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很久很久,司徒玥才哑着嗓子问:“怪你什么?”

    “挂了那两通电话。”

    又过了很久很久,久到他已经害怕要知道答案,正想要把话题岔过去的时候,司徒玥回答了。

    她摇摇头,说:“不怪你。”

    那一瞬间,他要被突如其来的喜悦给击晕倒了,直到司徒玥的第二句话紧跟着响起。

    她说:“真的。”

    离别的那一天,司徒玥说:“人的一生,重要的东西,不是只有爱情。”

    他听了,潇洒离去。

    可眼泪分明在转身的那一瞬间,沾湿衣襟。

    他为司徒玥放弃了很多出国交流的机会,他殚精竭虑好几天,为她做出一张高考志愿填报参考表,上面罗列了她能考上的学校,需要再努力一把就能考上的学校,各校的专业水平、宿舍条件、距离他学校的远近,该乘坐什么交通工具。他想到他要本硕博连读八年,司徒玥不继续深造的话,四年后就能毕业,他要在四年之后,给她一个较好的经济条件,于是他开始攻读金融学位,跟他爸爸学着投资。司徒玥生日那天,他送给她一部单反,那就是用他赚到的第一笔钱买到的。

    可是,司徒玥没有去那张表上的任何一所学校。

    她去了云南一所二本师范,距离他近三千公里。

    那时他想,在司徒玥的心里,不是爱情不重要,而是重要的东西里,没有他。

    他多么恨司徒玥,最后还是不要他了。

    后记

    飞越疯人院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处于一段心理即将崩溃的时期。

    那一段时间里,常听我的编辑提起的,就是“市场”两个字。

    我其实能理解,只是有时候理解,和能做到,是两码事。

    我时常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

    想写一个构思巧妙,情节有趣,开篇就是高潮、处处都是爽点,能让读者喜欢的好故事。

    可这样的故事,一定会面临着“假大空”的致命问题。

    当然也会有人说,看故事就是要看天马行空,可我始终觉得,不扎根于现实土壤的东西,写出来会很空洞,也就是让读者没有共鸣感。

    当时我的重心放在一本仙侠上,《山月》只是我随手写的,一开始甚至没想着要把它写完,只是写到哪里算哪里。

    可随着时间推移,我从二月的寒假,写到五一小长假,近三个月时间,重心却逐渐移到了《山月》上。

    故事里的情节越写越多,人物越写越活,仿佛他们就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有时他们围成一圈儿,看着我深夜写文,说不定还会阻止一句:不对!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真惊悚。

    其实仔细想想,我越写越投入,大概是因为,我在故事里,投射了一部分自己的青春。

    比如湘中的原型,是我的高中母校,很多人物,都综合了我、我朋友身上的特质。最重要的是,在文里,我替自己圆了一个梦想。

    我的高三生活,是完全空白的。

    高中我念的是本地最好的中学,高升学率的同时,也意味着它必定是高竞争、高压力的一所学校。

    高中三年,我一直是重点班的学生,其中的压力更不用说了。

    前两年半,也可以说直到高三下学期以前,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保持在年级前十。

    直到百日誓师后,状况急转直下,我发现自己看不进去书了。

    因为会走神。

    最害怕的就是自习课,那意味着要时刻跟自己奔逸的思维做斗争,直到下课铃响起的那一刻。

    后来我在湘雅精卫实习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高三的姑娘,被爸妈带着来看病。

    她也有着和我那时一样的困扰,精力不集中,上课、自习老走神。

    其实她和诊室其他来访者一比,问题要轻微得多。

    那些来访者大多有着程度不等的强迫症、双相障碍,或是精神分裂,有些人妄想症状到了很严重的地步,而且还存在幻听、幻视的症状。

    但这个姑娘哭得却比任何来访者都要厉害。

    因为不管病症轻重如何,她的心里痛苦程度是一样的,甚至远超出去。

    我坐在一旁,听着她边哭边说,自己那些愧疚、痛苦,对高考的恐惧,对未来的不确定,听到最后,我几乎要坐不住了。

    这不就是从前的我吗?

    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原来也会有人在高压之下反复出神,看不进去书?

    原来也会有人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就到这儿了?

    那时我坐在板凳上,多想站起身,伸出手去,抱一抱那个痛哭流涕的姑娘。

    那个姑娘能被自己爸妈领着来看医生,但我那时候只能孤军奋斗,选择的应对方法是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