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虑和赵松霍然而悟，李玮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让他们立即意识到新经危机的根源所在。
“当初朝廷力推郑玄大师的新经为官学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时今、古文经学两派争论激烈，隶属于经学两派的朝中大臣各不相让，为了缓解朝中矛盾，迅速推行新政，朝廷才选择了这种融合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
“古文经学一直‘反谶纬’，王充、恒谭、尹敏、张衡等大师都是如此，到了马融、赵岐大师这一辈，还是如此。”李玮说道，“新经成为官学后，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是一种打击。两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古文经学家们前赴后继，一直想让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但最后却被刚刚兴起的新经夺取了官学的位置，由此可见他们心中的失落和愤懑。”
“这个时候，今文经学成了古文经学的盟友。今文经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失去了官学位置，不能对朝政继续实施影响了，但过去研习今文经学的大儒名士们几乎都是兼习两派经文的‘通士’，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更是如此，所以他们很快就能转变研习方向，继而和今文经学的儒士们一起，举起了‘反谶纬、反繁琐’的大旗，共同对抗新经，试图把新经赶出官学，让古文经学坐上官学的位置。”
李玮轻轻敲了一下案几，加重了说话的语气，“你们想想昨天的太学争论，最后站出来攻击新经的是谁？是关中马家，是马融大师的后人马丰。是许混，是许劭大师的儿子许混。这两个人站出来支持王朗、高堂隆，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
书房内陷入了沉默。
“谶纬之学，今文经学融入其中不分彼此，古文经学也大量采用，相比起来，新经中的谶纬并不算严重。”郗虑慢慢说道，“现在今古文经学儒士突然提出，经学应该在兼采今古文两经的基础上，完全剔除谶纬，是否太过极端？”
李玮摇摇头，郑重说道：“朝廷曾三次下旨，收缴谶纬书籍，反谶纬的态度非常明确。”
“谶纬神学所宣扬的符瑞灾异说，其用心未必坏，但效果却极为恶劣。本朝大儒王充在《论衡》中对谶纬有过评论。谶纬神学或许在光武中兴时期、大汉重建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当社稷恢复稳定后，这种学说的负面影响随即远远超过了其积极意义，它所宣扬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只能导致百姓对天子、朝廷和国策的极度不信任。”
“王充大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符瑞灾异说虽然有其文化底蕴，但朝廷必须放弃以符瑞灾异为主的谶纬神学，这样才能真正恢复纯儒学，恢复纯儒学的精义，才能对社稷有益，对百姓有益。”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王充大师在《问孔》、《刺孟》诸篇中的话，与其说是对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传统的诘难，不如说是基于本朝儒士们对儒家精神的曲解而发出的恢复儒学真面目的呐喊。”
“古文经学的儒士们多年来，一直试图通过对儒家伦理的重新建构，为大汉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国策，以扭转社稷的衰落和制约祸国奸佞对社稷的危害，但在外戚和宦官的双重打击下，他们的愿望落空了，他们自身也受到了迫害和打击，这种残酷的事实刺激了那些有心救国的儒士，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怎样才能真正挽救社会危机，而又不至于因爱国忠君而作出不必要的牺牲。”
“这些儒士们冷静反思的结果，就是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要么拒绝出仕，搞纯儒学研究、培养弟子，要么采取迂回攻击之术，这使得朝野争斗更加复杂化、激烈化，朝廷无奈，对那些反抗不止的儒士们实行了禁锢之策，就是党锢之祸，结果是什么？天下崩溃。”
“我们做一个设想，如果没有外戚和奸阉祸国，如果社稷一直稳定，百姓一直安居乐业，如果朝廷能够和儒士们齐心协力共建大汉，那么，在今古文经学发展的同时，在张衡、马融、蔡邕、郑玄等一代代大师的努力下，儒家学说应该有可能作出新的解释，重建新的儒家伦理以适应各种危机的挑战，推动大汉的进步，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可能按照百姓善良的愿望而发展，大汉还是走向了倾覆的深渊。”
“今天的朝廷要吸取血的教训，要恢复纯儒学，要让大汉的儒士们齐心协力，重新建构可以推动大汉中兴、社稷长治久安的儒家伦理学说，所以，把谶纬全部清除除经学是必需的，把新经打造成天下儒士都能接受研习的经学更是必需要做的。”
“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给各派儒士们以最大限度地学术自由，让儒学迅速恢复本原，让儒学迅速发展，这是今后新经研习的原则。”李玮坚定有力说道，“这是朝廷对官学的原则，不会改变。哪一派经学符合朝廷的原则，哪一派就是官学，这个观点朝廷不会改变。”
※※※
郗虑和赵松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丞相府，匆匆赶到馆驿拜会老师郑玄，商讨对策。
丞相李玮今天召见他们，肯定不是为了安抚他们，而是要掀起一场狂风暴雨，这从他最后几句话里就能看出来。虽然他一再说朝廷坚持新经为官学，但其背后的意思很明显，新经如果不做出重大调整，前途黯淡。
李玮说朝廷希望恢复纯儒学，那么接下来，他要干什么？
※※※
李玮急召议郎王朗和郎中许混。
李玮首先对今古文经学两派儒士坚持的“反谶纬”、“反繁琐”主张予以了肯定，然后提出了恢复纯儒学的建议，并且重申了朝廷选择官学的原则：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无论哪一种经学，只要它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它就是官学。
李玮这番话让王朗和许混又惊又喜。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朝廷对新经中的“谶纬”和“繁琐”非常不满，有意重定官学，而首选目标就是古文经学。
两人匆匆离开丞相府。
王朗去拜会杨彪。杨彪立即明白了李玮的意思，他知道李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现在李玮既然提出了“纯儒学”的观点，那么经学之争的帷幕就已经拉开了，谁都输不起。他即刻邀请在京的今文经学大儒名士商讨对策。
许混回家禀报自己父亲的许劭。许劭很激动，古文经学为了恢复纯儒学奋斗了两百多年，为了重新构建儒家伦理也奋斗了两百多年，现在终于等到机会了。他急速邀请王剪、许靖、崔琰、淳于嘉等人到太学会晤，商讨对策。
※※※
将作大匠赵戬、太史令马丰先后赶到丞相府。
关中马家是古文经学世家，马融大师的地位极其崇高，郑玄、卢植等人都是他的弟子。马融大师反对谶纬之学，反对注经繁琐，当代古文经学的很多学术观点都是出自马融大师。
李玮详细解释了朝廷对经学的态度后，对马丰说，朝廷坚决支持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这是朝廷当初选择新做经为官学的主要原因，只要这样，儒学才能发展，儒学才能帮助大汉中兴和推动社稷进步。“反谶纬、反繁琐”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更好更快地融合，以便快速推动儒学的发展。
“但儒学向那个方向发展，如何确保儒家伦理的重新构建符合朝廷的利益、符合大汉的利益、符合百姓的利益？”
李玮伸手从案几上拿出一卷竹简，缓缓打开，霍然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戬和马丰恍然大悟。李玮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说到底还是为了改制。
本朝研治《孟子》的大儒，前有扬雄著有《孟子注》，后有程曾著有《孟子章句》，赵岐著有《孟子章句》，郑玄著有《孟子注》、刘熙著有《孟子注》，还有一个就是卢植大师的弟子高诱著写的《孟子章句》，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岐老大人的《孟子章句》是自《孟子》成书以来，本朝儒士第一次对《孟子》系统的整理和义理的串释。在赵歧老大人看来，孟子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传承者，是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学代表，他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而且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是儒学通统中应时而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孟子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当然不是王充大师在《刺孟》中所批评的那些宿命观点，而是《孟子》的“人本”或“民本”观念。
赵岐老大人在注解《孟子·梁惠王》中着重提到了孟子的几个“人本”理念。
“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方始也。”
“圣王之德，与民同乐，恩及鸟兽，则忻戴其上，大平化兴。无道之君，众怒神怒，则国灭祖绝，不得保守其所乐也。”
“王化之本在于使民，养生丧死之用备足，然后导之以礼义，贸已裕穷，则斯民集矣。”
“王者为政之道，生民为首，以政伤民，民乐其亡，以挺服强，仁与不仁也。”
赵歧老大人对这些治国观念的重视，无疑是基于自己对大汉陷入重重危机的深切感受，是想借助《孟子》的治国理念，唤醒儒士们对早期儒家“人本”思想的关注，复兴这种有利于社稷和百姓的治国理念。
综观《孟子》的核心理念，无疑就是“民贵君轻”，提倡“王道”，主张“仁政”，而这正是当前的大汉所迫切需要的。
本朝国策一直建立于儒家的伦理道德之上，李玮此刻提出纯儒学，重建儒家伦理，很显然就是为了推行新政，完成改制，确保大汉中兴的成功和社稷的长治久安，而重建儒家伦理的方向无疑就是《孟子》的“民本”理念。
李玮伸手拍了拍案几上的《孟子章句》，郑重说道：“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以确保儒家伦理的构建方向符合大汉的利益。”
※※※
大司马徐荣和太尉张燕一前一后走进了丞相府。
“当初朝廷力推郑玄大师的新经为官学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时今、古文经学两派争论激烈，隶属于经学两派的朝中大臣各不相让，为了缓解朝中矛盾，迅速推行新政，朝廷才选择了这种融合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
“古文经学一直‘反谶纬’，王充、恒谭、尹敏、张衡等大师都是如此，到了马融、赵岐大师这一辈，还是如此。”李玮说道，“新经成为官学后，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是一种打击。两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古文经学家们前赴后继，一直想让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但最后却被刚刚兴起的新经夺取了官学的位置，由此可见他们心中的失落和愤懑。”
“这个时候，今文经学成了古文经学的盟友。今文经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失去了官学位置，不能对朝政继续实施影响了，但过去研习今文经学的大儒名士们几乎都是兼习两派经文的‘通士’，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更是如此，所以他们很快就能转变研习方向，继而和今文经学的儒士们一起，举起了‘反谶纬、反繁琐’的大旗，共同对抗新经，试图把新经赶出官学，让古文经学坐上官学的位置。”
李玮轻轻敲了一下案几，加重了说话的语气，“你们想想昨天的太学争论，最后站出来攻击新经的是谁？是关中马家，是马融大师的后人马丰。是许混，是许劭大师的儿子许混。这两个人站出来支持王朗、高堂隆，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
书房内陷入了沉默。
“谶纬之学，今文经学融入其中不分彼此，古文经学也大量采用，相比起来，新经中的谶纬并不算严重。”郗虑慢慢说道，“现在今古文经学儒士突然提出，经学应该在兼采今古文两经的基础上，完全剔除谶纬，是否太过极端？”
李玮摇摇头，郑重说道：“朝廷曾三次下旨，收缴谶纬书籍，反谶纬的态度非常明确。”
“谶纬神学所宣扬的符瑞灾异说，其用心未必坏，但效果却极为恶劣。本朝大儒王充在《论衡》中对谶纬有过评论。谶纬神学或许在光武中兴时期、大汉重建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当社稷恢复稳定后，这种学说的负面影响随即远远超过了其积极意义，它所宣扬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只能导致百姓对天子、朝廷和国策的极度不信任。”
“王充大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符瑞灾异说虽然有其文化底蕴，但朝廷必须放弃以符瑞灾异为主的谶纬神学，这样才能真正恢复纯儒学，恢复纯儒学的精义，才能对社稷有益，对百姓有益。”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王充大师在《问孔》、《刺孟》诸篇中的话，与其说是对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传统的诘难，不如说是基于本朝儒士们对儒家精神的曲解而发出的恢复儒学真面目的呐喊。”
“古文经学的儒士们多年来，一直试图通过对儒家伦理的重新建构，为大汉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国策，以扭转社稷的衰落和制约祸国奸佞对社稷的危害，但在外戚和宦官的双重打击下，他们的愿望落空了，他们自身也受到了迫害和打击，这种残酷的事实刺激了那些有心救国的儒士，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怎样才能真正挽救社会危机，而又不至于因爱国忠君而作出不必要的牺牲。”
“这些儒士们冷静反思的结果，就是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要么拒绝出仕，搞纯儒学研究、培养弟子，要么采取迂回攻击之术，这使得朝野争斗更加复杂化、激烈化，朝廷无奈，对那些反抗不止的儒士们实行了禁锢之策，就是党锢之祸，结果是什么？天下崩溃。”
“我们做一个设想，如果没有外戚和奸阉祸国，如果社稷一直稳定，百姓一直安居乐业，如果朝廷能够和儒士们齐心协力共建大汉，那么，在今古文经学发展的同时，在张衡、马融、蔡邕、郑玄等一代代大师的努力下，儒家学说应该有可能作出新的解释，重建新的儒家伦理以适应各种危机的挑战，推动大汉的进步，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可能按照百姓善良的愿望而发展，大汉还是走向了倾覆的深渊。”
“今天的朝廷要吸取血的教训，要恢复纯儒学，要让大汉的儒士们齐心协力，重新建构可以推动大汉中兴、社稷长治久安的儒家伦理学说，所以，把谶纬全部清除除经学是必需的，把新经打造成天下儒士都能接受研习的经学更是必需要做的。”
“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给各派儒士们以最大限度地学术自由，让儒学迅速恢复本原，让儒学迅速发展，这是今后新经研习的原则。”李玮坚定有力说道，“这是朝廷对官学的原则，不会改变。哪一派经学符合朝廷的原则，哪一派就是官学，这个观点朝廷不会改变。”
※※※
郗虑和赵松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丞相府，匆匆赶到馆驿拜会老师郑玄，商讨对策。
丞相李玮今天召见他们，肯定不是为了安抚他们，而是要掀起一场狂风暴雨，这从他最后几句话里就能看出来。虽然他一再说朝廷坚持新经为官学，但其背后的意思很明显，新经如果不做出重大调整，前途黯淡。
李玮说朝廷希望恢复纯儒学，那么接下来，他要干什么？
※※※
李玮急召议郎王朗和郎中许混。
李玮首先对今古文经学两派儒士坚持的“反谶纬”、“反繁琐”主张予以了肯定，然后提出了恢复纯儒学的建议，并且重申了朝廷选择官学的原则：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无论哪一种经学，只要它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它就是官学。
李玮这番话让王朗和许混又惊又喜。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朝廷对新经中的“谶纬”和“繁琐”非常不满，有意重定官学，而首选目标就是古文经学。
两人匆匆离开丞相府。
王朗去拜会杨彪。杨彪立即明白了李玮的意思，他知道李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现在李玮既然提出了“纯儒学”的观点，那么经学之争的帷幕就已经拉开了，谁都输不起。他即刻邀请在京的今文经学大儒名士商讨对策。
许混回家禀报自己父亲的许劭。许劭很激动，古文经学为了恢复纯儒学奋斗了两百多年，为了重新构建儒家伦理也奋斗了两百多年，现在终于等到机会了。他急速邀请王剪、许靖、崔琰、淳于嘉等人到太学会晤，商讨对策。
※※※
将作大匠赵戬、太史令马丰先后赶到丞相府。
关中马家是古文经学世家，马融大师的地位极其崇高，郑玄、卢植等人都是他的弟子。马融大师反对谶纬之学，反对注经繁琐，当代古文经学的很多学术观点都是出自马融大师。
李玮详细解释了朝廷对经学的态度后，对马丰说，朝廷坚决支持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这是朝廷当初选择新做经为官学的主要原因，只要这样，儒学才能发展，儒学才能帮助大汉中兴和推动社稷进步。“反谶纬、反繁琐”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更好更快地融合，以便快速推动儒学的发展。
“但儒学向那个方向发展，如何确保儒家伦理的重新构建符合朝廷的利益、符合大汉的利益、符合百姓的利益？”
李玮伸手从案几上拿出一卷竹简，缓缓打开，霍然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戬和马丰恍然大悟。李玮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说到底还是为了改制。
本朝研治《孟子》的大儒，前有扬雄著有《孟子注》，后有程曾著有《孟子章句》，赵岐著有《孟子章句》，郑玄著有《孟子注》、刘熙著有《孟子注》，还有一个就是卢植大师的弟子高诱著写的《孟子章句》，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岐老大人的《孟子章句》是自《孟子》成书以来，本朝儒士第一次对《孟子》系统的整理和义理的串释。在赵歧老大人看来，孟子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传承者，是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学代表，他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而且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是儒学通统中应时而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孟子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当然不是王充大师在《刺孟》中所批评的那些宿命观点，而是《孟子》的“人本”或“民本”观念。
赵岐老大人在注解《孟子·梁惠王》中着重提到了孟子的几个“人本”理念。
“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方始也。”
“圣王之德，与民同乐，恩及鸟兽，则忻戴其上，大平化兴。无道之君，众怒神怒，则国灭祖绝，不得保守其所乐也。”
“王化之本在于使民，养生丧死之用备足，然后导之以礼义，贸已裕穷，则斯民集矣。”
“王者为政之道，生民为首，以政伤民，民乐其亡，以挺服强，仁与不仁也。”
赵歧老大人对这些治国观念的重视，无疑是基于自己对大汉陷入重重危机的深切感受，是想借助《孟子》的治国理念，唤醒儒士们对早期儒家“人本”思想的关注，复兴这种有利于社稷和百姓的治国理念。
综观《孟子》的核心理念，无疑就是“民贵君轻”，提倡“王道”，主张“仁政”，而这正是当前的大汉所迫切需要的。
本朝国策一直建立于儒家的伦理道德之上，李玮此刻提出纯儒学，重建儒家伦理，很显然就是为了推行新政，完成改制，确保大汉中兴的成功和社稷的长治久安，而重建儒家伦理的方向无疑就是《孟子》的“民本”理念。
李玮伸手拍了拍案几上的《孟子章句》，郑重说道：“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以确保儒家伦理的构建方向符合大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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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徐荣和太尉张燕一前一后走进了丞相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