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熏门外五里处，矗立起一座在此时人看来，如庞然大物般的球场。尽管因为赶工的缘故，其外观还很粗陋，但能容纳两万多人同人观战，自然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现场气氛。
每轮比赛，组委会都会选取一场焦点战，放在球场中。因为想入场看球的人太多，组委会‘只能’采取售票的方式，让观众凭票入场。仍旧是场场爆满，收入十分可观。
球场还修建了容纳数百人的贵宾区，价格比普通票高上几十倍，还是一票难求。陈恪早就琢磨透了有钱人的心理，知道这些人不是不在乎钱，但能在人前风光，显出自己高人一头来，便都舍得花这个钱。
根据赛会的犹太会计师测算，如果能修建足够的球场，门票收入加上球场内销售商品的收入，就能抵偿所有的开销。
这边球赛如火如荼的进行，那边又到了秋季经筵的时间。
这一年的经筵讲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陈恪……与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一同讲经，让陈恪感到压力山大。
其实他也不必妄自菲薄，因为一本《尚书伪经考》，已经奠定了他经学大家的地位。登门求教或者挑战的士子络绎不绝，甚至有人要拜他为师，只是陈恪太忙，竟没有时间与他们深谈。
去年他靠论伪一炮而红，今年大家都想知道，他准备继续朝哪本经典开炮。然而陈恪今年不破坏了，他将《小戴礼记》中的两篇，《中庸》、《大学》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称其为《四书》，今年经筵，他便讲这个。
看过《尚书伪经考》的，都知道他对《中庸》和《大学》的推崇，现在见其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赵祯便问道：“为何要将这《四书》，从十三经中拿出来讲？”
“十三经庞杂无比，有礼仪、有史书、有诗歌、有卜筮，固然无不浸透着先哲的精神，然而对于士子来说，想从诗歌、或者史书中，感悟出圣人之道，实在是既困难又飘渺。经典之混杂，恐怕是我宋儒。至今不能准确描绘圣人之道的重要原因。”
“所以微臣用了多年时间，从十三经中找出了这四篇专门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章，士子先专心钻研《四书》，待其对圣人之道有所了解后，再去读其他经典，自然其义自现，断不会发生误解。”
“哦，有点意思。”赵祯笑着看看众臣道：“咱们就听他讲讲，圣人是如何修齐治平的。”
众大臣也纷纷点头。
于是陈恪便开始讲《中庸》，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之定理。”
陈恪并非第一个强调《中庸》的，其实二程都很推崇此篇，只是两人还没到出成果的时候，便被他捷足先登了。
《中庸》之中，实乃包含着儒家修行的方法论，其所谓中庸之道，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介绍儒家修养人性的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也包括介绍儒家作人的规范——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智、仁、勇等。
其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至德。
第三五零章 秋（下）
《四书》中的圣人之语，都是微言精义。微言精义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信息量太少，以至于无法精确的把握真意。
尤其是讲儒家世界观、思想观、善恶观、方法论的《中庸》、《大学》，更是玄之又玄。
比如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学问浅的人，看了都是一头雾水，学问深的人则有自己的理解，且不尽相同。
是以虽然有圣人经典在前，人们仍无法精确把握儒家的哲学思想，便需要有人来译注经典，为圣人和凡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朱熹定《四书》，作《章句集注》，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朱熹以此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思想体系，终于完成了宋儒的夙愿。儒家哲学也终于登上了顶峰，成为整个国家读书人的共同思想，继而成为整个国家的集体意识。从骨子里改变了中国人。
单从这一点说，朱子确实了不起。
陈恪对《四书》的诠释，便完全仿照朱子的体例，甚至内容也以朱子的《四书章句》为主体。但是在最根本的世界观上，他却动了手脚。
因为朱子的一套，原是极好的，只是在世界观上出了岔子。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所以儒家思想越到后来，就约成为‘禁锢思想、阻碍科学发展’的罪魁。
在世界观上，程朱理学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
在朱熹的认识里，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根柢和枢纽，是决定一切和派生一切的精神实体。也就是所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来的。
那么如何认知这个太极呢？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当你一旦通理，便明白了太极，自然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
那么这个‘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朱子说，呃，直接告诉你印象不深，用处不大。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
好吧，那如何去认识这个理？
这次朱子告诉你了，须得‘格物穷理’！
‘格物致知’是儒家大学之道的基石。
在先秦时代‘格物致知’这句话，大概并不是特别深奥的语言，故而用不着做什么解释。
但是汉代以降，由于文化断层等原因，人们对它的解释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由此导出的方法论，也就千差万别。
朱熹将‘格’解释为推究、穷尽的意思，所以朱子之学的方法论，就是穷理。
那么如何穷理？朱子说了，就是多读书讨论、应事接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读书，读什么书？儒家经典。因为儒家把孔孟当成掌握了道的人，或者说孔孟就是道。他们追求的便是‘孔孟之道’。
所以理学的格物穷理，说白了，就是去多读圣贤之书，体悟所谓的圣贤之道。
如果仅是修身齐家，这倒也无妨。因为圣人乃万世师表，照着学肯定没错的。然而儒家是入世的，还要治国平天下的，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比如国家的财力枯竭，比如治理黄河、比如如何去应对外敌。
这就出事儿了。后人都知道，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分析，在现实中寻找解决的办法。
而且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时，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当时圣人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放在宋朝来看，就已经完全过时了。
何况，就是在春秋时期，孔夫子那套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拿着那套在春秋行不通的东西，放在千年以后，难道就能行得通了？
程朱理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他们罔顾事实，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什么事都要看古代先贤是怎么解决的，然后照搬就是。
这一套显然是行不通的。
朱熹陷入到这个怪圈中，无可厚非，因为他终究不是老子、孔子、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真圣人，只能算是大学问的贤人。
他无力开辟出正确的世界观，自然也就发展不出正确的方法论。他的世界观，其实是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太极图》，是源自陈抟老祖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而‘太极’玄之又玄，根本就是不可认知的，所以他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那套修行方法。因此理学其实是糅杂了佛道的实用主义儒学。这就注定了它会沾染上佛道的消极主义和封闭主义，最终变成一种禁锢。
每轮比赛，组委会都会选取一场焦点战，放在球场中。因为想入场看球的人太多，组委会‘只能’采取售票的方式，让观众凭票入场。仍旧是场场爆满，收入十分可观。
球场还修建了容纳数百人的贵宾区，价格比普通票高上几十倍，还是一票难求。陈恪早就琢磨透了有钱人的心理，知道这些人不是不在乎钱，但能在人前风光，显出自己高人一头来，便都舍得花这个钱。
根据赛会的犹太会计师测算，如果能修建足够的球场，门票收入加上球场内销售商品的收入，就能抵偿所有的开销。
这边球赛如火如荼的进行，那边又到了秋季经筵的时间。
这一年的经筵讲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陈恪……与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一同讲经，让陈恪感到压力山大。
其实他也不必妄自菲薄，因为一本《尚书伪经考》，已经奠定了他经学大家的地位。登门求教或者挑战的士子络绎不绝，甚至有人要拜他为师，只是陈恪太忙，竟没有时间与他们深谈。
去年他靠论伪一炮而红，今年大家都想知道，他准备继续朝哪本经典开炮。然而陈恪今年不破坏了，他将《小戴礼记》中的两篇，《中庸》、《大学》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称其为《四书》，今年经筵，他便讲这个。
看过《尚书伪经考》的，都知道他对《中庸》和《大学》的推崇，现在见其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赵祯便问道：“为何要将这《四书》，从十三经中拿出来讲？”
“十三经庞杂无比，有礼仪、有史书、有诗歌、有卜筮，固然无不浸透着先哲的精神，然而对于士子来说，想从诗歌、或者史书中，感悟出圣人之道，实在是既困难又飘渺。经典之混杂，恐怕是我宋儒。至今不能准确描绘圣人之道的重要原因。”
“所以微臣用了多年时间，从十三经中找出了这四篇专门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章，士子先专心钻研《四书》，待其对圣人之道有所了解后，再去读其他经典，自然其义自现，断不会发生误解。”
“哦，有点意思。”赵祯笑着看看众臣道：“咱们就听他讲讲，圣人是如何修齐治平的。”
众大臣也纷纷点头。
于是陈恪便开始讲《中庸》，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之定理。”
陈恪并非第一个强调《中庸》的，其实二程都很推崇此篇，只是两人还没到出成果的时候，便被他捷足先登了。
《中庸》之中，实乃包含着儒家修行的方法论，其所谓中庸之道，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介绍儒家修养人性的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也包括介绍儒家作人的规范——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智、仁、勇等。
其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至德。
第三五零章 秋（下）
《四书》中的圣人之语，都是微言精义。微言精义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信息量太少，以至于无法精确的把握真意。
尤其是讲儒家世界观、思想观、善恶观、方法论的《中庸》、《大学》，更是玄之又玄。
比如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学问浅的人，看了都是一头雾水，学问深的人则有自己的理解，且不尽相同。
是以虽然有圣人经典在前，人们仍无法精确把握儒家的哲学思想，便需要有人来译注经典，为圣人和凡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朱熹定《四书》，作《章句集注》，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朱熹以此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思想体系，终于完成了宋儒的夙愿。儒家哲学也终于登上了顶峰，成为整个国家读书人的共同思想，继而成为整个国家的集体意识。从骨子里改变了中国人。
单从这一点说，朱子确实了不起。
陈恪对《四书》的诠释，便完全仿照朱子的体例，甚至内容也以朱子的《四书章句》为主体。但是在最根本的世界观上，他却动了手脚。
因为朱子的一套，原是极好的，只是在世界观上出了岔子。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所以儒家思想越到后来，就约成为‘禁锢思想、阻碍科学发展’的罪魁。
在世界观上，程朱理学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
在朱熹的认识里，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根柢和枢纽，是决定一切和派生一切的精神实体。也就是所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来的。
那么如何认知这个太极呢？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当你一旦通理，便明白了太极，自然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
那么这个‘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朱子说，呃，直接告诉你印象不深，用处不大。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
好吧，那如何去认识这个理？
这次朱子告诉你了，须得‘格物穷理’！
‘格物致知’是儒家大学之道的基石。
在先秦时代‘格物致知’这句话，大概并不是特别深奥的语言，故而用不着做什么解释。
但是汉代以降，由于文化断层等原因，人们对它的解释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由此导出的方法论，也就千差万别。
朱熹将‘格’解释为推究、穷尽的意思，所以朱子之学的方法论，就是穷理。
那么如何穷理？朱子说了，就是多读书讨论、应事接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读书，读什么书？儒家经典。因为儒家把孔孟当成掌握了道的人，或者说孔孟就是道。他们追求的便是‘孔孟之道’。
所以理学的格物穷理，说白了，就是去多读圣贤之书，体悟所谓的圣贤之道。
如果仅是修身齐家，这倒也无妨。因为圣人乃万世师表，照着学肯定没错的。然而儒家是入世的，还要治国平天下的，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比如国家的财力枯竭，比如治理黄河、比如如何去应对外敌。
这就出事儿了。后人都知道，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分析，在现实中寻找解决的办法。
而且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时，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当时圣人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放在宋朝来看，就已经完全过时了。
何况，就是在春秋时期，孔夫子那套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拿着那套在春秋行不通的东西，放在千年以后，难道就能行得通了？
程朱理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他们罔顾事实，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什么事都要看古代先贤是怎么解决的，然后照搬就是。
这一套显然是行不通的。
朱熹陷入到这个怪圈中，无可厚非，因为他终究不是老子、孔子、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真圣人，只能算是大学问的贤人。
他无力开辟出正确的世界观，自然也就发展不出正确的方法论。他的世界观，其实是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太极图》，是源自陈抟老祖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而‘太极’玄之又玄，根本就是不可认知的，所以他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那套修行方法。因此理学其实是糅杂了佛道的实用主义儒学。这就注定了它会沾染上佛道的消极主义和封闭主义，最终变成一种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