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些原料每吨的价差一般在几百元，最多不过一千元左右，但因为交易数量巨大，每做一次都有三四百万的进账。按照谭畅说法，她总共做了七次这样的操作，获利近三千万。更夸张的是那七次挪用公款，每次都是两三千万的金额。
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直接由检察院负责调查，承办检察官替她简单做了个四则运算，这就超过两亿了。
数字听起来挺吓人，谭畅却淡然得好像与己无关，也许是因为经过几次提讯，早已经习惯了，此时也只是解释了一句：“货币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他们给我一次次累计加起来算成案值，这个不对。”
话说得挺专业，不知是出于职业常识，还是犯事之前特别查过。
余白从前在 bk 做收购兼并，反腐败方面也下过一番功夫，这一回倒是用上了。她试着分析，也觉得检察官将涉案金额累计的确存在问题——
七次交易，七次挪用公款，分别处于不同的时间段，使用之后都能很快归还，属于反复挪用。
虽然每次被挪用的公款涉及的是不同的款项，但都属于纺织集团这同一家单位。
谭畅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间断性地侵犯同一单位一定数额公款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而不是同时侵犯了七笔公款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
所以，在数额的认定上，应该以单次最高挪用的数额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也就说，涉案金额是三千万，而不是两亿。
数字听起来的确降了一个数量级，但对量刑来说，都是“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十年以上到无期。
除此之外，还有挪用公款进行交易之后的获利部分。
谭畅的低买高卖，所获利益归个人所有，构成职务犯罪里的贪污罪。这一项的案值又是将近三千万，量刑在十年以上到无期，甚至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案发时，谭畅挪用的款项还在贸易公司的账上，系被警方追缴，不属于主动退赔。
获利部分早已经通过各种交易，分多次转到境外去了，倒是后来由家属主动上缴的。
两项相加，余白预计刑期肯定不会短，他们现在能够争取一下的，除了挪用金额的认定，也就是这个主动退赔的从轻情节了。
她这还在算着账，谭畅却好像并不纠结可能判几年，一个个“同案犯”数过来：“跟我一起进来的，就是孙莉莉，陈群，还有李洪庆……”
孙莉莉是集团公司的财务经理，陈群是交易中心的交易员，李洪庆是贸易公司的法人。
“没别人了吧？”她跟余白确认。
“还有谁？”余白顺着她问。
“没了。”谭畅顿了顿，摇摇头。
余白也停下不说话。
“他们说是七次。”果然，谭畅又开口说了这么一句，像是提问，又好像不是。
“是七次吗？”余白问她。
“是七次。”她认下。
那一刻，余白觉得不是她在跟谭畅了解情况，而是谭畅在从她这里了解情况。
她抬头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唐宁，发现他也正看着她。
他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第108章 囚徒困境的解法
余白那句话不是随便说的，只要给她案子做，她真的就不会瞎想了。
从新区看守所开车回立木的一路上，她连莫扎特都没顾得上听，一直在想刚在和谭畅的那番对话。
“你觉得谭畅和孙莉莉、陈群，还有李洪庆是提早商量好的吗？”她问唐宁。
同案四个人交代的都一样，没有争着立功，没有抖出更多老底，难免让人有这种猜测。
“你猜他们怎么商量的？”唐宁却反过来问她。
余白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人肯定老早就开始琢磨这件事了。
1950年，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提出了一种理论，后来又被形象地用一个故事阐述出来，那就是尽人皆知的“囚徒困境”。
在那个故事中，有两个人入室盗窃杀人，被捕之后分开关押，互相之间不能沟通。
检方给了他们三个选择：
第一种，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由于证据不足，每人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第二种，一个人招供，另一个不招。招的人算立功，判刑半年，不招的判二十年。
第三种，两个人都招供，案子证据确凿，每人判八年徒刑。
从两名囚徒的主观角度出发，我招，你不招，结果显然最优。
但在实践中，无论是真实场景，还是模拟游戏，最常见的结果却是两人都招供。
目的不是追求最优结果，而是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我不招，你却招了。
所谓“囚徒困境”，虽然举的是一个司法届的例子，但更多的却是经济学、管理学上的运用，在公司培训、团建游戏里简直要被玩坏了。
此类团建 worksho，余白在 bk 的时候当然也参加过。培训师把一众同事分成两组，做出选择之前，双方有一次谈判的机会。
参加游戏的人都学过博弈论，也当然知道囚徒困境，但最终的结果还是陷入老掉牙的猜疑链陷阱。大家互相挖坑，落井下石，只为了能在游戏里多得几分，也方便培训师端上那碗早就炖好了的心灵鸡汤——从团队角度来看待问题，在非零和博弈中主动放弃个人最优策略，选择合作。培训的终极目的就这样达到了，同事之间加强了解和信任，增进了团队精神。
余白积极参与，但也偷偷觉得，好假。
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直接由检察院负责调查，承办检察官替她简单做了个四则运算，这就超过两亿了。
数字听起来挺吓人，谭畅却淡然得好像与己无关，也许是因为经过几次提讯，早已经习惯了，此时也只是解释了一句：“货币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他们给我一次次累计加起来算成案值，这个不对。”
话说得挺专业，不知是出于职业常识，还是犯事之前特别查过。
余白从前在 bk 做收购兼并，反腐败方面也下过一番功夫，这一回倒是用上了。她试着分析，也觉得检察官将涉案金额累计的确存在问题——
七次交易，七次挪用公款，分别处于不同的时间段，使用之后都能很快归还，属于反复挪用。
虽然每次被挪用的公款涉及的是不同的款项，但都属于纺织集团这同一家单位。
谭畅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间断性地侵犯同一单位一定数额公款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而不是同时侵犯了七笔公款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
所以，在数额的认定上，应该以单次最高挪用的数额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也就说，涉案金额是三千万，而不是两亿。
数字听起来的确降了一个数量级，但对量刑来说，都是“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十年以上到无期。
除此之外，还有挪用公款进行交易之后的获利部分。
谭畅的低买高卖，所获利益归个人所有，构成职务犯罪里的贪污罪。这一项的案值又是将近三千万，量刑在十年以上到无期，甚至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案发时，谭畅挪用的款项还在贸易公司的账上，系被警方追缴，不属于主动退赔。
获利部分早已经通过各种交易，分多次转到境外去了，倒是后来由家属主动上缴的。
两项相加，余白预计刑期肯定不会短，他们现在能够争取一下的，除了挪用金额的认定，也就是这个主动退赔的从轻情节了。
她这还在算着账，谭畅却好像并不纠结可能判几年，一个个“同案犯”数过来：“跟我一起进来的，就是孙莉莉，陈群，还有李洪庆……”
孙莉莉是集团公司的财务经理，陈群是交易中心的交易员，李洪庆是贸易公司的法人。
“没别人了吧？”她跟余白确认。
“还有谁？”余白顺着她问。
“没了。”谭畅顿了顿，摇摇头。
余白也停下不说话。
“他们说是七次。”果然，谭畅又开口说了这么一句，像是提问，又好像不是。
“是七次吗？”余白问她。
“是七次。”她认下。
那一刻，余白觉得不是她在跟谭畅了解情况，而是谭畅在从她这里了解情况。
她抬头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唐宁，发现他也正看着她。
他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第108章 囚徒困境的解法
余白那句话不是随便说的，只要给她案子做，她真的就不会瞎想了。
从新区看守所开车回立木的一路上，她连莫扎特都没顾得上听，一直在想刚在和谭畅的那番对话。
“你觉得谭畅和孙莉莉、陈群，还有李洪庆是提早商量好的吗？”她问唐宁。
同案四个人交代的都一样，没有争着立功，没有抖出更多老底，难免让人有这种猜测。
“你猜他们怎么商量的？”唐宁却反过来问她。
余白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人肯定老早就开始琢磨这件事了。
1950年，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提出了一种理论，后来又被形象地用一个故事阐述出来，那就是尽人皆知的“囚徒困境”。
在那个故事中，有两个人入室盗窃杀人，被捕之后分开关押，互相之间不能沟通。
检方给了他们三个选择：
第一种，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由于证据不足，每人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第二种，一个人招供，另一个不招。招的人算立功，判刑半年，不招的判二十年。
第三种，两个人都招供，案子证据确凿，每人判八年徒刑。
从两名囚徒的主观角度出发，我招，你不招，结果显然最优。
但在实践中，无论是真实场景，还是模拟游戏，最常见的结果却是两人都招供。
目的不是追求最优结果，而是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我不招，你却招了。
所谓“囚徒困境”，虽然举的是一个司法届的例子，但更多的却是经济学、管理学上的运用，在公司培训、团建游戏里简直要被玩坏了。
此类团建 worksho，余白在 bk 的时候当然也参加过。培训师把一众同事分成两组，做出选择之前，双方有一次谈判的机会。
参加游戏的人都学过博弈论，也当然知道囚徒困境，但最终的结果还是陷入老掉牙的猜疑链陷阱。大家互相挖坑，落井下石，只为了能在游戏里多得几分，也方便培训师端上那碗早就炖好了的心灵鸡汤——从团队角度来看待问题，在非零和博弈中主动放弃个人最优策略，选择合作。培训的终极目的就这样达到了，同事之间加强了解和信任，增进了团队精神。
余白积极参与，但也偷偷觉得，好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