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木解开棉大衣扣子，伸进去，掏出火柴，丢给了拐子。
火苗从佘四德身上蹿起来，蹿上干草堆，又卷上屋顶，转眼吞了整座木屋。佘四德一声都没喊出来，只发出一串含混的嘶叫，就没了声。
拐子顾不上脚着了火，死命蹬燃烧的佘四德，拽着那根皮带，等它烧断。佘四德身上的衣服很快烧完，散发出皮肉烧焦的臭味。拐子一边号叫，一边弓着身子吐。
大火烧出了呼啸的风声，风声里裹着松木剧烈燃烧的噼啪声，噼啪声很快被木材断裂的咔嚓声打断。木屋里有梁柱轰然倒塌。
赵平寇先生讲到这里，我才意识到，金木所说的烈火，指的不是伍连德奉旨焚尸，而是这场用他的火柴点燃的林中烈火。
缠在佘四德腰间的皮带终于烧断，拐子一头扑进雪窝里打滚，压灭腿上的火。这时，金木不知什么时候拄着猴三儿的枪站了起来，正往木屋里走。
“你要干啥？回来！”
金木没吭声。
拐子看见，木屋门里站着个小女孩，正看着外面发傻。一根烧成红炭的松木横在她跟前。这女孩是佘四德的闺女——佘小叶。
拐子喊：“你管她干啥？横竖是病死！”一边跑过去拉金木。
金木已经走进了屋里，拿枪托推开木头，走到了佘小叶跟前。他丢下枪，抱起佘小叶，扒着门框一头栽出来，滚进雪地里。
佘小叶爬起来，盯着地上烧成焦炭的佘四德看。
金木拖着身子挪过去，伸手捂住她眼睛，“别怕，那是木头。”
佘小叶扒开金木的手，看了看他，说：“叔叔，我不怕。”
夜行
金木、拐子和佘小叶回到铁道上，已经没有力气轧着手摇车往回走了。
晚上八点多，傅家甸的骑兵队找到了他们。早上他们走了没多久，这支骑兵队就出发了，但却追错了方向，一直赶到双城堡也不见逃亡者，折回来的路上看见了林子里的大火。
回到傅家甸，三人在疑似感染病房单独隔离了七天，都没有发病。伍连德和林家瑞反复做了化验，证明佘小叶是一名天然免疫者。
鼠疫期间，傅家甸共有三个这样的案例，另外两人是在消毒室工作的中医和他的助手[根据资料记载，这两名天然免疫者名叫顾喜诰和贾凤石，分别是43岁和28岁。]。两人在医院里工作了三个月，几乎没按要求戴过口罩，但并没有任何感染。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官方记录了最后一个鼠疫死亡病例。到了3月底，东北各地都没再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有11个国家的医生参加。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出任会议主席。这是大清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专业的学术研讨会，也是最后一次。
5月份，两个美国人来到东北，他们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描写十分浪漫——
“士兵、水手、修补匠、裁缝，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到处都是大笑和谈天说地的人。在紫色的东方天空下，挂满了闪亮的星星，像撒满了宝石的荧粉。哈尔滨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很难相信，仅仅几周前，这里还在爆发全世界最恐怖的瘟疫，街上全是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空气弥漫着房屋和尸体烧过的味道，唯一的交通运输是运送死人的马车。”[出自richardson little wright,gee bassett digby,through siberia an eire the akg]
万国鼠疫大会结束时，金木已经回北京三个月，腰上的枪伤已经痊愈，除了腰肌劳损的后遗症，身体行动没什么影响。
大太爷金肃晚年的回忆笔记里提到，他和金木在5月份通过一次信。除了东北鼠疫的事，两人在信中谈到刚刚发生的黄花岗事件。这是金木在民国前留下的最后文字记录。信是用日文写的，这段话翻译成中文如下：
“……不是你们（革命党）有错，也不是朝廷就对。这是我的迟疑。我不信皇帝有天命，但也不信造反的道理。试问，如果革命成功了，就一定更好吗？或许你们也和他们一样。我只希望你明白，每一次选择，都决定千万人的性命。”
这就是我太爷爷，一个“迟疑”的倒霉记者。直到变革发生前夜，他仍在迟疑。直到六年后，他打算结束职业记者生涯时，又想起这场遭遇——
“……彷徨数载，常怀此种心绪：人如树木，枝叶愈向阳舒展，根须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许，宣统三年目睹那场烈火之时，便已心怀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无职无业，无左无右，无所依托，唯入夜潜行。此乃以远生恩师所授笔墨技法，承开蒙师父铁云之夜行人志业。”
拼出这段故事，算是挖到太爷爷做夜行者的精神源头。我也总算搞清楚了一件怀疑已久的事：夜行者金木的真正师承是刘铁云，而不是黄远生[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913年，他在日本结识金木，成为好友。回国后，又与金木同在《申报》工作，在记者工作方面是金木的导师。1915年12月25日，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广州楼内吃早茶，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射两枪，当场死亡。此案至今是未解之谜，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派人刺杀；一种说法是他被革命党误认为袁世凯的亲戚而误杀；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因撰写评论批判革命党，直接被革命党刺杀，命令直接来自高层。]。
1915年，黄远生于美国遇刺身亡。第二年，金木在上海度过一段消沉的生活，他辞掉《申报》工作，回到北京，宣告自己真正踏上夜行之路。
但正如他所说，黄远生对他的影响是在“技法”层面，而“志业”的继承，是来自他童年的开蒙老师刘铁云。
从1911年东北之行，到辞掉记者做了独立调查者，再到之后的十多年夜行生涯，他一直随身携带的《老残游记》，不仅仅是两卷书，也是他自认的信物。
刘铁云，就是刘鹗。他曾在《老残游记》中提到自己小说的写法：“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
这正是夜行者的写法。
我曾在金木发表在1925年《白日新闻》上的一篇评论中，见到类似的说法：“不以春秋笔法，不做编造扭曲，唯以野史稗类之角度，辅以剪裁结构之法，做真实记述。”
没想到的是，在金木1929年的笔记中又提及这句话，说并非自己原创，而是借用于刘鹗的日记。
刘鹗一生写了无数日记。如今明确流传于世的只有一小部分，编辑为《抱残守缺斋日记》——抱残守缺斋是他的书斋名。
我在吉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刘鹗集》和网上电子化的刘鹗日记中，并未查到这段话。这是因为，公开传世的刘鹗日记中，本就没有这段话。
传世的日记来自小说家刘鹗、甲骨文专家刘鹗，或水利专家刘鹗。作为夜行者的刘鹗日记却无人知晓。
当时的夜行者有条行规：所有的夜行记录，并不发表，也不随便示人。只能在临终前托付给可信之人，若要公布于世，需经继承者之手。也就是说，夜行者的记录，只能由继承了夜行这一行当的人才能公布。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公布。比如太爷爷，他拿到刘鹗的夜行记录，只在自己的夜行笔记里隐约提及，却没在有生之年公布。若是我没去追寻这段家族秘史，大概就永远湮没了。
1929年那篇笔记，便是金木纪念恩师去世20年而写，他提到了《抱残守缺斋日记》的阴本——也就是刘鹗的夜行记录。笔记里有段话，自述了两代夜行者的心得——
“铁云先生飘零风尘亦久之，夜行十余年，观世情，洞鬼蜮，扶助孤弱，力抗暴强。俯仰天地，无愧也。”
这就像对“夜行者”行当的定义，独立彷徨，却又以身犯险。
至于夜行者刘铁云在晚清的动荡世事中，都做过什么事情，就得等我整理完金木的《北洋夜行记》后，再来翻看《抱残守缺斋日记》阴本。
2017年8月29日
金醉
本文系根据太爷爷金木笔记和其他史料文献考证完成，感谢以下参考文献：
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火苗从佘四德身上蹿起来，蹿上干草堆，又卷上屋顶，转眼吞了整座木屋。佘四德一声都没喊出来，只发出一串含混的嘶叫，就没了声。
拐子顾不上脚着了火，死命蹬燃烧的佘四德，拽着那根皮带，等它烧断。佘四德身上的衣服很快烧完，散发出皮肉烧焦的臭味。拐子一边号叫，一边弓着身子吐。
大火烧出了呼啸的风声，风声里裹着松木剧烈燃烧的噼啪声，噼啪声很快被木材断裂的咔嚓声打断。木屋里有梁柱轰然倒塌。
赵平寇先生讲到这里，我才意识到，金木所说的烈火，指的不是伍连德奉旨焚尸，而是这场用他的火柴点燃的林中烈火。
缠在佘四德腰间的皮带终于烧断，拐子一头扑进雪窝里打滚，压灭腿上的火。这时，金木不知什么时候拄着猴三儿的枪站了起来，正往木屋里走。
“你要干啥？回来！”
金木没吭声。
拐子看见，木屋门里站着个小女孩，正看着外面发傻。一根烧成红炭的松木横在她跟前。这女孩是佘四德的闺女——佘小叶。
拐子喊：“你管她干啥？横竖是病死！”一边跑过去拉金木。
金木已经走进了屋里，拿枪托推开木头，走到了佘小叶跟前。他丢下枪，抱起佘小叶，扒着门框一头栽出来，滚进雪地里。
佘小叶爬起来，盯着地上烧成焦炭的佘四德看。
金木拖着身子挪过去，伸手捂住她眼睛，“别怕，那是木头。”
佘小叶扒开金木的手，看了看他，说：“叔叔，我不怕。”
夜行
金木、拐子和佘小叶回到铁道上，已经没有力气轧着手摇车往回走了。
晚上八点多，傅家甸的骑兵队找到了他们。早上他们走了没多久，这支骑兵队就出发了，但却追错了方向，一直赶到双城堡也不见逃亡者，折回来的路上看见了林子里的大火。
回到傅家甸，三人在疑似感染病房单独隔离了七天，都没有发病。伍连德和林家瑞反复做了化验，证明佘小叶是一名天然免疫者。
鼠疫期间，傅家甸共有三个这样的案例，另外两人是在消毒室工作的中医和他的助手[根据资料记载，这两名天然免疫者名叫顾喜诰和贾凤石，分别是43岁和28岁。]。两人在医院里工作了三个月，几乎没按要求戴过口罩，但并没有任何感染。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官方记录了最后一个鼠疫死亡病例。到了3月底，东北各地都没再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有11个国家的医生参加。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出任会议主席。这是大清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专业的学术研讨会，也是最后一次。
5月份，两个美国人来到东北，他们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描写十分浪漫——
“士兵、水手、修补匠、裁缝，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到处都是大笑和谈天说地的人。在紫色的东方天空下，挂满了闪亮的星星，像撒满了宝石的荧粉。哈尔滨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很难相信，仅仅几周前，这里还在爆发全世界最恐怖的瘟疫，街上全是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空气弥漫着房屋和尸体烧过的味道，唯一的交通运输是运送死人的马车。”[出自richardson little wright,gee bassett digby,through siberia an eire the akg]
万国鼠疫大会结束时，金木已经回北京三个月，腰上的枪伤已经痊愈，除了腰肌劳损的后遗症，身体行动没什么影响。
大太爷金肃晚年的回忆笔记里提到，他和金木在5月份通过一次信。除了东北鼠疫的事，两人在信中谈到刚刚发生的黄花岗事件。这是金木在民国前留下的最后文字记录。信是用日文写的，这段话翻译成中文如下：
“……不是你们（革命党）有错，也不是朝廷就对。这是我的迟疑。我不信皇帝有天命，但也不信造反的道理。试问，如果革命成功了，就一定更好吗？或许你们也和他们一样。我只希望你明白，每一次选择，都决定千万人的性命。”
这就是我太爷爷，一个“迟疑”的倒霉记者。直到变革发生前夜，他仍在迟疑。直到六年后，他打算结束职业记者生涯时，又想起这场遭遇——
“……彷徨数载，常怀此种心绪：人如树木，枝叶愈向阳舒展，根须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许，宣统三年目睹那场烈火之时，便已心怀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无职无业，无左无右，无所依托，唯入夜潜行。此乃以远生恩师所授笔墨技法，承开蒙师父铁云之夜行人志业。”
拼出这段故事，算是挖到太爷爷做夜行者的精神源头。我也总算搞清楚了一件怀疑已久的事：夜行者金木的真正师承是刘铁云，而不是黄远生[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913年，他在日本结识金木，成为好友。回国后，又与金木同在《申报》工作，在记者工作方面是金木的导师。1915年12月25日，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广州楼内吃早茶，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射两枪，当场死亡。此案至今是未解之谜，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派人刺杀；一种说法是他被革命党误认为袁世凯的亲戚而误杀；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因撰写评论批判革命党，直接被革命党刺杀，命令直接来自高层。]。
1915年，黄远生于美国遇刺身亡。第二年，金木在上海度过一段消沉的生活，他辞掉《申报》工作，回到北京，宣告自己真正踏上夜行之路。
但正如他所说，黄远生对他的影响是在“技法”层面，而“志业”的继承，是来自他童年的开蒙老师刘铁云。
从1911年东北之行，到辞掉记者做了独立调查者，再到之后的十多年夜行生涯，他一直随身携带的《老残游记》，不仅仅是两卷书，也是他自认的信物。
刘铁云，就是刘鹗。他曾在《老残游记》中提到自己小说的写法：“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
这正是夜行者的写法。
我曾在金木发表在1925年《白日新闻》上的一篇评论中，见到类似的说法：“不以春秋笔法，不做编造扭曲，唯以野史稗类之角度，辅以剪裁结构之法，做真实记述。”
没想到的是，在金木1929年的笔记中又提及这句话，说并非自己原创，而是借用于刘鹗的日记。
刘鹗一生写了无数日记。如今明确流传于世的只有一小部分，编辑为《抱残守缺斋日记》——抱残守缺斋是他的书斋名。
我在吉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刘鹗集》和网上电子化的刘鹗日记中，并未查到这段话。这是因为，公开传世的刘鹗日记中，本就没有这段话。
传世的日记来自小说家刘鹗、甲骨文专家刘鹗，或水利专家刘鹗。作为夜行者的刘鹗日记却无人知晓。
当时的夜行者有条行规：所有的夜行记录，并不发表，也不随便示人。只能在临终前托付给可信之人，若要公布于世，需经继承者之手。也就是说，夜行者的记录，只能由继承了夜行这一行当的人才能公布。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公布。比如太爷爷，他拿到刘鹗的夜行记录，只在自己的夜行笔记里隐约提及，却没在有生之年公布。若是我没去追寻这段家族秘史，大概就永远湮没了。
1929年那篇笔记，便是金木纪念恩师去世20年而写，他提到了《抱残守缺斋日记》的阴本——也就是刘鹗的夜行记录。笔记里有段话，自述了两代夜行者的心得——
“铁云先生飘零风尘亦久之，夜行十余年，观世情，洞鬼蜮，扶助孤弱，力抗暴强。俯仰天地，无愧也。”
这就像对“夜行者”行当的定义，独立彷徨，却又以身犯险。
至于夜行者刘铁云在晚清的动荡世事中，都做过什么事情，就得等我整理完金木的《北洋夜行记》后，再来翻看《抱残守缺斋日记》阴本。
2017年8月29日
金醉
本文系根据太爷爷金木笔记和其他史料文献考证完成，感谢以下参考文献：
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