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议和,不过是他准备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议和的同时,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发动猛攻,力图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李西屏立刻站在地图前开始向李想介绍当前局势,“北洋军虽然撤出湖北,但是袁世凯又命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陕西门户潼关,陕西革命军张钫、刘镇华部退华州。次日,北洋第三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的门户娘子关。”

    李想等着地图,怔了半晌才道:“袁世凯是要巩固北方,做好谈判不成,再与南方划江而治,徐徐以图统一中国的准备。”

    曾高无奈的叹息一声道:“袁世凯一面议和,一面进攻秦、晋;指民军为土匪,进兵皖北,为远交近攻之计,其居心险诈,决无诚心。我必须揭发他的伪装,利用《人民日报》声讨!”

    声讨?也影响不了袁世凯以北洋军武力布下的珍珑棋局!等南方醒悟过来的时候,袁世凯早统一了北方。

    李想在房中踱了一阵,摆摆手道:“只是声讨还不够,必须出兵援助!以前我们是前门打虎,后门还要拒狼。在前面要和北洋军周旋,背后还要防着黎元洪的黑手。现在扫清黎元洪的威胁,革命军已经有权力发火了。离开汉口的初期,我们革命军只有两万多人。别说北洋军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黎元洪也不把我们当回事。北洋军一路高歌猛进,竟然对我们不屑一顾,大概充其量是想让我们多‘苟延残喘’几天。我们在敌后发动群众,发展力量,打击北洋军,不知不觉中已经发展到了四万人正规军,还有近十万地方民团练军,又经过了这场残酷的战争磨练,还有安定的湖北作为后勤基地,支援陕西,已不是难事。”

    曾高和李西屏无声的交换个眼神,立刻明白李想是要把陕西纳入自己的势力版图里。

    曾高立刻抱着烛台凑近墙上挂的地图,仔细的巡视陕西与湖北的交界之处,把自己说掌握陕西的局势说道:“西安光复后,所有清朝在陕的高级官吏,都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作了处理。由此陕西省城人心大定,市面秩序恢复正常。但是六都督的设置和各路安抚招讨使的派遣在军政府成立的过程中,由于哥老会方面的争执,曾经引起不小的波折,而六都督的设置,便是这场波折中的主要问题。”

    李想冷哼一声:“革命党人无法主导,必然就是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局面。一省就有六都督,也不怕天下笑话!我真佩服他们的想象力。”

    曾高极其无奈的苦笑道:“西安城内战事结束未久,原来陆军中的哥老会头目人,一转瞬间,都变成拥有实力的人物。如西关营地的步枪三千支,由军装局取出的各种枪械约二千支,收缴陆军中步枪七百支,警察方面的约一千支,巡防营的五、六百支,以及陆军炮营的十八门山炮和马、炮两营的马匹等,几乎都被哥老会几个头目人所占有。于是他们就争着当首领,做大官,其中最积极的要算万炳南和张云山。所以就有了以万炳南位副统领,张云山为兵马都督,吴世昌为副都督;马玉贵为粮饷都督,马福祥为副都督;刘世杰为军令都督,郭胜清为副都督六都督的设置。这样既可以满足他们作大官的欲望和要求,同时在他们相互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对等的关系,在互相监督、互相牵掣的情况下,对总的领导来说,就会有很大的便利。果然,六都督发表以后,哥老会方面便形成了四个势力,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各树一帜,不相为谋。

    至于各都督官署,并未具体规定编制,只是由各都督自行安置一些幕僚人员,办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他们的官是大了,但在实际上并不能名副其实地行使职权,如张云山是兵马都督,按其职权范围说,所有的军队都应该归他调遣,但在实际上,他只能调遣与他有关的军队,其他军队就不能调遣。马玉贵的粮饷都督和刘世杰的军令都督,情况也大致相同。在当时设置六都督,本来是一种因人设官的一时权宜的办法,以便借此把哥老会各大头目人稳定下来。的确,这种办法,在团结方面,在息事解纷方面,确实发生了相当大的作用。否则枪杆都掌握在哥老会弟兄手里,万一不幸要打起来的话,那么革命事业和陕局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曾高说到这里,李想也能体会同盟会在陕西的尴尬局面,就像同盟会势力在湖北一样的尴尬。

    曾高继续侃侃而谈:“副大统领和六都督发表以后,省城内部即稳定下来。但外县只知省城起义,不明真实情况,因之人心浮动,土匪乘机四起,扰害乡里。各县的哥老会,知道他们在省城的头目人起义以后都成了大人物,于是更加有恃无恐,遍设码头,派款勒捐,甚至招兵买马,另组军队。军政府得知这些情况后,决定遴派大员前往安抚。当即仿照过去安抚招讨使的制度,分为东南西北四路,各派一人。东路因钱鼎已先期前往,未再另派。北路则派井勿幕为安抚招讨使,南路是张宝麟,西路是曹位康。人选既定,随行队伍的派遣,却成了一件大感棘手的事情。哥老会所成立的队伍,多不服从调遣,更不愿受同盟会员的指挥;而同盟会方面,当时又没有自己组成的完整部队。”

    “打住,”李想听得实在烦了,挥挥手说道:“你就说说,陕西四股势力,谁值得我给与援助?”

    “张云山,”曾高不加思索的道,这个问题他在知道李想意图之后就在考虑,“他是个妙人,即想当个‘名将’,又想作个‘清官’,尝模仿铁面无私的包公,在衙署内设置铡刀,在南院门搭台子讲演时,也把铡刀放在台上,表示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清官。在哥老会中,少数还算认大体、顾大局的人。”

    “就让金兆龙去接触张云山,”李想想了一下说,“还是老办法,给与张云山枪支弹药的援助,但是必须接受我方派遣的军事观察团,和基层政工人员。”

    李想就是用这个办法,迅速的把湖北各地分散的举义部队统合,吸收各地民团补充革命军。算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经验。

    李想又补充说道:“命令林铁长率领第二师突进汉中,支援潼关战线。绝不能让赵倜进入陕西一步!告诉林铁长,凡是我革命家路过的地方,就要给我站稳了脚跟!我们不是过路神仙……革命,也少不了一种手段。”

    李想霸道的作风非常和李西屏的胃口,他微笑道:“九月底,安康绿营军官千总高庆云联合县署快班头胡云山干起革命来,两人都是哥老会龙头大爷,他们召集了哥弟一千余人,组成六个营,把总兵傅殿奎杀死,把知府丁麟年、知县林扬光监禁起来。听说安康光复之后,汉中镇总兵江朝宗也就弃官逃走了。林铁长大军开过去,汉中自治公所只有表示欢迎的分。”

    第二百五十三章 再议

    “袁世凯是当前国民革命的心腹大患!”李西屏提足了精神,转身,又从架上抽出一份地图,仔细展开了,这是一卷陕西的详细地图,他用手指着说道,“袁世凯狼子野心,与洋人勾结极探,南方议和,北方剿匪,真是好手段。袁世凯乃当世奸雄,当初对黎元洪又打又拉,才打开议和的序幕。而洋人的阴毒心思,大帅了解的比我们更清楚。在看现在北洋军的部署,段祺瑞驻兵信阳,也阻断我们北伐的去路。”

    “嗯!”李想说道,“说的是。不过我也不是好惹的……洋人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他们肯允许袁世凯领导下的一个共和国存在,因为它们能同他讨价还价,以政治上的承认及外国借款作为交换条件来承认现状;这样一个安排将不会有损于列强自主的西藏、新疆及外蒙,也不会有损于俄国和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也不会有损于列强银行团在中国财政的控制计划。”

    “当然!所以袁世凯绝不能当这个大总统。”李西屏说道,“大帅刚才说了,用林铁长为将取道汉中入陕西,天时地利人和俱全,陕西的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但陕西事后,大帅用兵何处?是东出关中,还是西北?”

    李想想了想说道:“我会去一趟上海,如果可以破坏南北议和,鼓动江浙联军北伐,再有京津同盟居中策应,联合阎锡山,我们就兵出关中,袁世凯也不足为患!”

    “大帅英明!”李西屏又激动又钦佩。

    曾高忙称赞道,“今日我们也深思过许久,大帅一口便说出来!”

    其实李想也是深思了几年,从穿越那一年开始。辛亥之后势态的严重他早就在历史书上知道的一清二楚,但是其中繁复的历史隐秘却不太清楚。

    怔了好一会儿,李想方道:“但是如果江浙联军的支持,没有同盟会上下的鼓吹,北伐也就成功不了。关键还是要看我这次上海之行的结果,是兵出关中,还是经略西北,全在此一举。”

    自从湖北大捷的宣传席卷天南海北之后,南方光复各省要求北伐的声浪是很高的。

    远在湖北的李想因为看穿了袁世凯的窃国野心,在机关报《人民日报》大力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国民革命,才是我们的出路”,“必须武装支援山西,支援陕西!”,“将革命进行到底!”李想、黎元洪、曾高、李西屏、林铁长、周吾等湖北革命军将领通电全国请缨北伐。李想、黎元洪等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本“御国民革命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全体湖北革命军将士愿奔赴革命前线,奋勇杀敌,将革命进行到底。

    此时湖北都督,名义上还是黎元洪。

    李想还准备作为湖北代表赴上海与同盟会方面联系,商谈有关湖北革命军开赴陕西担任作战任务的问题,并愿以一部兵力深入敌人后方游击,配合正面战场,“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更能顺利地完成国家给予的使命。”共同北伐,完成革命大业。

    在李想的号召下,各省首领、省议院、社会团体、海外华侨,无论是处于什么考虑,也纷纷通电,反对议和,要求北伐。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纷纷起来,组织各种国民革命救亡团体及组织、战地服务团,捐款生产,慰劳伤员。许多激进的革命将领请缨杀敌,要求挥师荡寇,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

    再加上袁世凯在派代表南下议和的同时,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发动猛攻,力图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袁世凯命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陕西门户潼关,革命军张钫、刘镇华部退华州。次日,北洋第三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的门户娘子关。这自然激起同盟会党人极大的愤慨。

    就这样,同盟会在北洋军无止境的步步进逼和国内外将革命进行到底呼声铺天盖地的势头下,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毅然摒弃了妥协政策,决定操起国民革命之剑,回击袁世凯的狼子野心。

    陈其美曾以沪军都督的名义向南方光复各省建议组织北伐联军。接着,上海千余人在张园召开了北伐联合会成立大会。

    陈其美站在临时搭建讲台上,上海的冬天寒冷中带着阴湿,冷的刺骨,但是张园的千人会场却是热烈之极。议论这即将开始的北伐,他们就有抑制不住的兴奋,不断沸腾的血液。

    陈其美用力挥了好几下手,场面才安静下来。

    “革命军虽然不是很强大,但不能不坚持革命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尽管表面上的尊严被瘟疫,灾荒,侵略和残忍行为荡涤殆尽;尽管古老的文化被崭新的革命理论所窒息,但大多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里面,一直隐藏着一种过分的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遗传所致,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

    只是简短的两句话,现场完全安静下来。

    或许有人会想起《大汉报》近日发表的社评《瞻望湖北胜利》。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光复南京战役以后,三个月来各线无大战事。这战况的沉闷,在敌人方面,照例是在整理补充,以准备下一次的攻势;在我们方面,也是在观察敌人的动向,针对敌人的企图,以从事新的部署。就在这夹缝中间,传来湖北胜利的捷音。自上月20日以来,我军在湖北发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武胜关、大悟、孝昌同时发动反攻,铁路到处被破坏,同时千家岭报捷。斩获既多,并克复了重要据点,尤以武胜关的克复为最。据报,京汉铁路已被我军彻底破坏,所有铁路桥段全部炸毁。敌军发言人曾承认我军此次出动规模之大,并承认京汉铁路破坏之巨,无奈宣布撤离占领之汉口。这个攻势,方在发动,已凌厉无前,收获佳果;而三军用命,人人奋勇,攻势正猛,战果必仍将扩大。湖北的胜利方在开始,而在全局上的意义尤其重大,试略言之。”《大陆报》的社评《学习湖北胜利的光荣模范》中是这样写的:

    “我们认为湖北胜利是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湖北我军出击之日,正是南北议和声浪高涨,革命前途遇阻之时。我军以胜利的出击回答敌寇之火烧孝感汉口两城惨暴兽行,为被难同胞雪恨,反对求和之软弱行径。敌之继续不断地向我抛出议和之表象,主要的目标乃在使我大后方造成假和平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藉以达到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国民革命意志。湖北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阴谋,坚定了全国的革命意志,而使一般动摇妥协分子无从得逞。”

    李想新华社办的《人民日报》上所发的评论文章更是无所计数。

    在一心盼望和议的同盟会大人物的眼里,这些文章简直就是对他们的嘲讽。

    如今想起来,在座的这么多人,也有觉得面红耳赤的。

    陈其美语气悲壮地宣称:“沪军政府对于组织北伐事宜,已确定始终一贯的立场和方针。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为革命战斗之责任。”

    北伐决心已下,但陈其美心里丝毫没有轻松和振奋的感觉。他面对的北洋军毕竟很强大,陆军是被洋人称赞的强军,号称可与东邻日本一争长短,足以使其跻身当时的世界前列。面对这样的对手,陈其美难免发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