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辉之所以提倡使用白银作为交易货币，除了因为携带上比铜钱要省事之外，更重要的是随着南洋的开发加快，那里也发现了大量的银矿储备。大宋不能够向明清那样将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白银产量跟不上，明清时期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西方贸易的加入，中国获得了充足的白银供应，现在大宋只要大力开发南洋，便可以获得足够的白银以支持货币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的需要。
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这次是山区中的蛮夷相互串联后以骑田岭为依托四处劫掠，这种情形实在是让所有的大宋高层都感到是不是报应来得太快了些。不过无论如何也要尽快的将这次叛乱镇压下去——银矿的生产不能耽误，银矿本身就有相应的冶炼场所在附近，那里还有大量的存银，若是让叛乱的部族将这些存银劫掠一空，给叛敌获得资金支持不说，那叛乱的规模说不定还会增大。这些土著的本性和那些北方游牧民族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烧杀劫掠成性，时间越长所造成的危害越大，这种损失就算是控制在桂阳监和郴州境内也不是大宋所能够承受的。
“调动特种部队去镇压！”文彦博第一个想法便是直接出动手中的王牌，毕竟当初王静辉鼓动他训练特种部队成军的最重要用途便是镇压这种规模还不算大的反叛，现在反叛军声势虽盛，毕竟是在初期，只要行动迅速，直接就将其扼杀在摇篮当中。
“特种部队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接受过南方荒蛮之地的训练，比汴都附近的中原禁军战斗力更加强，还能够很好的适应南方山地作战。再说中原禁军一旦调动，不仅耗费巨大，连时间都赶不及，荆湖南路武冈军附近正好有两千正在训练的特种部队，虽然还没有完全完成训练成为正式的特种部队，但对付那些装备简陋的土族却是足够了！”郭逵补充的说道。
“武冈军的特种部队战斗力虽然有限，但至少可以控制叛乱的规模，只要防止那些叛军攻打银坑即可。只要争取到时间，汴都附近已经修正完毕的两千正规特种部队也就差不多赶到了，到时候会同当地的厢军，定可剿灭叛乱！”文彦博脸上显出了一丝杀气，尽管以他为首的“文官派”顶住了初期的压力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并且在西夏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促使大宋投入了更大的资源来训练更多的特种部队，但就目前宋军构成来说，只有汴都附近的这支由无心率领的特种部队才是真正成军的特种部队，其他的都是在各地进行适应性训练的准特种部队，都还没有正式成军呢！
文彦博手中真正的王牌便是无心，这支军队的装备是最完善的，在西夏战场回来后，更是接受了完整的南方蛮夷之地的作战训练，经过扩充然后塞选淘汰后，人员又固定在两千人的基础上，但毫无疑问能够经过如此残酷训练和严格选拔后还剩下的成员，绝对是最精锐的部队！文彦博已经多次检阅过这支秘密的王牌部队，虽然他们穿的是五花八门就像是要饭的，连脸上都糊上臭泥，但这支军队所透露出来的杀气是所有部队都不能及的，一看便是百战余生的精兵。尽管人数上是少了些，但用来对付装备极差的土著却是足够了！
枢密院内立刻形成了统一的意见，一同面圣后立刻获得了调兵的权力，通过信鸽传递桂阳监和郴州，大宋军制中最为特殊的特种部队系统也开始运转起来。最让王静辉比较遗憾的是，这次特种部队对付的不是党项人，而是自己国内的叛乱者。不过西南夷在历史上给大宋也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任何不服从管理的四方异族都是大宋绝对的敌人，这不是普通的农民叛乱，只有用铁血镇压才能够减少损失了！
武冈军和桂阳监虽然同属于荆湖南路，但中间却隔着全州、永州、道州三州，中间地形复杂也不是这么好走的。不过在武冈军训练的特种部队都是从卫戍汴都的禁军中层层选拔出来的精锐，宋军百年来虽然老是吃憋，但就个人单兵素质来说却是异常的强悍——禁军本身便是地方上选拔优秀的士兵到中央，中央有设立教头、总教头等无关职务来督促训练，这在以往中国历代都是没有的。仅仅有这样的体制还不够，教头和总教头都是平均五天更换到另一个营区教练军务，宋军正规士兵训练强度是历朝历代所未曾有过的，士兵的臂力考核标准都是要比前朝士兵高得多，这是和他们的报酬有着很大关系的。
由于有完善的信鸽传递系统，驻守在武冈军正在训练的特种部队在第二天的早上便接到了平乱命令，立刻集结开拔，一路翻山越岭，这个时候便体现出特种部队的好处了——他们根本不用专门的补给队伍，单兵只用携带两天的口粮，遇到城镇便从当地的官府府库中提留补给，行军速度大大加快，只用了四天多的时间便到达了桂阳监的平阳，这个时候叛乱部族军队距离银坑还远着呢，足够特种部队修正准备作战。
战斗本身却简单的很，特种部队虽然还未完成系统的丛林作战，但依托平阳城构筑了一连串的陷阱，使用少量兵力示弱将部族叛军诱入伏击圈，大量的使用了新式火器，尤其是小型燃烧弹的火攻，在平阳守军的配合下便给予叛军致命的打击，随后一鼓作气沿叛军溃败的道路一路追杀，一直杀到骑田岭中叛军部族所在地。有鉴于特种部队的强大战斗力，特种部队也不愿意多在山地中过多的于部族叛军对峙，便向部族发出了招降的意向。
事实上在平阳城外的伏击作战中，叛乱首领便已经阵亡，部落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接到了宋军招降的书信之后，临时推选出来的部落首领便立刻接受了宋军的招降。不过部落叛军面临的不是一般的宋军，他们是特种部队——以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是根本不会采用招降的，他们只会使用诱降，剩下来的便是灭口。
特种部队的作战进度神速，在采用诱降的时候便向汴都发出了信函，询问是否真的需要灭口，在部落首领前来投降的时候，枢密院的命令依旧没有到达，但是特种部队临时将领已经趁机发动了突袭，轻松的攻占了部落的寨子，俘虏了全部部落人员，就等枢密院的回函来决定他们手中俘虏的命运了。
对于如何处理叛乱部落，枢密院、中枢产生了重大的分歧，不过两方并不是对立，而是内部人员多有微词，新升任枢密副使的冯京与中书的司马光自然是坚决反对灭口的，文彦博因为司马光的态度不好表态，持中立态度，而剩余重要大臣的意见都是觉得用极端的方式来震慑南方蛮夷。因为统治高层都明白开发南方已经是箭在弦上，就算开发计划再稳妥，但在开发过程中势必会触动当地土著的利益，双方发生矛盾甚至是战争的几率异常的高，为了保障开发南方的顺利进行，就必须震慑南方蛮夷不得轻举妄动，只有采用极端的方式来处理此次叛乱才能起到这个效果。
不管怎么说，叛乱是结束了，王静辉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这件事，在处理部落俘虏的问题上他也没有接到皇帝召见，在他心中却是非常复杂的——作为对叛乱的惩罚，他是非常赞同灭口的，毕竟叛乱给郴州和桂阳监带来的惨重的损失，除了宜章被围没有攻克之外，周边村镇无一不受到野蛮的劫虏，人员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宜章守将中两个指挥使阵亡，这恐怕是灭口派最重要的泄愤目的；但他一想到这个部落中至少有两千多人，一旦灭口这流血也实在是太大了。
郴州骑田岭部落叛乱的事情也在汴都传开了，大宋人虽然震惊部落反叛会这么快被剿灭，但不管怎么说已经享受百年和平的大宋人对和平安逸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叛乱能够被迅速平息终究还是非常令人庆幸的，却没有想到宋朝统治高层为剩下来的扫尾工作吵得不可开交。
文彦博不表态是不可能的，他作为大宋最高军事机构的领导者，对军事问题不表态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但是他却碍于司马光的交谊不能够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和郭逵等军事将领的看法一致，也是主张以极端的方式震慑南方蛮夷，不然南方开发计划中若是还出现大的冲突，到最后还是枢密院的事情，就算有特种部队这张王牌也架不住大大小小的叛乱的发生。再说南方开发计划直接关系到厢军裁汰，大宋若想真的走向富强，这厢军和正规的禁军就必须得到有效的裁汰，文彦博在这个问题上更多的是以一个文臣的角度来考虑的。
文彦博把目光瞄向了王静辉，对于这个死结也只有他能够解得开——驸马是大宋最大的“人口贩子”，只有将这些叛乱的部族补充到王静辉的手中，才不会流这么多的血，还能够让这些叛乱者得到相应的惩罚。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文彦博头一次在九味居请王静辉吃饭，两人单对单的讨论了对叛乱部落残余的处理意见。王静辉在听了文彦博的建议后，也是茅塞顿开，能够把这些叛军变成奴隶是再好不过的处理办法了，这等于将这个部落连根拔起还不用付出太多的流血，虽然在奴隶中也会丧命，但只要不是西夏“质子军”和“擒生军”出身的奴隶，基本上都不会受到虐待，保住小命还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文彦博和王静辉达成了更深层次的交易——文彦博必须更加主动的主张大宋全面的降低赋税的水平，尤其是对农民的赋税，并且还要支持王安石的裁并州县的行动。在王静辉看来南方蛮夷叛乱也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因为大宋统治高层对少数民族的高压统治，上行下效，地方官员也是如此作为，只要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便是一场叛乱，看来还是大宋的少数民族政策有问题，刚硬有余，如此高压统治势必会出现问题。
第三百六十九章 奴隶
被俘虏的部落残余多是些妇孺，被卖给王静辉当奴隶也是最不划算的，不过当初王静辉成立这么一个战俘收容组织本身就不是为了牟利，而是想彻底通过战俘处理来改变宋人思想中的某些固有的观念而已。
战俘进入奴隶营之后，各方对这样的安排也都颇为满意，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安排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使是立场最为强硬的武将派别也不愿意手上多染鲜血以干天和，吃亏的不过是驸马一人而已。倒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热心关注驸马到底来怎么处理这些战俘，毕竟这次战俘中可以真正当苦力的人并不多，五分之四都是妇孺，这可怎么安排啊。
为了起到将部落连根拔起的效力，王静辉将两千多战俘进行了塞选，挑出数百身体素质良好的男性部落人员直接送到了麻逸岛去开采铜矿，他们都是从南方瘴疠之地长大，虽然麻逸岛的环境变化了很多，但对于他们来说远要比那些党项战俘更能够适应当地的环境，这样也可以加快麻逸岛铜矿建设，从而将精力更多的放在在麻逸岛上寻找开采其他矿藏上。至于妇孺老弱，王静辉则是一股脑儿的全部运送到延安府——西北地广人稀，多年的征战更使得那里损失惨重，虽然有西北屯田计划，但人数上还是稍显不足，并且经济落后。
王静辉曾经应承过富弼，由富弼打下一个铁桶西部，然后他再来加大投资建设，现在也是兑现诺言的时候了。这些妇孺不可能像党项俘虏那样去挖河开道或是去开矿，但她们却比男性更擅长织工，只要培训得当，王静辉就可以平白多出近两千的纺织女工，这也解决了楚州商人在西部设立纺织作坊的人力问题。
看到王静辉这么安排俘虏，司马光等人也放下心来，毕竟王静辉对党项擒生军的残酷虐待已经让所有的人对驸马的俘虏营产生了很大的恐惧感。其实王静辉对俘虏的待遇是非常不错的，除了那些党项擒生军之外，其他的俘虏只要老实干活是不会受到鞭打的，而且他还向直接监控俘虏的宋军将领下达过不得无理虐待战俘的命令，只要他们不造反就用不着取他们的性命。并且在俘虏营中俘虏还享受了非常不错的医疗保障，甚至他们还可以接受教育，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可以说等过上十年或是更长的时间，从他们的身上就找不到任何战士的痕迹了。
在王静辉的眼中，他那庞大的俘虏营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大宋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这些俘虏，自从有了这些俘虏，大宋百姓被征去当劳役的时间普遍下降，想清理汴河河道、修建贯通西北和汴都的道路等这些巨大的工程所需要的人力是不可想象的，要是在农闲的时候来修建的话，那将会面临冬季寒冷天气的考验，而且施工质量也很难保证，搞不好到最后别弄成了杨广修京杭大运河这样的暴政。大宋百姓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而朝廷也只用很少的资金便可以完成工程——大宋朝廷使用这些俘虏只需要供给足够的粮食和少量的费用即可，而征召民夫来完成不仅耽误农活，还要付出数量不菲的报酬。
在安排好叛乱部落俘虏后，王静辉汇集了所有关于战俘使用情况的资料，经过一番细致的分析后，写了两份奏章《自治平三年以来战俘奴隶使用状况》和《今后五年奴隶使用方向建议》。在这两份密折当中，王静辉依旧使用了大量的数据，列举了一个又一个事实以证明自己当初使用战俘作为奴隶来建设大宋策略的正确性，并且还对未来如何使用奴隶作出建议。这两份奏章一个算是对以前奴隶使用过程中各种优缺做个总结，另外一个则是先对未来的五年做一个规划，承前启后这不仅仅适用于奴隶，也是根据大宋目前在这个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而专门对奴隶使用定下一个基调。
在《自治平三年战俘奴隶使用状况》中根据粗略的估算，自从王静辉接受了治平三年大顺城之战的第一批俘虏到现在，奴隶的数量已经暴涨到四十万之多，其中有二十多万是从灭夏战中获得。就算刨除这二十多万奴隶，还有数万“专属用途”奴隶之外，剩下的奴隶每年从开春便运抵北方进行建设，到深秋的时候又转运到南方进行建设，一年到头除了转运期间不计工时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大宋专职民工，他们大大加快了大宋的基础建设。
这些奴隶几年来为大宋修路长达万里，修桥更是无数，清通三千里河道，所产生的淤田达到四千多万顷，还在麻逸岛初步建好了三个铜矿，四个冶炼场……所有的成果如果叠加在一起折算成开凿运河的长度，那将会顶得上五分之一个京杭大运河！
当皇帝赵顼和他的重臣们看到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后，他们可能还不能够想象万里道路是什么概念，但在最后王静辉将这些工程折算成京杭大运河的时候，他们立刻明白了这些奴隶的巨大价值——晚唐文人韩偓写的《开河记》中描写了修河民工的悲惨生活，文中写道，隋炀帝派遣了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又从五家抽一人，或老，或少，或女子，担负供应民工的伙食炊事。此外杨广还派出五万大汉作为监工，因为劳动负担很重，监工督责太急，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所以不到一年，360万民工死者竟达250万人。
赵顼等人不会怀疑王静辉的奏章，因为这几年他们只是忽略了奴隶的作用，毕竟这么大数量的奴隶在大宋的地界上修建各种工程都是工部、兵部、枢密院、户部、司农寺等各种重要部门联合沟通，在驸马庞大财力的支持下运作的，奏章上的各种数据只要赵顼一声令下便可以汇集过来以验证真假，况且以驸马的为人也不屑在这些数字上作假来夸耀自己的功劳——驸马是出了名的有官不做！
驸马居然不动声色的为大宋修了五分之一长的大运河，这实在是令人非常震惊的事情，这还不算灭夏战争中所获得的二十多万俘虏，假以时日四十多万俘虏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将会更多。隋炀帝为了游玩而修大运河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而他赵顼居然在不伤害大宋元气的前提下，也能够完成大宋重要的基础建设，这实在是让赵顼喜出望外，要知道大宋花在这些奴隶身上的金钱，几年累计下来还不到百万贯，大多是用来添置劳动工具和粮食，换来如此大的成果实在是太值了！
王静辉在奏章的后半部分只是略微提了一下几年来使用奴隶进行建设，奴隶因为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也达到了五万，不过在福宁殿中的重臣和皇帝心中都明白这五万死亡人数中大多都是以前西夏的擒生军，当然也不排除在各种工程建设当中因为劳动强度或是其他危险而死亡的奴隶。要知道当初王静辉之所以非常固执的建立奴隶营绝大部分的原因便是因为西夏擒生军掠夺大宋西北人口，为了报复才会如此残忍的虐待擒生军出身的奴隶。
不过大宋君臣已经沉迷于王静辉非常煽情的奏章当中，对奴隶的死亡人数并不是很在意。只是对王静辉在奏章后面专门用大量的笔墨来建议大宋提高奴隶待遇，给予更好的伙食待遇和医疗待遇而感到奇怪——王静辉知道单单是修路建桥，尤其是在北方进行建设也许不会造成奴隶的大范围死亡数目暴升，但以后这些奴隶主要运用方向是大宋的南方和南洋的开发，那样残酷的荒蛮环境才是对奴隶最大的考验。尤其是奴隶大都是世代生活在西北的党项人，仅仅水土不服就会造成奴隶死亡数字升高，更不要说什么瘴疠甚至是爆发瘟疫了。如果一旦出现那样情况，王静辉简直不敢想象会是怎样一个场面，估计他自己也会被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世的人在修《宋史》的时候，仅仅凭这一项也足以将自己打入《奸佞卷》和历史上宋朝的大昏官做伴吧？！——要知道他可是建策的人，如果由此引出皇帝失德，那自己就会被拿出来顶缸！
如果说前一份奏章是给大宋君臣注入以了一针强心针的话，那《今后五年奴隶使用方向建议》则是为大宋君臣描述了一个更加美妙的未来——王静辉打算用十万甚至是更多奴隶的代价来完成大宋南方和麻逸岛的开发，甚至对大宋目前所控制的南洋诸多岛屿进行建设，一旦完成则大宋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不用担心财政出现重大问题，当然如果碰上隋炀帝那样的败家子也没有办法，不过以赵顼的身体状况，现在的大宋重臣们根本不用担心皇帝会半道驾崩或是考虑储君问题。
天下自有“扬一益二”这种说法，可见扬州和益州的地位在大宋君臣心目中的分量，尽管自王静辉出山以来楚州、杭州的经济总量贡献程度已经远远的将扬州和益州甩在了身后，但在大宋君臣心目中扬州和益州的地位一样没有太达的动摇，尤其是益州更是如此——益州就是后世的四川，在目前来说除了长江水道之外，益州的赋税和产品的运输路途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但是依靠水运和农民种田看天吃饭没有什么区别，大宋的命脉还是太过依靠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条水道，毫不客气的说，如果这两条水道一旦因为天灾崩溃，那大宋所面临的麻烦可不是一点半点，甚至说亡国也很有可能！
除了大力发展海运以减轻大宋对京杭大运河的依赖之外，王静辉提出的办法就是修路，大规模的修路架桥以解决大宋的交通问题，其中一个重点便是解决利州路的交通问题，这样不仅有利于利州路的赋税和商品进入北方，也同样有利于大宋对利州路的统治——利州路便是西南夷作乱的重点区域，宋初王小波之乱也是发生在利州路，所以解决了利州路的交通问题就会使大宋对利州路在内的大宋西南进行更加有效的统治。
王静辉知道这个时代的科技还无法和后世相提并论，但他更相信自己手中的金钱和奴隶能够创造奇迹，不仅仅是利州路，在大宋这张图纸上完成他心目中的交通网络在这个时代看来本身就是一件极为疯狂的事情。他要通过奴隶和朝廷的南方厢军屯田计划来慢慢完善这个计划，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要求大宋至少在自己的地面上尽可能的完善交通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掌握自己国土的绝对控制权。
尽管王静辉小心翼翼的掩藏自己心中的计划，但透过这两份奏章，王安石、司马光等人还是隐隐察觉到这两本奏章的背后必将是一个庞大无比的计划，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很可能会超过王安石现在所主持的变法。所以在讨论王静辉第二份奏章的时候，福宁殿中的重臣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回答皇帝赵顼的问题。
“诸位爱卿，可对这份奏章有何看法？！”皇帝赵顼手中拿着王静辉的那份《今后五年奴隶使用方向札子》挥舞着，尽管他日渐成熟，但以目前他的执政经验还看不出王静辉在这份札子背后所隐藏的心意。尽管从王静辉接手奴隶的时候就开始一丝丝的暴露自己的“交通野心”，但能够深刻意识到这种“野心”的人并不多，就算是有也不会轻易开口——王静辉平时的表现实在是堪称“满分”，任谁也没有想到一想主张平稳的驸马的内心会藏着如此大、如此冒进的计划。
“圣上，臣以为可行！只要大宋能够保证这些俘虏的饮食，则可修建更多的道路，清理甚至是开凿更多的河道，正如奏章中所说的那样，大宋仅仅是付出微小的代价，便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王安石说道，停了停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况且臣以为这份奏章中所涉及的财政支出非常少！”
王安石的话是留给司马光的，支持王静辉的奏章不仅是因为和驸马最近日益升温的关系，更是因为这确实是有利于大宋，这也许会使自己的名声受到一点损害，但所产生的效果却是为大宋造福百年。如果放在十年前王安石还在金陵隐居的话，他也许会很慎重的不做表态，因为他心中藏着更大的抱负——变法，为了变法他必须积累名声，以便获得足够的权力。现在王安石已经身居首辅，按照大宋的政治惯例，一人身连续居首辅六七年已属不易，看赵顼的身体状况和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他当上十年的首辅就已经是极限了，也许后面他可能会避居一段时间后出来继续担任首辅，但那就要看天意了。如何在这十年当中实现更多的政治抱负，这才是王安石所考虑的，至于眼前这些名誉上的损害已经无足轻重了，这在他出山到汴都来之前早就想得非常清楚。
司马光“爱财”——他主张国家财政实行紧缩政策，在这点上是和王安石的财政政策相悖，但和王静辉的财政理念则是部分相悖——王静辉认为该花的钱就是再多也是要花，想要做出像样的事情来就不能把钱袋子捂得太紧，但不该花的钱则是半点也不要花——譬如说是缩减皇室开支，司马光自然明白王安石担心他舍不得那些粮食。
“介甫也未免心中小气了！”司马光听后不以为然的在心中想到。
“臣以为此策可嘉！”司马光没有回应王安石的目光，他想得更多的是如果驸马借着大规模建设的机会要求国家继续在财政上大力投入，一旦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说什么他也要阻止！
“不过驸马要求提高战俘待遇，臣以为圣上还需下旨采纳，毕竟按照驸马奏章中，今后五年这些战俘所要承建的工程巨大，若是战俘的生活待遇得不到提高，他们叛乱我们自是不怕，但人数少了却无法完成这么庞大的计划，这是非常可虑的！”文彦博上前说道。
对于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个人恩怨，还有保守派和变法派之间的争斗，他现在感到越来越迷茫了，这多少和最近西夏战功如何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尽管无论从政见上还是个人交谊上，他都支持了司马光，但他现在心中却感到非常疲惫，这不能不让顾虑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自己的寿命——他已经老了，干不了多长时间了，与王安石想法有点相似的是他也在考虑如何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功绩，而不是把精力这么无意义的消耗掉。
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这次是山区中的蛮夷相互串联后以骑田岭为依托四处劫掠，这种情形实在是让所有的大宋高层都感到是不是报应来得太快了些。不过无论如何也要尽快的将这次叛乱镇压下去——银矿的生产不能耽误，银矿本身就有相应的冶炼场所在附近，那里还有大量的存银，若是让叛乱的部族将这些存银劫掠一空，给叛敌获得资金支持不说，那叛乱的规模说不定还会增大。这些土著的本性和那些北方游牧民族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烧杀劫掠成性，时间越长所造成的危害越大，这种损失就算是控制在桂阳监和郴州境内也不是大宋所能够承受的。
“调动特种部队去镇压！”文彦博第一个想法便是直接出动手中的王牌，毕竟当初王静辉鼓动他训练特种部队成军的最重要用途便是镇压这种规模还不算大的反叛，现在反叛军声势虽盛，毕竟是在初期，只要行动迅速，直接就将其扼杀在摇篮当中。
“特种部队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接受过南方荒蛮之地的训练，比汴都附近的中原禁军战斗力更加强，还能够很好的适应南方山地作战。再说中原禁军一旦调动，不仅耗费巨大，连时间都赶不及，荆湖南路武冈军附近正好有两千正在训练的特种部队，虽然还没有完全完成训练成为正式的特种部队，但对付那些装备简陋的土族却是足够了！”郭逵补充的说道。
“武冈军的特种部队战斗力虽然有限，但至少可以控制叛乱的规模，只要防止那些叛军攻打银坑即可。只要争取到时间，汴都附近已经修正完毕的两千正规特种部队也就差不多赶到了，到时候会同当地的厢军，定可剿灭叛乱！”文彦博脸上显出了一丝杀气，尽管以他为首的“文官派”顶住了初期的压力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并且在西夏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促使大宋投入了更大的资源来训练更多的特种部队，但就目前宋军构成来说，只有汴都附近的这支由无心率领的特种部队才是真正成军的特种部队，其他的都是在各地进行适应性训练的准特种部队，都还没有正式成军呢！
文彦博手中真正的王牌便是无心，这支军队的装备是最完善的，在西夏战场回来后，更是接受了完整的南方蛮夷之地的作战训练，经过扩充然后塞选淘汰后，人员又固定在两千人的基础上，但毫无疑问能够经过如此残酷训练和严格选拔后还剩下的成员，绝对是最精锐的部队！文彦博已经多次检阅过这支秘密的王牌部队，虽然他们穿的是五花八门就像是要饭的，连脸上都糊上臭泥，但这支军队所透露出来的杀气是所有部队都不能及的，一看便是百战余生的精兵。尽管人数上是少了些，但用来对付装备极差的土著却是足够了！
枢密院内立刻形成了统一的意见，一同面圣后立刻获得了调兵的权力，通过信鸽传递桂阳监和郴州，大宋军制中最为特殊的特种部队系统也开始运转起来。最让王静辉比较遗憾的是，这次特种部队对付的不是党项人，而是自己国内的叛乱者。不过西南夷在历史上给大宋也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任何不服从管理的四方异族都是大宋绝对的敌人，这不是普通的农民叛乱，只有用铁血镇压才能够减少损失了！
武冈军和桂阳监虽然同属于荆湖南路，但中间却隔着全州、永州、道州三州，中间地形复杂也不是这么好走的。不过在武冈军训练的特种部队都是从卫戍汴都的禁军中层层选拔出来的精锐，宋军百年来虽然老是吃憋，但就个人单兵素质来说却是异常的强悍——禁军本身便是地方上选拔优秀的士兵到中央，中央有设立教头、总教头等无关职务来督促训练，这在以往中国历代都是没有的。仅仅有这样的体制还不够，教头和总教头都是平均五天更换到另一个营区教练军务，宋军正规士兵训练强度是历朝历代所未曾有过的，士兵的臂力考核标准都是要比前朝士兵高得多，这是和他们的报酬有着很大关系的。
由于有完善的信鸽传递系统，驻守在武冈军正在训练的特种部队在第二天的早上便接到了平乱命令，立刻集结开拔，一路翻山越岭，这个时候便体现出特种部队的好处了——他们根本不用专门的补给队伍，单兵只用携带两天的口粮，遇到城镇便从当地的官府府库中提留补给，行军速度大大加快，只用了四天多的时间便到达了桂阳监的平阳，这个时候叛乱部族军队距离银坑还远着呢，足够特种部队修正准备作战。
战斗本身却简单的很，特种部队虽然还未完成系统的丛林作战，但依托平阳城构筑了一连串的陷阱，使用少量兵力示弱将部族叛军诱入伏击圈，大量的使用了新式火器，尤其是小型燃烧弹的火攻，在平阳守军的配合下便给予叛军致命的打击，随后一鼓作气沿叛军溃败的道路一路追杀，一直杀到骑田岭中叛军部族所在地。有鉴于特种部队的强大战斗力，特种部队也不愿意多在山地中过多的于部族叛军对峙，便向部族发出了招降的意向。
事实上在平阳城外的伏击作战中，叛乱首领便已经阵亡，部落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接到了宋军招降的书信之后，临时推选出来的部落首领便立刻接受了宋军的招降。不过部落叛军面临的不是一般的宋军，他们是特种部队——以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是根本不会采用招降的，他们只会使用诱降，剩下来的便是灭口。
特种部队的作战进度神速，在采用诱降的时候便向汴都发出了信函，询问是否真的需要灭口，在部落首领前来投降的时候，枢密院的命令依旧没有到达，但是特种部队临时将领已经趁机发动了突袭，轻松的攻占了部落的寨子，俘虏了全部部落人员，就等枢密院的回函来决定他们手中俘虏的命运了。
对于如何处理叛乱部落，枢密院、中枢产生了重大的分歧，不过两方并不是对立，而是内部人员多有微词，新升任枢密副使的冯京与中书的司马光自然是坚决反对灭口的，文彦博因为司马光的态度不好表态，持中立态度，而剩余重要大臣的意见都是觉得用极端的方式来震慑南方蛮夷。因为统治高层都明白开发南方已经是箭在弦上，就算开发计划再稳妥，但在开发过程中势必会触动当地土著的利益，双方发生矛盾甚至是战争的几率异常的高，为了保障开发南方的顺利进行，就必须震慑南方蛮夷不得轻举妄动，只有采用极端的方式来处理此次叛乱才能起到这个效果。
不管怎么说，叛乱是结束了，王静辉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这件事，在处理部落俘虏的问题上他也没有接到皇帝召见，在他心中却是非常复杂的——作为对叛乱的惩罚，他是非常赞同灭口的，毕竟叛乱给郴州和桂阳监带来的惨重的损失，除了宜章被围没有攻克之外，周边村镇无一不受到野蛮的劫虏，人员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宜章守将中两个指挥使阵亡，这恐怕是灭口派最重要的泄愤目的；但他一想到这个部落中至少有两千多人，一旦灭口这流血也实在是太大了。
郴州骑田岭部落叛乱的事情也在汴都传开了，大宋人虽然震惊部落反叛会这么快被剿灭，但不管怎么说已经享受百年和平的大宋人对和平安逸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叛乱能够被迅速平息终究还是非常令人庆幸的，却没有想到宋朝统治高层为剩下来的扫尾工作吵得不可开交。
文彦博不表态是不可能的，他作为大宋最高军事机构的领导者，对军事问题不表态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但是他却碍于司马光的交谊不能够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和郭逵等军事将领的看法一致，也是主张以极端的方式震慑南方蛮夷，不然南方开发计划中若是还出现大的冲突，到最后还是枢密院的事情，就算有特种部队这张王牌也架不住大大小小的叛乱的发生。再说南方开发计划直接关系到厢军裁汰，大宋若想真的走向富强，这厢军和正规的禁军就必须得到有效的裁汰，文彦博在这个问题上更多的是以一个文臣的角度来考虑的。
文彦博把目光瞄向了王静辉，对于这个死结也只有他能够解得开——驸马是大宋最大的“人口贩子”，只有将这些叛乱的部族补充到王静辉的手中，才不会流这么多的血，还能够让这些叛乱者得到相应的惩罚。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文彦博头一次在九味居请王静辉吃饭，两人单对单的讨论了对叛乱部落残余的处理意见。王静辉在听了文彦博的建议后，也是茅塞顿开，能够把这些叛军变成奴隶是再好不过的处理办法了，这等于将这个部落连根拔起还不用付出太多的流血，虽然在奴隶中也会丧命，但只要不是西夏“质子军”和“擒生军”出身的奴隶，基本上都不会受到虐待，保住小命还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文彦博和王静辉达成了更深层次的交易——文彦博必须更加主动的主张大宋全面的降低赋税的水平，尤其是对农民的赋税，并且还要支持王安石的裁并州县的行动。在王静辉看来南方蛮夷叛乱也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因为大宋统治高层对少数民族的高压统治，上行下效，地方官员也是如此作为，只要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便是一场叛乱，看来还是大宋的少数民族政策有问题，刚硬有余，如此高压统治势必会出现问题。
第三百六十九章 奴隶
被俘虏的部落残余多是些妇孺，被卖给王静辉当奴隶也是最不划算的，不过当初王静辉成立这么一个战俘收容组织本身就不是为了牟利，而是想彻底通过战俘处理来改变宋人思想中的某些固有的观念而已。
战俘进入奴隶营之后，各方对这样的安排也都颇为满意，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安排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使是立场最为强硬的武将派别也不愿意手上多染鲜血以干天和，吃亏的不过是驸马一人而已。倒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热心关注驸马到底来怎么处理这些战俘，毕竟这次战俘中可以真正当苦力的人并不多，五分之四都是妇孺，这可怎么安排啊。
为了起到将部落连根拔起的效力，王静辉将两千多战俘进行了塞选，挑出数百身体素质良好的男性部落人员直接送到了麻逸岛去开采铜矿，他们都是从南方瘴疠之地长大，虽然麻逸岛的环境变化了很多，但对于他们来说远要比那些党项战俘更能够适应当地的环境，这样也可以加快麻逸岛铜矿建设，从而将精力更多的放在在麻逸岛上寻找开采其他矿藏上。至于妇孺老弱，王静辉则是一股脑儿的全部运送到延安府——西北地广人稀，多年的征战更使得那里损失惨重，虽然有西北屯田计划，但人数上还是稍显不足，并且经济落后。
王静辉曾经应承过富弼，由富弼打下一个铁桶西部，然后他再来加大投资建设，现在也是兑现诺言的时候了。这些妇孺不可能像党项俘虏那样去挖河开道或是去开矿，但她们却比男性更擅长织工，只要培训得当，王静辉就可以平白多出近两千的纺织女工，这也解决了楚州商人在西部设立纺织作坊的人力问题。
看到王静辉这么安排俘虏，司马光等人也放下心来，毕竟王静辉对党项擒生军的残酷虐待已经让所有的人对驸马的俘虏营产生了很大的恐惧感。其实王静辉对俘虏的待遇是非常不错的，除了那些党项擒生军之外，其他的俘虏只要老实干活是不会受到鞭打的，而且他还向直接监控俘虏的宋军将领下达过不得无理虐待战俘的命令，只要他们不造反就用不着取他们的性命。并且在俘虏营中俘虏还享受了非常不错的医疗保障，甚至他们还可以接受教育，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可以说等过上十年或是更长的时间，从他们的身上就找不到任何战士的痕迹了。
在王静辉的眼中，他那庞大的俘虏营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大宋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这些俘虏，自从有了这些俘虏，大宋百姓被征去当劳役的时间普遍下降，想清理汴河河道、修建贯通西北和汴都的道路等这些巨大的工程所需要的人力是不可想象的，要是在农闲的时候来修建的话，那将会面临冬季寒冷天气的考验，而且施工质量也很难保证，搞不好到最后别弄成了杨广修京杭大运河这样的暴政。大宋百姓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而朝廷也只用很少的资金便可以完成工程——大宋朝廷使用这些俘虏只需要供给足够的粮食和少量的费用即可，而征召民夫来完成不仅耽误农活，还要付出数量不菲的报酬。
在安排好叛乱部落俘虏后，王静辉汇集了所有关于战俘使用情况的资料，经过一番细致的分析后，写了两份奏章《自治平三年以来战俘奴隶使用状况》和《今后五年奴隶使用方向建议》。在这两份密折当中，王静辉依旧使用了大量的数据，列举了一个又一个事实以证明自己当初使用战俘作为奴隶来建设大宋策略的正确性，并且还对未来如何使用奴隶作出建议。这两份奏章一个算是对以前奴隶使用过程中各种优缺做个总结，另外一个则是先对未来的五年做一个规划，承前启后这不仅仅适用于奴隶，也是根据大宋目前在这个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而专门对奴隶使用定下一个基调。
在《自治平三年战俘奴隶使用状况》中根据粗略的估算，自从王静辉接受了治平三年大顺城之战的第一批俘虏到现在，奴隶的数量已经暴涨到四十万之多，其中有二十多万是从灭夏战中获得。就算刨除这二十多万奴隶，还有数万“专属用途”奴隶之外，剩下的奴隶每年从开春便运抵北方进行建设，到深秋的时候又转运到南方进行建设，一年到头除了转运期间不计工时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大宋专职民工，他们大大加快了大宋的基础建设。
这些奴隶几年来为大宋修路长达万里，修桥更是无数，清通三千里河道，所产生的淤田达到四千多万顷，还在麻逸岛初步建好了三个铜矿，四个冶炼场……所有的成果如果叠加在一起折算成开凿运河的长度，那将会顶得上五分之一个京杭大运河！
当皇帝赵顼和他的重臣们看到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后，他们可能还不能够想象万里道路是什么概念，但在最后王静辉将这些工程折算成京杭大运河的时候，他们立刻明白了这些奴隶的巨大价值——晚唐文人韩偓写的《开河记》中描写了修河民工的悲惨生活，文中写道，隋炀帝派遣了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又从五家抽一人，或老，或少，或女子，担负供应民工的伙食炊事。此外杨广还派出五万大汉作为监工，因为劳动负担很重，监工督责太急，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所以不到一年，360万民工死者竟达250万人。
赵顼等人不会怀疑王静辉的奏章，因为这几年他们只是忽略了奴隶的作用，毕竟这么大数量的奴隶在大宋的地界上修建各种工程都是工部、兵部、枢密院、户部、司农寺等各种重要部门联合沟通，在驸马庞大财力的支持下运作的，奏章上的各种数据只要赵顼一声令下便可以汇集过来以验证真假，况且以驸马的为人也不屑在这些数字上作假来夸耀自己的功劳——驸马是出了名的有官不做！
驸马居然不动声色的为大宋修了五分之一长的大运河，这实在是令人非常震惊的事情，这还不算灭夏战争中所获得的二十多万俘虏，假以时日四十多万俘虏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将会更多。隋炀帝为了游玩而修大运河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而他赵顼居然在不伤害大宋元气的前提下，也能够完成大宋重要的基础建设，这实在是让赵顼喜出望外，要知道大宋花在这些奴隶身上的金钱，几年累计下来还不到百万贯，大多是用来添置劳动工具和粮食，换来如此大的成果实在是太值了！
王静辉在奏章的后半部分只是略微提了一下几年来使用奴隶进行建设，奴隶因为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也达到了五万，不过在福宁殿中的重臣和皇帝心中都明白这五万死亡人数中大多都是以前西夏的擒生军，当然也不排除在各种工程建设当中因为劳动强度或是其他危险而死亡的奴隶。要知道当初王静辉之所以非常固执的建立奴隶营绝大部分的原因便是因为西夏擒生军掠夺大宋西北人口，为了报复才会如此残忍的虐待擒生军出身的奴隶。
不过大宋君臣已经沉迷于王静辉非常煽情的奏章当中，对奴隶的死亡人数并不是很在意。只是对王静辉在奏章后面专门用大量的笔墨来建议大宋提高奴隶待遇，给予更好的伙食待遇和医疗待遇而感到奇怪——王静辉知道单单是修路建桥，尤其是在北方进行建设也许不会造成奴隶的大范围死亡数目暴升，但以后这些奴隶主要运用方向是大宋的南方和南洋的开发，那样残酷的荒蛮环境才是对奴隶最大的考验。尤其是奴隶大都是世代生活在西北的党项人，仅仅水土不服就会造成奴隶死亡数字升高，更不要说什么瘴疠甚至是爆发瘟疫了。如果一旦出现那样情况，王静辉简直不敢想象会是怎样一个场面，估计他自己也会被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世的人在修《宋史》的时候，仅仅凭这一项也足以将自己打入《奸佞卷》和历史上宋朝的大昏官做伴吧？！——要知道他可是建策的人，如果由此引出皇帝失德，那自己就会被拿出来顶缸！
如果说前一份奏章是给大宋君臣注入以了一针强心针的话，那《今后五年奴隶使用方向建议》则是为大宋君臣描述了一个更加美妙的未来——王静辉打算用十万甚至是更多奴隶的代价来完成大宋南方和麻逸岛的开发，甚至对大宋目前所控制的南洋诸多岛屿进行建设，一旦完成则大宋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不用担心财政出现重大问题，当然如果碰上隋炀帝那样的败家子也没有办法，不过以赵顼的身体状况，现在的大宋重臣们根本不用担心皇帝会半道驾崩或是考虑储君问题。
天下自有“扬一益二”这种说法，可见扬州和益州的地位在大宋君臣心目中的分量，尽管自王静辉出山以来楚州、杭州的经济总量贡献程度已经远远的将扬州和益州甩在了身后，但在大宋君臣心目中扬州和益州的地位一样没有太达的动摇，尤其是益州更是如此——益州就是后世的四川，在目前来说除了长江水道之外，益州的赋税和产品的运输路途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但是依靠水运和农民种田看天吃饭没有什么区别，大宋的命脉还是太过依靠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条水道，毫不客气的说，如果这两条水道一旦因为天灾崩溃，那大宋所面临的麻烦可不是一点半点，甚至说亡国也很有可能！
除了大力发展海运以减轻大宋对京杭大运河的依赖之外，王静辉提出的办法就是修路，大规模的修路架桥以解决大宋的交通问题，其中一个重点便是解决利州路的交通问题，这样不仅有利于利州路的赋税和商品进入北方，也同样有利于大宋对利州路的统治——利州路便是西南夷作乱的重点区域，宋初王小波之乱也是发生在利州路，所以解决了利州路的交通问题就会使大宋对利州路在内的大宋西南进行更加有效的统治。
王静辉知道这个时代的科技还无法和后世相提并论，但他更相信自己手中的金钱和奴隶能够创造奇迹，不仅仅是利州路，在大宋这张图纸上完成他心目中的交通网络在这个时代看来本身就是一件极为疯狂的事情。他要通过奴隶和朝廷的南方厢军屯田计划来慢慢完善这个计划，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要求大宋至少在自己的地面上尽可能的完善交通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掌握自己国土的绝对控制权。
尽管王静辉小心翼翼的掩藏自己心中的计划，但透过这两份奏章，王安石、司马光等人还是隐隐察觉到这两本奏章的背后必将是一个庞大无比的计划，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很可能会超过王安石现在所主持的变法。所以在讨论王静辉第二份奏章的时候，福宁殿中的重臣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回答皇帝赵顼的问题。
“诸位爱卿，可对这份奏章有何看法？！”皇帝赵顼手中拿着王静辉的那份《今后五年奴隶使用方向札子》挥舞着，尽管他日渐成熟，但以目前他的执政经验还看不出王静辉在这份札子背后所隐藏的心意。尽管从王静辉接手奴隶的时候就开始一丝丝的暴露自己的“交通野心”，但能够深刻意识到这种“野心”的人并不多，就算是有也不会轻易开口——王静辉平时的表现实在是堪称“满分”，任谁也没有想到一想主张平稳的驸马的内心会藏着如此大、如此冒进的计划。
“圣上，臣以为可行！只要大宋能够保证这些俘虏的饮食，则可修建更多的道路，清理甚至是开凿更多的河道，正如奏章中所说的那样，大宋仅仅是付出微小的代价，便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王安石说道，停了停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况且臣以为这份奏章中所涉及的财政支出非常少！”
王安石的话是留给司马光的，支持王静辉的奏章不仅是因为和驸马最近日益升温的关系，更是因为这确实是有利于大宋，这也许会使自己的名声受到一点损害，但所产生的效果却是为大宋造福百年。如果放在十年前王安石还在金陵隐居的话，他也许会很慎重的不做表态，因为他心中藏着更大的抱负——变法，为了变法他必须积累名声，以便获得足够的权力。现在王安石已经身居首辅，按照大宋的政治惯例，一人身连续居首辅六七年已属不易，看赵顼的身体状况和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他当上十年的首辅就已经是极限了，也许后面他可能会避居一段时间后出来继续担任首辅，但那就要看天意了。如何在这十年当中实现更多的政治抱负，这才是王安石所考虑的，至于眼前这些名誉上的损害已经无足轻重了，这在他出山到汴都来之前早就想得非常清楚。
司马光“爱财”——他主张国家财政实行紧缩政策，在这点上是和王安石的财政政策相悖，但和王静辉的财政理念则是部分相悖——王静辉认为该花的钱就是再多也是要花，想要做出像样的事情来就不能把钱袋子捂得太紧，但不该花的钱则是半点也不要花——譬如说是缩减皇室开支，司马光自然明白王安石担心他舍不得那些粮食。
“介甫也未免心中小气了！”司马光听后不以为然的在心中想到。
“臣以为此策可嘉！”司马光没有回应王安石的目光，他想得更多的是如果驸马借着大规模建设的机会要求国家继续在财政上大力投入，一旦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说什么他也要阻止！
“不过驸马要求提高战俘待遇，臣以为圣上还需下旨采纳，毕竟按照驸马奏章中，今后五年这些战俘所要承建的工程巨大，若是战俘的生活待遇得不到提高，他们叛乱我们自是不怕，但人数少了却无法完成这么庞大的计划，这是非常可虑的！”文彦博上前说道。
对于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个人恩怨，还有保守派和变法派之间的争斗，他现在感到越来越迷茫了，这多少和最近西夏战功如何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尽管无论从政见上还是个人交谊上，他都支持了司马光，但他现在心中却感到非常疲惫，这不能不让顾虑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自己的寿命——他已经老了，干不了多长时间了，与王安石想法有点相似的是他也在考虑如何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功绩，而不是把精力这么无意义的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