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暴动是由托洛茨基亲自镇压的。

    在这次的暴动中,斯大林没有表现出积极性。他知道,党正怀着阴沉的心情注视着:前沙俄军官图哈切夫斯基同布尔什维克领袖一起镇压水兵。

    喀琅施塔得在坚持。当地报纸写道:“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膝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了。喀琅施塔得奋起反抗共产党人的专制,为了是要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列宁迫使党参与对不忠者的血腥镇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作了动员,300名代表出发,越过冰封的海湾冲向喀琅施塔得。起义被镇压。但是,有一部分起义者从冰上逃到芬兰。

    全国都已厌倦了这种贫困的生活。政权的支柱起来造反。

    于是,列宁翻了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跟斗:埋葬乌托邦和马克思的理想,宣布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令第十次党代会大大震惊。

    布尔什维克执政时提出的思想,一个都没剩下。

    不是使国家消亡,而是在建设新的强大国家。不是使货币消灭,新经济政策宣布要使卢布变得坚挺。

    列宁取消了用暴力征粮的办法,代之以普通的粮食税。准许农民卖余粮!

    出现了市场——原先它被看作万恶的资本主义支柱。不是像原先打算的那样,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而是让他们自由。

    布尔什维克已经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了,考虑的不是燃起世界大火,而是本国的昌盛!

    不少人听信了列宁的话:“认真地、长期地执行新经济政策”。

    党的领袖的话,只不过是出于策略考虑。真正的长远计划,亦即战略,应当掩盖起来,以后再宣布。

    悲剧来临:列宁面对的是义愤填膺的党员群众,因为党员们并不知道这一真谛,还以为伟大的乌托邦“认真地”死亡了。他明白,反对派将利用这一形势。

    “新经济政策在党内引起惊慌、抱怨、沮丧和狂怒。”

    新经济政策……街头出现了豪华马车、汽车,里面坐着万恶的、“没杀绝的新资产阶级”——这是党对他们的称呼,出现了穿貂皮大衣的美女、轮盘赌。

    莫斯科成了温柔富贵乡。食品就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出现了,餐厅开张了。当时有人写道:“香水如浪,钻石如云,色迷迷的眼睛盯着女人的大腿,开口闭口外汇、交易所……”

    这一切酷似曾令布尔什维克仇恨的“热月政变”!

    布尔什维克正在走向一条老路!

    第五百二十二章 出访

    “总统”号战列巡洋舰静悄悄的停泊在水面上,正在那里安静的等待着中华民国大总统王恒岳的到来。

    车队飞驰而来,那些正在到处巡逻的宪兵、警察顿时如临大敌。

    一辆卡车率先停下,大量荷枪实弹的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立刻警戒住了周围。

    随后几辆中国自产“华龙”牌轿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是中国参谋总长蒋百里、海军总长程璧光,外交总长顾维钧……

    “不就是一次出访,要弄的那么如临大敌做什么?”当中一辆轿车的车门打开,中华民国大总统王恒岳从车里走了出来。

    在他的身边是和他整整交谈了一路的国务总理王庆露、中央统计调查局局长俞雷、警卫师师长贾浩洋。

    王恒岳一边朝前走着,一边低声说道:“情况大致就是如此。槐昭,我走后你必须把国内的民生建设抓起来,一刻不能放松。”

    “是。”王庆露在一边应道。

    王恒岳随即又停住了脚步,把目光停留在了俞雷和贾浩洋的身上:“我走后,俄国人‘流血革命’计划一定会实施,还有国内的一些人也必定不肯安分,趁着我不在国内,一个个都会跳出来兴风作浪,趁这个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不要留任何情面。俞雷具体负责,贾浩洋率领警卫师二十四小时待命,一刻不许懈怠。”

    “是。”俞雷和贾浩洋一齐说道。

    “恒帅,时间差不多了,上船吧。”阿乐走了过来。

    “好了,我走了,去美国。”王恒岳笑着一挥手:“国内就拜托你们了!”

    “大总统,一路保重!”

    “总统”号发出了汽笛长鸣,然后缓缓驶离。

    在它的周围,才从海参崴归来为大总统护航的巡洋舰“海筹”号、驱逐舰“永丰”号,中国自行制造的巡洋舰“卫青”号、驱逐舰“飞廉”号,美国巡洋舰“凯末王子”号、驱逐舰“大笨钟”号也都缓缓驶离港口。

    中华民国大总统王恒岳出访舰队正式起航!

    站在“总统”号的甲板上,王恒岳心潮澎湃。

    自己打着美国归来的身份,来到了这个时代,现在却有鬼使神差的真的要去美国了,是老天爷在和自己开玩笑,还是历史的必然?

    边上的蒋百里也大是感慨:“恒帅那,我曾经留学日本,也曾经去过德国,但美国却还是第一次去那。这个国家之前是经济大国,但远远谈不到政治大国,没有想到一次欧战大战,在造就了中国的同时也造就了美国。”

    程璧光也在一边说道:“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不变,改朝换代却非常频繁,而且往往通过战争和大破坏。美国从实用角度设计出一个国家,却在短短200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前者不能持久,后者却能够稳固?这一点我是始终都想不通的。”

    王恒岳在那沉默了一会:“这是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源头要追索到古希腊,古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而我们中国要追索到商周时代,那是一个大陆国家,一个大陆民族、农业民族创造的一种国家制度和政治文化。农业生产和工商业这两种经济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大部分国家应该说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工商民族是比较特例的。所以我也赞成顾准的一个观点,希腊的共和制度和民主制度是一个特例,很特殊的。”

    一阵海风吹来,非常清爽,王恒岳深深吸了一口:

    “西方的比如代议制、选举制,等等这些东西,比方说大家投票了要立法,这些东西都源于商业活动,没有一个例外。

    而我们中国农民,历来并不反对皇帝。农民只希望皇帝是个好皇帝,别是个坏皇帝。是个暴君就倒霉了,他是个仁君、明君最好。哪怕他糊涂一点不要紧,他派的官员是清官就好,为什么?他需要保护,他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再打一个比方,他们是由许多马铃薯组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必须由上面赐给他们阳光和雨露。所以,一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农民盼望的不是民主共和,他盼望的是真命天子!”

    边上的人听的非常仔细,这是大总统第一次议论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

    王恒岳接着说道:

    “美国人为什么要建立政府?政府是保护公民个人利益的。为什么要立法?是因为商业民主有契约观念。市场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签一个条约,这个生意就做成了。他用契约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商业经济关系问题,也可以来解决社会关系问题,这就是法律,法律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所谓议员,无非是公民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他不觉得谈判和让价有什么可耻,因为生意人就是要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必须让步,所以,不同政治利益集团聚在一起立法的时候也是可以让价的,这才有美国宪法的诞生,美国宪法的诞生被称为‘伟大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