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员外却不乐了，这下不但他家的一万多亩田地也要交税，而且百姓一但要回自己的田地，他家一还要少收一万多亩的租子，损失可就大顶天了，这简直是要了尚员外的老命啊！
尚员外丈着自家的权势，横下一条心来，交税就交税，反正不能把田地还给你们这些苦哈哈。
还也可以，以前你们交给我家的租子，比朝廷的赋税一亩少一斗，占了我家这么多年便宜，现在别想拍拍屁股就连人带地开溜。
先把欠我的一斗租子交来再说，没有这么欺负人的，朝廷欺负我，你们这些苦哈哈也想欺负我，没门！
百姓也不干了，田地本来就是我的，寄到你尚家名下，咱们可是按商量好了的数额，年年向你交了租子了的，现在你又要追加一斗，那和原来朝廷的赋税有何分别？
要是这样，当初我们还把田地寄到你尚家干嘛？何不直接向朝廷交税，那样我们还能博个忠诚纳税户的称号呢！
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不可开交，尚家手上握有地契，百姓手上握的白契。
所谓的白契这里要交待一下，大宋是允许自由买卖土地的，但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买卖过程中官府要收取高昂的手续费，然后给交易双方的契约盖上官印，正式承认这份契约生效，这种盖了官印的契约百姓称之为红契。
有红就有白，许多百姓舍不得出这毕手续费，于是便撒开官府，私自交易，他们私下签定的契约没有官印，因此便叫白契。
象百姓与尚家的这种诡寄行为，也牵涉到白契，双方先到官府签一份红契，将田产在官面上转到尚家名下，因为尚家是官宦之家，可以免税，转到尚家名下的这些土地，百姓就不用交税了。
然后百姓再和尚家签一份白契，白契上说明这些田地是百姓的，同时规定好每年要向尚家交多少租子。
在绍圣新税法颁布之前，若是双方因交易发生纠分，拿这种白契去打官司的话，是得不到官府承认的。
但颁布新税法之时，杨逸和章惇他们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对白契朝廷也重新作出了明文规定。
针对这种诡寄行为，新规定对白契签于红契之后的，官府予以承认，官宦之家必须把土地退还给百姓。
万一白契签在红契之前的，对不起，田地是人家的了，官府不予以承认，你只能自认倒霉，官府对你偷税这么多年也不追究了，你家没土地，今后也不用交税了，就这样吧！
当然，政府正鼓励垦荒，新开荒的田地五年不收税，这也不失一条出路，你可以去试试。
朝廷这么分别处置，是通盘考虑过的，涉及诡寄的田地，通常都是白契签于红契之后，也就是说，大部百姓的田地是能要回来的。
可若是都以白契为准，那岂不是说官府盖章的红契全没效力了？那么官府的公信力何在？出于这种顾虑，朝廷只能按契约签订先后顺序，来划定到底是红契有效，还是白契有效。
可偏偏尚家这里，大部分诡寄的田地都是白契签于红契之前，原因是尚家信誉非常不好，之前有百姓先签红契，尚家竟不再和百姓续签白契，直接把签了红契的田地给霸占去了，因此百姓对尚家极不信任，大都选择先签好白契，再到官府去签红契。
这种行为极为罕见，偏偏在陈留就发生了。
尚家占着理，拒不返还百姓的田地，百姓告到县衙，知县钱隆是个认死理的人，直接按规定把田地判给了尚家，若是涉及的只是一、二十户的百姓，也没人敢闹起来，可一万多亩地，涉及的百姓足有上千户。
这下人多壮胆，百姓们不干了，多次找到尚家交涉无效之后，人们情绪越来越激动，已经引发数次小规模的斗殴事件，伤了十几个人。
这种因清丈土地引发的斗殴事件，如今各县也时有发生，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大概因此并未引起知县钱隆的足够重视。
但韩碧儿听了立即意识到事态非常严重，其它州县斗殴，涉及的人群没这么大，容易解决，而陈留这里涉及上千户百姓，那就至少有几千人，真乱起来，那还得了，真不知道这位钱知县是干什么吃的？
不好！这位知县再蠢，也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此事因尚家拒还田地而起，想到尚家和隆祐宫的关系，韩碧儿很快明白，事情不象表面上这么简单。
这是一场阴谋！冷静！冷静！看着聚集的百姓越来越多，韩碧儿着急万分，脑子飞快地转着。
“郭二郎，你立即快马回京，把情况向大官人并报，记得点明尚家与隆祐宫的关系，此事十万火急！要快！”
第133章 没有最卑鄙，只有更卑鄙
杨逸与章惇在池边的亭子里，正谈到同文馆之事，又见章瑶带着张商英和何世宽进来，两人是同文馆的主审官，此次未能查出确凿的证据，脸上神色都不大好，几人从新见礼一翻，刚刚落坐，张商英就连灌了自己三杯，仿佛喝闷酒一般。
章惇扫了张商英一眼，皱眉问道：“天觉何至于此？有话不妨直说。”
张商英停下杯子，冷冷地笑道：“章相公可知我今日遇到了谁？真巧啊！来这的路上，我偶遇了曾布的幕僚石曼舒，正从王诜的府上出来，据闻他喜欢上了王诜的书画。”
又是驸马都尉王诜，杨逸心中不由得一动，曾布的幕僚喜欢王诜的书画，这看似平常之事，难保没有什么阴私勾当，据他所知原来的历史上，正是曾布第一个附和了向太后，才使得赵佶得以登上皇位的。
杨逸坚信，这世间看似偶然的事件，都有着必然的因素在起作用。
何世宽接口说道：“天觉兄只怕过于敏感了吧，王诜在书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而据我所知，石曼舒也确是个喜受书画之人，王诜只是一个闲散的驸马都尉，且已被夺爵，石曼舒与之来往，何必大惊小怪？”
确实，何世宽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一个是幕僚，一个是无权无职的前驸马都尉，两者因共同的爱好有些来往，这再平常不过；想当初，章惇不但和苏轼交好，还给刘挚的儿子当过‘家庭教师’呢。
章惇沉吟不语，现在可以说正是决定新旧两党生死存亡的时刻，站在他的位置上，必须要有洞悉一切的眼光，把握全局的能力，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隐患。
石曼舒与王诜往来，虽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必须小心防范，曾布现在是枢密使，说是军方第一人也不为过，一但这样的人物背离新党，依附着他的党羽必然望风景从，对现在的新党来说，将是致命的。
只昌现在曾布在朝中几乎已经可以和章惇分庭抗礼了，没有确切证据，根本动不了他，否则新党就是自乱阵脚，不用旧党反攻，新党自己恐怕就分崩离析、自己咬成一团了。
真个是屋漏偏逢连日雨啊！
杨逸沉声说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章相公，王诜一向与遂宁王交好，而遂宁王最得向太后欢心，现在首要之事，必须立即查清遂宁王与隆祐宫之间有何异动，否则咱们可能陷入死地而不自知。”
章惇横扫一眼在坐诸人，见张商英他们没什么异议，立即便唤来自己的幕僚余滔，将此事吩咐下去。
要查隆祐宫和遂宁王，自然是让焦守、刘瑗他们去办，作为入内内侍省都都知，皇城司便在他们控制之下。
经此一事，各人心情更加沉重，杨逸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了，有关同文馆的后续安排，他都一一问了个通透。
章惇等人的安排大致如此：先让焦守、刘瑗，外加刘贵妃给赵煦吹风，激起赵煦对高滔滔和向太后的新仇旧恨。
时机一到，再将张士良的供词呈上去，张士良的供词虽然没有明确表明高滔滔当初有废掉赵煦之意，但却点明了陈衍曾勾结司马光、刘挚等人，欲行废立之事，陈衍是高滔滔的贴身太监，这就达到了影射高滔滔有意废掉赵煦的效果。
这么干虽然有失光明磊落，但旧党就很光明磊落吗？
王安石执政之时，从未搞过政治迫害。对旧党的上层人物，更是高官厚禄的供着。
司马光、文彦博他们在洛阳，过着神仙般的生活，让他们可以豪情万丈的指点江山，引领旧党与新党作对，可以说新政之所在很多地方变形走样，倍受垢病，少不了旧党的一份功劳。
尚员外丈着自家的权势，横下一条心来，交税就交税，反正不能把田地还给你们这些苦哈哈。
还也可以，以前你们交给我家的租子，比朝廷的赋税一亩少一斗，占了我家这么多年便宜，现在别想拍拍屁股就连人带地开溜。
先把欠我的一斗租子交来再说，没有这么欺负人的，朝廷欺负我，你们这些苦哈哈也想欺负我，没门！
百姓也不干了，田地本来就是我的，寄到你尚家名下，咱们可是按商量好了的数额，年年向你交了租子了的，现在你又要追加一斗，那和原来朝廷的赋税有何分别？
要是这样，当初我们还把田地寄到你尚家干嘛？何不直接向朝廷交税，那样我们还能博个忠诚纳税户的称号呢！
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不可开交，尚家手上握有地契，百姓手上握的白契。
所谓的白契这里要交待一下，大宋是允许自由买卖土地的，但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买卖过程中官府要收取高昂的手续费，然后给交易双方的契约盖上官印，正式承认这份契约生效，这种盖了官印的契约百姓称之为红契。
有红就有白，许多百姓舍不得出这毕手续费，于是便撒开官府，私自交易，他们私下签定的契约没有官印，因此便叫白契。
象百姓与尚家的这种诡寄行为，也牵涉到白契，双方先到官府签一份红契，将田产在官面上转到尚家名下，因为尚家是官宦之家，可以免税，转到尚家名下的这些土地，百姓就不用交税了。
然后百姓再和尚家签一份白契，白契上说明这些田地是百姓的，同时规定好每年要向尚家交多少租子。
在绍圣新税法颁布之前，若是双方因交易发生纠分，拿这种白契去打官司的话，是得不到官府承认的。
但颁布新税法之时，杨逸和章惇他们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对白契朝廷也重新作出了明文规定。
针对这种诡寄行为，新规定对白契签于红契之后的，官府予以承认，官宦之家必须把土地退还给百姓。
万一白契签在红契之前的，对不起，田地是人家的了，官府不予以承认，你只能自认倒霉，官府对你偷税这么多年也不追究了，你家没土地，今后也不用交税了，就这样吧！
当然，政府正鼓励垦荒，新开荒的田地五年不收税，这也不失一条出路，你可以去试试。
朝廷这么分别处置，是通盘考虑过的，涉及诡寄的田地，通常都是白契签于红契之后，也就是说，大部百姓的田地是能要回来的。
可若是都以白契为准，那岂不是说官府盖章的红契全没效力了？那么官府的公信力何在？出于这种顾虑，朝廷只能按契约签订先后顺序，来划定到底是红契有效，还是白契有效。
可偏偏尚家这里，大部分诡寄的田地都是白契签于红契之前，原因是尚家信誉非常不好，之前有百姓先签红契，尚家竟不再和百姓续签白契，直接把签了红契的田地给霸占去了，因此百姓对尚家极不信任，大都选择先签好白契，再到官府去签红契。
这种行为极为罕见，偏偏在陈留就发生了。
尚家占着理，拒不返还百姓的田地，百姓告到县衙，知县钱隆是个认死理的人，直接按规定把田地判给了尚家，若是涉及的只是一、二十户的百姓，也没人敢闹起来，可一万多亩地，涉及的百姓足有上千户。
这下人多壮胆，百姓们不干了，多次找到尚家交涉无效之后，人们情绪越来越激动，已经引发数次小规模的斗殴事件，伤了十几个人。
这种因清丈土地引发的斗殴事件，如今各县也时有发生，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大概因此并未引起知县钱隆的足够重视。
但韩碧儿听了立即意识到事态非常严重，其它州县斗殴，涉及的人群没这么大，容易解决，而陈留这里涉及上千户百姓，那就至少有几千人，真乱起来，那还得了，真不知道这位钱知县是干什么吃的？
不好！这位知县再蠢，也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此事因尚家拒还田地而起，想到尚家和隆祐宫的关系，韩碧儿很快明白，事情不象表面上这么简单。
这是一场阴谋！冷静！冷静！看着聚集的百姓越来越多，韩碧儿着急万分，脑子飞快地转着。
“郭二郎，你立即快马回京，把情况向大官人并报，记得点明尚家与隆祐宫的关系，此事十万火急！要快！”
第133章 没有最卑鄙，只有更卑鄙
杨逸与章惇在池边的亭子里，正谈到同文馆之事，又见章瑶带着张商英和何世宽进来，两人是同文馆的主审官，此次未能查出确凿的证据，脸上神色都不大好，几人从新见礼一翻，刚刚落坐，张商英就连灌了自己三杯，仿佛喝闷酒一般。
章惇扫了张商英一眼，皱眉问道：“天觉何至于此？有话不妨直说。”
张商英停下杯子，冷冷地笑道：“章相公可知我今日遇到了谁？真巧啊！来这的路上，我偶遇了曾布的幕僚石曼舒，正从王诜的府上出来，据闻他喜欢上了王诜的书画。”
又是驸马都尉王诜，杨逸心中不由得一动，曾布的幕僚喜欢王诜的书画，这看似平常之事，难保没有什么阴私勾当，据他所知原来的历史上，正是曾布第一个附和了向太后，才使得赵佶得以登上皇位的。
杨逸坚信，这世间看似偶然的事件，都有着必然的因素在起作用。
何世宽接口说道：“天觉兄只怕过于敏感了吧，王诜在书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而据我所知，石曼舒也确是个喜受书画之人，王诜只是一个闲散的驸马都尉，且已被夺爵，石曼舒与之来往，何必大惊小怪？”
确实，何世宽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一个是幕僚，一个是无权无职的前驸马都尉，两者因共同的爱好有些来往，这再平常不过；想当初，章惇不但和苏轼交好，还给刘挚的儿子当过‘家庭教师’呢。
章惇沉吟不语，现在可以说正是决定新旧两党生死存亡的时刻，站在他的位置上，必须要有洞悉一切的眼光，把握全局的能力，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隐患。
石曼舒与王诜往来，虽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必须小心防范，曾布现在是枢密使，说是军方第一人也不为过，一但这样的人物背离新党，依附着他的党羽必然望风景从，对现在的新党来说，将是致命的。
只昌现在曾布在朝中几乎已经可以和章惇分庭抗礼了，没有确切证据，根本动不了他，否则新党就是自乱阵脚，不用旧党反攻，新党自己恐怕就分崩离析、自己咬成一团了。
真个是屋漏偏逢连日雨啊！
杨逸沉声说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章相公，王诜一向与遂宁王交好，而遂宁王最得向太后欢心，现在首要之事，必须立即查清遂宁王与隆祐宫之间有何异动，否则咱们可能陷入死地而不自知。”
章惇横扫一眼在坐诸人，见张商英他们没什么异议，立即便唤来自己的幕僚余滔，将此事吩咐下去。
要查隆祐宫和遂宁王，自然是让焦守、刘瑗他们去办，作为入内内侍省都都知，皇城司便在他们控制之下。
经此一事，各人心情更加沉重，杨逸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了，有关同文馆的后续安排，他都一一问了个通透。
章惇等人的安排大致如此：先让焦守、刘瑗，外加刘贵妃给赵煦吹风，激起赵煦对高滔滔和向太后的新仇旧恨。
时机一到，再将张士良的供词呈上去，张士良的供词虽然没有明确表明高滔滔当初有废掉赵煦之意，但却点明了陈衍曾勾结司马光、刘挚等人，欲行废立之事，陈衍是高滔滔的贴身太监，这就达到了影射高滔滔有意废掉赵煦的效果。
这么干虽然有失光明磊落，但旧党就很光明磊落吗？
王安石执政之时，从未搞过政治迫害。对旧党的上层人物，更是高官厚禄的供着。
司马光、文彦博他们在洛阳，过着神仙般的生活，让他们可以豪情万丈的指点江山，引领旧党与新党作对，可以说新政之所在很多地方变形走样，倍受垢病，少不了旧党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