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废二十等爵、武功爵等所谓赐爵,又恢复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但因为现在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已经封了很多,不宜撤销,又参照西晋的王、公、侯、伯、子、男、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郡侯、开国县侯、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乡侯、亭侯、关内侯、关外侯等十八级的爵位设置,设置了大汉的二十级四十等爵位。

    二十级爵位,有亲王、郡王、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乡侯、乡伯、乡子、乡男、亭侯、亭伯、亭子、亭男、关内侯、关外侯、勋爵、士爵,每一级的爵位又分为二等,如勋爵,有一等勋爵、二等勋爵,如此总共有四十等爵位。

    王、公、侯、伯、子、男皆有封地,在同一个封地里,侯、伯、子、男这四种爵位里只有一个爵爷,如吕布之前的温县,他为温县侯,则温县就不能再有温县伯、温县子、温县男,如关羽的汉寿亭侯,汉寿亭里只有他一个亭侯,汉寿亭伯、亭子、亭男不会再有,当一个有功之臣被封为亭男,随着他不断地建功,他可以从亭男升到亭子,然后升到亭伯,升到亭侯,每次擢升,他可得到的年俸便可多得半成,一个亭男原来只可以享受一个亭半成的赋税,等他升到亭侯,就可以享受二成的赋税,如此类推到郡、县、乡各级封爵上。

    关内侯、关外侯亦有封地,关内侯的封地为大汉治内的一个村寨,可享有该村落一成或两成赋税,关外侯的封地为大汉治外一个城池,看似遥封,但若是能够攻取下来,每年赋税收入远多于关内侯与一般亭爵,但因为是关外,环境艰苦,很多人还是不愿意领关外侯而愿意领关内侯。

    这些有封地的爵位,一般都要靠战功,若是治政之功,按照功德分来论是战功的一半,一般来说,六部尚书、州刺史的爵位往往不如地方上一个州将军或郡尉。

    这些爵士们拥有了封地,同样拥有了监督封地官吏、保障封地民众权益、救护辖地百姓的义务,封地里若有灾害,爵士必须要开仓放粮救助百姓,若因救助不利而有死难者,爵士的爵位会往下贬斥甚至收回,若有隐瞒不报者,收其爵位,若欺压百姓、阻止百姓上访者,也收其爵位。

    爵士对封地内官吏有监督之权,若有贪腐无能的官吏,爵士须报请御史台,将该官吏绳之以法;同样若爵士及其家人犯法,此地官吏亦有权报请御史台。

    吕布之所以这样设置,是因为他从后世败坏的吏治上体察到这一点,皇室贵族是官民对立中的第三方,可以监督防止官僚公权力过大害民,争取贵族、官吏、平民三方势力平衡。

    为了防止贵族与官吏的勾结,吕布又面对广大出身于非官吏家庭的军人、文人、商人、自耕农、小地主额外增设了勋爵、士爵两级四等爵位,没有封地,年俸也很微薄,却因为是给予那些有重大或特殊贡献的平民们傲然屹立于豪强、权贵、官吏面前的荣誉,荣誉的价值高过金钱,所以勋爵、士爵并不在乎年俸微薄。

    普通军人只要战功到达一定程度,均有望封爵,那些未曾做官的读书人,若是在稳定社会秩序、普及文教、帮助异族汉化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亦会被封爵,那些在帮困扶筇慈善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小地主、商人,会被封为士爵,那些每年上缴粮赋最高的自耕农或小地主、那些上缴商税最高的商人,亦会被封为士爵,是贡献特别突出的平民阶层,更有望获封勋爵。

    除了军人之外的其他阶层荣获爵位有一个严格的要求,都不能出自文官家庭,要官宦跟贵族截然分开。

    封士爵、勋爵的权力都掌握在中央朝廷吏部、礼部,地方上官吏、豪强均无权插手,以免中下层官吏、豪强狼狈为奸,玷污了士爵、勋爵的荣耀。

    王、公、侯、伯、子、男爵位可世袭,但诸代递减,后代若无功于社稷,则再降一级,逐次降低,而关内侯、关外侯、勋爵、士爵这四个爵位不可世袭。

    每个爵位都有衡量的功德分,以战功优先,其他功绩为战功一半。

    贵族在法律上有特权,他们的特权是除十恶不赦之外,皆用爵位来换取免除死刑,量刑要上一级刑曹审理,并经御史台、廷尉审核方可处刑。

    贵族在面对公权力时有特权,他们有监督封地官吏的权力,也有指责所有官府行为的权力。

    贵族在婚姻上有特权,娶妻纳妾多少有限制,公、侯、伯、子、男、勋、贵、绅、士以此类推,一个个地递减,士爵只能娶二个,没有爵位的男子只能有一个女人,以此激励大汉子民努力为大汉做出贡献。

    吕布原来是温县侯,若加升一级,便为温县公,简称温公,吕布觉得听起来很是不妥,又因为温县距离邺城较远,便干脆放弃了原来那个响亮的温侯。

    吕布又在邺城附近选了武安县为自己的封地,便成了武安县公,简称武安公。

    跟吕布一起升任县公的是功勋卓著的大汉宿将皇甫嵩、朱儁,皇甫嵩的封地在他家乡安定郡朝那县,朱儁的封地在他的家乡会稽郡上虞县,其他朝廷老臣如蔡邕、马日磾、黄琬等人虽无军功却有治政之功,皆封为县侯,择其家乡为封地。

    而吕布的亲信里,功勋大、资格老的多封为县一级爵士,功勋资格差一点的封为乡一级爵士或亭一级爵士,关内侯、关外侯、勋爵、士爵更是封了一大堆。

    第712章 龙生龙凤生凤

    吕布这次爵位改革,最为人诟病的当属勋、士两个爵位的设立,因为这不只是为有功的军人设立的,更是为了出身平民家庭的自耕农、商人、文人、小地主设置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多是破落贵族的子弟,放在东汉末年,是寒庶地主子弟,他们凭借各自的才能贡献入选士爵、勋爵,在朝野上下为数不少的世家人物还能接受,那些立下战功的军人、那些有教化之功的文士能得到士爵、勋爵,那些世家人物还能接受。

    可有些自耕农只是因为缴纳的粮食多,有些商人只是因为他们缴纳的税赋多,或者因为他们扶助穷困有些名声就能够冠以爵位,许多世家人物纷纷表示反对,他们一致认为,爵士是贵族,既然是贵族,就要出身高贵,不能跟一群泥腿子、钱串子相提并论。

    吕布一言以驳之:“贵族的高贵,从来都不是因为他们出身高贵,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高贵!凡是为大汉中兴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不论他是什么出身,都有获封贵族的资格!”

    吕布有感于血统继承的世家毒害了整个大汉民族,以至于血统、出身、拼爹决定一切的垃圾东西还在后世流传,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大阻碍,吕布决定以一己之力来荡平血统论、出身论等错误的思想观念。

    吕布在大汉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就脱胎于遇罗克的《出身论》。

    吕布的文章里写到:

    “很多人以为,只要出身高贵,就是贵族,这个观点不要说本公不认同,便是本朝开国那些布衣将相如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樊哙诸位皆不认同,即便是四世三公的汝南袁家、弘农杨家在一百多年前亦不认同。”

    自本朝开国一来,有无数外戚封为侯爵,如击溃匈奴的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冠军侯霍去病,如击溃北匈奴的大将军窦宪,他们出身高贵吗?有无数宦官封为侯爵,如发明纸张的蔡伦,他出身高贵吗?

    按照我们大汉爵位制度,即便你出身贵族之家,可从你出生之后,你的爵位就降了一级,你长大后碌碌无为,爵位就永远比你父辈低了一级,若是你违反国法肆意胡为,你的爵位更有收回的可能。大汉开国以来凡四百年,有多少违反国法而被收回封地甚至处以极刑、株连九族的爵士,恐怕没有八千,也有一万。若是认为出身贵族之家,便可以高人一等,凌驾法律之上,那是妄人妄语。

    一言以蔽之,纵然你出身高贵,若是你行为不高贵,你也难以成为一个贵族。

    真正的贵族,是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而被朝廷乃至民众共相尊重的人士,他们的高贵的行为堪为万世表率,便如冠军侯霍去病,他出身何其低微甚至下贱,而他大破匈奴封狼居胥又何其高贵英伟,大汉就是要多几个像霍去病那样的出身低微而行为高贵的贵族才好!

    许多人提及出身,所说的话,可以用两句俗语来概括,“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两点,在某些人眼里是颠婆不倒的真理,但在本公看来,是大错特错。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的影响超过外界的影响,看不到外面的影响的关键与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父辈的影响,认为父辈的影响超过了一切。

    真正深入地观察名垂青史的大人物的成长历程,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外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外界的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堂大门,老师的话比父母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学堂的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稍大一点,开始工作了,上司的影响,同事的影响,朋友的影响,书籍的影响,以及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外界影响,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一贯地以父亲如何而定。父亲是学识渊博的达官贵人,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行得正做得端,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

    同样,父亲不是什么学识渊博的达官贵人,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我们大汉的开国元勋布衣将相都是明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只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有一句诗写得很好,本公有必要跟诸位分享一下,“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你们都是受孔孟之道儒家思想熏陶的,因为我们成功地执行了全民教化的政策,使得所有民众,无论是农夫,还是商贾,甚至是奴隶,都接受了孔孟之道的教化,你们敢否定孔孟之道的教化之功吗?你们真的相信孔孟之道是无比正确的吗?你们真的相信孔孟之道在教化民众上是战无不胜的吗?那么你们就不应该认为父辈的影响比一切都强大,至少一个贵族之后若不好好读书,根本无法跟一个认真读书的农夫之子相提并论。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而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连。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

    现在有些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著眼于出身,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人才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劣马”了。

    我们必须要摆正出身与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授予爵位、官职,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

    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人?大错特错,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会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父亲的老脸到处要人买账。出身这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才俊的现实表现了解清楚了,出身之类的玩意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