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笑着说道：“鹿传霖也算是一个官运亨通之人，虽然有些不顺当但瑕不掩瑜，能够像他这样官场得意的人并不多……”
杨邺听后撇撇嘴说道：“鹿传霖历任河南巡抚、陕西巡抚又被提升为四川总督，后来虽然和达赖喇嘛不和被告状免官成为一介平民，但很快又被提升为陕甘总督，现在被提为南洋大臣，这在现在的官场已是极为罕见。不过鹿传霖与大人你相比，那可就差得实在是太多了……”
鹿传霖被革去四川总督并不是因为他贪污受贿，也不是因为他渎职，而是因为他和西藏拉萨的政权不和。长久以来大清帝国对西藏一直就是采取安抚为主的政策，只要不牵涉到中国的主权和朝廷颜面，其他事情都是小事情，得过且过而已，只求不出乱子。面对达赖喇嘛的状告，时任军机处领班的礼王世铎只得将非常冤枉的鹿传霖舍弃以安抚达赖喇嘛，鹿传霖也只好回到直隶定兴的老家。
不过鹿传霖是个有福的官员，在老家还没有待上两天，甲午战争进入危局阶段，李鸿章为了联手张之洞解决自己的现实困难，而向刚刚复出的恭王奕訢推荐，鹿传霖也抓住了机会向荣禄输诚。正因为鹿传霖左右逢源，使得他非常容易的再次复出，成为陕甘总督——陕甘地区虽然不如四川这么民生富庶，但至少也是两个省的总督，正正经经的封疆大吏，说不上是因祸得福，至少也在疆臣排名当中往上走了一两位。
至于杨邺说谭延闿比鹿传霖运气还要逆天，这点谭延闿倒是没有否认，不要说清朝这二百多年中他的官运最为亨通，就是翻翻中国历史，又有几个人能够像他这样以数年时光便掌一国权柄？说是掌一国权柄有些夸张，不过谭延闿倒是觉得这没有什么夸张不夸张的，毕竟北洋的实力就摆在那里，一旦有需要推翻这个王朝不过是挥手之间的事情。
鹿传霖继任两江总督兼北洋大臣，谭延闿估计最吐血的人便是张之洞了，他可是在临走之前将两江总督府库来个大搬家，不是充当自强军军费便是订购战舰，估计能够留给鹿传霖的并不多——以人气而望，李鸿章成为南派大哥是最有号召力的，而满洲贵族也是蠢蠢欲动。满族权贵太过贪婪，张之洞信不过；李鸿章为人，张之洞鄙视，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张之洞这么做是最佳选择，可是这就像一个赌局一般，当结果揭开的时候，张之洞也有些傻眼了。
张之洞搞出的这通乌龙事足以让任何一个继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人愤怒不已，不过火既然烧到鹿传霖这个当姐夫的身上，那别人剩下来的就是看热闹的了。现在北洋集团内部对鹿传霖所要面临的局面也是分成泾渭鲜明的两派——作壁上观和施以援手。
应该说长久以来张之洞和谭氏父子都是政治盟友，这种盟友关系极为紧密，往长远里面看也是有极大的价值。政治结盟不会对底下的幕僚产生如此重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谭延闿的幕友堂内接收了很多原本就出身于湖广总督时代的幕僚，像徐建寅、蔡锡勇、王秉恩三人都是“技术派”出身的，在北洋系统中的地位仅次于“江南派”、“旅顺派”；而钱询、罗振玉、汪康年这些人也都是早年跟随张之洞，再加上现在刚刚加入的一大批幕僚，可以说北洋集团现在内部是人才济济，李鸿章、张之洞所积累下来的家底都被谭延闿塞选过滤后所留下的精华，至于技术派中的中坚力量“旅顺派”就是福建马尾船政局的精华。
当年曾国藩幕府号称“天下第一”，时隔三十年除了在封官许愿上谭延闿还没有来得及伸展手脚，至少在人才的质量上绝对比曾国藩的幕府还要厉害。最为难得的是北洋集团内部智囊团的年龄水平都比较年轻，近乎一半以上的人都有出国的经历，甚至是长期居于国外的经历，他们的思想极为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不是曾国藩时代的顶尖人才所能够相比的。
正因为谭延闿吸收了众多的来自张之洞幕府的精华，所以在下面的人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抱着“支援”南洋的想法。不过鹿传霖接任南洋大臣才不过几天的事情，南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举动，鹿传霖不是张之洞，先前只有北洋陆军在陕甘剿匪的时候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毕竟陕甘并没有什么强力势力可以让北洋注意，而在北洋陆军将领们看来也许陕甘的刀客强盗反倒比正规军要厉害得多。
鹿传霖接张之洞的班，这对于谭延闿来说利弊掺半，鹿传霖做官的水平比张之洞要高多了，这个人也许不露锋芒，但你要想糊弄他当他是傻子，那是绝对不可能得手的。尤其是上海距离鹿传霖实在是太近了，那里的东西有很多都是见不得光的，要让鹿传霖闭嘴要么是以快打快让他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要么便是给予对方足够的“封口费”。
在得知新一任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是鹿传霖之后，谭延闿立刻下令北洋陆军参谋部调集直隶督标一营乘船前往上海，要赶在鹿传霖之前抵达上海，接着为加强上海江南制造局和上海船坞安全为名，将这两处重工业区严密的保护起来，并且派遣一支由三艘龙威级巡洋舰分舰队前往上海——上海江南船坞中的那四艘开工不久的北洋级战列舰是不好见光的。
北洋海军的将领们知道这是战列舰，但是对外宣称的却是万吨货轮——江南船厂因为在上海江南制造局范围内，是军事重地，所以在荷枪实弹的士兵防卫下，在目前外人很难接近。因为江南船坞曾经为旅顺造船所秘密建造过两艘靖海级装甲巡洋舰的壳体，现在已经公开建造两艘装甲巡洋舰，所以已经有人在怀疑上海江南船坞这四座刚刚落成便投入使用的三万吨级干船坞有很大可能是在建造战舰。
谭延闿知道有很多人视自己为眼中钉肉中刺，上海江南船坞里面的东西太大，尤其是有过“恶劣”的前科，那四座三万吨级干船坞又如此显眼，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拿来说事。说实在的，用四艘北洋级战列舰来换取北洋海军的全力支持，在谭延闿看来是非常划算的——中国不能有海无防，列强惯用的手法之一便是打着干涉的旗号来掠夺，他也不会给任何人予以机会和借口。
目前北洋在上海进驻了两营士兵，上海道台是出身直隶总督衙门的邹逸，由他来全力配合北洋部署在上海的驻军到现在还算可以。碍于北洋现在越来越强势的姿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跳出来冒险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来揭锅盖，但是这个锅盖总是要被揭开的，毕竟战列舰的建造周期长达两年半，若说不出一点纰漏这连谭延闿自己都不相信。
鹿传霖是有资格揭锅盖的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也有能力在上海安排驻军，而且名义上比谭延闿要光明正大的多！所以谭延闿对鹿传霖在对待北洋的态度上也是观望当中，按照慈禧太后的布局，张之洞是遏制谭钟麟的，而鹿传霖的任命在谭延闿看来就赤裸裸的针对自己的，如果鹿传霖在上海部署新的兵力，那毫无疑问这个锅盖便离揭开就不远了。
“看来逼老子造反的理由还真是够多的呀！”谭延闿一想到鹿传霖的任命，脑袋就有些发大，当初将战列舰的建造地点安排在上海，无非就是上海拥有仅次于旅顺的工业基础，至于天津则先天不足——大沽船坞比江南船坞更加招摇，而且大沽船坞面临的是海涂而不是海滩，水位根本无法满足战列舰的航行需要，当年作为北洋海军基地最为理想的地方便是大沽，就是因为其水位不能达标才选择旅顺和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
好在鹿传霖现在还没有到任，还在从兰州赶往京师的路上，再加上信任地方大员总要在京城拜一拜各路衙门口的佛爷，皇帝和慈禧太后也要召见他，他的内弟张之洞少不得也要和他促膝而谈……等这位仁兄抵达江宁的时候，再快也要一个半月之后的事情了，而根据谭延闿对维新变法的回忆，他要造反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北洋就算再强势，老太太也要看看北洋的脸色——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没有分出胜负之前，北洋偷造战列舰并非是主要矛盾，在权力面前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先打到主要对手才是真的，至于后面的事情谁又能管得了这么多呢？
自从翁同龢被罢免之后，拖拖拉拉的维新变法终于到来了，随着时间进入夏季，中国政坛的温度也在火热的天气中节节上升。政治上的变化以让人眼睛看得见的速度在变化，而有此产生的新旧摩擦的温度也让人越来越赶到焦虑不安，这远比气温给人们带来的不适更加明显。
饬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谭延闿赶办关东铁路；开京师大学堂、废除科举考试中的五言八韵诗，改各省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为小学堂，各类学校均兼学中西，开经济特科，废除朝考，取士以实学为主，不凭楷法；在京师设立矿物、铁路、工商总局；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太仆寺等衙门；撤湖北、广东、云南巡抚及东河总督；又各省同知、通判等中无地方之责者，亦均着裁汰……
紧跟着康有为之后，黄遵宪、谭嗣同被赏赐六品卿衔，没过几天梁启超也被赏赐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同时黄遵宪又被以三品京堂候补放出使日本大臣，召见刘光弟、杨锐等人，关心时政，勉其为新政效力……
第二百四十四章 导火索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刘光弟、杨锐等人的官衔提升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波澜，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料到光绪皇帝要行变法，不提升几个人的官职是不行的，况且提升官职还没有进入二品大员这个“警戒区”，五六品的小官在大清官场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这不会引起多大的震动。
不过很快，维新派引动朝局地震的时刻便到来了——礼部王照是一名变法激进主义者，自康有为写出《俄彼得变政记》之后，他认为光绪皇帝也要学俄国皇帝那样，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访问各国列强，以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他建议光绪皇帝能够最先出使日本。他请礼部满汉两位尚书怀塔布和许宝骙代为呈递，不过这两位礼部尚书都感到王照的奏折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拒绝替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而礼部自满汉两位尚书之下的四位满汉侍郎也不愿意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理由也是差不多的。
王照在礼部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将奏折直接向内奏事处投递，而这份奏折也确实最后到了光绪皇帝手中。平心而论建议光绪皇帝出国访问列强，尤其是访问日本，这并非是王照的“独创”，先前比王照更有权威的张萌桓就曾有过这个建议，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张萌桓并没有对此坚持。王照官职虽小，但却比张萌桓要执着的多，光绪皇帝从他这本奏章的背后嗅到了其他的气息——那些年迈位高的大臣对变法维新非常冷淡，他们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变法维新而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礼部，其他各部甚至推演到帝国所有的行政机构都是存在的。
王照的奏折便成了光绪皇帝发难的开端——广开言路是变法维新中重要的一环，而像礼部这样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不肯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这本身就是对《定国是诏》的公然违抗，这是抗旨不遵！今天礼部出现抗旨不遵，明天吏部、户部等其他各部也就会出现违命，必须对礼部的这些“老朽”进行严惩，才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搓一搓那些“老朽”的嚣张气焰。
光绪皇帝以王照奏折事件为发端，第一次果断的行使了自己皇帝的权威——将礼部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全部罢免，授裕禄和梁启超的妻兄李端棻等六人为新的礼部尚书和堂官，又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激励。这一人事任命在朝中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人都不禁为之感到惊异——礼部尚书已经是朝廷二品大员，在以往光绪皇帝是没有二品大员任免权力的，况且就算有这个权力，一次性罢免如此多的官员，基本上瘫痪一部职能，这岂不是儿戏？光绪皇帝的任免命令惹得众意纷纷。
还没有等所有的官员对礼部任命背后的含义弄明白的时候，更加令人惊骇的事情又来了——商杨锐、刘光弟、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这道任命仿佛在已经滚烫的油锅中又填了一瓢水，可想而知所引起的后果是多么的激烈。
“这没有什么让人感到费解的，只不过是正常反应罢了。一般而言变法总要涉及到人事任免，不要说是礼部尚书、侍郎，就算现在罢免几个军机大臣，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奇。你们看看这些被罢免的人，怀塔布是满族权贵，有名的排汉先锋；许宝骙已经七十多岁了，不过是混吃等死荣耀退休的老臣……至于礼部四侍郎虽然说不上是年迈老朽，但对变法都并不热心，若放在平时也就罢了，只是现在非常特殊时期，他们被罢免一方面是因为不肯替王照递奏折，更重要的是被两位满汉礼部尚书所牵累所致……”谭延闿对赶来商议的杨邺和郭正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两个人还是太嫩啊！若放在沈静身上，最多只是来说说，这场人事任免背后所涌动的激流肯定瞒不过他，而杨邺、郭正对于官场的洞察力比沈静可是差了不少……”谭延闿心中多少有些失望，人才难求，郭正、杨邺是人才，但属于光绪皇帝所需要的那种新政人才，自己也同样需要，不过他们两人来面对今后越来越多的官场争斗，却有些不合用。
对于能够辅佐自己的人才，谭延闿心中倒是有个人选——自己的“师弟”杨度，早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北洋便开了经济特科，公开用三级考试的制度来招收“公务员”，用考试的方法来谋求吸纳自己所急需的人才。粱士怡、杨度是那次考试的佼佼者，粱士怡被委以重任，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至于杨度则被谭延闿推荐给自己的老师王闿运——杨度号称中国“帝王之学”的最后传人，毫无疑问在谭延闿心中是最佳的幕僚人选。
谭延闿对于杨度的期望值还是非常高的，他将杨度推荐给王闿运，杨度本人对此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王闿运是名满天下的大家，能够拜到他的门下去学习，对于一个年轻士子而言具有很大的诱惑。以谭延闿对王闿运的了解和杨度的心气，王闿运是不可能将杨度弄成一个书呆子的，十有八九杨度还会走他的幕僚老路。将杨度交给王闿运去培养这还不够，谭延闿还打算安排杨度前往欧洲游历，这种打算已经在和杨度的往来信件中已经说明了，杨度本人也正在学习外语。
谭延闿对杨度的历史并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他和袁世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杨度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要说杨度，就是他的老师王闿运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也有很多问题。谭延闿对于自己做皇帝没有任何兴趣，袁世凯的“前车之鉴”就在那里摆着，他自然不会傻的再重走一遍。
杨度这颗棋子不是帮着谭延闿用来谋划称帝的，王闿运这种旧式幕僚他也看不起，他要强行介入杨度的命运，让他成为自己最得心应手的幕僚，以便替代沈静。在选用幕僚的问题上，他更喜欢走“中西合璧”的道路，直隶总督府幕友堂的幕僚都知道，一旦哪个幕僚被谭延闿“看上”，必然是私人资助其游历欧美——这也成为幕僚被谭延闿启用或是看重的先兆，郭正和杨邺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这个时代，一个有能耐的人有野心这并不稀奇，每逢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有野心、有雄心的人犹如过江之鲫，这很正常，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关起门来兄弟打架的时代了，中国所要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和世界紧密相连，而艰难的中国复兴之路也注定和现代化工业文明紧密相连。这也就是谭延闿为什么要求他所重用的幕僚一定要有前往欧洲、美国去走走看看的缘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捧着四书五经长大的知识分子，想要扭转他们固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很难的。
现代西方工业无疑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冲击力的，尽管谭延闿并没有出过国，但可以想象工业发达的列强国家烟囱林立的景象，这是中国这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未曾出现过的。在经历了甲午惨败，举国上下有识之士都在反思的阶段，谭延闿将他所看重的人都分批送往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去游历——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除了谭延闿一系之外，几乎很少有人去欧洲和美国亲眼看看工业文明的发端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前往的目的地都是日本。
谭延闿对于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的“透过日本看欧洲”的看法并不以为然，日本根据自己的国情来仿效西方进行现代化改革，这确实是令人非常赞赏的，先不论日本如何，这种方式首先是正确，可是中国却不能仿效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国情，而中国自有中国的特点，不说别的，就两国皇室对待国运的态度就天差地别，哪能生搬硬套？
十年前日本皇室为了组建海军节衣缩食，甚至连皇后的脂粉钱都捐了出来，同时期的中国却忙着操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两国皇室相差如此之大，除去个人感情因素，任何一个非中日两国本国国民在看待两国命运的时候，都会投日本一票，若日本不胜实在是太没有天理了。
那些东度日本希望引进日本的经验来用于中国的有识之士，谭延闿是非常赞赏他们的心情，但是国家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而他也不希望将日本的冒进引进到中国。“反正都要当学生，要学就学最好的，能够当徒弟为什么还要选择当徒孙？！”这是谭延闿最简单的想法。
其实“向日本学习”也是有很多经济背景的——直接向西方列强国家去取经固然是很好，但中间的费用也同样让人难以忍受，而且最重要的还是语言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谭延闿则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在英美法德这四个国家，北洋都设立了接待处，帮助前往欧美的留学生或是考察人员尽快的适应当地的生活，无论在考察的具体内容上还是生活招待上都给予最优厚的支持，这是那些自费人员所不能比拟的。
想要用杨度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这会谭延闿算是指望不上的，杨邺和郭正的长处是对宪政和民主政治方面，他也只好将就着使用了。如果别的官员若是知道谭延闿大叹人才不够用的话，那真是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其实处于新旧交变时期的中国就是这样，人们的思想变化非常快，但是谭延闿的要求又是如此之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谭延闿也许可以想象到礼部非常热闹，但实际情况远比他所预料的要热闹的多。怀塔布出身正蓝旗，在得到自己被罢免的谕旨之后，自然是怒气冲天，暴跳如雷，在礼部堂官面前大骂王照一通，将镶着红玛瑙的钉子一扔拂袖而去。相对于怀塔布的暴烈反应，七十多岁的许宝骙则平静的许多，默默的带着两个随从在礼部收拾了一下，便和众多同僚一一拱手告别，王照也上前打招呼，结果许宝骙拂袖而去，王照则非常尴尬的立在那里半天没动静。
新上任的裕禄、李端棻面对礼部的这种情况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办是好，只能一家家的上门去安抚被开革的官员，除去礼部侍郎增广汉还比较开通之外，其余的皆碰了钉子——人说升官发财最荣耀，裕禄和李端棻在这次事件中才是最冤枉的，无端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至于同样升官的王照则被全体礼部官员所孤立起来，境遇更是糟糕透顶。
本来有风声传闻裕禄会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有力人选，结果裕禄没有达成自己的心愿，现在受了这份闲气也让他有口难言。最后拜访被裁撤职的礼部六堂官府邸受了闭门羹比谁都冤枉，尤其怀塔布的背景亦是让他颇为忌惮，生怕光绪皇帝对自己的任命会让满人误解自己站在皇帝一边，索性干脆就不去礼部任职，整天泡在自己的府邸中看戏。
礼部王照事件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沈静给谭延闿去信主张立刻让天津的“远洋渔业”加紧“捕鱼”以备不测——真正的“火药库”是光绪皇帝在半月前裁撤的光禄寺和鸿胪寺等衙门，这些衙门养的都是满族权贵，虽然这些人都是吃白食，但是想想这些人的背景，他们的父辈甚至是先祖都是为满清政权立下大功的人，朝廷养着这些人是对满人的示恩，表示朝廷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功绩。
满清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们不是不知道光禄寺、鸿胪寺这些衙门的无用，但依旧保持着这些衙门并非没有用意——这些满清功臣乃至他们的后代们如果不给一个好地方，恐怕他们自己的地位都会不稳固。这些无用的衙门来安置这些人，除了固定的俸禄和荣耀之外，并没有多少实权，这些无用的功臣后代，就算想要做些不利于朝廷的事情也无从下手。
光绪皇帝一纸谕旨将这些衙门来个一锅端，明里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圣旨，可惜却砸了不知多少满人权贵的饭碗还有进身之路——如果一些满族子弟在这些衙门表现不错的话，他们可以借此通过这条路走上更高的权力角逐场，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不用像汉人那样参加科举考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本质上光绪皇帝撤销这些无用的衙门，和废除科举考试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是尤有过之。
沈静的来信是在提醒谭延闿，如果抓住机会就立刻起事，因为光绪皇帝莽撞的行为已经将满族权贵差不多都得罪干净了，这是逼着那些原本观风的局外人倒向慈禧太后。就算慈禧太后什么都不做，身边团结了这么一股庞大的力量，作为统治者他能够安心么？两者之间激烈的冲突会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爆发出来，而沈静也知道谭延闿在等待这个时机，若是因为军事实力不足以应对外国干涉，那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会碰到更好的机会。
杨邺听后撇撇嘴说道：“鹿传霖历任河南巡抚、陕西巡抚又被提升为四川总督，后来虽然和达赖喇嘛不和被告状免官成为一介平民，但很快又被提升为陕甘总督，现在被提为南洋大臣，这在现在的官场已是极为罕见。不过鹿传霖与大人你相比，那可就差得实在是太多了……”
鹿传霖被革去四川总督并不是因为他贪污受贿，也不是因为他渎职，而是因为他和西藏拉萨的政权不和。长久以来大清帝国对西藏一直就是采取安抚为主的政策，只要不牵涉到中国的主权和朝廷颜面，其他事情都是小事情，得过且过而已，只求不出乱子。面对达赖喇嘛的状告，时任军机处领班的礼王世铎只得将非常冤枉的鹿传霖舍弃以安抚达赖喇嘛，鹿传霖也只好回到直隶定兴的老家。
不过鹿传霖是个有福的官员，在老家还没有待上两天，甲午战争进入危局阶段，李鸿章为了联手张之洞解决自己的现实困难，而向刚刚复出的恭王奕訢推荐，鹿传霖也抓住了机会向荣禄输诚。正因为鹿传霖左右逢源，使得他非常容易的再次复出，成为陕甘总督——陕甘地区虽然不如四川这么民生富庶，但至少也是两个省的总督，正正经经的封疆大吏，说不上是因祸得福，至少也在疆臣排名当中往上走了一两位。
至于杨邺说谭延闿比鹿传霖运气还要逆天，这点谭延闿倒是没有否认，不要说清朝这二百多年中他的官运最为亨通，就是翻翻中国历史，又有几个人能够像他这样以数年时光便掌一国权柄？说是掌一国权柄有些夸张，不过谭延闿倒是觉得这没有什么夸张不夸张的，毕竟北洋的实力就摆在那里，一旦有需要推翻这个王朝不过是挥手之间的事情。
鹿传霖继任两江总督兼北洋大臣，谭延闿估计最吐血的人便是张之洞了，他可是在临走之前将两江总督府库来个大搬家，不是充当自强军军费便是订购战舰，估计能够留给鹿传霖的并不多——以人气而望，李鸿章成为南派大哥是最有号召力的，而满洲贵族也是蠢蠢欲动。满族权贵太过贪婪，张之洞信不过；李鸿章为人，张之洞鄙视，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张之洞这么做是最佳选择，可是这就像一个赌局一般，当结果揭开的时候，张之洞也有些傻眼了。
张之洞搞出的这通乌龙事足以让任何一个继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人愤怒不已，不过火既然烧到鹿传霖这个当姐夫的身上，那别人剩下来的就是看热闹的了。现在北洋集团内部对鹿传霖所要面临的局面也是分成泾渭鲜明的两派——作壁上观和施以援手。
应该说长久以来张之洞和谭氏父子都是政治盟友，这种盟友关系极为紧密，往长远里面看也是有极大的价值。政治结盟不会对底下的幕僚产生如此重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谭延闿的幕友堂内接收了很多原本就出身于湖广总督时代的幕僚，像徐建寅、蔡锡勇、王秉恩三人都是“技术派”出身的，在北洋系统中的地位仅次于“江南派”、“旅顺派”；而钱询、罗振玉、汪康年这些人也都是早年跟随张之洞，再加上现在刚刚加入的一大批幕僚，可以说北洋集团现在内部是人才济济，李鸿章、张之洞所积累下来的家底都被谭延闿塞选过滤后所留下的精华，至于技术派中的中坚力量“旅顺派”就是福建马尾船政局的精华。
当年曾国藩幕府号称“天下第一”，时隔三十年除了在封官许愿上谭延闿还没有来得及伸展手脚，至少在人才的质量上绝对比曾国藩的幕府还要厉害。最为难得的是北洋集团内部智囊团的年龄水平都比较年轻，近乎一半以上的人都有出国的经历，甚至是长期居于国外的经历，他们的思想极为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不是曾国藩时代的顶尖人才所能够相比的。
正因为谭延闿吸收了众多的来自张之洞幕府的精华，所以在下面的人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抱着“支援”南洋的想法。不过鹿传霖接任南洋大臣才不过几天的事情，南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举动，鹿传霖不是张之洞，先前只有北洋陆军在陕甘剿匪的时候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毕竟陕甘并没有什么强力势力可以让北洋注意，而在北洋陆军将领们看来也许陕甘的刀客强盗反倒比正规军要厉害得多。
鹿传霖接张之洞的班，这对于谭延闿来说利弊掺半，鹿传霖做官的水平比张之洞要高多了，这个人也许不露锋芒，但你要想糊弄他当他是傻子，那是绝对不可能得手的。尤其是上海距离鹿传霖实在是太近了，那里的东西有很多都是见不得光的，要让鹿传霖闭嘴要么是以快打快让他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要么便是给予对方足够的“封口费”。
在得知新一任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是鹿传霖之后，谭延闿立刻下令北洋陆军参谋部调集直隶督标一营乘船前往上海，要赶在鹿传霖之前抵达上海，接着为加强上海江南制造局和上海船坞安全为名，将这两处重工业区严密的保护起来，并且派遣一支由三艘龙威级巡洋舰分舰队前往上海——上海江南船坞中的那四艘开工不久的北洋级战列舰是不好见光的。
北洋海军的将领们知道这是战列舰，但是对外宣称的却是万吨货轮——江南船厂因为在上海江南制造局范围内，是军事重地，所以在荷枪实弹的士兵防卫下，在目前外人很难接近。因为江南船坞曾经为旅顺造船所秘密建造过两艘靖海级装甲巡洋舰的壳体，现在已经公开建造两艘装甲巡洋舰，所以已经有人在怀疑上海江南船坞这四座刚刚落成便投入使用的三万吨级干船坞有很大可能是在建造战舰。
谭延闿知道有很多人视自己为眼中钉肉中刺，上海江南船坞里面的东西太大，尤其是有过“恶劣”的前科，那四座三万吨级干船坞又如此显眼，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拿来说事。说实在的，用四艘北洋级战列舰来换取北洋海军的全力支持，在谭延闿看来是非常划算的——中国不能有海无防，列强惯用的手法之一便是打着干涉的旗号来掠夺，他也不会给任何人予以机会和借口。
目前北洋在上海进驻了两营士兵，上海道台是出身直隶总督衙门的邹逸，由他来全力配合北洋部署在上海的驻军到现在还算可以。碍于北洋现在越来越强势的姿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跳出来冒险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来揭锅盖，但是这个锅盖总是要被揭开的，毕竟战列舰的建造周期长达两年半，若说不出一点纰漏这连谭延闿自己都不相信。
鹿传霖是有资格揭锅盖的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也有能力在上海安排驻军，而且名义上比谭延闿要光明正大的多！所以谭延闿对鹿传霖在对待北洋的态度上也是观望当中，按照慈禧太后的布局，张之洞是遏制谭钟麟的，而鹿传霖的任命在谭延闿看来就赤裸裸的针对自己的，如果鹿传霖在上海部署新的兵力，那毫无疑问这个锅盖便离揭开就不远了。
“看来逼老子造反的理由还真是够多的呀！”谭延闿一想到鹿传霖的任命，脑袋就有些发大，当初将战列舰的建造地点安排在上海，无非就是上海拥有仅次于旅顺的工业基础，至于天津则先天不足——大沽船坞比江南船坞更加招摇，而且大沽船坞面临的是海涂而不是海滩，水位根本无法满足战列舰的航行需要，当年作为北洋海军基地最为理想的地方便是大沽，就是因为其水位不能达标才选择旅顺和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
好在鹿传霖现在还没有到任，还在从兰州赶往京师的路上，再加上信任地方大员总要在京城拜一拜各路衙门口的佛爷，皇帝和慈禧太后也要召见他，他的内弟张之洞少不得也要和他促膝而谈……等这位仁兄抵达江宁的时候，再快也要一个半月之后的事情了，而根据谭延闿对维新变法的回忆，他要造反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北洋就算再强势，老太太也要看看北洋的脸色——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没有分出胜负之前，北洋偷造战列舰并非是主要矛盾，在权力面前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先打到主要对手才是真的，至于后面的事情谁又能管得了这么多呢？
自从翁同龢被罢免之后，拖拖拉拉的维新变法终于到来了，随着时间进入夏季，中国政坛的温度也在火热的天气中节节上升。政治上的变化以让人眼睛看得见的速度在变化，而有此产生的新旧摩擦的温度也让人越来越赶到焦虑不安，这远比气温给人们带来的不适更加明显。
饬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谭延闿赶办关东铁路；开京师大学堂、废除科举考试中的五言八韵诗，改各省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为小学堂，各类学校均兼学中西，开经济特科，废除朝考，取士以实学为主，不凭楷法；在京师设立矿物、铁路、工商总局；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太仆寺等衙门；撤湖北、广东、云南巡抚及东河总督；又各省同知、通判等中无地方之责者，亦均着裁汰……
紧跟着康有为之后，黄遵宪、谭嗣同被赏赐六品卿衔，没过几天梁启超也被赏赐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同时黄遵宪又被以三品京堂候补放出使日本大臣，召见刘光弟、杨锐等人，关心时政，勉其为新政效力……
第二百四十四章 导火索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刘光弟、杨锐等人的官衔提升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波澜，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料到光绪皇帝要行变法，不提升几个人的官职是不行的，况且提升官职还没有进入二品大员这个“警戒区”，五六品的小官在大清官场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这不会引起多大的震动。
不过很快，维新派引动朝局地震的时刻便到来了——礼部王照是一名变法激进主义者，自康有为写出《俄彼得变政记》之后，他认为光绪皇帝也要学俄国皇帝那样，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访问各国列强，以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他建议光绪皇帝能够最先出使日本。他请礼部满汉两位尚书怀塔布和许宝骙代为呈递，不过这两位礼部尚书都感到王照的奏折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拒绝替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而礼部自满汉两位尚书之下的四位满汉侍郎也不愿意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理由也是差不多的。
王照在礼部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将奏折直接向内奏事处投递，而这份奏折也确实最后到了光绪皇帝手中。平心而论建议光绪皇帝出国访问列强，尤其是访问日本，这并非是王照的“独创”，先前比王照更有权威的张萌桓就曾有过这个建议，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张萌桓并没有对此坚持。王照官职虽小，但却比张萌桓要执着的多，光绪皇帝从他这本奏章的背后嗅到了其他的气息——那些年迈位高的大臣对变法维新非常冷淡，他们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变法维新而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礼部，其他各部甚至推演到帝国所有的行政机构都是存在的。
王照的奏折便成了光绪皇帝发难的开端——广开言路是变法维新中重要的一环，而像礼部这样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不肯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这本身就是对《定国是诏》的公然违抗，这是抗旨不遵！今天礼部出现抗旨不遵，明天吏部、户部等其他各部也就会出现违命，必须对礼部的这些“老朽”进行严惩，才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搓一搓那些“老朽”的嚣张气焰。
光绪皇帝以王照奏折事件为发端，第一次果断的行使了自己皇帝的权威——将礼部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全部罢免，授裕禄和梁启超的妻兄李端棻等六人为新的礼部尚书和堂官，又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激励。这一人事任命在朝中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人都不禁为之感到惊异——礼部尚书已经是朝廷二品大员，在以往光绪皇帝是没有二品大员任免权力的，况且就算有这个权力，一次性罢免如此多的官员，基本上瘫痪一部职能，这岂不是儿戏？光绪皇帝的任免命令惹得众意纷纷。
还没有等所有的官员对礼部任命背后的含义弄明白的时候，更加令人惊骇的事情又来了——商杨锐、刘光弟、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这道任命仿佛在已经滚烫的油锅中又填了一瓢水，可想而知所引起的后果是多么的激烈。
“这没有什么让人感到费解的，只不过是正常反应罢了。一般而言变法总要涉及到人事任免，不要说是礼部尚书、侍郎，就算现在罢免几个军机大臣，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奇。你们看看这些被罢免的人，怀塔布是满族权贵，有名的排汉先锋；许宝骙已经七十多岁了，不过是混吃等死荣耀退休的老臣……至于礼部四侍郎虽然说不上是年迈老朽，但对变法都并不热心，若放在平时也就罢了，只是现在非常特殊时期，他们被罢免一方面是因为不肯替王照递奏折，更重要的是被两位满汉礼部尚书所牵累所致……”谭延闿对赶来商议的杨邺和郭正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两个人还是太嫩啊！若放在沈静身上，最多只是来说说，这场人事任免背后所涌动的激流肯定瞒不过他，而杨邺、郭正对于官场的洞察力比沈静可是差了不少……”谭延闿心中多少有些失望，人才难求，郭正、杨邺是人才，但属于光绪皇帝所需要的那种新政人才，自己也同样需要，不过他们两人来面对今后越来越多的官场争斗，却有些不合用。
对于能够辅佐自己的人才，谭延闿心中倒是有个人选——自己的“师弟”杨度，早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北洋便开了经济特科，公开用三级考试的制度来招收“公务员”，用考试的方法来谋求吸纳自己所急需的人才。粱士怡、杨度是那次考试的佼佼者，粱士怡被委以重任，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至于杨度则被谭延闿推荐给自己的老师王闿运——杨度号称中国“帝王之学”的最后传人，毫无疑问在谭延闿心中是最佳的幕僚人选。
谭延闿对于杨度的期望值还是非常高的，他将杨度推荐给王闿运，杨度本人对此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王闿运是名满天下的大家，能够拜到他的门下去学习，对于一个年轻士子而言具有很大的诱惑。以谭延闿对王闿运的了解和杨度的心气，王闿运是不可能将杨度弄成一个书呆子的，十有八九杨度还会走他的幕僚老路。将杨度交给王闿运去培养这还不够，谭延闿还打算安排杨度前往欧洲游历，这种打算已经在和杨度的往来信件中已经说明了，杨度本人也正在学习外语。
谭延闿对杨度的历史并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他和袁世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杨度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要说杨度，就是他的老师王闿运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也有很多问题。谭延闿对于自己做皇帝没有任何兴趣，袁世凯的“前车之鉴”就在那里摆着，他自然不会傻的再重走一遍。
杨度这颗棋子不是帮着谭延闿用来谋划称帝的，王闿运这种旧式幕僚他也看不起，他要强行介入杨度的命运，让他成为自己最得心应手的幕僚，以便替代沈静。在选用幕僚的问题上，他更喜欢走“中西合璧”的道路，直隶总督府幕友堂的幕僚都知道，一旦哪个幕僚被谭延闿“看上”，必然是私人资助其游历欧美——这也成为幕僚被谭延闿启用或是看重的先兆，郭正和杨邺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这个时代，一个有能耐的人有野心这并不稀奇，每逢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有野心、有雄心的人犹如过江之鲫，这很正常，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关起门来兄弟打架的时代了，中国所要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和世界紧密相连，而艰难的中国复兴之路也注定和现代化工业文明紧密相连。这也就是谭延闿为什么要求他所重用的幕僚一定要有前往欧洲、美国去走走看看的缘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捧着四书五经长大的知识分子，想要扭转他们固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很难的。
现代西方工业无疑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冲击力的，尽管谭延闿并没有出过国，但可以想象工业发达的列强国家烟囱林立的景象，这是中国这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未曾出现过的。在经历了甲午惨败，举国上下有识之士都在反思的阶段，谭延闿将他所看重的人都分批送往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去游历——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除了谭延闿一系之外，几乎很少有人去欧洲和美国亲眼看看工业文明的发端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前往的目的地都是日本。
谭延闿对于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的“透过日本看欧洲”的看法并不以为然，日本根据自己的国情来仿效西方进行现代化改革，这确实是令人非常赞赏的，先不论日本如何，这种方式首先是正确，可是中国却不能仿效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国情，而中国自有中国的特点，不说别的，就两国皇室对待国运的态度就天差地别，哪能生搬硬套？
十年前日本皇室为了组建海军节衣缩食，甚至连皇后的脂粉钱都捐了出来，同时期的中国却忙着操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两国皇室相差如此之大，除去个人感情因素，任何一个非中日两国本国国民在看待两国命运的时候，都会投日本一票，若日本不胜实在是太没有天理了。
那些东度日本希望引进日本的经验来用于中国的有识之士，谭延闿是非常赞赏他们的心情，但是国家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而他也不希望将日本的冒进引进到中国。“反正都要当学生，要学就学最好的，能够当徒弟为什么还要选择当徒孙？！”这是谭延闿最简单的想法。
其实“向日本学习”也是有很多经济背景的——直接向西方列强国家去取经固然是很好，但中间的费用也同样让人难以忍受，而且最重要的还是语言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谭延闿则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在英美法德这四个国家，北洋都设立了接待处，帮助前往欧美的留学生或是考察人员尽快的适应当地的生活，无论在考察的具体内容上还是生活招待上都给予最优厚的支持，这是那些自费人员所不能比拟的。
想要用杨度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这会谭延闿算是指望不上的，杨邺和郭正的长处是对宪政和民主政治方面，他也只好将就着使用了。如果别的官员若是知道谭延闿大叹人才不够用的话，那真是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其实处于新旧交变时期的中国就是这样，人们的思想变化非常快，但是谭延闿的要求又是如此之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谭延闿也许可以想象到礼部非常热闹，但实际情况远比他所预料的要热闹的多。怀塔布出身正蓝旗，在得到自己被罢免的谕旨之后，自然是怒气冲天，暴跳如雷，在礼部堂官面前大骂王照一通，将镶着红玛瑙的钉子一扔拂袖而去。相对于怀塔布的暴烈反应，七十多岁的许宝骙则平静的许多，默默的带着两个随从在礼部收拾了一下，便和众多同僚一一拱手告别，王照也上前打招呼，结果许宝骙拂袖而去，王照则非常尴尬的立在那里半天没动静。
新上任的裕禄、李端棻面对礼部的这种情况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办是好，只能一家家的上门去安抚被开革的官员，除去礼部侍郎增广汉还比较开通之外，其余的皆碰了钉子——人说升官发财最荣耀，裕禄和李端棻在这次事件中才是最冤枉的，无端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至于同样升官的王照则被全体礼部官员所孤立起来，境遇更是糟糕透顶。
本来有风声传闻裕禄会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有力人选，结果裕禄没有达成自己的心愿，现在受了这份闲气也让他有口难言。最后拜访被裁撤职的礼部六堂官府邸受了闭门羹比谁都冤枉，尤其怀塔布的背景亦是让他颇为忌惮，生怕光绪皇帝对自己的任命会让满人误解自己站在皇帝一边，索性干脆就不去礼部任职，整天泡在自己的府邸中看戏。
礼部王照事件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沈静给谭延闿去信主张立刻让天津的“远洋渔业”加紧“捕鱼”以备不测——真正的“火药库”是光绪皇帝在半月前裁撤的光禄寺和鸿胪寺等衙门，这些衙门养的都是满族权贵，虽然这些人都是吃白食，但是想想这些人的背景，他们的父辈甚至是先祖都是为满清政权立下大功的人，朝廷养着这些人是对满人的示恩，表示朝廷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功绩。
满清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们不是不知道光禄寺、鸿胪寺这些衙门的无用，但依旧保持着这些衙门并非没有用意——这些满清功臣乃至他们的后代们如果不给一个好地方，恐怕他们自己的地位都会不稳固。这些无用的衙门来安置这些人，除了固定的俸禄和荣耀之外，并没有多少实权，这些无用的功臣后代，就算想要做些不利于朝廷的事情也无从下手。
光绪皇帝一纸谕旨将这些衙门来个一锅端，明里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圣旨，可惜却砸了不知多少满人权贵的饭碗还有进身之路——如果一些满族子弟在这些衙门表现不错的话，他们可以借此通过这条路走上更高的权力角逐场，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不用像汉人那样参加科举考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本质上光绪皇帝撤销这些无用的衙门，和废除科举考试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是尤有过之。
沈静的来信是在提醒谭延闿，如果抓住机会就立刻起事，因为光绪皇帝莽撞的行为已经将满族权贵差不多都得罪干净了，这是逼着那些原本观风的局外人倒向慈禧太后。就算慈禧太后什么都不做，身边团结了这么一股庞大的力量，作为统治者他能够安心么？两者之间激烈的冲突会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爆发出来，而沈静也知道谭延闿在等待这个时机，若是因为军事实力不足以应对外国干涉，那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会碰到更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