮的，两伙人就打了起来。打走南净厂的粪夫，于德顺拿上粪桶粪杓，吆喝跑海帮在胡同里收拾起来，把满地的粪汤冲洗得干干净净。
小宝拍拍福禄，说：“这哥们儿挺能干，你也学学。”
我说，他这是聪明，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给街坊掏粪了。
果然，于德顺收拾完，就叫上跑海帮，挨家挨户掏粪洗马桶。等他们忙活完，福禄和于德顺带我们去了安定门外的粪摊。去得太晚，不少人已经卖光收摊，剩下几个卖粪干的小孩，懒洋洋地摇着扇子赶苍蝇。
我在一个粪摊前蹲下，看了看荆条圆盘里的黑紫色的粪干，问于德顺：“怎么看纯不纯？”
于德顺从地上捡了根麦秸管儿，弹弹灰，放嘴里吹了两下，插在一块粪干上。他捏着麦秸管儿，斜趴下身子，噘嘴凑上去，衔住麦秸管，腮帮子动了几下，随后站起身，拉我到一边，吐掉麦秸管儿，说：“兑的，吸不动。”
我不太明白，但也不想问。又看了几个摊子，于德顺要么拿手搓搓，要么试着吸两下，没一家纯粪。
方家胡同打架的事竟登了报，标题名叫《粪业乱象环生，粪道亟须整改》。新闻里还表扬了于德顺和福禄，说是警察厅很重视粪霸垄断粪道的事，正在讨论行业整改。福禄很兴奋，拿着报纸哗啦啦地翻。小宝笑他：“翻得那么响，认识上头写啥吗？报纸都只是说说，别当真。”
福禄说：“打个架都成名人了，咱们这事肯定能成，南净粪厂那群混蛋肯定要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