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辈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

    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便是王安石鼎鼎大名的《读孟尝君传》,文章很短小,但十分精悍,大约那时王安石初宋神宗器重,于是文中那种洋洋自得,自负的神情跃然纸表。

    “不妥。”范仲淹皱眉说道。

    文章是好文章,但是政见不是好政见。

    “为何?”

    “齐败于秦,有多种原因,制度不同,孟尝君只是国相,能为国家做事,但不能养国器。”

    就事论事嘛,你一个宰相养着李斯、王翦这些国家文武重臣做什么,岂不是要谋反作乱?况且两国情况各不相同,怎能将齐国灭亡的命运怪罪于一个孟尝君头上呢?

    “行知,我也认为不妥,孟尝君入秦而困于秦,非用此辈,岂能返回齐国。假若有一天行知出使契丹,只要平安返回宋朝,无论用什么样的人,使出什么样的手段,我认为都是对的。”

    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人物,何必戴大帽子,与国家兴亡又有什么关系?文过矣!

    郑朗莞尔一笑,说:“这篇文章,我只是用它来抛砖引玉,说一说用人。”

    “用人?”三人奇怪地问。

    “是用人。”郑朗说道。

    既然准备为战后打算,郑朗要说一些问题。庆历新政改革便有一条择官长,任贤能。具体做法便是委中书、枢密院各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两制共举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共举知州五人,御史台中丞、知杂、三院共举知州五人,开封知府、推官共举知州五人,逐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各同举知州五人,知县县令十人,逐知州知州通判同举知县县令二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举荐的人,做得好是你的光彩,做得不好自己也沾了一些不好的腥气。层层保荐,这样有用的人才便能迅速上位。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不问贤愚、不较能否,累以资考,升为方面。比如郑朗,无论立下再大的功绩,也不能升为首相。便是一个资历问题!

    看似很好,实际不然。

    第一个好坏难以判断,在范仲淹眼里,吕夷简绝对是一个奸邪,可站在历史的高度,吕夷简是不是那样不堪呢?范仲淹是不是那样十全十美呢?好坏都判断不出来,如何任用贤能,殊惹纷争?

    第二个便是君子党上位,任用的会是什么样的贤能?让他们保举,能保举“小人党”手下的能人奇士?对方会不会认为君子党借此扩大自己势力,使君子党从上到下,掌控全国?产生这样的担心,会不会反扑?不是,看一看欧阳修的朋党论写了什么!

    天下人为利所往,熙熙攘攘。这一条看似不错的建议,实际触动许多人的利益。

    于其这样,不如做一点有用的实事。

    郑朗继续说道:“说汉高祖,张良出身正牌贵族,我难以想像象张良这样的人物能否看得起出身农门小户,身兼一身土气与痞气的刘邦?陈平有盗嫂之嫌,韩信有胯下之辱,还有那么一点儿野心,樊哙是屠狗出身的。他身边有多少此篇文中所说的士?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用其长,弃其短,所以唐太宗用人之道也。故汉高祖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正是他用好这些人,所以才取得天下。”

    韩琦、范仲淹与张方平皆喘起粗气。

    若是郑朗这个理论得到天下公认,对士大夫将会产生致命的打击。

    郑朗不会做这个傻冒的事,接着话锋一转,说道:“当然,马上打开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想治好国家,还得用士。武将只重军功,不重名份礼仪尊卑,所以有南北朝、安史之乱与五代十国之祸也。”

    “此言确是。”韩琦长松了一口气,说道。

    “稚圭兄,可除了士之外,其他人用不用了?”

    “行知是说……?”

    “稚圭兄,为何有好水川之败?难道当时泾原路兵力不足?”

    韩琦气得无语,这岂不是那壶不开揭那壶?

    “无他,你高估了士的价值。每人精力有限,研其甲长,定会弃其乙长,十全十能的人,你认为有么?即便夫子能称上十全十美,但能不能称上十全十能?”

    韩琦被迫摇头。

    “正是如此,故我来西北制订诸项战役,勿务请种世衡、狄青、张岊、赵珣、王吉、景泰等诸将前来商议。治理一方百姓,让百姓忠心国家,安居乐业,他们不及我,这是士的长处,可行军作战,我又不及他们,这是军事事务,武将本职,所以我不得不向他们请教。又防安史之乱祸端,我总揽泾原路大小事务,不至于有武将专权之祸,又用武将做参谋,完善行军方案,是不是接近完美之道?是不是用人之道?广而言之,若是三司使,可不可以请一些会经营的商人进来,替士补漏拾遗,工部是不是可以请一些匠人前来提一些建议……这才是广揽天下贤能,用人之道也,更是夫子之道也。”

    “夫子之道?”张方平奇怪地问了一句。

    “夫子之道,济世治民!什么为世,什么为民?这不仅是士,是天下,是天下的民!”

    第四百二十七章 度

    说得很武断,与韩琦那句我乃天道我乃天人合一一样。

    实际儒家学术,也没有要求统治者呆板的死守着祖宗家法,显而易见的便是儒家重经易经。易经通过六十四卦象演变天道,天地的变化,每一卦一爻又在教导人们在什么样情况下,该怎么去做。

    这就是郑朗的与时俱进,包容调剂。

    包括郑朗的用人之道,民族之道。用人不能单纯的用士,有的什么士啊,读死书的书呆子,会治理什么国家天下?民族也是如此,已有那么多民族,不能单纯说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须同化,这个同化便是包容之道,是包纳异族,不是排斥异族,容不仅是容留,还是一个融合。再根据时与势的变化,进行调剂。

    按照郑朗这种用人政策,会使朝廷涌入各方能人奇士,至少给予张元这些歪才一个展现机会。会有争议之声,可不会形成党争。但范仲淹三人皆没有作声,在他们心中士大夫还是高高在上的,其他人皆是那陀不值钱肮脏的玩意。

    看着他们表情,郑朗心里说道,慢慢变吧。

    现在还是北宋最好的时光,只要调节好,国库有可能一年会省下几千万缗钱。将士也能算是勇敢,有钱有将士,处理得当,应当不会那么弱。至于内治,修修补补即可,论内治,其他朝代无一能及宋朝。

    于是自嘲地说:“国家终不是家,之大之广,一举一动能关系到亿万苍生,诸君以后必将是我朝栋梁之材,还需多加努力,象烹小鲜一样,治理国家,深思熟虑才能制订方略。我要考虑另一件事了。”

    “什么事?”张方平问道。

    “怎样从契丹回来!”

    三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