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盏时提供排炊羊、胡饼、炙金肠。

    第八盏酒时提供假沙鱼、独下馒头、肚羹。

    第九盏时提供水饭、簇饤下饭。

    单从这些菜肴点心的名目看,似乎大唐这个盛世王朝的国宴用料都很普通,不但没有后世高级饭店,普遍采用的燕窝、熊掌、参鲍、鱼翅之类的山珍海味,就连普通的鱼虾水产也不用。

    相比于大唐的强盛富庶来说,这样的国宴自然是拿不出手的,但是这是规矩,对于习惯迷信祖先的炎黄子孙来说,周公既然是圣人,那么他制定下来的制度,自然也是极其神圣的,不容侵犯的。

    虽然国宴无外乎也就是吃吃喝喝,但是一旦涉及到古代礼乐制度的问题,那可是绝对不容马虎,和肆意更改的。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属国。

    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备并且忠心耿耿的臣子,曹操曾于《短歌行》中曾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赞扬他的忠诚与认真。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宴会制度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定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

    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的不同,是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在举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动时,均使用礼乐器。礼乐器是表明器主身份、权位的标志物。正如《左传·成公二年》所云:“器以藏礼,礼以行义。”

    礼乐制度是周代建国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为巩固等级制社会,其次也是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反对“淫乐”,采取“节乐”措施。

    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两君相见,例用大雅《文王》;至于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

    到了大唐开过以后,高祖皇帝李渊第一次在太极殿招待突厥使臣的时候,开场音乐依然用的是《鹿鸣》、《四杜》、《皇皇者华》,直到太宗皇帝北伐突厥,擒获颉利之后,再举行国宴的时候,就改成了《秦王破阵乐》。

    太宗皇帝作出的改变,其目的不难理解,无非是为了彰显武功,炫耀国威,不过太宗皇帝改的,杜睿这个做臣子的却是不能对国宴的礼仪制度擅自更改的,不然这里面可就要涉及到僭越的问题了。

    杜睿前世看《宋史》的时候,曾见识过所谓的春秋大宴,虽说是皇帝掏腰包,请大臣们吃饭,可那与其说是享受,倒不如说是受罪。

    参加宴会的官员首先要向相东西而立,站得腰酸背痛,等待皇帝的到来。待皇帝坐好后,才由射人,也就是亲近皇帝的属官,分引群官横行北向,向皇帝磕头致颂词,再磕无数个头后才就座,接着皇帝举5次酒,官员们要站起5次,拜5次,方才能够吃喝。

    酒初行,群官搢笏受酒,先宰相,次百官,皆作乐。皇帝再举酒,并殿中监、少监进。群臣俱立席后,乐作,饮讫,赞各就坐。复行群臣酒,饮讫。

    皇帝三举酒,皆如第一之仪。尚食典奉御进食,太官设群臣食,乐作。赐祗应臣僚酒食,赞谢拜讫,复位。皇帝四举酒,并典御进酒。乐工致语,群官皆立席后,致语讫,赞百官再拜,就坐,乐作。皇帝五举酒,乐工奏乐,庭下舞队致词,乐作,舞队出。

    东上阁门奏再坐时刻。俟放队讫,内侍举御茶床,皇帝降坐,鸣鞭,群臣退。赐花,再坐。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又再拜就坐。

    内侍进御茶床,皇帝举酒,殿上奏乐,庭下作乐。皇帝再举酒,殿上奏乐,庭下舞队前致语,乐作,出。

    皇帝三举酒、四举酒皆如上仪。若宣示盏,即随所向,阁门官以下揖称宣示盏,躬赞就坐。若宣劝,即立席后躬饮讫,赞再拜。内侍举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阶再拜舞蹈,又再拜讫,分班出。阁门官侧奏无公事,皇帝降坐,鸣鞭。

    集英殿饮福大宴仪,初,大礼毕,皇帝逐顿饮福,余酒封进入内。宴日降出,酒既三行,泛赐预坐臣僚饮福酒各一盏,群臣饮讫,宣劝,各兴,立席后,赞再拜谢讫,复坐饮,并如春秋大宴之仪。

    诏宴殿陈设止用绯、黄二色,不用文绣,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阁门修立集英殿大宴仪注。

    程序虽然繁琐,折磨人,不过总的说起来朝廷还是比较节俭的,但是,贪官却有奢侈无度的,例如宋朝的奸相蔡京。一次宴请部下,单是制作蟹黄馒头一味,就耗费一千三百余缗。

    蔡京还有一次招待客人,酒后高兴,就吩咐拿出十饼江西官员贿赂的咸豉,客人发现都是用黄雀胗做的。这样的咸豉,蔡家当时还有八十多饼。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蔡家饮食的奢侈糜费,有个人在京城买了一个女人做妾,这女人自称是蔡京家的厨娘。一天,主人让她做包子,她推辞说不会。主人质问她,既然做过蔡太师家厨娘,岂有不会做包子之理。这女人回答说:“我是包子厨房里专门切细葱丝的人。”由此可见,水浒英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有缘故的。

    回归正题,国宴虽然遵照礼制,倡导节俭,但是应有的规模,礼仪,却是空前浩大的,这些事自然有礼部和鸿胪寺,宗正府的人去料理,倒也不用杜睿烦心,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杜睿虽然博古通今,但总归比不上那些专业人才。

    这次国宴,宴请的可不单单是拜占庭和伊斯兰王国的来使,那些依附于大唐的异族也纷纷派遣使臣,前来朝贺,室韦,回纥,党项,突厥都有人来,还有那些在历次的灭国之战中被俘获的亡国之主,也都要出席。

    如此说来,此次国宴,参加的人,有小半和杜睿都是有仇的,这些国君可都是被杜睿从他们的老窝请到了长安城,至于他们的国家,也早就成了大唐的领土。

    当晚,杜睿一身紫绶朝服,早早得就到了承天门前,那些来参加国宴的皇室宗亲,朝中重臣,各国使节,自然也少不了前来应景的归命侯,违命侯之类的人物。

    见杜睿到了,不管是朝内,还是朝外的纷纷上前见礼,就连那些和杜睿有灭国之恨的前国君也不例外,他们如今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谁都知道杜睿如今才是大唐帝国的主宰,他们想要保住身家性命,富贵荣华,少不得要来讨好杜睿。

    杜睿也不倨傲,一一还礼,见皮纳尔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杜睿笑着上前,道:“皮纳尔公爵,我大唐帝国皇帝陛下,专程设宴招待,怎的公爵阁下的脸色不是很好,难道是我方有所怠慢!”

    皮纳尔正想着心事,没想到杜睿走到了近前,闻言忙道:“不!不!公爵大人不要误会,只是君士坦丁堡面临阿拉伯异教徒和叛军的围攻,危在旦夕,我……我实在有些放心不下!”

    自己的祖国内忧外患,万里迢迢赶来长安,寻求帮助,却被杜睿拒绝,眼看着祖国前途一片暗淡,皮纳尔要是还有心饮宴,那才叫怪事。

    杜睿闻言一笑,道:“公爵阁下不必忧心,君士坦丁堡自建成之日,不知遭受了多少兵灾战火,可是贵国都坚持过来了,君士坦丁堡依然矗立在东西方交流的枢纽位置之上,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一座永远都不会陷落的城堡,只要你们能坚持支撑过最艰难的时候,等到伊斯兰王国玛目哈乃菲叶和组拜尔达成协议,一切都会过去的!”

    杜睿这番话可不仅仅只是口头上的安慰,永不陷落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确实担得起这样一个称呼,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

    自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重建此城为新罗马时,这里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了。它的起源应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庭是它的拉丁名字。

    自君士坦丁堡建立以来,其军事、经济的重要价值一直受到不少民族的虎视眈眈。比如是一直与帝国抗衡的波斯人,波斯人数次围攻过城市,但被坚厚的城墙和强大的拜占庭海军所挫败,其后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阿拉伯人进攻拜占庭帝国,以二千艘战船围攻,阿拉伯舰队又遭到拜占庭海军用希腊火全歼,二千余艘战船剩下五艘逃回,基辅人围攻城市,又被希腊火烧毁海军,遭到严重挫败。

    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被占领并遭到洗劫,成为拉丁帝国的首都,1261年由迈克尔八世帕拉奥洛古斯率领尼西亚帝国军队收复,成为重建的东罗马帝国首都。

    君士坦丁堡这段显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这座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陡峭的岬角上,岬角从海峡的欧洲一面向对面的亚洲沿岸伸出,仿佛要挡住从黑海流入马尔马拉海的急流。因此,君士坦丁堡南有马尔马拉海,北有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

    诚然,其他城市也有良好的港口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但君士坦丁堡的显著特征是,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且能航行的海峡。所以,这座城市由两扇海上大门保护着,可以禁止无论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

    拜占庭皇帝为了加强这些天然防御,又在陆上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第一堵墙长四英里;第二堵墙长40英里,宽20英尺,位于第一堵墙西面约30英里处。这两堵防御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进口。因此,在拜占庭长达十个世纪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是遭受围攻的要塞,但却得以保存下来。

    当然这个世界上是绝对不会存在永不陷落的城堡,直到14世纪末,东罗马帝国国运日薄西山,整个帝国的统辖区域就在一次次的外患侵袭下,一点一点的流失。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除了尊贵的皇帝头衔,什么也没有了。帝国本身也不因外患的压迫,而有所团结。

    14世纪末以来,帝国一连串的内乱、民变,消耗了帝国残存的力量。整个帝国的国土大量地断送给了鄂图曼土耳其人,帝国国土到了15世纪后,只存留下了君士坦丁堡四周,与名义上属于帝国的摩利亚。

    残存的国土与残破的家园,几乎无法供养起一只像样的常备军,只能勉强聘请些来自海外,又不可靠的佣兵,尽力维持。

    从14世纪末以来,东罗马帝国皇帝们能从事挽救帝国灭顶之祸的唯一之道,就是不断地向外求援。西欧所有的强国、教皇、逐渐崛起的莫斯科公国,几乎都曾接到过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求救信,有些国家还接见过皇帝的特使或本人。但是这些呼声,只为东罗马帝国换回不多的援助。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准备一切完成,随即召集起海陆大军,攻向事前几乎没有准备的君士坦丁堡。4月6日,君士坦丁堡很快地便为土耳其大军从海陆两面包围起来,惨烈的围城战就此开始。50门射石火炮齐声对君士坦丁堡坚实的城墙招呼了去,揭开了攻城战的序幕。

    虽然,君士坦丁堡的守军至多不过5000人,又要面对超过100000的土耳其大军,但是,守军并不因此气馁,反而紧紧地团结在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与乔万尼·查士丁尼亚尼两人的指挥下,开始了艰困的守城战。每当巨炮射出的巨石毁损了任何一段城墙,守军便以最快的速度将之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