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哭得就好像是我拿藤条打了她一样。

    我爸爸的教育方式跟张老师不同。我爸说,教普通孩子跟教特殊孩子是一样的,都需要耐心,需要关爱,需要信任和自由。

    张老师不听他那套。秦老师拗不过她,于是给我奖励——放风筝,抓鱼,钓龙虾……我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都是他给的。

    初中我考到实验中学重点班,竞争压力骤增,我不习惯上课节奏,第一次期中考试没考到期望的名次。

    张老师拿到成绩单之后,说,现在知道钢是铁打的了吧,比你优秀的人多的是,你不努力,以后连三中都考不上。

    我爸把我拉出门。我们一直走,走去长江边,看见采沙场的货车载着江沙远去;

    看见夜幕渐沉,汽渡轮船靠岸。

    我爸说,扬扬,你看,那个开货车的,那个挑菜篮子坐船回去的,那个开轮渡的。

    他们跟我这当老师的,没什么两样。天亮了起来工作,天黑了下班回家,一样赚了钱,吃喝拉撒,养活一家人就够了。

    扬扬,你要是去开轮船,开货车,都不要紧。但你要是不想,你想干些别的,你得很努力。

    这不是为你妈妈,是为你自己。因为你聪明,有天赋,我和你妈妈才把你逼得紧,更不想你浪费了。

    那时我想,做他的学生一定很幸运。如果他一直是这样的父亲就好了。

    可惜他不是。

    在父亲和教师这两个角色的另一面,他还是个伪君子。他猥?亵了他手下的四个残障女学生。

    第二章(1)

    ——吴润其——

    ——第二章——

    ——吴润其——

    上大学后,我就不用高中时的q?q号了。我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部手机,申请了新号。不需要断舍离,我原本就没什么朋友,一切都是新的。

    大学也不容易。

    我和同学保持着礼貌的距离,相处融洽,无法更亲近。大概是我的原因。

    我们上的课,读的书是一样;

    我们用的东西,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刚开学不久,班长发了家庭调查表。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已经上了大学,离开江城,这张小小的表格还能一路追来。

    每逢升学,学校必发家庭调查表。高三的学籍档案更缺不了这张纸。要填写家庭情况,父母亲的姓名年纪职业和家庭住址。

    我父亲叫吴建国,母亲叫王菊香,是他们那年代最常见的名字,看得出出身农村,没有任何文化素养,跟地里每年到了季节就自然生长的杂草一样。

    爸爸的职业是“公交司机”,妈妈的职业是“宾馆职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种明确的职业)。家庭住址是“江边采沙场旁的一栋小筒子楼”。

    老师问,吴润其,宾馆职工是什么,是前台,收银,大堂,还是经理?

    我不说话,心里想,职工就是职工,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后排的同学叫嚷,她妈妈在迎宾招待所洗床单!

    哄堂大笑。

    老师说,笑什么笑,清洁工也是光荣的职业!

    小学没学过《温暖》吗?周总理握住了清洁工人的手,都没学过?

    大家不笑了。

    安静比大笑更可怕。

    我真羡慕老师,他活在理想又美好的课本里,他的笑容像书页里的插画一样和煦。

    老师把教室里的安静当做是受教,满意地在表格上划改,说,职业是保洁员。

    地址,吴润其,采沙场旁的一栋小筒子楼这不叫地址。教书信格式的时候不是说过吗,地址要先写省份和城市,再写市区和街道,最后写哪条街几号。

    回去查了几条街几号再来告诉我。这是要放进档案里跟你一辈子的。

    查也没用。我们家没有街道名,没有门牌号。

    它就是江边采沙场旁一栋白黄黑三色交杂的筒子楼。

    它原本应是白色,孤零零站在江边,风吹日晒,外墙跟人的皮肤一样白嫩不再,开始泛黄,起皱,防盗窗的铁锈是大片大片的老年斑。

    它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老人,身体内部还在缓慢运作,苟延残喘——

    拾荒的老人,挖河沙的苦力,清早挑着担子去街上卖发糕的大伯,他蒸的发糕香喷喷,整栋楼都闻得见清米香;

    骑着永久自行车走街串巷唱着“收破铜烂铁嘞”的大叔,他嗓子一喊,唱曲儿一样;

    夏天做冰棍冬天熬麦芽糖摇着手拎满城骑三轮的婶子,她说江城的小孩儿听见她铃铛声口水留三尺长;

    还有客运站门口租了小铺面修自行车的大爷,跟他挤一家铺面守着缝纫机给人补衣服修鞋钉鞋跟的大妈。

    谁都不知道家在哪条街几号。又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