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几个shot下肚，气氛越来越轻松，伊万已将手放在我裤裆，我那家伙此时半硬不软，便凑在他耳边说：“去厕所？”
于是我俩从吧台下来，一前一后进了卫生间。他接吻很急躁，但眼睛笑起来还是很可爱，没过一会儿就解裤子将我头按下去，我掏出他的鸡|巴，就着他的呻吟声，一边舔一边想，其实瓦连京也奈何不了我，我也不是丢不开他，只是经不得那一下子的折磨。
渐渐我听着门外有脚步声，想挣扎地站起来，伊万抓住我的头发猛捅了几下，不等我反应过来突然将我压在地上，同时有人破门而入，他即刻将我狠磕几下，愤愤喊道：“挨鸡|巴捅的，下地狱去吧！”话音刚落，我便挨了一顿拳打脚踢，他们将我拖出隔间，把我的头往镜子上撞，又整个翻过面来，硬生生地送上拳头。我喝得太醉，压根没有力气反击，也没有力气跑，只能让他们往身上吐口水，挨拳头，像是有十来个人，但后来他们告诉我只有三个人而已。恍惚之间，我想到很久以前，久到我还没有爱上瓦连京的时候，他警告我说不要来这里的酒吧，他说这里常常出事，常常有人被满身是血地抬出来。此时我想到，这个人不就是我吗。
后来大概是酒吧老板发觉了，抄着棍棒将那一群人赶走，看我还有意识，能勉勉强强站起来，便也将我踢出门去了。我坐着头晕，只好趴在水泥地上，地面粗粝，刮得我脸疼，眼睛则跟着行人绕路的脚来来回回转圈。我觉着我肋骨应该是断了，嘶嘶的喘不上气，地上没化的雪又把衣服都浸透了，我想我要是在这儿趴一晚上，肯定得冻死，而就算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冻死，也不会有人来问一句话的。然而没等我想完，一双蹬着高跟鞋的脚停在眼前，与此同时的还有一声惊喜的喊叫：
“小伊万！”
奥列莎蹲下来把我扶起来靠住电线杆子，问：“你在这儿做什么？”见我说不出话，碰了碰我的伤口，“跟人打架了？”
不必我开口，她已自顾自说开：“你说你小鸡仔似的，跟那些大老爷们儿争什么争，他们说不过你，就只好动手。面儿对他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她看了一圈后，又道：“你就这么在雪地里坐着？你男朋友呢？”
我吐出一口血沫，断断续续惨笑道：“平时，平时逗你就相信了，那不是我男朋友。我没有男朋友。”
她蹲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突然开始翻包，猛地站起来冲到大街上，一辆出租车急刹着停在跟前。奥列莎踩着高跟鞋与那司机将我抬上了车，然后塞给我几张钞票，说：“你家住哪儿还记得吧？”
我不要她的钱，挣扎着要还给她，她砰地把车门关上，摆手道：“给打得太不像样子，我可不想接回家。回你自己家去。快滚快滚！”
司机怕我吐在车上，一到地方就赶紧把我挪下去，我在单元门坐了半晌，扶着墙摸着黑终于到了家门口，发觉钥匙跟着钱包早就不见，手里只捏着奥列莎给的皱巴巴的钞票。我咚咚，咚咚地敲门，却一直没有人来开，门缝里没有光亮，他们不是睡了，就是又出门了。失去意识前我想着，死在这里也不错，至少比冻死在大街上强。
第49章 背叛
我醒的时候，眼前朦朦胧胧看不清东西，摸了摸身上，骨头应该是没断，就是痛得厉害，开不了灯，只能躺在那儿发愣；等到天都渐渐亮了，我才借着熹光看清楚床边还躺着一个瓦连京。他跟往常一样，睡觉很安静，缩在床的一角，半个身子就快掉下去。
我想拉他睡进来一点，然而稍微一动，他便整个翻了身，闭着眼睛，嘴里含糊地念伊万。他昨夜不知多久回来的，把搞进家，我被他软塌塌地圈着，突然陷入了困惑，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每次他在场时，我总在极力扮演某种角色，痴情的、疯癫的、矛盾的，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他其实多爱这些特质，他这个人，看着是想踏实过日子了，其实骨子里还是那个热衷gonik的小青年。我想这问题不是他在我眼里是什么样，而是我于他的在场下扮演着怎样一个角色；伊万甚至不是我真名。
我与他同居太快，很少有独处的时间，生活中处处都留有他的痕迹，他唤我名字最多次，以至于“伊万”这一身份已紧紧与他相连，而我脱离从前时间太长，已不知如何做回蒋奇莞。我与瓦连京关系的破裂也导致了自我身份认同的破裂，这种破裂要求的是强制脱离，于是现在的我活脱脱一个被剥离躯壳的飘荡灵魂，茫然无措到需要适应一切。
我时常在想，究竟是到哪种程度算是背叛一个人？倘若我已不在乎，没有预料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对我造成伤害？而身体的背叛，意识的背叛，性欲的背叛，情欲的背叛，是否又有梯度？而反之于我自身，评判的价值是否又相同？倘若是，我如何又以己度人？
这是极难理清楚的问题，于是通常情况下众人常常大手一挥、懒得再想，只将身体的背叛列为最低，也列为最清晰的不可犯的底线。这样的好处是立斩决，将那一团情感的乱麻丢出脑子，不再去想，久了自己就会记忆模糊起来；只是有些人一生胆小逃避了一辈子，却一头只将这唯一一次认定，错误地认为要为爱奋斗一回，于是将一生的勇气都要拿出来战斗，连生存的勇气也拿来充数，耗光之后自然不知再该如何活下去。
很多时候更显出这种问题：是激情更易出现，还是爱更易出现？若依众人所言，爱需要人为的培养，需要耗费心思，那么在这种层面来讲，腾空而出、无法预测的激情是否更加珍贵？后者正如我对瓦连京，也如瓦连京对尤利娅，这便让我为难——到底该不该、值不值与他去培养出爱？这样的爱是否又有意义？
正想得出神，瓦连京咚一声落下床，伴着两声呻|吟，他慢慢撑起来，朦朦胧胧地回望我。
“醒了？”他挠挠后脑勺，表情很痛苦，想必是昨天喝太多了，这会儿开始偏头痛。我瞪着他，昏昏沉沉想给他指布洛芬在哪儿，但手抬起来又放下了。我想我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自己还没吃上两颗止疼药，倒是还记挂着他喝酒喝得偏头痛，没由来的一阵反胃，觉得自己又贱又恶心。
他没问我去哪儿了，也没问我为什么浑身是伤，只靠在床头，搭着一只脚，像无事发生，天塌下来了他也这样。他还捧了本体育杂志看，页边卷翘，看得我烦躁不堪，于是转了个身，拉扯到了伤处，风像吹着心上的汗毛，焦灼得让人想放声尖叫。我忽然意识到这种烦躁不是因为杂志不是因为风，也不是皮肉上的痛楚——而是这种与他共处一室的情形，这种被迫共呼一平方米空气的结果，空气中胶着的只有忍耐。
“喝不喝水？”纸张翻页声，他抬眼瞅了眼钟。
“瓦连京，”我半个脸埋入枕头，虚睁着眼，“分手吧。”
“什么？”纸张翻了一半，他的手指也顿在空中，这次他的声调是不加掩饰的惊异。
“我同意了。”我疲惫得抬不起眼皮，“最早明天我就能搬走，得麻烦你替我扛扛行李。”
“你……不，不用……”他很难得地结巴了，整个人完全不知所措，磕磕巴巴半天，只吐出句“不用这么着急。”
“你不急，我急。”我半阖上眼睛，“也不用搬什么东西，宿舍都有家具，收拾些衣服就好了。房租当时交到了合同完，你也不用搬走。”
第二日离开时正是傍晚，瓦连京从车行开了辆皮卡，一声不吭楼上楼下地搬完了行李，没叫我动一根指头。临走前我回头看了眼六楼，我们那屋的阳台光秃秃的，邻居种的花草已经伸到我们那屋去了。我依稀记得旁边住的是一对情侣，过去我跟瓦连京在阳台看夕阳时老听见他们吵架，但吵不了多久就没声了，当时我还琢磨着这对长久不了，没想到人家种的花都开到隔壁屋去了，隔壁屋却已不是我的家了。
我之前求军哥给我留的宿舍还在，只是一个屋的室友已换了旁人，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估计国内高中还没毕业就来念大学，戴个眼镜老老实实的。房间小，两个人都挪不开身子，更别说挤第三个人，那孩子被大块头的瓦连京吓了一跳，坐在自己床头不说话也不抬头，我转头对正忙活的瓦连京说：“你回去吧。”
他皱皱眉头：“东西没搬完呢。”
“你放楼妈那儿，我回头搬。”完了我补上一句，“这里不让外人多呆。”
我头一回在瓦连京脸上出现了窘迫与惊惶交加的表情，这惊惶来得很莫名，我想不通，也不愿再去想，至此我再也不想与这一切有任何关联了。他没有再多说话，退身合上了门，过了几分钟我听见楼下引擎发动的声音，接着那声音越来越遥远，消失于冬日凛风的簌簌声中；我背叛的还是我自己。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与瓦连京见面。
第50章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结束的时候，总是散发着一种冷静的凄惨。
未能如军哥所愿，我没能完成在莫大的学业。原因是室友有一天自习回寝发现我几乎休克，左臂淌血，右手捏着刀片。此事惊动了学校，强制将我送入精神病院，并要求只能家属签字才能接出院。军哥毫无办法最后只得跟我妈打了电话。
在被强制打镇定剂不分日夜昏睡了近一周后，我妈风尘仆仆出现在我眼前。彼时她两眼血红，站在门口瞪着我，军哥在一旁跟她解释，一边讲还一边指着我骂傻，叫我快来见妈妈。我妈没有对我说一个字，直接打断军哥问，怎么办出院？
接下来无非是买机票，办出院手续，退学手续，无体无止的签字，我时常觉得在做梦，经过一系列大起大落，我早就忘了生活是由这些琐碎的事组成起来的。回国后的日子我一天都记不起来，只知道永远在去医 院的路上，见医生，排队，取药。
“你的狗屁药不起作用。”有一天，我对着医生坦然道，“你行行好，直接电击我吧。”
这句话的代价便是我又被强制住院十天，也没能如愿进行电击治疗。住院经历其实并不糟糕，医院形成了一个保护屏，处在其中与做梦没有什么两样。难的是出院那一天，返回生活时发现一切还是一滩烂泥。
说来奇怪，我自认为曾经是个悲伤的好脾气人，现在却变得愤怒且不计后果，别人看来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我却只觉得放松，绷着的弦终于断了，再也不必去担心它了。
身边并没有对我恶语相向的人，相反为表示理解，常常有人说“这不是你的错”“没关系，重新开始”这类话；然而这类话在我听来也莫名其妙，所有人都确信我是一个受害者，也想说服我是一个受害者。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年末的时候离开家独自去了北京。
在北京的日子不算坏，自然也不算好，交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朋友，找了一份糊口的工作，刚开始时我妈会来看我，后来见我状态逐渐稳定，便动身飞回了缅甸。晶劲函住的地方与我不远，闲下来时偶尔聚一聚。日子一长，好像什么也没有，然而只有我自己知 道，我的心早就是一个窟窿，这种日子对我来说无于酷刑，每天都给人掐着脖子垫着脚过活，其中的窒息感一天比一天强烈，我也从愤怒的状态中慢慢抽离了出来。我妈以为我状态稳定了，其实根本不是，我只是放弃挣扎了，安安静静等待那个时刻来临。
第二年的时候，我把晶劲函叫出来吃饭，趁着他啃鸡腿的当儿告诉他我准备这周四飞莫斯科。他一口肉没来得及嚼就滑进喉陇，呛得眼红心跳，瞪着眼看我，却一句话说不出来。
周四他来送我，站在安检口一个劲盯着我哭，我被他哭躁了，赶紧拉他到一边：“你哭成这样干什么，我又不是去送死！"
“这谁敢说！”他抽抽搭搭地骂道，“你自己想想为什么回国的吧！ 你妈知道了得气出病来！"
于是我俩从吧台下来，一前一后进了卫生间。他接吻很急躁，但眼睛笑起来还是很可爱，没过一会儿就解裤子将我头按下去，我掏出他的鸡|巴，就着他的呻吟声，一边舔一边想，其实瓦连京也奈何不了我，我也不是丢不开他，只是经不得那一下子的折磨。
渐渐我听着门外有脚步声，想挣扎地站起来，伊万抓住我的头发猛捅了几下，不等我反应过来突然将我压在地上，同时有人破门而入，他即刻将我狠磕几下，愤愤喊道：“挨鸡|巴捅的，下地狱去吧！”话音刚落，我便挨了一顿拳打脚踢，他们将我拖出隔间，把我的头往镜子上撞，又整个翻过面来，硬生生地送上拳头。我喝得太醉，压根没有力气反击，也没有力气跑，只能让他们往身上吐口水，挨拳头，像是有十来个人，但后来他们告诉我只有三个人而已。恍惚之间，我想到很久以前，久到我还没有爱上瓦连京的时候，他警告我说不要来这里的酒吧，他说这里常常出事，常常有人被满身是血地抬出来。此时我想到，这个人不就是我吗。
后来大概是酒吧老板发觉了，抄着棍棒将那一群人赶走，看我还有意识，能勉勉强强站起来，便也将我踢出门去了。我坐着头晕，只好趴在水泥地上，地面粗粝，刮得我脸疼，眼睛则跟着行人绕路的脚来来回回转圈。我觉着我肋骨应该是断了，嘶嘶的喘不上气，地上没化的雪又把衣服都浸透了，我想我要是在这儿趴一晚上，肯定得冻死，而就算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冻死，也不会有人来问一句话的。然而没等我想完，一双蹬着高跟鞋的脚停在眼前，与此同时的还有一声惊喜的喊叫：
“小伊万！”
奥列莎蹲下来把我扶起来靠住电线杆子，问：“你在这儿做什么？”见我说不出话，碰了碰我的伤口，“跟人打架了？”
不必我开口，她已自顾自说开：“你说你小鸡仔似的，跟那些大老爷们儿争什么争，他们说不过你，就只好动手。面儿对他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她看了一圈后，又道：“你就这么在雪地里坐着？你男朋友呢？”
我吐出一口血沫，断断续续惨笑道：“平时，平时逗你就相信了，那不是我男朋友。我没有男朋友。”
她蹲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突然开始翻包，猛地站起来冲到大街上，一辆出租车急刹着停在跟前。奥列莎踩着高跟鞋与那司机将我抬上了车，然后塞给我几张钞票，说：“你家住哪儿还记得吧？”
我不要她的钱，挣扎着要还给她，她砰地把车门关上，摆手道：“给打得太不像样子，我可不想接回家。回你自己家去。快滚快滚！”
司机怕我吐在车上，一到地方就赶紧把我挪下去，我在单元门坐了半晌，扶着墙摸着黑终于到了家门口，发觉钥匙跟着钱包早就不见，手里只捏着奥列莎给的皱巴巴的钞票。我咚咚，咚咚地敲门，却一直没有人来开，门缝里没有光亮，他们不是睡了，就是又出门了。失去意识前我想着，死在这里也不错，至少比冻死在大街上强。
第49章 背叛
我醒的时候，眼前朦朦胧胧看不清东西，摸了摸身上，骨头应该是没断，就是痛得厉害，开不了灯，只能躺在那儿发愣；等到天都渐渐亮了，我才借着熹光看清楚床边还躺着一个瓦连京。他跟往常一样，睡觉很安静，缩在床的一角，半个身子就快掉下去。
我想拉他睡进来一点，然而稍微一动，他便整个翻了身，闭着眼睛，嘴里含糊地念伊万。他昨夜不知多久回来的，把搞进家，我被他软塌塌地圈着，突然陷入了困惑，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每次他在场时，我总在极力扮演某种角色，痴情的、疯癫的、矛盾的，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他其实多爱这些特质，他这个人，看着是想踏实过日子了，其实骨子里还是那个热衷gonik的小青年。我想这问题不是他在我眼里是什么样，而是我于他的在场下扮演着怎样一个角色；伊万甚至不是我真名。
我与他同居太快，很少有独处的时间，生活中处处都留有他的痕迹，他唤我名字最多次，以至于“伊万”这一身份已紧紧与他相连，而我脱离从前时间太长，已不知如何做回蒋奇莞。我与瓦连京关系的破裂也导致了自我身份认同的破裂，这种破裂要求的是强制脱离，于是现在的我活脱脱一个被剥离躯壳的飘荡灵魂，茫然无措到需要适应一切。
我时常在想，究竟是到哪种程度算是背叛一个人？倘若我已不在乎，没有预料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对我造成伤害？而身体的背叛，意识的背叛，性欲的背叛，情欲的背叛，是否又有梯度？而反之于我自身，评判的价值是否又相同？倘若是，我如何又以己度人？
这是极难理清楚的问题，于是通常情况下众人常常大手一挥、懒得再想，只将身体的背叛列为最低，也列为最清晰的不可犯的底线。这样的好处是立斩决，将那一团情感的乱麻丢出脑子，不再去想，久了自己就会记忆模糊起来；只是有些人一生胆小逃避了一辈子，却一头只将这唯一一次认定，错误地认为要为爱奋斗一回，于是将一生的勇气都要拿出来战斗，连生存的勇气也拿来充数，耗光之后自然不知再该如何活下去。
很多时候更显出这种问题：是激情更易出现，还是爱更易出现？若依众人所言，爱需要人为的培养，需要耗费心思，那么在这种层面来讲，腾空而出、无法预测的激情是否更加珍贵？后者正如我对瓦连京，也如瓦连京对尤利娅，这便让我为难——到底该不该、值不值与他去培养出爱？这样的爱是否又有意义？
正想得出神，瓦连京咚一声落下床，伴着两声呻|吟，他慢慢撑起来，朦朦胧胧地回望我。
“醒了？”他挠挠后脑勺，表情很痛苦，想必是昨天喝太多了，这会儿开始偏头痛。我瞪着他，昏昏沉沉想给他指布洛芬在哪儿，但手抬起来又放下了。我想我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自己还没吃上两颗止疼药，倒是还记挂着他喝酒喝得偏头痛，没由来的一阵反胃，觉得自己又贱又恶心。
他没问我去哪儿了，也没问我为什么浑身是伤，只靠在床头，搭着一只脚，像无事发生，天塌下来了他也这样。他还捧了本体育杂志看，页边卷翘，看得我烦躁不堪，于是转了个身，拉扯到了伤处，风像吹着心上的汗毛，焦灼得让人想放声尖叫。我忽然意识到这种烦躁不是因为杂志不是因为风，也不是皮肉上的痛楚——而是这种与他共处一室的情形，这种被迫共呼一平方米空气的结果，空气中胶着的只有忍耐。
“喝不喝水？”纸张翻页声，他抬眼瞅了眼钟。
“瓦连京，”我半个脸埋入枕头，虚睁着眼，“分手吧。”
“什么？”纸张翻了一半，他的手指也顿在空中，这次他的声调是不加掩饰的惊异。
“我同意了。”我疲惫得抬不起眼皮，“最早明天我就能搬走，得麻烦你替我扛扛行李。”
“你……不，不用……”他很难得地结巴了，整个人完全不知所措，磕磕巴巴半天，只吐出句“不用这么着急。”
“你不急，我急。”我半阖上眼睛，“也不用搬什么东西，宿舍都有家具，收拾些衣服就好了。房租当时交到了合同完，你也不用搬走。”
第二日离开时正是傍晚，瓦连京从车行开了辆皮卡，一声不吭楼上楼下地搬完了行李，没叫我动一根指头。临走前我回头看了眼六楼，我们那屋的阳台光秃秃的，邻居种的花草已经伸到我们那屋去了。我依稀记得旁边住的是一对情侣，过去我跟瓦连京在阳台看夕阳时老听见他们吵架，但吵不了多久就没声了，当时我还琢磨着这对长久不了，没想到人家种的花都开到隔壁屋去了，隔壁屋却已不是我的家了。
我之前求军哥给我留的宿舍还在，只是一个屋的室友已换了旁人，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估计国内高中还没毕业就来念大学，戴个眼镜老老实实的。房间小，两个人都挪不开身子，更别说挤第三个人，那孩子被大块头的瓦连京吓了一跳，坐在自己床头不说话也不抬头，我转头对正忙活的瓦连京说：“你回去吧。”
他皱皱眉头：“东西没搬完呢。”
“你放楼妈那儿，我回头搬。”完了我补上一句，“这里不让外人多呆。”
我头一回在瓦连京脸上出现了窘迫与惊惶交加的表情，这惊惶来得很莫名，我想不通，也不愿再去想，至此我再也不想与这一切有任何关联了。他没有再多说话，退身合上了门，过了几分钟我听见楼下引擎发动的声音，接着那声音越来越遥远，消失于冬日凛风的簌簌声中；我背叛的还是我自己。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与瓦连京见面。
第50章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结束的时候，总是散发着一种冷静的凄惨。
未能如军哥所愿，我没能完成在莫大的学业。原因是室友有一天自习回寝发现我几乎休克，左臂淌血，右手捏着刀片。此事惊动了学校，强制将我送入精神病院，并要求只能家属签字才能接出院。军哥毫无办法最后只得跟我妈打了电话。
在被强制打镇定剂不分日夜昏睡了近一周后，我妈风尘仆仆出现在我眼前。彼时她两眼血红，站在门口瞪着我，军哥在一旁跟她解释，一边讲还一边指着我骂傻，叫我快来见妈妈。我妈没有对我说一个字，直接打断军哥问，怎么办出院？
接下来无非是买机票，办出院手续，退学手续，无体无止的签字，我时常觉得在做梦，经过一系列大起大落，我早就忘了生活是由这些琐碎的事组成起来的。回国后的日子我一天都记不起来，只知道永远在去医 院的路上，见医生，排队，取药。
“你的狗屁药不起作用。”有一天，我对着医生坦然道，“你行行好，直接电击我吧。”
这句话的代价便是我又被强制住院十天，也没能如愿进行电击治疗。住院经历其实并不糟糕，医院形成了一个保护屏，处在其中与做梦没有什么两样。难的是出院那一天，返回生活时发现一切还是一滩烂泥。
说来奇怪，我自认为曾经是个悲伤的好脾气人，现在却变得愤怒且不计后果，别人看来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我却只觉得放松，绷着的弦终于断了，再也不必去担心它了。
身边并没有对我恶语相向的人，相反为表示理解，常常有人说“这不是你的错”“没关系，重新开始”这类话；然而这类话在我听来也莫名其妙，所有人都确信我是一个受害者，也想说服我是一个受害者。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年末的时候离开家独自去了北京。
在北京的日子不算坏，自然也不算好，交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朋友，找了一份糊口的工作，刚开始时我妈会来看我，后来见我状态逐渐稳定，便动身飞回了缅甸。晶劲函住的地方与我不远，闲下来时偶尔聚一聚。日子一长，好像什么也没有，然而只有我自己知 道，我的心早就是一个窟窿，这种日子对我来说无于酷刑，每天都给人掐着脖子垫着脚过活，其中的窒息感一天比一天强烈，我也从愤怒的状态中慢慢抽离了出来。我妈以为我状态稳定了，其实根本不是，我只是放弃挣扎了，安安静静等待那个时刻来临。
第二年的时候，我把晶劲函叫出来吃饭，趁着他啃鸡腿的当儿告诉他我准备这周四飞莫斯科。他一口肉没来得及嚼就滑进喉陇，呛得眼红心跳，瞪着眼看我，却一句话说不出来。
周四他来送我，站在安检口一个劲盯着我哭，我被他哭躁了，赶紧拉他到一边：“你哭成这样干什么，我又不是去送死！"
“这谁敢说！”他抽抽搭搭地骂道，“你自己想想为什么回国的吧！ 你妈知道了得气出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