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灼又轻轻吸口气,半天说:“再说吧。”

    可能是当朋友相处得时间太长了,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模式,便不知道该怎么去打破了,有些话更是说不出来了,还担心说了朋友也没得做了。

    当然他还有别的顾虑,比如明年夏天毕业,他要回到部队里去。

    这一走又不知道要多久,更说不准以后会怎么样。

    阮溪肯定是不会抛开一切跟他一起走的,她很明显就是要留在这里,毕竟她把她的家人全都接过来了,以后肯定就是在这里定居不走了。

    顾虑挺多的,确实不如年少的时候那般狂傲了。

    陈卫东说得也对,就是怂了。

    陈卫东看他这样说,也就没再多掺和了,毕竟这事外人掺和不出什么来。

    聊了点别的,起身时只叫他:“回家的时候等我一起。”

    一眨眼的功夫,马上又要过年了。

    又该回家过年了。

    这一年过完春节,阮志高和刘杏花还是没有一起来城里,仍留在乡下与村邻土地为伴,时常听阮长贵和孙小慧抱怨他们的不公正。

    阮长贵和孙小慧开口要老裁缝的房子,阮志高也没给。

    过完年回来,阮溪和阮洁开始正式进入各自的单位上班。

    阮溪去的是工商局,而阮洁去的是教育局。

    阮溪对编制内的工作没什么兴趣,但还是准时到单位报到,打算体验了一把体制内的生活。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金饭碗,怎么都要端上一端。

    进入单位工作以后,阮溪确实有种自己整个脸上都贴着金子的感觉。但她向来不迷恋这种世俗观念中的体面,过把瘾之后就觉得没多大意思了。

    不过在工商局工作倒让她更清楚地了解了市场,也自然知道了,这一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内,国内的市场秩序到底有多混乱。

    但秩序混乱不代表完全没有规则,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许多法律制度都在慢慢摸索与建立当中,其中就有阮溪在等的《商标法》。

    虽然不太喜欢体制内的生活,但阮溪对待工作的态度依旧很认真。于是她的日常就变成了周一到周六在单位上班,周日的时候到乡下去忙做衣服。

    她的忙碌不是假的,没有时间想别的事自然也不是假的。

    六月的最后一天,她在忙碌中接到阮洁的电话。

    阮洁和她说:“陈卫东说许灼明天要走了,晚上出来吃个饭吧。”

    于是晚上四个人再次聚到一次,为许灼践行。

    日子一年一年地过,从十六七岁到二十二三岁,四个人全都长大了一圈,脸上的稚气也早退了干净。分别相聚,相聚分别,似乎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

    因为住在单位比较方便,晚饭后阮溪和阮洁便没有立即回去。

    四个人一起去逛了逛公园,吹了吹湖风。

    陈卫东在公园里拉着阮洁和阮溪许灼分开走,给自己和阮洁创造二人空间,也是给许灼和阮溪制造二人空间,想让许灼和阮溪多说说话。

    许灼和阮溪也确实说了很多话,从十七岁一直说到二十三岁。

    但许灼最想说的那句话,却怎么也没说出口。

    把阮溪和阮洁送回单位里,回去的路上,陈卫东问他:“你说了没有?”

    许灼明知故问:“说什么?”

    陈卫东道:“让她等着你啊。”

    许灼默了片刻说:“如果下次见面她还是不慌不忙一个人,我肯定和她结婚。”

    那你倒是跟她说啊!

    陈卫东拍大腿:“你真是急死我了!”

    皇帝不急太监急的那种。

    所有朋友间的分离相聚,对阮溪来说影响都不大,毕竟分别是人生中的常态。

    因为工作和制衣坊两边忙,她也没有精力和心思想别的事。

    相比起来,阮洁要比她轻松很多,每天除了按部就班上班干工作,其他时间就是和陈卫东约约会谈谈恋爱,不是吃饭就是逛公园看电影。

    阮洁的性格比较适合干编制内的工作,而且她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工作。

    比起充满风险和变故的生活,她更喜欢稳定踏实的生活。

    今年过完年回来不久阮洁就和陈卫东在一起了,这半年相处下来得也挺愉快的,对以后也有规划——他们打算等阮洁工作干稳定了,就领证结婚。

    把“年轻身体硬就要拼”当人生信条的阮溪,当然没有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得这么简单稳定和踏实,她也没打算在工商局干多久。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是特殊且具有转折性的一天。

    晚上下班以后,阮溪约了阮洁出来吃饭。

    肚子吃到半饱的时候,她和阮洁说:“今天召开了第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二十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商标法》,我今天向单位提交了离职申请。”

    金饭碗端了半年也端够了,她决定收拾收拾回去专心做衣服了。

    阮洁正夹着一块肉往嘴里送,听到阮溪说这个话,她蓦地一愣。然后肉咬在嘴里咀嚼起来都是慢的,好半天才出声说:“姐,你真舍得啊?”

    阮溪笑笑,“有什么舍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