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化龙和蔡辅卿等人非常有默契的传递眼色，个个都闭紧了嘴巴。
宋教仁早知道汉口革命党人激进，正面碰上，还是忍不住要惊讶。“谁不想打倒帝国主义？可这事情只能暗地里策划，有谁像你们汉口革命党人这样大张旗鼓叫嚣，唯恐天下人不知的。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帝国主义列强也有同情革命的派系。”
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民族主义宣言式的文章，引起洋人强烈的反感和恐慌。列强政府正对海外同盟会的机构施加压力，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同样受到洋人的压力。同盟会虽然也痛恨帝国主义，但也相信帝国主义也有同情革命的存在。所以他们希望着，希望能与列强和平相处。
孙中山先生等同盟会党人皆对洋人抱有幻想，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先生迟迟没有归国，便是为寻求西方列强的支持，他曾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当时之趋势，则多倾向于清政府；而吾党之与彼政府民间皆向少交际，故其政策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亲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条约之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乃启程赴纽约，觅船渡英。”
可是辛亥革命的复杂程度，远超西方资产民族革命，一百年过去了，也没有个定论。孙中山先生以纯粹的西方式思维思考辛亥革命，才做出了这个注定徒劳无功的选择。
“幻想着洋人的同情，是一个没有自信的革命者，无能的痴心妄想。共和，民主不是靠洋人的同情得来，是同志们的鲜血铸就。”冯小戥与宋教仁怒目而视，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却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他们锐意进取。在李想的影响下，早对洋人失去幻想。他愤怒的继续说道：“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还不足以使你们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宋教仁亦愤怒不已，也不顾当众街上而反唇相机，“你们汉口革命党人连对抗北洋军的实力都没有，又挑起与洋人的战争，是不智，是把中国革命推相绝路。太平天国时期出了一个戈登，今天帝国主义便可以制造第二个戈登。”
宋教仁此言完全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汉口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甚至已经招来外国的干涉。李想收回汉口租界和关税，外国以此为借口，参与征收中国其余几个港口的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
宋教仁想起昨天午夜收到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的电报，又道：“上海租界英法两国的特派员一夜之间，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同盟会的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取。因为汉口的事情，使同盟会在资金运转上，都被洋人银行为难。”
宋教仁说道后来已是和颜悦色，只想让冯小戥明白洋人的可怕，洋人的枪口不是用信仰和勇气便可以堵住。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深知洋人厉害的宋教仁，知道李鸿章的遗奏没有一点的夸张。
冯小戥瞪着通红的双眼，一点也没有听进宋教仁苦口婆心的劝戒，张口便要反驳。
卖报纸回来的黄兴，看他们两人堵着满春茶园的门口争论，汤化龙，蔡辅卿也都冷眼旁观。黄兴过来便打断欲开口反驳的冯小戥，低喝道：“堵在茶园门口献宝啊？都给我进去在说。”
黄兴身为同盟会的二把手，此刻也只有他训斥着两人。一行人走进满春茶园，登上三楼临江的雅间。满春茶园三楼的雅间，和洋人高级会所，沙龙一样，在汉口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才能去的地方。
飞檐下挂着精致的铜铃轻响着的声音依旧悦耳，汉水的江面已经恢复战后的平静，一艘艘风帆不时划过。只在对岸汉阳才能看到当日惨烈的战况，断为半截的古树被烧得漆黑，岸边还留下许多被重炮炸出的深坑。
宋教仁坐在窗边中间的位置，冯小戥也跟了过去，他今天非要论个明白。他坐下便说道：“宋先生，你担心的无非便是洋人的军事力量。你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洋人布置在汉口的军舰，全部沉在汉水。洋人失去军事力量的支持，他们拥有的特权甚至对虚弱的中国也不能维持下去。”
军事力量使洋人在华开创的事业成为现实，它在中国国土、河流和沿海水域的不断部署，象征性地，有时实际上，构成了作为形式上正当的外交措施后面的有力支持，这些措施不断地被运用，以维护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和确保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炮舰在内河和条约港口以及更大的海军船只在中国沿海的存在，是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第52款的一种很带随意性的解释，这一款说：“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
宋教仁一声轻笑，笑冯小戥的傲慢和自大。汉口一场小小的胜利，并没有伤到洋人在华的实力。对于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他愿意给予细心的指导，帮他分析洋人在华的军事实力。
1896年，停泊在中国的英国海军的总吨数达59000吨，
俄国的吨数接近此数，法国28000吨，德国23000吨，美国18000吨。
1908年，“英国皇家分遣舰队”的总吨数达到70000吨；有舰只33艘，其中装甲巡洋舰4艘，二级巡洋舰2艘，其他27艘较小的舰只包括内河的炮舰。
使用或至少是威胁要使用外国炮舰的行动，在19世纪后半期时有发生的“教案”中，是常见的现象。1900年英国的炮舰首次驶至重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19世纪末，作为租借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1903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国的长江巡逻队——从1908年至1919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6至8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着15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20世纪初期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1910年有59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1000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15个国籍的连队）。1898年从中国夺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1901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国军队排除在这个城市之外。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2300人。
第九十九章 先声（三）
一碟碟堆尖的干果、点心端上来，还有刚沏好的正宗洞庭湖君山毛尖。汤化龙掀开茶盖，蒸气升腾，君山毛尖独特的草木清香扑鼻。
他与蔡辅卿等人品茶之余，饶有兴趣的看着宋教仁和冯小戥的争论，这已经是全场的焦点。同盟会这个松散至极的组织，给了他们太多可钻的空子。
宋教仁说的都是货真价实的事实，而洋人在华的实力也只会比他说的更强大，但是冯小戥脸上的不屑也越发的明显，他此刻的脑子里全是李想灌输的亮剑精神。
“我们革命党人，怎么能够畏惧洋人的船坚炮利。如果连你和洋人亮剑的勇气也没有，还有脸闹革命吗？”冯小戥朗声道，“你给这个衰亡的民族找了太多沉默和退让的原由。一味的沉默和退让，只会使这个民族一步步走向灭亡。这个沉默的民族需要一个声音，用力的呐喊出来，唤醒沉睡国民，这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途径。洋人船坚炮利，我们便用身体筑造新中华民族之长城，用鲜血浇铸新中华民族之魂魄。”
冯小戥言语振奋，文弱的一介书生爆发出桀骜的锋利。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权，他们绝不服输，依然干练坚决的反抗到底。虽陨身不恤，然百折不回。即使心中的理想只是依稀微弱至极的希望，他们依然会愤然选择血战前行。
中国人的脊梁骨被满清压制三百六十余年，又被洋人压制半个世纪之久。汉口的事件，证明中国人的脊梁骨没有把他们压弯。
冯小戥如此激进的言论，把宋教仁气得不清，怒道：“匹夫之勇。与洋人的和平相处，也只是权宜之计，国家的领土、主权自然迟早要收回来的。你现在的行为是在把洋人推向清廷，推向袁世凯，为革命树立本可以避免的强敌。”
宋教仁也知道，帝国主义列强都不愿意看到，也不相信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会取得胜利。虽然革命阵营方面竭力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得罪外国，并无“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无理由地担心，打在他们的走狗清朝政府头上的革命大棒有可能直接打到他们的头上来。
在武昌起义后十一天，洋人们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同盟会苦心经营，才使得洋人保持的脆弱“中立”态度发生重大倾斜。虽然东西列强没有出兵干涉革命，西方列强正在加紧抢夺通商口岸的关税权；日本更是出兵满洲，占据铁路沿线要地；俄国也出兵外蒙，策动外蒙独立。宋教仁等人皆是普遍认为，洋人出兵干涉革命，是迟早的事情，这给宋教仁他们带来极大的恐慌。
黄兴听着两人的争论，连报纸也看不下去，也不免担心的说道：“现阶段的革命形式必须以反清为主，不宜扩大化。革命力量毕竟还非常脆弱，北洋军的反扑已经使我们穷于应付，再竖洋人这样的大敌，只会使革命招来太平天国之败。”
太平天国时期，侵略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立”的烟幕下武装协助清皇朝把革命镇压下去。庚子年，八国联军更是公开侵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
冯小戥一步不让的说道：“但是现在的形势既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大不相同，也同义和团运动时期大不相同，帝国主义列强不可能沿用老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忧虑的问题了。”
总是有人固步自封，以旧的历史知识来解释新的历史问题。冯小戥与李想一路走来，受其现代思维的熏陶，早摆脱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
“那你到说一下，现在的形势与当初有什么不同？”一直沉默不语的汤化龙突然开口，他现在越来越想知道李想胆敢做出这样冒险的举动，简直便是把自己推向悬崖。李想表现的向来是胆大而且精明，他掏空武昌银库，果断放弃争夺武昌权柄的机会跑去汉口，当时看似冒险，事后他们思量，却是极其精明的决定。如今李想在汉口一家独大，他们咨议局统计被李想卷走的款项，仅帐面金额竟达四千万之巨。如今红楼里的人，是想起李想莫不咬牙切齿。
汤化龙闲适的靠在椅背，目光看似温和，却隐藏着别有用心的阴冷。
汤化龙此一问，才使宋教仁等人醒悟，李想的行为，原来并不如他们表面所看到的莽撞，造次。一双双别有用心的眼神，如风剑霜刀，落在冯小戥的身上。
冯小戥也不是没有看出他们的别有用心，桀骜不驯的眼神如刀一样回敬给他们。“此时，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协约国和同盟国的相互冲突中间，它们很难在中国实行共同的军事行动。而且如果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最靠近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必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是西方列强所不甘心的。”
这只是冯小戥的推论，或者只是李想的推论，从在座诸位似笑非笑的表情看，他们也不怎么放在心上。
汤化龙笑道：“这种平衡只是在革命没有触犯洋人利益的情况之下才能保持，如今洋人在汉口失利，这样微弱的平衡即被打破。”
诚然如他们所料，这不是帝国主义干涉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势所趋，这种趋势正在慢慢的显现。各省响应起义风起云涌，革命潮流越发汹涌，从武昌起义以后，革命的火焰迅速烧遍全国。清皇朝的统治已经在人民中普遍地失去信任。尽管这个革命有许多弱点，但它的基础是在卖国腐朽的清朝统治下活不下去了的几亿人民。
许多本来与革命毫无因缘的官僚、政客、军官、绅士纷纷跑到革命旗帜下来投机，这固然造成了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情形，但也是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一个表现。但是国内复杂革命形势，却是冯小戥不愿意开口提及的一个原因。
这样的革命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帝国主义也在害怕。用少数的外国军队来扑灭这场革命火焰，不但不可能，而且还有促使这场革命发展为远比义和团运动广泛得多的“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也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危险。
虽然帝国主义开始是以“中立”的形势，小心谨慎的对待革命，有暗中与袁世凯苟和，企图辛亥革命变质。如果各方势力都是顾虑重重，历史只会按着原来的轨迹前行。但是被胆大包天的李想不是一个会犹豫顾虑的人，他莽撞的在汉口掀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开篇。他打乱了同盟会的阵脚，也打乱了洋人的阵脚，也打乱了袁世凯的阵脚。使得各方势力都出现了手忙脚乱，局势比历史上的辛亥更要混乱，而且复杂百倍。
宋教仁早知道汉口革命党人激进，正面碰上，还是忍不住要惊讶。“谁不想打倒帝国主义？可这事情只能暗地里策划，有谁像你们汉口革命党人这样大张旗鼓叫嚣，唯恐天下人不知的。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帝国主义列强也有同情革命的派系。”
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民族主义宣言式的文章，引起洋人强烈的反感和恐慌。列强政府正对海外同盟会的机构施加压力，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同样受到洋人的压力。同盟会虽然也痛恨帝国主义，但也相信帝国主义也有同情革命的存在。所以他们希望着，希望能与列强和平相处。
孙中山先生等同盟会党人皆对洋人抱有幻想，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先生迟迟没有归国，便是为寻求西方列强的支持，他曾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当时之趋势，则多倾向于清政府；而吾党之与彼政府民间皆向少交际，故其政策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亲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条约之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乃启程赴纽约，觅船渡英。”
可是辛亥革命的复杂程度，远超西方资产民族革命，一百年过去了，也没有个定论。孙中山先生以纯粹的西方式思维思考辛亥革命，才做出了这个注定徒劳无功的选择。
“幻想着洋人的同情，是一个没有自信的革命者，无能的痴心妄想。共和，民主不是靠洋人的同情得来，是同志们的鲜血铸就。”冯小戥与宋教仁怒目而视，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却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他们锐意进取。在李想的影响下，早对洋人失去幻想。他愤怒的继续说道：“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还不足以使你们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宋教仁亦愤怒不已，也不顾当众街上而反唇相机，“你们汉口革命党人连对抗北洋军的实力都没有，又挑起与洋人的战争，是不智，是把中国革命推相绝路。太平天国时期出了一个戈登，今天帝国主义便可以制造第二个戈登。”
宋教仁此言完全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汉口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甚至已经招来外国的干涉。李想收回汉口租界和关税，外国以此为借口，参与征收中国其余几个港口的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
宋教仁想起昨天午夜收到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的电报，又道：“上海租界英法两国的特派员一夜之间，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同盟会的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取。因为汉口的事情，使同盟会在资金运转上，都被洋人银行为难。”
宋教仁说道后来已是和颜悦色，只想让冯小戥明白洋人的可怕，洋人的枪口不是用信仰和勇气便可以堵住。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深知洋人厉害的宋教仁，知道李鸿章的遗奏没有一点的夸张。
冯小戥瞪着通红的双眼，一点也没有听进宋教仁苦口婆心的劝戒，张口便要反驳。
卖报纸回来的黄兴，看他们两人堵着满春茶园的门口争论，汤化龙，蔡辅卿也都冷眼旁观。黄兴过来便打断欲开口反驳的冯小戥，低喝道：“堵在茶园门口献宝啊？都给我进去在说。”
黄兴身为同盟会的二把手，此刻也只有他训斥着两人。一行人走进满春茶园，登上三楼临江的雅间。满春茶园三楼的雅间，和洋人高级会所，沙龙一样，在汉口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才能去的地方。
飞檐下挂着精致的铜铃轻响着的声音依旧悦耳，汉水的江面已经恢复战后的平静，一艘艘风帆不时划过。只在对岸汉阳才能看到当日惨烈的战况，断为半截的古树被烧得漆黑，岸边还留下许多被重炮炸出的深坑。
宋教仁坐在窗边中间的位置，冯小戥也跟了过去，他今天非要论个明白。他坐下便说道：“宋先生，你担心的无非便是洋人的军事力量。你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洋人布置在汉口的军舰，全部沉在汉水。洋人失去军事力量的支持，他们拥有的特权甚至对虚弱的中国也不能维持下去。”
军事力量使洋人在华开创的事业成为现实，它在中国国土、河流和沿海水域的不断部署，象征性地，有时实际上，构成了作为形式上正当的外交措施后面的有力支持，这些措施不断地被运用，以维护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和确保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炮舰在内河和条约港口以及更大的海军船只在中国沿海的存在，是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第52款的一种很带随意性的解释，这一款说：“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
宋教仁一声轻笑，笑冯小戥的傲慢和自大。汉口一场小小的胜利，并没有伤到洋人在华的实力。对于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他愿意给予细心的指导，帮他分析洋人在华的军事实力。
1896年，停泊在中国的英国海军的总吨数达59000吨，
俄国的吨数接近此数，法国28000吨，德国23000吨，美国18000吨。
1908年，“英国皇家分遣舰队”的总吨数达到70000吨；有舰只33艘，其中装甲巡洋舰4艘，二级巡洋舰2艘，其他27艘较小的舰只包括内河的炮舰。
使用或至少是威胁要使用外国炮舰的行动，在19世纪后半期时有发生的“教案”中，是常见的现象。1900年英国的炮舰首次驶至重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19世纪末，作为租借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1903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国的长江巡逻队——从1908年至1919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6至8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着15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20世纪初期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1910年有59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1000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15个国籍的连队）。1898年从中国夺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1901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国军队排除在这个城市之外。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2300人。
第九十九章 先声（三）
一碟碟堆尖的干果、点心端上来，还有刚沏好的正宗洞庭湖君山毛尖。汤化龙掀开茶盖，蒸气升腾，君山毛尖独特的草木清香扑鼻。
他与蔡辅卿等人品茶之余，饶有兴趣的看着宋教仁和冯小戥的争论，这已经是全场的焦点。同盟会这个松散至极的组织，给了他们太多可钻的空子。
宋教仁说的都是货真价实的事实，而洋人在华的实力也只会比他说的更强大，但是冯小戥脸上的不屑也越发的明显，他此刻的脑子里全是李想灌输的亮剑精神。
“我们革命党人，怎么能够畏惧洋人的船坚炮利。如果连你和洋人亮剑的勇气也没有，还有脸闹革命吗？”冯小戥朗声道，“你给这个衰亡的民族找了太多沉默和退让的原由。一味的沉默和退让，只会使这个民族一步步走向灭亡。这个沉默的民族需要一个声音，用力的呐喊出来，唤醒沉睡国民，这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途径。洋人船坚炮利，我们便用身体筑造新中华民族之长城，用鲜血浇铸新中华民族之魂魄。”
冯小戥言语振奋，文弱的一介书生爆发出桀骜的锋利。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权，他们绝不服输，依然干练坚决的反抗到底。虽陨身不恤，然百折不回。即使心中的理想只是依稀微弱至极的希望，他们依然会愤然选择血战前行。
中国人的脊梁骨被满清压制三百六十余年，又被洋人压制半个世纪之久。汉口的事件，证明中国人的脊梁骨没有把他们压弯。
冯小戥如此激进的言论，把宋教仁气得不清，怒道：“匹夫之勇。与洋人的和平相处，也只是权宜之计，国家的领土、主权自然迟早要收回来的。你现在的行为是在把洋人推向清廷，推向袁世凯，为革命树立本可以避免的强敌。”
宋教仁也知道，帝国主义列强都不愿意看到，也不相信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会取得胜利。虽然革命阵营方面竭力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得罪外国，并无“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无理由地担心，打在他们的走狗清朝政府头上的革命大棒有可能直接打到他们的头上来。
在武昌起义后十一天，洋人们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同盟会苦心经营，才使得洋人保持的脆弱“中立”态度发生重大倾斜。虽然东西列强没有出兵干涉革命，西方列强正在加紧抢夺通商口岸的关税权；日本更是出兵满洲，占据铁路沿线要地；俄国也出兵外蒙，策动外蒙独立。宋教仁等人皆是普遍认为，洋人出兵干涉革命，是迟早的事情，这给宋教仁他们带来极大的恐慌。
黄兴听着两人的争论，连报纸也看不下去，也不免担心的说道：“现阶段的革命形式必须以反清为主，不宜扩大化。革命力量毕竟还非常脆弱，北洋军的反扑已经使我们穷于应付，再竖洋人这样的大敌，只会使革命招来太平天国之败。”
太平天国时期，侵略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立”的烟幕下武装协助清皇朝把革命镇压下去。庚子年，八国联军更是公开侵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
冯小戥一步不让的说道：“但是现在的形势既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大不相同，也同义和团运动时期大不相同，帝国主义列强不可能沿用老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忧虑的问题了。”
总是有人固步自封，以旧的历史知识来解释新的历史问题。冯小戥与李想一路走来，受其现代思维的熏陶，早摆脱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
“那你到说一下，现在的形势与当初有什么不同？”一直沉默不语的汤化龙突然开口，他现在越来越想知道李想胆敢做出这样冒险的举动，简直便是把自己推向悬崖。李想表现的向来是胆大而且精明，他掏空武昌银库，果断放弃争夺武昌权柄的机会跑去汉口，当时看似冒险，事后他们思量，却是极其精明的决定。如今李想在汉口一家独大，他们咨议局统计被李想卷走的款项，仅帐面金额竟达四千万之巨。如今红楼里的人，是想起李想莫不咬牙切齿。
汤化龙闲适的靠在椅背，目光看似温和，却隐藏着别有用心的阴冷。
汤化龙此一问，才使宋教仁等人醒悟，李想的行为，原来并不如他们表面所看到的莽撞，造次。一双双别有用心的眼神，如风剑霜刀，落在冯小戥的身上。
冯小戥也不是没有看出他们的别有用心，桀骜不驯的眼神如刀一样回敬给他们。“此时，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协约国和同盟国的相互冲突中间，它们很难在中国实行共同的军事行动。而且如果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最靠近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必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是西方列强所不甘心的。”
这只是冯小戥的推论，或者只是李想的推论，从在座诸位似笑非笑的表情看，他们也不怎么放在心上。
汤化龙笑道：“这种平衡只是在革命没有触犯洋人利益的情况之下才能保持，如今洋人在汉口失利，这样微弱的平衡即被打破。”
诚然如他们所料，这不是帝国主义干涉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势所趋，这种趋势正在慢慢的显现。各省响应起义风起云涌，革命潮流越发汹涌，从武昌起义以后，革命的火焰迅速烧遍全国。清皇朝的统治已经在人民中普遍地失去信任。尽管这个革命有许多弱点，但它的基础是在卖国腐朽的清朝统治下活不下去了的几亿人民。
许多本来与革命毫无因缘的官僚、政客、军官、绅士纷纷跑到革命旗帜下来投机，这固然造成了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情形，但也是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一个表现。但是国内复杂革命形势，却是冯小戥不愿意开口提及的一个原因。
这样的革命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帝国主义也在害怕。用少数的外国军队来扑灭这场革命火焰，不但不可能，而且还有促使这场革命发展为远比义和团运动广泛得多的“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也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危险。
虽然帝国主义开始是以“中立”的形势，小心谨慎的对待革命，有暗中与袁世凯苟和，企图辛亥革命变质。如果各方势力都是顾虑重重，历史只会按着原来的轨迹前行。但是被胆大包天的李想不是一个会犹豫顾虑的人，他莽撞的在汉口掀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开篇。他打乱了同盟会的阵脚，也打乱了洋人的阵脚，也打乱了袁世凯的阵脚。使得各方势力都出现了手忙脚乱，局势比历史上的辛亥更要混乱，而且复杂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