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责备被检验的人经不起检验之前，应该问一问，这个检验有没有必要？是不是他应该经受的检验？为什么要把一朵玫瑰放到疾风中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劲糙？或者把一块铁扔到烈火里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真金？它们本来就不是劲糙不是真金，世界上不是只有劲糙和真金才有价值的。
杨红想，如果周宁不爱我，我也不爱周宁，为什么社会、舆论、朋友要强求他仅仅因为我生了癌就跟我死守在一起呢？彼此相爱，我生不生癌，他跟我在一起都是对的；彼此不相爱，我生不生癌，他都不必跟我在一起。这跟社会跟舆论有什么关系？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立的，如果爱情是维系婚姻的唯一纽带，大家结婚是因为爱，相守是因为爱，不爱就别结婚，不爱就别相守，那这个世界会少很多怨偶。
大风大浪之中，彼得跟梅拉蒂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命运的打击使他们的爱更坚定更美好。这不关社会什么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要是在中国，就是社会的事了，可能又要树成一个典型。彼得肯定是打死也不当这种典型的，就像当年陈大龄害怕披红戴花地跟讲师团出发一样，这完全是社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把他们的真情实感拿出来搞笑。
至于我和周宁，大限来之前就决定各自飞了，为什么大限一来，却要他守着我呢？守在一起，又有什么幸福呢？他守着，是迫于舆论，那他守得不开心；我被他守着，天天听他牢骚满腹，看他脸色，我也不开心。究竟谁开心？只有社会开心，连舆论都懒得理你了，除非你不守了，舆论才跳出来指责你。
杨红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篇论文，说一个社会，它的社会福利越差，它越强调家庭婚姻的稳固性和责任义务，它实际上是把很多社会的责任下放到家庭头上去了，因为它不想让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成员扔到社会上去，由社会来管，因为它管不了。你家有人中风了，你自己把这事搞定，社会不会来帮你忙，你上班下班，做家务，侍候病人，累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搞，社会就要出来骂你了，说你不孝顺，不仁义，不讲亲情，不道德，一直把你搞得臭不可闻，从道德上判了你的死刑才罢休。这基本上是几千年的传统，所以大家觉得天经地义，谁遇上了，谁自认倒霉。所以天天大讲家庭的重要性，等你们自己消化矛盾，莫来找我社会的麻烦。
但杨红听海燕讲过，说她妈妈移民加拿大后，曾经中风过一回，不仅所有医疗费用是免费的，连伙食也是免费的，从医院回来后，搞社会福利的还专门派义工上门来为她妈妈洗澡翻身喂饭，派理疗师上门来作理疗，派护士上门来护理，照顾得很周到，使她妹妹不必待在家里照顾母亲而不能上班。这既能让那些病人家属安心上班，又增加就业量，还培养出一些有爱心的义工。
杨红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c黄上很久，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动辄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无论怎样照顾她，她都是不满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后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她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费，又从经济上把一家人拖得焦头烂额，但谁也没办法从这个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要说那时没有安乐死，就是有，谁又忍心谁又敢提出让她安乐死？当社会福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希望自己不遇到这种灾难，不然怎么样都是痛苦。但哪个家庭都有老人，那个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谁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她想，我还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去，那样即使我有癌，我能动的时候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动了，社会会照顾我，我不用拖累任何人，也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听说加拿大对小孩的福利政策也很好，那即使我死了，周怡也不会流落街头。如果社会能把这些事解决了，婚姻家庭就少一些责任义务，夫妻守在一起就更多的是因为爱情了。
她想到周宁的担心，就觉得应该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不然等真的查出癌来，他周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不敢离婚了，那会拖累了他，也把自己搞得不愉快。她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周宁，说你能不能找找你的熟人，把我们的离婚尽快地办了？
“你这么急？人找好了？等着出嫁了？”周宁嘲讽地说，“这回搞稳妥了啊，别搞得像上次陈大龄那事一样，自己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别人可是一下乡就没气了。”
“这次不会，”杨红说，“你出国的事也不会受影响的，入关时没人查你的结婚证。”
也许在责备被检验的人经不起检验之前，应该问一问，这个检验有没有必要？是不是他应该经受的检验？为什么要把一朵玫瑰放到疾风中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劲糙？或者把一块铁扔到烈火里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真金？它们本来就不是劲糙不是真金，世界上不是只有劲糙和真金才有价值的。
杨红想，如果周宁不爱我，我也不爱周宁，为什么社会、舆论、朋友要强求他仅仅因为我生了癌就跟我死守在一起呢？彼此相爱，我生不生癌，他跟我在一起都是对的；彼此不相爱，我生不生癌，他都不必跟我在一起。这跟社会跟舆论有什么关系？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立的，如果爱情是维系婚姻的唯一纽带，大家结婚是因为爱，相守是因为爱，不爱就别结婚，不爱就别相守，那这个世界会少很多怨偶。
大风大浪之中，彼得跟梅拉蒂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命运的打击使他们的爱更坚定更美好。这不关社会什么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要是在中国，就是社会的事了，可能又要树成一个典型。彼得肯定是打死也不当这种典型的，就像当年陈大龄害怕披红戴花地跟讲师团出发一样，这完全是社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把他们的真情实感拿出来搞笑。
至于我和周宁，大限来之前就决定各自飞了，为什么大限一来，却要他守着我呢？守在一起，又有什么幸福呢？他守着，是迫于舆论，那他守得不开心；我被他守着，天天听他牢骚满腹，看他脸色，我也不开心。究竟谁开心？只有社会开心，连舆论都懒得理你了，除非你不守了，舆论才跳出来指责你。
杨红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篇论文，说一个社会，它的社会福利越差，它越强调家庭婚姻的稳固性和责任义务，它实际上是把很多社会的责任下放到家庭头上去了，因为它不想让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成员扔到社会上去，由社会来管，因为它管不了。你家有人中风了，你自己把这事搞定，社会不会来帮你忙，你上班下班，做家务，侍候病人，累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搞，社会就要出来骂你了，说你不孝顺，不仁义，不讲亲情，不道德，一直把你搞得臭不可闻，从道德上判了你的死刑才罢休。这基本上是几千年的传统，所以大家觉得天经地义，谁遇上了，谁自认倒霉。所以天天大讲家庭的重要性，等你们自己消化矛盾，莫来找我社会的麻烦。
但杨红听海燕讲过，说她妈妈移民加拿大后，曾经中风过一回，不仅所有医疗费用是免费的，连伙食也是免费的，从医院回来后，搞社会福利的还专门派义工上门来为她妈妈洗澡翻身喂饭，派理疗师上门来作理疗，派护士上门来护理，照顾得很周到，使她妹妹不必待在家里照顾母亲而不能上班。这既能让那些病人家属安心上班，又增加就业量，还培养出一些有爱心的义工。
杨红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c黄上很久，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动辄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无论怎样照顾她，她都是不满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后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她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费，又从经济上把一家人拖得焦头烂额，但谁也没办法从这个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要说那时没有安乐死，就是有，谁又忍心谁又敢提出让她安乐死？当社会福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希望自己不遇到这种灾难，不然怎么样都是痛苦。但哪个家庭都有老人，那个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谁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她想，我还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去，那样即使我有癌，我能动的时候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动了，社会会照顾我，我不用拖累任何人，也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听说加拿大对小孩的福利政策也很好，那即使我死了，周怡也不会流落街头。如果社会能把这些事解决了，婚姻家庭就少一些责任义务，夫妻守在一起就更多的是因为爱情了。
她想到周宁的担心，就觉得应该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不然等真的查出癌来，他周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不敢离婚了，那会拖累了他，也把自己搞得不愉快。她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周宁，说你能不能找找你的熟人，把我们的离婚尽快地办了？
“你这么急？人找好了？等着出嫁了？”周宁嘲讽地说，“这回搞稳妥了啊，别搞得像上次陈大龄那事一样，自己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别人可是一下乡就没气了。”
“这次不会，”杨红说，“你出国的事也不会受影响的，入关时没人查你的结婚证。”
也许在责备被检验的人经不起检验之前，应该问一问，这个检验有没有必要？是不是他应该经受的检验？为什么要把一朵玫瑰放到疾风中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劲糙？或者把一块铁扔到烈火里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真金？它们本来就不是劲糙不是真金，世界上不是只有劲糙和真金才有价值的。
杨红想，如果周宁不爱我，我也不爱周宁，为什么社会、舆论、朋友要强求他仅仅因为我生了癌就跟我死守在一起呢？彼此相爱，我生不生癌，他跟我在一起都是对的；彼此不相爱，我生不生癌，他都不必跟我在一起。这跟社会跟舆论有什么关系？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立的，如果爱情是维系婚姻的唯一纽带，大家结婚是因为爱，相守是因为爱，不爱就别结婚，不爱就别相守，那这个世界会少很多怨偶。
大风大浪之中，彼得跟梅拉蒂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命运的打击使他们的爱更坚定更美好。这不关社会什么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要是在中国，就是社会的事了，可能又要树成一个典型。彼得肯定是打死也不当这种典型的，就像当年陈大龄害怕披红戴花地跟讲师团出发一样，这完全是社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把他们的真情实感拿出来搞笑。
至于我和周宁，大限来之前就决定各自飞了，为什么大限一来，却要他守着我呢？守在一起，又有什么幸福呢？他守着，是迫于舆论，那他守得不开心；我被他守着，天天听他牢骚满腹，看他脸色，我也不开心。究竟谁开心？只有社会开心，连舆论都懒得理你了，除非你不守了，舆论才跳出来指责你。
杨红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篇论文，说一个社会，它的社会福利越差，它越强调家庭婚姻的稳固性和责任义务，它实际上是把很多社会的责任下放到家庭头上去了，因为它不想让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成员扔到社会上去，由社会来管，因为它管不了。你家有人中风了，你自己把这事搞定，社会不会来帮你忙，你上班下班，做家务，侍候病人，累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搞，社会就要出来骂你了，说你不孝顺，不仁义，不讲亲情，不道德，一直把你搞得臭不可闻，从道德上判了你的死刑才罢休。这基本上是几千年的传统，所以大家觉得天经地义，谁遇上了，谁自认倒霉。所以天天大讲家庭的重要性，等你们自己消化矛盾，莫来找我社会的麻烦。
但杨红听海燕讲过，说她妈妈移民加拿大后，曾经中风过一回，不仅所有医疗费用是免费的，连伙食也是免费的，从医院回来后，搞社会福利的还专门派义工上门来为她妈妈洗澡翻身喂饭，派理疗师上门来作理疗，派护士上门来护理，照顾得很周到，使她妹妹不必待在家里照顾母亲而不能上班。这既能让那些病人家属安心上班，又增加就业量，还培养出一些有爱心的义工。
杨红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c黄上很久，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动辄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无论怎样照顾她，她都是不满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后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她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费，又从经济上把一家人拖得焦头烂额，但谁也没办法从这个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要说那时没有安乐死，就是有，谁又忍心谁又敢提出让她安乐死？当社会福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希望自己不遇到这种灾难，不然怎么样都是痛苦。但哪个家庭都有老人，那个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谁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她想，我还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去，那样即使我有癌，我能动的时候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动了，社会会照顾我，我不用拖累任何人，也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听说加拿大对小孩的福利政策也很好，那即使我死了，周怡也不会流落街头。如果社会能把这些事解决了，婚姻家庭就少一些责任义务，夫妻守在一起就更多的是因为爱情了。
她想到周宁的担心，就觉得应该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不然等真的查出癌来，他周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不敢离婚了，那会拖累了他，也把自己搞得不愉快。她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周宁，说你能不能找找你的熟人，把我们的离婚尽快地办了？
“你这么急？人找好了？等着出嫁了？”周宁嘲讽地说，“这回搞稳妥了啊，别搞得像上次陈大龄那事一样，自己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别人可是一下乡就没气了。”
“这次不会，”杨红说，“你出国的事也不会受影响的，入关时没人查你的结婚证。”
杨红想，如果周宁不爱我，我也不爱周宁，为什么社会、舆论、朋友要强求他仅仅因为我生了癌就跟我死守在一起呢？彼此相爱，我生不生癌，他跟我在一起都是对的；彼此不相爱，我生不生癌，他都不必跟我在一起。这跟社会跟舆论有什么关系？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立的，如果爱情是维系婚姻的唯一纽带，大家结婚是因为爱，相守是因为爱，不爱就别结婚，不爱就别相守，那这个世界会少很多怨偶。
大风大浪之中，彼得跟梅拉蒂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命运的打击使他们的爱更坚定更美好。这不关社会什么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要是在中国，就是社会的事了，可能又要树成一个典型。彼得肯定是打死也不当这种典型的，就像当年陈大龄害怕披红戴花地跟讲师团出发一样，这完全是社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把他们的真情实感拿出来搞笑。
至于我和周宁，大限来之前就决定各自飞了，为什么大限一来，却要他守着我呢？守在一起，又有什么幸福呢？他守着，是迫于舆论，那他守得不开心；我被他守着，天天听他牢骚满腹，看他脸色，我也不开心。究竟谁开心？只有社会开心，连舆论都懒得理你了，除非你不守了，舆论才跳出来指责你。
杨红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篇论文，说一个社会，它的社会福利越差，它越强调家庭婚姻的稳固性和责任义务，它实际上是把很多社会的责任下放到家庭头上去了，因为它不想让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成员扔到社会上去，由社会来管，因为它管不了。你家有人中风了，你自己把这事搞定，社会不会来帮你忙，你上班下班，做家务，侍候病人，累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搞，社会就要出来骂你了，说你不孝顺，不仁义，不讲亲情，不道德，一直把你搞得臭不可闻，从道德上判了你的死刑才罢休。这基本上是几千年的传统，所以大家觉得天经地义，谁遇上了，谁自认倒霉。所以天天大讲家庭的重要性，等你们自己消化矛盾，莫来找我社会的麻烦。
但杨红听海燕讲过，说她妈妈移民加拿大后，曾经中风过一回，不仅所有医疗费用是免费的，连伙食也是免费的，从医院回来后，搞社会福利的还专门派义工上门来为她妈妈洗澡翻身喂饭，派理疗师上门来作理疗，派护士上门来护理，照顾得很周到，使她妹妹不必待在家里照顾母亲而不能上班。这既能让那些病人家属安心上班，又增加就业量，还培养出一些有爱心的义工。
杨红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c黄上很久，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动辄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无论怎样照顾她，她都是不满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后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她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费，又从经济上把一家人拖得焦头烂额，但谁也没办法从这个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要说那时没有安乐死，就是有，谁又忍心谁又敢提出让她安乐死？当社会福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希望自己不遇到这种灾难，不然怎么样都是痛苦。但哪个家庭都有老人，那个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谁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她想，我还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去，那样即使我有癌，我能动的时候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动了，社会会照顾我，我不用拖累任何人，也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听说加拿大对小孩的福利政策也很好，那即使我死了，周怡也不会流落街头。如果社会能把这些事解决了，婚姻家庭就少一些责任义务，夫妻守在一起就更多的是因为爱情了。
她想到周宁的担心，就觉得应该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不然等真的查出癌来，他周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不敢离婚了，那会拖累了他，也把自己搞得不愉快。她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周宁，说你能不能找找你的熟人，把我们的离婚尽快地办了？
“你这么急？人找好了？等着出嫁了？”周宁嘲讽地说，“这回搞稳妥了啊，别搞得像上次陈大龄那事一样，自己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别人可是一下乡就没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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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想，如果周宁不爱我，我也不爱周宁，为什么社会、舆论、朋友要强求他仅仅因为我生了癌就跟我死守在一起呢？彼此相爱，我生不生癌，他跟我在一起都是对的；彼此不相爱，我生不生癌，他都不必跟我在一起。这跟社会跟舆论有什么关系？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立的，如果爱情是维系婚姻的唯一纽带，大家结婚是因为爱，相守是因为爱，不爱就别结婚，不爱就别相守，那这个世界会少很多怨偶。
大风大浪之中，彼得跟梅拉蒂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命运的打击使他们的爱更坚定更美好。这不关社会什么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要是在中国，就是社会的事了，可能又要树成一个典型。彼得肯定是打死也不当这种典型的，就像当年陈大龄害怕披红戴花地跟讲师团出发一样，这完全是社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把他们的真情实感拿出来搞笑。
至于我和周宁，大限来之前就决定各自飞了，为什么大限一来，却要他守着我呢？守在一起，又有什么幸福呢？他守着，是迫于舆论，那他守得不开心；我被他守着，天天听他牢骚满腹，看他脸色，我也不开心。究竟谁开心？只有社会开心，连舆论都懒得理你了，除非你不守了，舆论才跳出来指责你。
杨红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篇论文，说一个社会，它的社会福利越差，它越强调家庭婚姻的稳固性和责任义务，它实际上是把很多社会的责任下放到家庭头上去了，因为它不想让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成员扔到社会上去，由社会来管，因为它管不了。你家有人中风了，你自己把这事搞定，社会不会来帮你忙，你上班下班，做家务，侍候病人，累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搞，社会就要出来骂你了，说你不孝顺，不仁义，不讲亲情，不道德，一直把你搞得臭不可闻，从道德上判了你的死刑才罢休。这基本上是几千年的传统，所以大家觉得天经地义，谁遇上了，谁自认倒霉。所以天天大讲家庭的重要性，等你们自己消化矛盾，莫来找我社会的麻烦。
但杨红听海燕讲过，说她妈妈移民加拿大后，曾经中风过一回，不仅所有医疗费用是免费的，连伙食也是免费的，从医院回来后，搞社会福利的还专门派义工上门来为她妈妈洗澡翻身喂饭，派理疗师上门来作理疗，派护士上门来护理，照顾得很周到，使她妹妹不必待在家里照顾母亲而不能上班。这既能让那些病人家属安心上班，又增加就业量，还培养出一些有爱心的义工。
杨红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c黄上很久，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动辄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无论怎样照顾她，她都是不满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后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她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费，又从经济上把一家人拖得焦头烂额，但谁也没办法从这个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要说那时没有安乐死，就是有，谁又忍心谁又敢提出让她安乐死？当社会福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希望自己不遇到这种灾难，不然怎么样都是痛苦。但哪个家庭都有老人，那个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谁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她想，我还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去，那样即使我有癌，我能动的时候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动了，社会会照顾我，我不用拖累任何人，也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听说加拿大对小孩的福利政策也很好，那即使我死了，周怡也不会流落街头。如果社会能把这些事解决了，婚姻家庭就少一些责任义务，夫妻守在一起就更多的是因为爱情了。
她想到周宁的担心，就觉得应该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不然等真的查出癌来，他周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不敢离婚了，那会拖累了他，也把自己搞得不愉快。她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周宁，说你能不能找找你的熟人，把我们的离婚尽快地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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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c黄上很久，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动辄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无论怎样照顾她，她都是不满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后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她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费，又从经济上把一家人拖得焦头烂额，但谁也没办法从这个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要说那时没有安乐死，就是有，谁又忍心谁又敢提出让她安乐死？当社会福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希望自己不遇到这种灾难，不然怎么样都是痛苦。但哪个家庭都有老人，那个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谁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她想，我还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去，那样即使我有癌，我能动的时候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动了，社会会照顾我，我不用拖累任何人，也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听说加拿大对小孩的福利政策也很好，那即使我死了，周怡也不会流落街头。如果社会能把这些事解决了，婚姻家庭就少一些责任义务，夫妻守在一起就更多的是因为爱情了。
她想到周宁的担心，就觉得应该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不然等真的查出癌来，他周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不敢离婚了，那会拖累了他，也把自己搞得不愉快。她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周宁，说你能不能找找你的熟人，把我们的离婚尽快地办了？
“你这么急？人找好了？等着出嫁了？”周宁嘲讽地说，“这回搞稳妥了啊，别搞得像上次陈大龄那事一样，自己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别人可是一下乡就没气了。”
“这次不会，”杨红说，“你出国的事也不会受影响的，入关时没人查你的结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