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笔录，我和郎少鹏慢慢走回了城里，聊了一路。我问起他老婆孩子，他低头嘿嘿笑，说没脸去接，现在车也拉不成了，更养不了家，不如算了。
我把那点心盒子递给他，说：“小年都过完了，拿着这点心，去趟丈母娘家，好好商量，来年肯定能有事做。”
他低头不说话，使劲吧嗒烟，半天才接过点心，看着我说：“金爷，十三说的是，您是好人。来年要能找个正经事，我肯定不打漂儿（无事瞎混）了。”
除夕前几天，我在家做了一堆大锅菜[所谓大锅菜，本是北方农村一种用大锅炖的菜，方便很多人吃。过年期间一般不兴动刀，就有了做大锅菜吃的习俗。梁实秋曾这样描写北京年下的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的锅、罐子、盆子里，此后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除夕晚上，叫来戴戴、汪亮，做了一桌年夜饭。
戴戴捎来几盒守岁吃的杂拌儿[杂拌儿是由花生、胶枣、栗子、桃脯、蜜枣等果品掺在一起拌和而成。明人刘若愚的《酌中志》中说：北京正月新年有内盛柿饼、荔枝、桂圆、栗子、熟枣的百事大吉盒儿。杂拌儿这个词，传说是慈禧随口起的名。]，帮忙包了饺子，汪亮从警署弄来几瓶张裕葡萄酒，大家算是过了个团圆年。
边吃边聊，我把郎少鹏的事情讲给大家。戴戴放下筷子，说：“这俩抢银行的，我肯定见过。”
腊月初，戴戴去新世界商场买那件黑风衣时，不确定尺寸，就随便找了个和我身材差不多的人试穿，“那个男的穿了个旧袄，试了风衣还挺合身，照了半天镜子，他自己也买了一件！”
大家笑了一会儿，汪亮一拍桌子：“老金，你给郎少鹏那钱可是从钱庄银行里出来的赃物！”
我说：“这我知道，要是警署想追回，就来找我。要是不追了，这钱就是损有余，补不足。”
小宝问我，郎少鹏发现那盒子里的钱，会不会又去吃喝嫖赌？
抽了一会儿烟，我说不知道，但我相信过了年，总会变好的。
那年春节之后，金木买了辆自行车，但继续让十三拉包月，办案需要时拉他或小宝出门。
这件案子发生时，很多知识界的人士在提倡取消人力车，但并无效果。金木认为，一边坐在车上，一边说要取消，完全是瞎搞。他在后来的笔记里也写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出钱坐车，有人拉车谋生，原本并无不妥，比抬轿子不知先进多少倍。车夫出卖体力，却并非等同牛马，是因为被社会剥夺尊严才成了牛马。问题不在人力车，而在于人的平等。
我完全同意太爷爷的说法，没有哪种工作本身是血汗牛马，利欲熏心的行业模式和无聊的食物链歧视使有些人成了牛马。
牛马当久了，得不到正常的权利和尊重，就会想有点变化，这变化往往是铤而走险。
人人铤而走险，才有了所谓的乱世。
第20案 观音寺满门惨死 好乩友参破玄机
我以前认识个练气功的，他最擅长治肚子疼。哪个小孩肚子疼了，他就让那小孩躺下，他运功把掌心搓热，焐在小孩肚子上，十分钟后，那小孩就会觉得没那么疼了。他再从兜里掏出个胶囊，放在手心里“发功”，让小孩吃下，小孩就真的好了。
后来，他跟我说，胶囊其实是空的，安慰一下小孩，关键是“发功”。
想起这事儿，我专门搜了气功表演的视频，看到一个厉害的大师做“带功报告”，不只能“发功”，还能给台下听报告的人“集体发功”。
有人说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夜行记》里，都是些魔幻现实感的故事，当我看到大师“集体发功”的照片时，也有类似的体验：荒诞到不敢相信是真的，又真实到觉得太荒诞了。
1921年5月4日，北京东单附近发生了一件意外死亡事件，当时警署并没怎么注意，后来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思议，很快就变成了这种魔幻现实的感觉。
我整理完这个故事，感觉就像吃了气功大师的胶囊，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空的。
事件名称：东单迷案
事发时间：1921年5月4日
事发地点：东单牌楼观音寺
5月4号早上，我在火神庙遇见一些学生演讲，纪念两年前的运动。当天的《晨报》也开了专栏（专栏作者瞿菊农，是“五四”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说“‘五四’是奉着新文化运动的使命来的”。
当时，所有人都在听学生的演讲，没人注意到，不远处胡同里传出几声惊叫。三天后，《晨报》发新闻报道了这件事：
“……东单牌楼观音寺100号住户文某，体质颇健，日前一时大意，食物未加检点，忽然染受急性传染病，未及请医，已经身死。家人正要替他治理丧事，又一齐病倒，当日晚间，竟死去三口，现在他家只剩幼童一人，也病在床上，生死还不敢保。昨日由他亲眷，将死去的四口一齐棺殓……”
汪亮正在我家，他说事发当天就跟内一区警署打听了。5月4号早上，邻居听见文家小孩一直哭，敲门没人答应，就翻墙进了院，一进屋就闻见一股恶臭，里屋躺着四具尸体，满地都是吐的东西，没死的小男孩趴在他娘身上，哭得接不上气儿。那邻居一阵惨叫，喊来巡警。巡警带法医来，随便一查，说是得了急病，就封了院子，没再细查。
我说这得好好查，万一有其他事儿呢。汪亮“嗨”了一声，“他们家顺义亲戚收了尸，也没再问，哪有警察愿意自个儿去掺和？”
第二天，却真有人掺和这事儿了。
北京悟善社[民国初年，尤其是“一战”后，中国政治转型出现了必然的应激反应，文化和西方制度的摩擦严重，加上政府权威下降，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传统的宗教和迷信也在全国兴起，中国进入了“多元混乱”时期。悟善社将儒道佛旧观念融合，又引进西方灵学概念，大兴鬼神救国之说。悟善社曾在《时报》登广告，要“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在火神庙张贴了告示，说有人暴死是因为邪气作祟，要开坛做法，扶乩请神，请济颠活佛和吕洞宾下凡祛邪。
悟善社是个研究“灵魂学”的社团，有点神叨叨的。1916年，我在上海查过一个鬼曲连环命案，认识了悟善社南京分社的罗社长。当年他们才刚成立不久，没想到现在连北京都有了分社。上个月，我在家里看见一本不知道谁送的《灵学要志》，里头讲了些灵魂运作的“科学”和扶乩知识，就是他们办的。
汪亮说得去看看，“火神庙真够热闹，学生刚讲完新文化，吕洞宾就在原地下凡了。”
我说不只火神庙热闹，听说议员家里都供上吕洞宾了，南方更厉害，有个叫同善社[同善社是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中一个臭名昭著的教派，为彭汝尊于1912年创立，鼓吹“入教避劫”说，认为只有加入同善社，才能“升入天堂”。1917年，同善社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在内务部立案，公开成立总社。总社以姚络苍为负责人，以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曹锟为“护法”。]的，要搞真命天子登基。
5月8号，我、小宝、汪亮和戴戴去火神庙看悟善社扶乩做法，本来就想看两眼热闹，没想到见到了新鲜事儿。悟善社不知从哪儿弄来几个十几岁的南方乩童[乩童是一种职业，是原始宗教巫术仪式中鬼神与人沟通的媒介，类似西方宗教的“灵媒”。乩童上身仪式中，会通过熏香、摇晃、近距离听锣鼓等方式让自己进入精神恍惚的状态，或以自虐的方式刺穿、砍伤自己却不觉痛苦，以显示自己的神性。]，个个穿着红黄法衣，手持七星宝剑站在台上。领头的一个举着把鲨鱼剑，剑身上铁刺一寸多长。台边还坐着个老年乩童，嘴巴里穿着长长的钢针。会场上锣鼓敲得震天响，香火熏得厉害，戴戴直喊头晕。
仪式开始，台上四个人抬着轿子满场跑，前后左右摇晃。几个乩童光着膀子一声不响地站在神龛跟前，闭着眼睛念念有词，大口呼吸香火，敲锣鼓的在几人耳朵边上一顿猛敲。北京庙会上没见过这场面，台下挤成一团，众人拍手喝彩。
大约一刻钟，领头的乩童猛地打了个激灵，浑身抖成筛糠似的，抡起鲨鱼剑抽在后背上，登时一条血印子。他挥舞着鲨鱼剑绕场走了半圈，抬胳膊又是一剑，背上的血刷刷地往下淌。其他几个，也一个个抖起来，摇摇晃晃绕着台子走，用七星剑砍后背，拿刺头敲脑门，路过香案随手抓起一把香，就往胸口上摁。
台下一片惊呼，汪亮说这是疯了吗？小宝盯着乩童看了会儿，说：“这几个小孩走的是道家的禹步[禹步是道士在祷神仪礼中常用的一种步法动作。传为夏禹所创，故称禹步。因其步法依北斗七星排列的位置而行步转折，宛如踏在罡星斗宿之上，又称“步罡踏斗”。]，应该练过。”
我见戴戴没说话，问怎么了，她捂住嘴干呕了一口，说太恶心了，别看了。围观的人却越来越多，我们往外挤了半天，才算挪了出去。
这时，那个手持鲨鱼剑的乩童开始表演蹚火。台上放了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轿子跨过火盆，围着场子转圈，那个乩童原地比画了一阵，脱了鞋，又走起道士的禹步，歪歪斜斜走上了炭火。火盆里噼里啪啦闪了一阵火光，炭烧得更旺了。他在里头左一脚右一脚地踩，踩完跳出火盆，没事一样在场子里兜圈，脚上除了炭黑，也没什么伤。
吵闹声里，我听见有人喊我，循着声音一看，是路道谦——我偶然认识的一个参议院议员。这人是悟善社北京分社的社员，因为资助的钱多，在社里能说上话。我跟着路道谦来到场子后台说话，见那几个乩童正坐着喝水，满头满脸都是血，一个穿着法衣的人正拿黄符往他们背后的伤口上贴。
我问路道谦，没见过这种仪式，怎么那么血腥？他哈哈一笑，指着乩童说：“南方风俗，这样才请得动真神，社员和百姓都喜欢看。”说完，他扒在我肩膀上小声说：“晚上还有场传统的扶乩做法，在内一区署长家设坛，到场的都是人物。”
我问他扶乩要推算什么。
“观音寺死人那事儿听说了吧？大师能算出来里头有没有什么事儿。”路道谦说，社里法师觉得这些人死得古怪。
我一愣，笑了一声，“警察信你们这个？”
我把那点心盒子递给他，说：“小年都过完了，拿着这点心，去趟丈母娘家，好好商量，来年肯定能有事做。”
他低头不说话，使劲吧嗒烟，半天才接过点心，看着我说：“金爷，十三说的是，您是好人。来年要能找个正经事，我肯定不打漂儿（无事瞎混）了。”
除夕前几天，我在家做了一堆大锅菜[所谓大锅菜，本是北方农村一种用大锅炖的菜，方便很多人吃。过年期间一般不兴动刀，就有了做大锅菜吃的习俗。梁实秋曾这样描写北京年下的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的锅、罐子、盆子里，此后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除夕晚上，叫来戴戴、汪亮，做了一桌年夜饭。
戴戴捎来几盒守岁吃的杂拌儿[杂拌儿是由花生、胶枣、栗子、桃脯、蜜枣等果品掺在一起拌和而成。明人刘若愚的《酌中志》中说：北京正月新年有内盛柿饼、荔枝、桂圆、栗子、熟枣的百事大吉盒儿。杂拌儿这个词，传说是慈禧随口起的名。]，帮忙包了饺子，汪亮从警署弄来几瓶张裕葡萄酒，大家算是过了个团圆年。
边吃边聊，我把郎少鹏的事情讲给大家。戴戴放下筷子，说：“这俩抢银行的，我肯定见过。”
腊月初，戴戴去新世界商场买那件黑风衣时，不确定尺寸，就随便找了个和我身材差不多的人试穿，“那个男的穿了个旧袄，试了风衣还挺合身，照了半天镜子，他自己也买了一件！”
大家笑了一会儿，汪亮一拍桌子：“老金，你给郎少鹏那钱可是从钱庄银行里出来的赃物！”
我说：“这我知道，要是警署想追回，就来找我。要是不追了，这钱就是损有余，补不足。”
小宝问我，郎少鹏发现那盒子里的钱，会不会又去吃喝嫖赌？
抽了一会儿烟，我说不知道，但我相信过了年，总会变好的。
那年春节之后，金木买了辆自行车，但继续让十三拉包月，办案需要时拉他或小宝出门。
这件案子发生时，很多知识界的人士在提倡取消人力车，但并无效果。金木认为，一边坐在车上，一边说要取消，完全是瞎搞。他在后来的笔记里也写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出钱坐车，有人拉车谋生，原本并无不妥，比抬轿子不知先进多少倍。车夫出卖体力，却并非等同牛马，是因为被社会剥夺尊严才成了牛马。问题不在人力车，而在于人的平等。
我完全同意太爷爷的说法，没有哪种工作本身是血汗牛马，利欲熏心的行业模式和无聊的食物链歧视使有些人成了牛马。
牛马当久了，得不到正常的权利和尊重，就会想有点变化，这变化往往是铤而走险。
人人铤而走险，才有了所谓的乱世。
第20案 观音寺满门惨死 好乩友参破玄机
我以前认识个练气功的，他最擅长治肚子疼。哪个小孩肚子疼了，他就让那小孩躺下，他运功把掌心搓热，焐在小孩肚子上，十分钟后，那小孩就会觉得没那么疼了。他再从兜里掏出个胶囊，放在手心里“发功”，让小孩吃下，小孩就真的好了。
后来，他跟我说，胶囊其实是空的，安慰一下小孩，关键是“发功”。
想起这事儿，我专门搜了气功表演的视频，看到一个厉害的大师做“带功报告”，不只能“发功”，还能给台下听报告的人“集体发功”。
有人说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夜行记》里，都是些魔幻现实感的故事，当我看到大师“集体发功”的照片时，也有类似的体验：荒诞到不敢相信是真的，又真实到觉得太荒诞了。
1921年5月4日，北京东单附近发生了一件意外死亡事件，当时警署并没怎么注意，后来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思议，很快就变成了这种魔幻现实的感觉。
我整理完这个故事，感觉就像吃了气功大师的胶囊，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空的。
事件名称：东单迷案
事发时间：1921年5月4日
事发地点：东单牌楼观音寺
5月4号早上，我在火神庙遇见一些学生演讲，纪念两年前的运动。当天的《晨报》也开了专栏（专栏作者瞿菊农，是“五四”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说“‘五四’是奉着新文化运动的使命来的”。
当时，所有人都在听学生的演讲，没人注意到，不远处胡同里传出几声惊叫。三天后，《晨报》发新闻报道了这件事：
“……东单牌楼观音寺100号住户文某，体质颇健，日前一时大意，食物未加检点，忽然染受急性传染病，未及请医，已经身死。家人正要替他治理丧事，又一齐病倒，当日晚间，竟死去三口，现在他家只剩幼童一人，也病在床上，生死还不敢保。昨日由他亲眷，将死去的四口一齐棺殓……”
汪亮正在我家，他说事发当天就跟内一区警署打听了。5月4号早上，邻居听见文家小孩一直哭，敲门没人答应，就翻墙进了院，一进屋就闻见一股恶臭，里屋躺着四具尸体，满地都是吐的东西，没死的小男孩趴在他娘身上，哭得接不上气儿。那邻居一阵惨叫，喊来巡警。巡警带法医来，随便一查，说是得了急病，就封了院子，没再细查。
我说这得好好查，万一有其他事儿呢。汪亮“嗨”了一声，“他们家顺义亲戚收了尸，也没再问，哪有警察愿意自个儿去掺和？”
第二天，却真有人掺和这事儿了。
北京悟善社[民国初年，尤其是“一战”后，中国政治转型出现了必然的应激反应，文化和西方制度的摩擦严重，加上政府权威下降，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传统的宗教和迷信也在全国兴起，中国进入了“多元混乱”时期。悟善社将儒道佛旧观念融合，又引进西方灵学概念，大兴鬼神救国之说。悟善社曾在《时报》登广告，要“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在火神庙张贴了告示，说有人暴死是因为邪气作祟，要开坛做法，扶乩请神，请济颠活佛和吕洞宾下凡祛邪。
悟善社是个研究“灵魂学”的社团，有点神叨叨的。1916年，我在上海查过一个鬼曲连环命案，认识了悟善社南京分社的罗社长。当年他们才刚成立不久，没想到现在连北京都有了分社。上个月，我在家里看见一本不知道谁送的《灵学要志》，里头讲了些灵魂运作的“科学”和扶乩知识，就是他们办的。
汪亮说得去看看，“火神庙真够热闹，学生刚讲完新文化，吕洞宾就在原地下凡了。”
我说不只火神庙热闹，听说议员家里都供上吕洞宾了，南方更厉害，有个叫同善社[同善社是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中一个臭名昭著的教派，为彭汝尊于1912年创立，鼓吹“入教避劫”说，认为只有加入同善社，才能“升入天堂”。1917年，同善社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在内务部立案，公开成立总社。总社以姚络苍为负责人，以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曹锟为“护法”。]的，要搞真命天子登基。
5月8号，我、小宝、汪亮和戴戴去火神庙看悟善社扶乩做法，本来就想看两眼热闹，没想到见到了新鲜事儿。悟善社不知从哪儿弄来几个十几岁的南方乩童[乩童是一种职业，是原始宗教巫术仪式中鬼神与人沟通的媒介，类似西方宗教的“灵媒”。乩童上身仪式中，会通过熏香、摇晃、近距离听锣鼓等方式让自己进入精神恍惚的状态，或以自虐的方式刺穿、砍伤自己却不觉痛苦，以显示自己的神性。]，个个穿着红黄法衣，手持七星宝剑站在台上。领头的一个举着把鲨鱼剑，剑身上铁刺一寸多长。台边还坐着个老年乩童，嘴巴里穿着长长的钢针。会场上锣鼓敲得震天响，香火熏得厉害，戴戴直喊头晕。
仪式开始，台上四个人抬着轿子满场跑，前后左右摇晃。几个乩童光着膀子一声不响地站在神龛跟前，闭着眼睛念念有词，大口呼吸香火，敲锣鼓的在几人耳朵边上一顿猛敲。北京庙会上没见过这场面，台下挤成一团，众人拍手喝彩。
大约一刻钟，领头的乩童猛地打了个激灵，浑身抖成筛糠似的，抡起鲨鱼剑抽在后背上，登时一条血印子。他挥舞着鲨鱼剑绕场走了半圈，抬胳膊又是一剑，背上的血刷刷地往下淌。其他几个，也一个个抖起来，摇摇晃晃绕着台子走，用七星剑砍后背，拿刺头敲脑门，路过香案随手抓起一把香，就往胸口上摁。
台下一片惊呼，汪亮说这是疯了吗？小宝盯着乩童看了会儿，说：“这几个小孩走的是道家的禹步[禹步是道士在祷神仪礼中常用的一种步法动作。传为夏禹所创，故称禹步。因其步法依北斗七星排列的位置而行步转折，宛如踏在罡星斗宿之上，又称“步罡踏斗”。]，应该练过。”
我见戴戴没说话，问怎么了，她捂住嘴干呕了一口，说太恶心了，别看了。围观的人却越来越多，我们往外挤了半天，才算挪了出去。
这时，那个手持鲨鱼剑的乩童开始表演蹚火。台上放了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轿子跨过火盆，围着场子转圈，那个乩童原地比画了一阵，脱了鞋，又走起道士的禹步，歪歪斜斜走上了炭火。火盆里噼里啪啦闪了一阵火光，炭烧得更旺了。他在里头左一脚右一脚地踩，踩完跳出火盆，没事一样在场子里兜圈，脚上除了炭黑，也没什么伤。
吵闹声里，我听见有人喊我，循着声音一看，是路道谦——我偶然认识的一个参议院议员。这人是悟善社北京分社的社员，因为资助的钱多，在社里能说上话。我跟着路道谦来到场子后台说话，见那几个乩童正坐着喝水，满头满脸都是血，一个穿着法衣的人正拿黄符往他们背后的伤口上贴。
我问路道谦，没见过这种仪式，怎么那么血腥？他哈哈一笑，指着乩童说：“南方风俗，这样才请得动真神，社员和百姓都喜欢看。”说完，他扒在我肩膀上小声说：“晚上还有场传统的扶乩做法，在内一区署长家设坛，到场的都是人物。”
我问他扶乩要推算什么。
“观音寺死人那事儿听说了吧？大师能算出来里头有没有什么事儿。”路道谦说，社里法师觉得这些人死得古怪。
我一愣，笑了一声，“警察信你们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