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得魁还劝抗儿的表哥丈夫跟他一起到东北去做生意，表哥回来跟抗儿一商量，也觉得毕得魁说的有道理，就跟着他，来到了东北的牡丹江，投奔了毕得魁的二叔，落脚做起了人参鹿茸、熊掌虎皮等东北特产的生意。
然而到了远离故土的东北牡丹江，常抗争还是走不出她不堪回首的人生阴影，时常望着远山近水深切地忧郁，久而久之便抑郁成疾，卧床不起。到了1931年初，这位义和团好汉的女儿，这位三个革命者的情人，这位北大校园里最娇艳的校花，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这位我外婆的外婆，终于香削玉陨，抑郁而死，年仅32岁。毕得魁将她葬在长白山下，牡丹江畔，让她的芳魂永远地安息在了那片白山黑水之间……
怀念她，是每一个了解她身世的亲人永远的痛，她聪慧和美丽的音容笑貌，久久地萦绕在她的亲人和后人的心头，一个世纪过去了，都挥之不去。
常抗争就那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到另一个世界去会她的三个革命情人去了。留下了她的四个孩子——毕文富、毕文贵、毕文秀，还有她1920年生下的那三个革命者的女儿辛抗议。
他们又在一天天长大，一天天积累又一代男人和女人的故事。
特别是辛抗议，又将是一个怎样的女人的命运啊，这个从来没见过父亲，当然也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女孩儿，究竟会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经历哪些跟她的母亲不一样的坎坷呢，她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也许只有天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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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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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东北之后，特别是常抗争去世以后，毕得魁也是心灰意懒起来，放着买卖不做，整天抽闷烟，喝大酒，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维系两家的生计，抗儿的表哥丈夫辛长宽，只得领着毕得魁前房老婆生的两个儿子毕文龙、毕文虎兄弟，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奔走劳顿在白山黑水之上，穿梭来往于马帮客栈之间，靠贩卖东北的特产赚些“现大洋”来维持生计。由于他们尽心竭力的经营，日子过得还算富足美满。
谁曾想到了1931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后，将介石采取坚决不抵抗政策，把部队都撤到了山海关以外。就这样，没几个月的工夫，日本人就占领了整个东北，好几千万的东北人民也就成了日本人的亡国奴。表哥辛长宽他们的皮草生意因为兵荒马乱也没法做了，只好另想办法谋生。
还是毕得魁的二叔给他们想了个谋生的办法，就是经他介绍，由抗儿的丈夫辛长宽带着毕得魁的两个儿子毕文龙和毕文虎，到城里去跟毕得魁的六叔去学炸香油果子——也就是我们现在吃的油条——既可以赚钱，又不至于饿着。
六叔的手艺远近闻名，早就有了“毕大果子”的光荣称号。可就是身子骨不行了，手艺和门市还都不愿意外传，一直那么撂荒着；听说是自己亲侄孙要学，也就欣然同意了，也就把那“三矾、四碱、一把盐”的手艺言传身教给了他的两个侄孙子。
辛长宽领着毕文龙、毕文虎兄弟俩，没几个月就把手艺学到手了，就在原先六叔的门市口，开起了香油果子铺，打出的还是“毕大果子”的招牌；由于是祖传秘方，独家绝活，配料独到，火候考究，那香油果子一炸出来，真是香而不腻，脆不破皮，焦黄可人，老少皆益；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后来就连驻扎在城里的日本人都闻着香味儿前来讨他们的香油果子吃。他们的生意好了，呆在乡下的两家子人，生活也就有了保障。
然而当时的东北人是什么？是亡国奴哇，日本人跟你说是要搞东亚共荣，可是他们却总是瞪着眼儿、笑着脸儿拿中国人不当人。他们拿中国人的性命就像对待牲畜、草芥、昆虫一样，生杀予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头一个出事的就是常抗争给毕得魁生的头一个儿子毕文富，他是常抗争1923年生的，到了出事的1935年，已经是个十二三的少年了。那天毕文富领着他岁的妹妹毕文秀到村边的井里打水。一队日本兵嬉皮笑脸地凑过来，叽哩哇啦地说了些什么，不由分说，就把毕文富和毕文秀打水的木桶和绳子统统丢进了井里。毕文秀急得直哭，毕文富气得怒目圆睁。
日本兵干完坏事又叽哩哇啦了一阵就走了。毕文富咬着嘴唇脱光膀子，就攀着石头井壁下到井里去捞木桶和绳子。可是他刚下到井底，就听井上的妹妹毕文秀哭着喊：“快上来吧，鬼子又回来啦！”毕文富有点不甘心，因为只差一步就够到连着木桶的绳子了，他一急，本来井壁就湿滑，他扑通一声掉进了井水里。
等他在井水里抓到绳子，系在腰上，就要攀住井壁往上爬的时候，日本兵的第一块石头正好砸在他的头上……把毕文富砸死在井里并没使日本兵罢休，他们胡乱地扔了一阵石头后，又押着毕文秀到村里逼来几十个村民，带着锹镐，用沙土把井给填了……
五六十年后，突然来了个日本友人到村里寻找那口井，当年有经过填井这回事的老人就不明这个日本人的来意，就说：“找井干啥？”谢谢您在订阅全本十色！
日本友人就说：“我爷爷当年救过你们全村哪！”
老人听了就说：“你是说那些填井的日本兵？”
日本友人说：“是啊，为了救您和全村人的性命，我爷爷下令封了村头那口被污染的井。”
老人的眼圈儿就发红了，说道：“怎么变成了污染的井呢！”
日本友人说：“听说是一个得了麻风病的男孩子寻死觅活地跳了井……”
老人听了，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所以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只有任凭老泪纵横……那个老人就是常抗争生1920年生的大女儿，也就是我外婆的母亲辛抗议。
第二个出事的就是常抗争给毕得魁生的女儿毕文秀。1936年的春天，两个日本兵为谁的枪法好争执不下，就去问汉奸，汉奸左右为难，就说：“一比就知道了。”
“怎么比呢？”两个日本兵同时问。
“找个……”汉奸还没想出注意，一个日本兵突然喊：“看，一个小姑娘！”
另一个日本兵想了想对汉奸说“你的，给她一块日本糖，叫她站着别动。”
汉奸摆手说：“打人的不好。”
日本兵却笑着说：“不打人，打她手里的花。”
汉奸问：“不骗人？”
日本兵说：“不骗人。”
小姑娘毕文秀正和哥哥毕文贵在山脚下采山菊花玩。汉奸颠儿颠儿地跑过来，嬉皮笑脸地对小姑娘说：“听我的话，你把山菊花举过头顶，我就给你一块日本糖。什么时候我喊好了，你什么时候再放下，听懂了吗？”
远处的哥哥毕文贵就冲着妹妹使劲摇头，可是毕文秀的两眼却离不开那块日本糖，当汉奸把糖块儿硬塞进她手里的时候，她却没松开手……
“闭上眼，举起花，一会儿就好。”汉奸还给毕文秀摆好姿势，就猫着腰跑开了。等到哥哥毕文贵看到两只瞄准妹妹的枪口，喊“秀妹快跑”的时候，日本兵的枪已经响了……
小姑娘毕文秀的手突然松开了那束山菊花，还有那块包装精美的日本糖……那块甜甜的日本糖跟着毕文秀鲜红鲜红的血流出老远老远，到现在还流在我们家族所有知道这件事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们永不愈合的记忆的伤口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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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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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出事的就是常抗争给毕得魁生的三个孩子中，还剩下来的那个二儿子毕文贵。他是1924年出生的，到1937年初也有十二三岁了，他的哥哥毕文富和妹妹毕文秀都死在了日本人手里，他就对日本人特别仇恨，也正是这种仇恨，才导致了他后来丧失了宝贵的性命。
因为日本人每回进村都不干好事，有些忍无可忍的村民，特别是年轻人和火气大的壮汉，经常在日本人干坏事的时候，把手里的东西，也不分软硬，就往日本兵的身上扔，有的人手里没有东西，义愤填膺情急之下，就往日本人脸上吐吐沫，还有的竟用头去撞日本人的头。结果，日本人以此为理由，多杀了不少中国人。
村里的保长觉着这么下去不行，杀的人虽然不是他的亲人，可也都是亲戚里道的，他也跟着心疼，就通过汉奸找日本人通融，再这么杀下去，有一天就没有青壮年给皇军效劳做苦力了。
不几天，汉奸就传回话来，说日本人说了，可以不杀，但要保证在日本人行事的时候，任何村民不得再有任何对皇军不敬的举动，否则，格杀勿论。
保长皱着眉头说：“可他们都是大活人哪！”
汉奸就说：“我也跟皇军这么说，皇军也通情达理，还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说既然村民想活命，皇军又不想被袭扰，干脆，村里的年轻人再见到皇军，就全部脸朝墙打倒立，这样一来，村民的手就不会再扔什么东西了，头也撞不到皇军的了，即便吐吐沫，也只能吐着皇军的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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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保长觉着这么下去不行，杀的人虽然不是他的亲人，可也都是亲戚里道的，他也跟着心疼，就通过汉奸找日本人通融，再这么杀下去，有一天就没有青壮年给皇军效劳做苦力了。
不几天，汉奸就传回话来，说日本人说了，可以不杀，但要保证在日本人行事的时候，任何村民不得再有任何对皇军不敬的举动，否则，格杀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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