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章 浦江分店

    进军浦江的打算,陈抒涵很早就有了。由于吃不准政策会是什么样的走向,再加上资金的积累还不够,因此陈抒涵没有急于在浦江开展业务,而是在冯啸辰的鼓动下跑到松江的通原去开了春天酒楼的第一家分店。

    通原分店开张之后,经营状况十分可喜。陈抒涵趁热打铁,又找了几个地级市开了分店,结果每一家分店都生意兴隆,让陈抒涵数钱数得手抽筋。

    这几年,老百姓兜里有了一些余钱,消费观念也逐渐放开了,下馆子吃饭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为了显摆自己的财富,非常需要找一些高档的馆子请客,对价格的承受能力很强,同时对菜肴品质以及服务态度的要求不断提高。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后世经营理念建立起来的春天酒楼恰好能够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因此一开张就是宾客盈门,成为当地高消费的典范。

    有了在三四线城市的成功经验,陈抒涵便把目光转向了一二线城市。如果没有与杨海帆的感情,陈抒涵或许会选择京城作为自己开拓的第一个大城市。不过,冯啸辰对于到京城开分店的事情持保留意见,他觉得京城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国家政策还不明朗的时期,在京城开一家高档餐馆或许会有一些不可预料的风险。鉴于此,陈抒涵便决定把这第一家大城市分店开在浦江了。

    借鉴在通原开分店的经验,陈抒涵在其他城市开办的分店都找了当地的熟人担任副经理,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浦江的这家分店,原本应当请杨海帆的家人出来帮忙,但杨海帆和陈抒涵商量之后,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春天酒楼的大股东是冯啸辰,陈抒涵只能算是一个经理人,如果浦江的分店请杨海帆的家人出来担任副经理,而陈抒涵又是杨家的媳妇,这其中的关系就有些微妙了,难说冯啸辰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当然,这也只是陈抒涵和杨海帆这方面的顾虑而已,从冯啸辰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本是无所谓的。春天酒楼是冯啸辰下的一招闲棋,原本他并没有期望这家酒楼能做得如此红火。春天酒楼能够有今天的规模,其实主要是陈抒涵的功劳。冯啸辰很早就对陈抒涵说过,这家酒楼的经营由陈抒涵全权负责,他除了提合理化建议之外,不会干预陈抒涵的任何决策。陈抒涵虽然知道冯啸辰这话是真心的,也素知冯啸辰的为人,但她还是很自觉地规避着一切可能让人产生误会的举动,这也是她的做人原则吧。

    陈抒涵这趟来浦江,除了度蜜月之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安排浦江分店的事情。场地是此前就已经找好的,帮忙找到这处场地的人,是冯啸辰的另一个合伙人包成明,他已经在金南辞了职,在浦江创办了一家商业信息公司,专门从事工业品商情编撰以及商业情报的搜集工作。他帮陈抒涵找到的这处场地,位于浦江的闹市区,是一家单位闲置的招待所。浦江的商业店面租价很高,这处招待所一年的租金差不多就要50多万,租下来之后还需要花同样多的钱进行装修。这些钱现在对于陈抒涵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大数目了,她准备过完年就去交租金,然后开始装修,争取在五六月份能够开张营业。

    场地有了,接下来就是招募人手。考虑到大城市的人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管理起来不容易,而且人工成本也较高,陈抒涵决定大多数的人手从南江派去,其中包括从新岭总店抽调出来的十几名熟练管理人员、大厨、领班等,还有几十名从桐川招聘来的年轻男女。桐川的年轻人听说有到浦江工作的机会,几乎连工资都不问,便竞相报名,陈抒涵用最挑剔的目光选出了几十人,全都是俊男靓妹,承诺包吃包住,外加一个月30元的工资,所有的人都觉得是个天大的好机会。

    当然,一家店要想在当地开办起来,一个本地员工都没有是不行的。范英就是陈抒涵相中的一名本地主管。陈抒涵最开始决定招范英去分店工作,更大的原因是为了帮杨海帆照顾一下老同学,待与范英接触过之后,又看了范英做面点的手艺,陈抒涵感觉自己拣着宝了,这样一位能干、朴实,同时与自己还有一些交情的浦江本地人,能够发挥的作用绝非一名普通员工可比。

    “一个月500块钱?”

    范英和丈夫杜俊彬都傻眼了,现在一个普通机关干部的工资也就是50来块钱,范英何德何能,怎么就能拿到500块钱的月薪呢?500块钱,那是能够让他们这样一个处于贫困线上的家庭立马进入小康的数字,也是一个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

    “小陈,你没搞错吧?你是不是想说一年500块钱?”

    范英怯怯地提醒道,她觉得一年500块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当然,如果是这样标准,她可能是得犹豫一下的,毕竟她现在这个馄饨摊子能够赚到的钱比这要略多一些。

    陈抒涵摇摇头道:“范姐,我没说错,是一个月500块钱。我们酒楼的薪酬是根据员工的能力和业绩来计算的,上不封顶。我们的主厨月工资都是好几百块钱,我说的那两个技术不如你的面点师,他们的工资也是一个月200块钱。我想请范姐给我们浦江分店当面点师,同时还要负责分店的日常管理工作,如果遇到一些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事情,可能还得请范姐找找熟人之类,这么多的事情,一个月500块钱并不算多了,就是不知道范姐愿不愿意来帮我。”

    “这……”范英有些迟疑,她看了看杨海帆,说道:“海帆,小陈说的是真的吗?”

    杨海帆点点头,道:“没错,抒涵说的都是真的。其实我和抒涵算是同一个集团公司的,我们这个公司的机制很灵活。我原来在轴承公司的时候,我们的一线工人工资拿得高的,一个月也有好几百,这是我们老板定下的规矩,他说一流的人才就必须拿一流的工资。”

    “你们老板不会是个外国人吧?要不就是华侨。”范英猜测道。

    杨海帆笑道:“他可不是外国人,他也是个知青出身,对了,当年还是和抒涵一个知青点的呢。不过,他很有头脑,也很有魄力,短短几年时间,就建起了这么大的一个集团。我现在在集团里负责筹建一家工程机械公司,总投资不少于4000万美金呢。”

    “4000万……还是美金?”杜俊彬咂舌道,“海帆,你是说,这家公司是由你负责筹建的?那你岂不是一把手?”

    “是啊,老板信得过我,让我负责呢。”杨海帆略有一些得意地说道。所谓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样风光的事情,杨海帆肯定是要找人吹嘘吹嘘的。同学中颇有一些瞧不起杨海帆的,觉得他留在南江,成了一个乡下人。杨海帆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现在的境界,是他们必须仰视的。

    “如果是这样……那我答应了。”范英咬了咬牙说道。说罢,她又用诚恳的语气对陈抒涵道:“小陈,你说的那些工作,我都可以接下来。像开饭店涉及到的工商、税务、卫生、消防这些单位,我也都能找到一点关系,日常应付一下不费劲的。工资方面,我不用那么多,要不……打个对折,就拿两百五十好了。”

    说把工资打个对折的时候,范英打了个嗑巴。她的确是觉得500元的月薪太烧手了,她怕自己的贡献对不起这么高的薪水,让自己的老同学为难。不过,硬生生地把人家送上门的钱打个对折,这事还是挺让人心疼的。她觉得自己刚把话说出来就有些后悔了,为什么要说打对折呢,打个六折,或者六点五折,不也可以吗?

    陈抒涵笑道:“范姐,打对折的话就不必提了,再说,两百五十也不好听是不是?如果范姐觉得拿的工资高了不好意思,那就抽时间帮我们培训几个技术过硬的面点师出来吧。我们下一步还要在其他城市开分店的,人才越多越好。”

    “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了。”范英兴致勃勃地说道。

    陈抒涵道:“既然范姐答应了,那我想我们的合作就尽快开始吧。过完年,我就要去办租楼手续,然后需要开始装修,还要办各种许可证。我没法在浦江多呆,不过我会从新岭派几个人过来,他们在浦江人生地不熟,可能需要范姐帮忙带带路,指点一下。对了,范姐家里能走得开吗?”

    杜俊彬接了过来,说道:“小陈,你放心吧,我不是还在家里呆着吗,保证做好后勤工作,让范英没有后顾之忧。”

    “哈哈,你就好好当个家庭妇男吧。”范英打趣地向丈夫说道。

    陈抒涵道:“到时候,军功章有范姐的一半,也有杜哥的一半。”

    第四百一十一章 改革时代

    对于春天酒楼以及辰宇工程机械公司,冯啸辰的态度都是原则上指导,在具体的经营上并不干预。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并不在于企业管理,而是拥有穿越者的预见性,以及前一世作为一名装备产业主管官员所拥有的大局观。让他具体去做某个企业的管理,反而不如那些职业经理人做得出色。

    陈抒涵、杨海帆这些人也许并不算是最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但却是冯啸辰目前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了。幸好在80年代做企业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胆子大一些,有一点经营头脑,不特别地“作死”,基本上都能够成功。而陈抒涵他们,则会在这种锻炼之中不断地成长起来,成为有能力在市场上搏击风雨的商界精英。

    春节过后,新的学期开始了。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战略所84级的硕士生们不再如上学期那样紧张与拘束,各自的导师也分别给他们布置了科研课题,让他们在课程学习之外还要进行学术研究。不过,这种科研课题并不像后世那样要求看多少外文文献、做出什么美仑美奂的数学模型,而是针对当前的改革实践,做一些典型案例研究,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

    1985年的中国,城乡各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1984年底的全会上,国家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入了快车道。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要点就是放权,严格的计划经济让位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一统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让位于“扩大地方自主权”,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一时间,个人、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套一句圣人语录,可谓是“万类霜天竞自由”。原来因为担心政策有变而不敢有所作为的民间资本纷纷进入市场,出现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繁荣场面。国有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承包制改革,一大批“改革能人”粉墨登场,口号一个比一个喊得更响,改革措施一个比一个更让人震撼。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地盘上呼风唤雨,大搞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电视机厂、电冰箱厂、摩托车厂之类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使宏观经济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经济过热”。

    经济实践的多姿多彩,也带来了理论研究的繁荣。在经济学界,各种学术观点竞相登场,“改革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而几乎每个会议都会伴随着激烈的理论争吵。不过,不管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的都是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殚精竭虑,穷经皓首,或是高举着马列的大旗,或是手捧着凯恩斯、萨缪尔森的原著,在反复地推演着国家的走向。

    沈荣儒作为一位中央智囊一级的经济学家,自然受到了各个学术会议主办方的青睐。他办公室里的会议邀请函堆积如山,来自于学术界老友的邀请电话接连不断,让他不胜其烦。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遇到一些级别比较高的会议,他只能让自己的助手或者学生替自己去出席,冯啸辰这个关门弟子便充当起了导师替身的角色。

    “这次会议上有什么收获吗?”

    每次冯啸辰外出替沈荣儒开会回来,沈荣儒都要这样向他了解会议的情况。这些学术会议结束之后,当然都会发一些会议简讯以及论文集之类的资料,上面能够反映出参会者的主要观点。不过,沈荣儒更愿意让冯啸辰从自己的角度给他介绍一下会议上的亮点,他已经发现,自己的这位年轻弟子有着敏锐的学术观察力,看问题的角度也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还是老生常谈,计划与市场之争,另外就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些意见。总体来看,现在倾向于进一步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几位学者直接提出取消一切管制,让市场由大乱而生大治,据说这也是美国一些制度学派学者所推崇的观点。”冯啸辰答道。

    沈荣儒道:“是啊,这几年国家一直都在放权,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所以放权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另外,地方政府从放权中间尝到了甜头,他们对于放权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冯啸辰笑道:“可是学者们提出的放权,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放权可不是一码事。学者们提出的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包括放弃定价权,放弃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地方政府却是希望保留对下属企业的干预的,他们只是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插手他们的事务。”

    “这就是矛盾了。”沈荣儒道,“其实,中央、地方、企业,这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就算是最下面一层的企业,在关于放权的问题上,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担心政府如果彻底不管他们,他们在市场上会遇到风险。”

    冯啸辰道:“没错,这次会议上有学者发布了他们在部分国企进行调研的结果,他们发现,许多国企一方面希望政府不要干预他们的经营,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能够控制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让这些新兴经济形式不要和他们抢市场。”

    沈荣儒冷笑道:“也就是说,他们既想要政府保护他们对市场的垄断,又不希望政府插手他们的经营。好处他们都想占,责任则是一点都不想负,这样的企业,怎么能算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呢?”

    “不过,也不绝对都是这样吧。”冯啸辰道,“我这次去开会,趁着会议间隙,也去拜访了几位企业里的朋友。他们的企业原本都是部属企业,在去年开始划归地方管理。他们向我反映,划归地方之后,他们与其他部属企业之间的协作受到了影响,没有了原来那种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技术水平的提升出现了困难。这个问题,我正打算向罗主任那边再求证一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装备工业不能相互割裂,否则就没有竞争力了。”

    沈荣儒点点头,道:“这种情况,我也听到了一些反映,不过我没有具体做过装备工业方面的工作,体会可能不如你深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一下,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我帮你提交到中央领导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