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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这样办吧。对了，听说你总算看上了一个姑娘？这可不容易。”龙谦面色温和下来。
年近四旬的江云竟然露出了一丝羞涩的神情。
龙谦哈哈大笑，“这就对了！立业成家嘛。你嫂子总是惦记着你的婚事，这下子她可以放心了。你的婚事，我亲自操办。没别的事了，你去吧。”
江云微微一躬，退出了龙谦的书房。苏全顺恭敬地将这位手握无数秘密的特务头子送出门厅，目送总局长上车而去。
第四节 家事国事天下事（二）
江云走后，龙谦的思绪回到了刚才的轨迹上。建国已经八年有余，蒙山军总部进入北京也九年了，自己第二届总统任期也过了两年半，根据他的指示，政务院正在筹备建国十年的大庆典。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全面回顾总结十年的得失了。
经济建设是政务院的主业，但自己一直是关注着的。一些指标的设定，一些先进的理念是自己提出的（如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令自己欣慰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自己最好的预期。从1914年起实施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主要的指标上肯定超额完成了，特别是工业、交通、教育和税收方面。欠缺的是农业，但现在掌握的情况也不错。粮食问题基本解决，虽然一直禁绝出口，现在还是粮食纯进口国，但国家的粮食储备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可以应付荒年了。根据政务院统计局的数字，人均粮食拥有量（不含进口）达到了755斤。由于副食特别是肉食的增加，国人终于摆脱了饥饿，可以吃饱肚子了！当然，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省的农业成绩不等，西北还很困难，国家每年要向西北调运大批的救济粮。政务院受黑龙江农垦兵团成绩的刺激，曾连续提出在西北组建国营农场，被他否决，除了新疆——主要指北疆地区外，其余地区，包括甘肃和青海，严禁毁草开荒，以保持和恢复生态。
最关键的是工业。没有工业化，一切都是空谈。光解决粮食问题顶什么用？好在自己虽然不是学工业经济的，但见识毕竟比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都领先了几十年。对于体系化建设、综合发展有着他人所没有的眼光。因此，在矿冶、电力、交通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先行大投入带来了收益。对于工业布局，尽可能地避免重复，力求做到平衡发展。现在，一批工业化中心城市已经出现，上海、广州、济南、武汉、南京、西安、成都、太原、沈阳、哈尔滨、天津已经成为了区域工业中心，而且各有侧重。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工业中心城市，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为了经济效益将工厂全部建在沿海是绝对不可取的，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原先以为，至少要经过两个五年，才能基本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看来实际情况要乐观的多。或许到自己第二届任期届满，初级工业化就可以完成了，所谓的初级工业化，是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时提出的，其标准有二，第一是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第二是主要工业指标追上或超过俄国。道现在为止，除了钢铁指标尚有差距外，其余指标均超过了欧战爆发前的俄国，1913年，俄国的钢产量为480万吨，到现在下降很多，数字来源不一，有说下降三分之二的，有说一半的，下降是肯定的了，他只关心当初的数字。而中国，1917年的钢材产量突破了400万吨。明年是一五计划的收官之年，钢材产量增长肯定不止50万吨。而最主要的指标——国民收入，俄国1913年是70亿美元，中国1917年突破了150亿华元。就算这几年因债务等问题导致华元贬值，150亿华元肯定超过70亿美元了。更不要说一批在世界上相对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建立，比如汽车，比如医药，比如石油，更是死死地压倒了日本！便是对比日本一直是劣势的纺织业，到1916年就扳过来了。现在，纺织业成为了出口大户，大量抢占了日本的市场，令本来就债台高筑财政极为困难的日本雪上加霜。
军事工业的成就更大了，欧战极大地刺激了军工建设，和1914年对日战争相比，军工能力提升了二倍有余，除了部分装备如光学器械等尚需依赖进口外，国防军全部装备实现了国产化，而且经受住了严酷战争环境的检验。一批武器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比如步枪、轻机枪和轻型火炮。军事工业的发展有变相促进了基础工业的发展，即使是最挑剔的反对者，也很少在工业建设上提出批评了。
下一步，即第二个五年计划将引进新的概念，在效率、效益上下点功夫，在企业管理，精益理念、标准化及质量管理上下点功夫，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定会呈现一番新气象……
文化教育的成绩同样伟大。特别是教育方面。推行全国性的五年义务教育已经八年了，国民识字率超过了30。这其中有各类夜校、职业学校的贡献。除了边远省份，大一些的村镇都成立了小学校，各县至少设立一所中学。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县就不止一所中学了。为了鼓励念中学，从1913年起，教育部实行了助学金制度，以减轻贫困家庭的求学压力。在狠抓基础教育的同时，花大力气抓了高等教育，因为国家急需高等专业人才，特别是理工科方面的人才。现在，全国的大学超过了100所，专业齐全，其中重点大学确定了20所，在重点大学建立了一批目标明确的实验室，这是他的优势，对于尖端技术的走向，他比教育部及其他部门有着更锐利的目光……这么多年了，还是很难坦然接受同事们的恭维，那不是水平，而是作弊。他很想告诉他们，其实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说告诉你们的，是后世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可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即使说了，又有谁信呢？结果就是导致崇拜，由衷的崇拜，甚至连蔡孑民都撰文说，中国有龙谦，真乃国之大幸。那篇文章令他羞愧难当，直接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搞得王兆还以为自己生了气，将报纸从废纸篓拣出来，翻来复去研读，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
工业化需要大批熟练的工人。解决办法就是兴办各类职业学校。现在注册运行的至少有500所之多。跟大学实行高额助学金一样，财政对职业学校的补贴也非常高。
相比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令他感到担忧和烦恼的还是政治体制建设。毫不夸张地说，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他一手设计的，还算平稳地运行了八年了。他一向认为，制约监督和程序正义是公平的保证，从来就不敢寄希望于人性，有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更遑论他人了。所以，他一直大力扶持议会的权威，不仅两院议员的薪酬超过了政府机关，而且将世人看来天经地义属于政府的权力剥夺出来交给了议会。立法权不必说了，对于政府的监督权，财政预算的审批权全部给了议会，甚至从1914年起，连省部级正职的任命都成了政务院或总统府提名，议会批准了。
议会权力的激增，除了令政务院强烈不满外，必然地导致议员的身价越来越高，特别是参议员，简直成了嚣张跋扈的代名词，京城流行一个口头禅，俩人在街上发生纠纷，马上脱口而出：你以为你是参议员啊？
贿选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从1916年以来，已经有7名众议员和3名参议员被监察部核查，其中6人被提起诉讼，只有1人被证明是诬陷，恢复了职务和名誉。免于诉讼的也被剥夺了议员资格。两院还好，基层议会就更是乌烟瘴气了。政务院攻击议会的炮弹多来自基层议会的丑闻。不可否认，基层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是不如国家层面的，而龙谦更重视基层议会的选举、运行，认为只有基层议会确实履行职责了，基层政府才不会懈怠和违法。实际情况是，基层议会的选举和运行和他希望的差距甚大，有黑脸包公之名的监察部长曹敏忠对龙谦做过这样悲观的判断，至少三分之二的省、市、县三级议员是不合格的，要么他的来路不正，要么胡作非为。假如属实，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曹敏忠进而认为，百姓参政议政的基础极差，出任地方议员的，多是些流氓、讼棍和恶霸，一些议会其实就是黑社会（这个词是龙谦发明的），而且，基层议会越来越出现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一些历史上的反对势力正在将其当做实现其政治野望的舞台，比如湖北孝感就是一例，其议会成员的政治身份都是从民党系统化出来的反对党，现在却拿着蒙山军的薪水研究如何合法地推翻蒙山军。
那个案子其实是国安总局侦破的。可以引用法律条文治罪的很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进入议会的程序无可指责。但监察部还是介入了此案，以经济问题抓了几个，判了刑，送到甘肃去治理沙漠了。案子引起了高层的反弹，包括方声远、洪粤诚和陈超都极为重视，对于此案，龙谦曾有一个内部讲话，认为国家民主政治必须付出代价，国民的民主素质需要时间来提高。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孝感出了问题就否认我们的政治体制。但在私下，龙谦却给国安总局有严厉的指示，不要总盯着外国人，真正的敌人就在我们内部。
政府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贪腐是无法避免的了。特别是那些拥有实权的部门，比如交通、工业和军工部门，甚至教育部也出了不少问题。1917年，龙谦曾让洪粤诚主持召集了一个务虚会，就建国以来政府系统出现的“大型”贪污案进行法律制度层面的研讨。参加会议的一半是议会系统的人员，囊括了各党各派的代表，比较激烈的，比如参议员李烈钧就认为，乱世须重典，现在虽不能说是乱世，但仍需重典，对于贪腐应修改现行法律，严厉制裁，应当学一学朱元璋。更多的人，比如梁启超，则认为贪腐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比起晚清政府，现在不知好了多少倍，很是为政府说了些公道话。令龙谦悲哀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制度问题，不是主张严刑峻法，就是默认贪腐，认为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龙谦发言说，还是要靠制度。共和国是历史上咱新的国家制度，将议会比作御史台是不切当的。如果政府的每一笔开支都得到来自政府系统之外的监督，贪腐就会少的多。工程建设、大宗采购如果按照已有的制度，比如招投标制度、省市县长办公会议制度、过程中和事后的审计制度运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贪腐也会少的多。龙谦承认，这个办法虽然是治本之策，但需要时间，需要创造条件。他本人同意李烈钧先生的部分意见，修订法律，加大对贪腐的制裁力度。那次研讨会后，政务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访了美英加等国，学习研究他国的做法，议会和司法部修订了有关法律条款，但实际效果如何，尚需检验。
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公民的法律意识问题。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候是讲德治的，将打官司的人视为刁民。对于国家颁布的刑法、民法及相应的诉讼法律，没几个百姓懂，更不会用。司法体系建设搞了好几年，用王宠惠、伍廷芳等人的话说就是两张皮，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情况好些，广大的农村情况依旧。一个文盲率超过70的国家普及法律之路艰难无比。
这些问题还不是主要问题，内政问题在龙谦看来最严重的有三，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二是蒙山军元老们的问题，三是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其实，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宪法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政府组织法》也讲的很明白，中国不是美国的联邦制，各省并无自治权，而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行使省一级的行政权。但连省自治的呼声一直存在，凡是原先民党势力强的省份，比如浙江、福建、江西、广西等省，总在和中央闹别扭，嫌地方的权力小了，特别是税收方面，地方认为自主权太小，地方没有财力，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央，什么事都办不了。江苏广东也算民党根基深厚的省份，由于蒙山军接管早或者下派官员多，情况就好的多。
另一类是边疆省份，比如正在闹事的新疆，教权威重的西藏青海，也在呼吁扩大地方的权力。通过正当渠道传上来的呼声，中枢采取耐心的正当的手段解决，更多的通过中枢和地方的官员交流来解决，非正常渠道的呼声，中枢则用非常手段处理，国安总局名声不佳，和这有很大关系。连省自治也好，联邦制也罢，龙谦是绝不允许的。便是蒙疆藏疆回疆提出的民族自治要求，龙谦也没有答应。他认为在现阶段，必须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方能集中有限的资源财力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和改善民生。但这种思想并不为中枢所有人所接受，也有放权的建议，比如出任副总理的唐绍仪就认为中枢管的太多太死，放权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而接替段祺瑞出任财政部长的熊希龄则从税务上看问题，认为现行的税制需要调整，应该给地方一些财权，不要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报到中央来。
集权和分权是历代王朝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中央必须依靠各级地方政府来治理，建国之初是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现在是四级制，多了个市级，因为感觉到省级政府直管县级有些“累”，这个决定造成了“吃皇粮”人数的激增，增加了财政负担。龙谦曾为此发了脾气，批评政务院没有长远观念——一个政府，总是走精简到臃肿之路，历史的教训摆在那里，为什么不汲取？
到现在，分权的呼声并未平息，议会不断有提案，递到政务院，统统束之高阁。
第五节 家事国事天下事（三）
第二件就是所谓的元老集团了。一般地讲，军内把参加过蒙山整军的归于元老集团，如今这个称呼已经从军队扩展于其他领域，这个令龙谦不舒服的称呼已经公开见诸于报端，甚至有个浙江籍的小说家在他自以为用了小说新技艺的一组短篇里以光武帝二十八将为名影射了蒙山军元老们的种种不端。该组小说在一向以文学潮流引导者自居的北京大学人文社出版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国防部长封国柱元帅极为震怒，准备收拾那个特立独行的小说家。其实封帅是不读小说的，他是听了青军联某首脑的汇报才找了那本只有不到十万字的小说集看，认为比青军联的报告更为严重，甚至有讥讽谩骂总统的嫌疑。
国防部宣传局甚至准备起诉那个作家了，此事最终被龙谦压下。龙谦给国防部一份有关社会舆论导向的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打消了宣传局的念头——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人站出来关注军队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已经虚弱到连一本小说都害怕的地步了吗？与其如临大敌，倒不如反省自己究竟是不是变质了的二十八宿。
实际肩负意识国内形态管理的国防部宣传局明白总统对于文化界的一贯态度，只要不触犯现行法律，不构成叛国、泄密、诽谤罪，话随便说，文章随便写。即使真的将那个浙江人告上法庭，也不会有事。刘秀赖以起家的南阳军事集团中有善保富贵者，但也有身败名裂者，至少人家不是杜撰。以东汉开国集团比喻蒙山军，算是很客气了，如果数一数西汉的开国功臣，下场要惨的多。
元老集团是确实存在的东西。经历了建国前的十年风雨，活下来的“元老”们如今都是实权派了，在军队的，最次也是个准将了。在地方的，职务便更高，当个副省长都觉得委屈。
不过，元老集团的成员大多“盘踞”在军队系统，包括兵工系统。转行脱去他们引以自豪的军装到地方任职的不足五分之一。
军队都听龙谦的，现在还看不到反抗龙谦势力的存在。但国防军正宗血脉的蒙山军系统，又存在着三大山头。1903年龙谦分兵关外，形成了以鲁山为首的第一个大山头，这个山头就是后来的北方军系统，熊勋、石大寿、范德平、程二虎等都是这个山头的代表人物。1906年龙谦统军南征，留在山东的将领组成了山东军，这是蒙山军系统的另一个山头，以方时俊、叶延冰、吴念、瞿鸿翔为代表。当然，还有一个主峰系统，那就是龙谦亲统的南方军，以王明远、封国柱、司徒均为代表。每个大山头下，又分成了几个小山头，像南方军内部，当初的第九协就看不起周毅统领的第十协，认为九协才是正宗。这和后来周毅垮台有一定关系。梳理龙谦当时带去湖南广东的两个协（旅）军官的发展轨迹，明显看出九协出身的前途更为光明。九协当时的营长，现在最次也是师长了，很多已经当时了军长或者相当级别的参谋主官，或者到了总部任职了。十协就差的多，这还是后来龙谦有意栽培十协系统的军官，像蓝心治、韩子英、隆鸿渊等，才让十协有了些生气。周毅倒是“平反”了，但仍居闲职，这次大规模地晋升军衔，龙谦曾有想法给周毅一个上将，封国柱也同意，但遭到主管军衔的国防部组织局反对，认为周毅在后勤学院院长的职务上有劳无功，不能坏了规矩，因龙谦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此事也就作罢了。
以现在的大单位为例，国防部长、总参谋长、远征军司令官都出身南方军，南方军系统的将领还占据了西南军区、卫戍区、北方军区三个大军区司令的宝座，这足以显示南方军在国防军中的正统地位。山东军则占了东南、中央两个军区，海军司令官也出身山东军。北方军将领虽只有西北军区司令一职，但空军司令出身北方军，总参、国防部的二级部门主官里，出身北方军的最多，另外就是军长一职中，北方军也足以与南方军分庭抗礼……
琢磨这些摆不上台面的东西其实没意思。上位者的思维不是下面可以理解的，你到不了那个地位，就不会明白其思维定式。王明远就认为所谓的山头不足虑，它是事实，却是过去式，随着建国以来有意识的人事融合，山头问题正在解决。但龙谦不那么认为，他宁愿相信山头依然存在。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至少对于他不是问题。
令龙谦对元老们担忧的有两个倾向，其一是一部分人自恃有功，日益骄横不法。其二是一部分人不思进取，已经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在欧战结束后，国家重心将转回到内政上，这是确定无疑的。那些鼓吹乘机解决南满遗留问题的将领们受到了龙谦的批评，比如程二虎，被龙谦调出北方军区派到了俄国前线。南满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但不是现在。南满问题不是内政问题，而是国际问题。就像香港、澳门一样。中国强势崛起已经引起了列强的担忧，当德国挡在前面时，英法不能出面制约中国。当德国倒下，英国必然图谋恢复自己在全球的霸权。中国如果在南满动手，就不止面对日本一国了，很可能要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
便是日本，也不可轻视。根据情治部门及外交部的研究，自1914年山东战败后，日本全国颇有卧薪尝胆的劲头。那是一个令龙谦厌恶并高度警惕的对手，除了他，全国全军没有第二个人对日本保持如此高度的警惕，包括那些曾留学日本和专门研究日本的人士，都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全面超越了日本。陆军内部不仅提出了南满铁路和旅顺问题，甚至提出了朝鲜问题，认为到了和日本全面清算的时候了。
海军也不消停。受陆军大胜的刺激，一直要求大规模增加水面舰艇特别是大吨位舰艇，目标还是追赶和超越日本，甚至提出了收复台湾琉球的口号。龙谦不同意，他知道欧战结束后必然会面临全球性的军备控制，作为进攻性兵种的海军，肯定要图谋一个全球性协定以控制军备竞赛。现在中国海军根本入不了人家的法眼，真要搞出华盛顿海军协定也无关中国的事。而中国一旦对日本动手，必然牵扯到海军军备限制的顺利推行，中国就走到了世界强国的对立面了。所以，龙谦在海军建设上一直采取持重态度，加强船舶工业的基础建设和新技术的研究，增设海军各类学校，加大了海军的训练力度，却极少增加现役舰船的数量，包括曾在1914年中日战争中立下大功的潜艇部队，这几年新入役的潜艇不过四艘而已。
龙谦最近一直在吹风，告诫工作重心将彻底转到内政建设上。不止是经济建设启动第二个五年计划，而且要解决体制机制暴露出的问题。当我国基本解决内政问题，外部的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都不在话下了。龙谦断言，欧战结束，至少会带来二十年的和平。这二十年对于中国是非常宝贵的，要集中精力抓好内政，将国家制度框架真正建立起来，将国民素质提高一大步，让中国的人均经济指标追上和超过中等发达国家，个别指标达到领先地步。这个观点得到了政务院和议会系统的赞同，却不为军方所喜。因此龙谦警告军队的元老们，一要认清形势，跟上形势，不要被动地淘汰自己。二要谦虚谨慎，珍惜荣誉，遵纪守法。他说这个话是有所指的，监察部、国安总局及国防部监察局都发现一批牵连到军队的贪腐案件线索，数额很大，目前尚在秘密调查中，没有公布案情。但龙谦对曹敏忠表了态度，不管涉及谁，我都不庇护，一旦核实，该抓就抓，该杀就杀……但说易行难，在近百万大军仍在境外作战的当口，在军队内部抓大案是否合适是他必须考虑的。
军队悬而未决的事务还有一个华源中兴的股份问题。其起源是1900年乘火打劫得来的那笔巨款，它是蒙山军起家的根本，没有那笔钱，蒙山军就不会组建自己的企业，就没有与清廷掰手腕的本钱。华源中兴如今已是庞然大物，连带着还有海外的两大实业集团，其资产总额已经是天文数字。按照当时的约定，其股份的大部分属于蒙山军元老集团。在这些企业集团每年利润超亿的情况下，问题就出来了。有几个人能面对如此的巨额财富而不动心？将这两个在山东举足轻重，在国内充当了“工业母机”的巨型企业划给几百个私人是不合适的，那样既违背自己的初衷，又会严重地损害民心，损害政府的威信。但简单地将其国有化肯定不妥，自己面对的可是一个握有巨大权力的集团，搞不好会众叛亲离的！
但这个问题不能将其留给后任处理，必须由自己这个始作俑者来解决。现在连陈淑都惦记着那笔巨款，其他人怎么能不惦记？管理者宋晋国就多次提起此事，希望着手解决这个遗留问题，老宋一定遇到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不好说，不好将实际遇到的压力坦白到自己案前……
没有人不喜欢钱啊。那些漠视财富的人一般有着更高的追求，或者是权力，或者是理想。红尘中打滚的人们，有几个是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后悔没有及早处置。但当时情况真的不允许。经过蒙山整军的蒙山军将士们能够将这笔巨额财富的秘密守到了建国，已经是奇迹了，而他们确实应当享受其成果，特别是那些牺牲在建国前的烈士们的后人……
国事的最后问题就是自己的“身后事”了。最近修宪的呼声日高，他一直静默以对。想看一看各方的反应、不外是支持、反对和保持沉默三种，百姓的态度他不去考虑，他关注的是高官们的态度。目前，只有极少数人亮明了自己的观点，除了陈超、宋教仁、梁启超、段祺瑞等人外，没有人公开反对修宪。修宪的目的是为了修改现行宪法中总统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文，为他连任扫除障碍，这谁都清楚。陈超是为了他好，宋、梁、段等人各有考虑，但他不认为这些公开反对修宪（实际上就是反对他连任总统）就是反对他，公开反对就不能说是阴谋，他更喜欢这些人磊落的胸怀。赞成的人或许大多数是衷心拥戴他继续干下去，他们认为自己不能退，一退国家就会乱。但肯定有些人在投机，比如最近很活跃的杨皙子就是，连提前释放重新进入政界正在逐渐展露锋芒的汪兆铭也鼓吹修宪，龙谦当然不认为曾经图谋刺杀自己的汪兆铭成为了“龙派”。那些不吭气的显然是反对自己连任的，不过不好意思公开表明反对的态度而已。
对于这个问题，他的态度是坚定的，绝不连任第三届了！
这些年很是读了些书，包括那些在另一个时空曾经读过的，对于中国顽固至极的封建思想有了从前未曾有过的深刻理解：永远不要想着去规定后人该如何思考如何生活，永远要相信后代比前人更为智慧。他们会找到更高明的路，会将国家治理的更为出色。自己的决定不是逃避责任，而是自省自理，更是为了身后之名。
但他又不能不考虑接班人，不管不顾地将下任总统交给参议院决定是糊涂的，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行为。
目前，龙谦心目中的继任者只有三个人选，方声远、洪粤诚和王明远。三人各有短长，就经济一途，方声远最为优势，他在政务院总理职务上成就斐然，国家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很大一部分要记在方氏头上。方氏对外交也算熟悉，建国后多次出使外国，在国际上知名度高于洪、王二人。在国家将重心转入内政方面，方声远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洪粤诚的长处在于对国家政治体制架构的理解比他人强的多，目前初步奠定的政权结构更多的出自洪氏之手。其对于政党政治的理解甚至强于宋教仁，议会越来越多地成为制约政府的重要力量，不是陈超的功劳，更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一直把持参议院的洪粤诚。而且，洪粤诚对于中国的国情有着清晰的认识，不拘泥于外国已有的经验，总能恰到好处地寻找到令龙谦满意的处理方法。建国后，特别是龙谦的第二个任期，洪粤诚领导的参议院已经成为龙谦非常得力的臂助。王明远的长处在于军队，不在于龙谦对其的信任，而在于其清廉自守、克己奉公。他是蒙山军高级将领中口碑最好的，或许其治军打仗的本事不算一流，但因公正廉明而深得军队的拥戴。之所以龙谦将其再次调回国防部，就是看重王氏既守规矩，又体察自己本心的本领。王明远提出的高级将领调动任免建议，总是深得龙谦本心。这些年来王氏致力于消除军队派系，加强和平年代下的军队管理，成绩斐然，一般人看不到他的功绩，只有军队最高层方能理解王明远的份量。
年近四旬的江云竟然露出了一丝羞涩的神情。
龙谦哈哈大笑，“这就对了！立业成家嘛。你嫂子总是惦记着你的婚事，这下子她可以放心了。你的婚事，我亲自操办。没别的事了，你去吧。”
江云微微一躬，退出了龙谦的书房。苏全顺恭敬地将这位手握无数秘密的特务头子送出门厅，目送总局长上车而去。
第四节 家事国事天下事（二）
江云走后，龙谦的思绪回到了刚才的轨迹上。建国已经八年有余，蒙山军总部进入北京也九年了，自己第二届总统任期也过了两年半，根据他的指示，政务院正在筹备建国十年的大庆典。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全面回顾总结十年的得失了。
经济建设是政务院的主业，但自己一直是关注着的。一些指标的设定，一些先进的理念是自己提出的（如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令自己欣慰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自己最好的预期。从1914年起实施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主要的指标上肯定超额完成了，特别是工业、交通、教育和税收方面。欠缺的是农业，但现在掌握的情况也不错。粮食问题基本解决，虽然一直禁绝出口，现在还是粮食纯进口国，但国家的粮食储备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可以应付荒年了。根据政务院统计局的数字，人均粮食拥有量（不含进口）达到了755斤。由于副食特别是肉食的增加，国人终于摆脱了饥饿，可以吃饱肚子了！当然，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省的农业成绩不等，西北还很困难，国家每年要向西北调运大批的救济粮。政务院受黑龙江农垦兵团成绩的刺激，曾连续提出在西北组建国营农场，被他否决，除了新疆——主要指北疆地区外，其余地区，包括甘肃和青海，严禁毁草开荒，以保持和恢复生态。
最关键的是工业。没有工业化，一切都是空谈。光解决粮食问题顶什么用？好在自己虽然不是学工业经济的，但见识毕竟比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都领先了几十年。对于体系化建设、综合发展有着他人所没有的眼光。因此，在矿冶、电力、交通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先行大投入带来了收益。对于工业布局，尽可能地避免重复，力求做到平衡发展。现在，一批工业化中心城市已经出现，上海、广州、济南、武汉、南京、西安、成都、太原、沈阳、哈尔滨、天津已经成为了区域工业中心，而且各有侧重。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工业中心城市，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为了经济效益将工厂全部建在沿海是绝对不可取的，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原先以为，至少要经过两个五年，才能基本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看来实际情况要乐观的多。或许到自己第二届任期届满，初级工业化就可以完成了，所谓的初级工业化，是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时提出的，其标准有二，第一是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第二是主要工业指标追上或超过俄国。道现在为止，除了钢铁指标尚有差距外，其余指标均超过了欧战爆发前的俄国，1913年，俄国的钢产量为480万吨，到现在下降很多，数字来源不一，有说下降三分之二的，有说一半的，下降是肯定的了，他只关心当初的数字。而中国，1917年的钢材产量突破了400万吨。明年是一五计划的收官之年，钢材产量增长肯定不止50万吨。而最主要的指标——国民收入，俄国1913年是70亿美元，中国1917年突破了150亿华元。就算这几年因债务等问题导致华元贬值，150亿华元肯定超过70亿美元了。更不要说一批在世界上相对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建立，比如汽车，比如医药，比如石油，更是死死地压倒了日本！便是对比日本一直是劣势的纺织业，到1916年就扳过来了。现在，纺织业成为了出口大户，大量抢占了日本的市场，令本来就债台高筑财政极为困难的日本雪上加霜。
军事工业的成就更大了，欧战极大地刺激了军工建设，和1914年对日战争相比，军工能力提升了二倍有余，除了部分装备如光学器械等尚需依赖进口外，国防军全部装备实现了国产化，而且经受住了严酷战争环境的检验。一批武器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比如步枪、轻机枪和轻型火炮。军事工业的发展有变相促进了基础工业的发展，即使是最挑剔的反对者，也很少在工业建设上提出批评了。
下一步，即第二个五年计划将引进新的概念，在效率、效益上下点功夫，在企业管理，精益理念、标准化及质量管理上下点功夫，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定会呈现一番新气象……
文化教育的成绩同样伟大。特别是教育方面。推行全国性的五年义务教育已经八年了，国民识字率超过了30。这其中有各类夜校、职业学校的贡献。除了边远省份，大一些的村镇都成立了小学校，各县至少设立一所中学。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县就不止一所中学了。为了鼓励念中学，从1913年起，教育部实行了助学金制度，以减轻贫困家庭的求学压力。在狠抓基础教育的同时，花大力气抓了高等教育，因为国家急需高等专业人才，特别是理工科方面的人才。现在，全国的大学超过了100所，专业齐全，其中重点大学确定了20所，在重点大学建立了一批目标明确的实验室，这是他的优势，对于尖端技术的走向，他比教育部及其他部门有着更锐利的目光……这么多年了，还是很难坦然接受同事们的恭维，那不是水平，而是作弊。他很想告诉他们，其实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说告诉你们的，是后世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可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即使说了，又有谁信呢？结果就是导致崇拜，由衷的崇拜，甚至连蔡孑民都撰文说，中国有龙谦，真乃国之大幸。那篇文章令他羞愧难当，直接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搞得王兆还以为自己生了气，将报纸从废纸篓拣出来，翻来复去研读，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
工业化需要大批熟练的工人。解决办法就是兴办各类职业学校。现在注册运行的至少有500所之多。跟大学实行高额助学金一样，财政对职业学校的补贴也非常高。
相比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令他感到担忧和烦恼的还是政治体制建设。毫不夸张地说，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他一手设计的，还算平稳地运行了八年了。他一向认为，制约监督和程序正义是公平的保证，从来就不敢寄希望于人性，有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更遑论他人了。所以，他一直大力扶持议会的权威，不仅两院议员的薪酬超过了政府机关，而且将世人看来天经地义属于政府的权力剥夺出来交给了议会。立法权不必说了，对于政府的监督权，财政预算的审批权全部给了议会，甚至从1914年起，连省部级正职的任命都成了政务院或总统府提名，议会批准了。
议会权力的激增，除了令政务院强烈不满外，必然地导致议员的身价越来越高，特别是参议员，简直成了嚣张跋扈的代名词，京城流行一个口头禅，俩人在街上发生纠纷，马上脱口而出：你以为你是参议员啊？
贿选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从1916年以来，已经有7名众议员和3名参议员被监察部核查，其中6人被提起诉讼，只有1人被证明是诬陷，恢复了职务和名誉。免于诉讼的也被剥夺了议员资格。两院还好，基层议会就更是乌烟瘴气了。政务院攻击议会的炮弹多来自基层议会的丑闻。不可否认，基层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是不如国家层面的，而龙谦更重视基层议会的选举、运行，认为只有基层议会确实履行职责了，基层政府才不会懈怠和违法。实际情况是，基层议会的选举和运行和他希望的差距甚大，有黑脸包公之名的监察部长曹敏忠对龙谦做过这样悲观的判断，至少三分之二的省、市、县三级议员是不合格的，要么他的来路不正，要么胡作非为。假如属实，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曹敏忠进而认为，百姓参政议政的基础极差，出任地方议员的，多是些流氓、讼棍和恶霸，一些议会其实就是黑社会（这个词是龙谦发明的），而且，基层议会越来越出现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一些历史上的反对势力正在将其当做实现其政治野望的舞台，比如湖北孝感就是一例，其议会成员的政治身份都是从民党系统化出来的反对党，现在却拿着蒙山军的薪水研究如何合法地推翻蒙山军。
那个案子其实是国安总局侦破的。可以引用法律条文治罪的很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进入议会的程序无可指责。但监察部还是介入了此案，以经济问题抓了几个，判了刑，送到甘肃去治理沙漠了。案子引起了高层的反弹，包括方声远、洪粤诚和陈超都极为重视，对于此案，龙谦曾有一个内部讲话，认为国家民主政治必须付出代价，国民的民主素质需要时间来提高。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孝感出了问题就否认我们的政治体制。但在私下，龙谦却给国安总局有严厉的指示，不要总盯着外国人，真正的敌人就在我们内部。
政府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贪腐是无法避免的了。特别是那些拥有实权的部门，比如交通、工业和军工部门，甚至教育部也出了不少问题。1917年，龙谦曾让洪粤诚主持召集了一个务虚会，就建国以来政府系统出现的“大型”贪污案进行法律制度层面的研讨。参加会议的一半是议会系统的人员，囊括了各党各派的代表，比较激烈的，比如参议员李烈钧就认为，乱世须重典，现在虽不能说是乱世，但仍需重典，对于贪腐应修改现行法律，严厉制裁，应当学一学朱元璋。更多的人，比如梁启超，则认为贪腐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比起晚清政府，现在不知好了多少倍，很是为政府说了些公道话。令龙谦悲哀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制度问题，不是主张严刑峻法，就是默认贪腐，认为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龙谦发言说，还是要靠制度。共和国是历史上咱新的国家制度，将议会比作御史台是不切当的。如果政府的每一笔开支都得到来自政府系统之外的监督，贪腐就会少的多。工程建设、大宗采购如果按照已有的制度，比如招投标制度、省市县长办公会议制度、过程中和事后的审计制度运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贪腐也会少的多。龙谦承认，这个办法虽然是治本之策，但需要时间，需要创造条件。他本人同意李烈钧先生的部分意见，修订法律，加大对贪腐的制裁力度。那次研讨会后，政务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访了美英加等国，学习研究他国的做法，议会和司法部修订了有关法律条款，但实际效果如何，尚需检验。
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公民的法律意识问题。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候是讲德治的，将打官司的人视为刁民。对于国家颁布的刑法、民法及相应的诉讼法律，没几个百姓懂，更不会用。司法体系建设搞了好几年，用王宠惠、伍廷芳等人的话说就是两张皮，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情况好些，广大的农村情况依旧。一个文盲率超过70的国家普及法律之路艰难无比。
这些问题还不是主要问题，内政问题在龙谦看来最严重的有三，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二是蒙山军元老们的问题，三是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其实，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宪法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政府组织法》也讲的很明白，中国不是美国的联邦制，各省并无自治权，而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行使省一级的行政权。但连省自治的呼声一直存在，凡是原先民党势力强的省份，比如浙江、福建、江西、广西等省，总在和中央闹别扭，嫌地方的权力小了，特别是税收方面，地方认为自主权太小，地方没有财力，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央，什么事都办不了。江苏广东也算民党根基深厚的省份，由于蒙山军接管早或者下派官员多，情况就好的多。
另一类是边疆省份，比如正在闹事的新疆，教权威重的西藏青海，也在呼吁扩大地方的权力。通过正当渠道传上来的呼声，中枢采取耐心的正当的手段解决，更多的通过中枢和地方的官员交流来解决，非正常渠道的呼声，中枢则用非常手段处理，国安总局名声不佳，和这有很大关系。连省自治也好，联邦制也罢，龙谦是绝不允许的。便是蒙疆藏疆回疆提出的民族自治要求，龙谦也没有答应。他认为在现阶段，必须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方能集中有限的资源财力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和改善民生。但这种思想并不为中枢所有人所接受，也有放权的建议，比如出任副总理的唐绍仪就认为中枢管的太多太死，放权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而接替段祺瑞出任财政部长的熊希龄则从税务上看问题，认为现行的税制需要调整，应该给地方一些财权，不要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报到中央来。
集权和分权是历代王朝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中央必须依靠各级地方政府来治理，建国之初是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现在是四级制，多了个市级，因为感觉到省级政府直管县级有些“累”，这个决定造成了“吃皇粮”人数的激增，增加了财政负担。龙谦曾为此发了脾气，批评政务院没有长远观念——一个政府，总是走精简到臃肿之路，历史的教训摆在那里，为什么不汲取？
到现在，分权的呼声并未平息，议会不断有提案，递到政务院，统统束之高阁。
第五节 家事国事天下事（三）
第二件就是所谓的元老集团了。一般地讲，军内把参加过蒙山整军的归于元老集团，如今这个称呼已经从军队扩展于其他领域，这个令龙谦不舒服的称呼已经公开见诸于报端，甚至有个浙江籍的小说家在他自以为用了小说新技艺的一组短篇里以光武帝二十八将为名影射了蒙山军元老们的种种不端。该组小说在一向以文学潮流引导者自居的北京大学人文社出版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国防部长封国柱元帅极为震怒，准备收拾那个特立独行的小说家。其实封帅是不读小说的，他是听了青军联某首脑的汇报才找了那本只有不到十万字的小说集看，认为比青军联的报告更为严重，甚至有讥讽谩骂总统的嫌疑。
国防部宣传局甚至准备起诉那个作家了，此事最终被龙谦压下。龙谦给国防部一份有关社会舆论导向的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打消了宣传局的念头——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人站出来关注军队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已经虚弱到连一本小说都害怕的地步了吗？与其如临大敌，倒不如反省自己究竟是不是变质了的二十八宿。
实际肩负意识国内形态管理的国防部宣传局明白总统对于文化界的一贯态度，只要不触犯现行法律，不构成叛国、泄密、诽谤罪，话随便说，文章随便写。即使真的将那个浙江人告上法庭，也不会有事。刘秀赖以起家的南阳军事集团中有善保富贵者，但也有身败名裂者，至少人家不是杜撰。以东汉开国集团比喻蒙山军，算是很客气了，如果数一数西汉的开国功臣，下场要惨的多。
元老集团是确实存在的东西。经历了建国前的十年风雨，活下来的“元老”们如今都是实权派了，在军队的，最次也是个准将了。在地方的，职务便更高，当个副省长都觉得委屈。
不过，元老集团的成员大多“盘踞”在军队系统，包括兵工系统。转行脱去他们引以自豪的军装到地方任职的不足五分之一。
军队都听龙谦的，现在还看不到反抗龙谦势力的存在。但国防军正宗血脉的蒙山军系统，又存在着三大山头。1903年龙谦分兵关外，形成了以鲁山为首的第一个大山头，这个山头就是后来的北方军系统，熊勋、石大寿、范德平、程二虎等都是这个山头的代表人物。1906年龙谦统军南征，留在山东的将领组成了山东军，这是蒙山军系统的另一个山头，以方时俊、叶延冰、吴念、瞿鸿翔为代表。当然，还有一个主峰系统，那就是龙谦亲统的南方军，以王明远、封国柱、司徒均为代表。每个大山头下，又分成了几个小山头，像南方军内部，当初的第九协就看不起周毅统领的第十协，认为九协才是正宗。这和后来周毅垮台有一定关系。梳理龙谦当时带去湖南广东的两个协（旅）军官的发展轨迹，明显看出九协出身的前途更为光明。九协当时的营长，现在最次也是师长了，很多已经当时了军长或者相当级别的参谋主官，或者到了总部任职了。十协就差的多，这还是后来龙谦有意栽培十协系统的军官，像蓝心治、韩子英、隆鸿渊等，才让十协有了些生气。周毅倒是“平反”了，但仍居闲职，这次大规模地晋升军衔，龙谦曾有想法给周毅一个上将，封国柱也同意，但遭到主管军衔的国防部组织局反对，认为周毅在后勤学院院长的职务上有劳无功，不能坏了规矩，因龙谦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此事也就作罢了。
以现在的大单位为例，国防部长、总参谋长、远征军司令官都出身南方军，南方军系统的将领还占据了西南军区、卫戍区、北方军区三个大军区司令的宝座，这足以显示南方军在国防军中的正统地位。山东军则占了东南、中央两个军区，海军司令官也出身山东军。北方军将领虽只有西北军区司令一职，但空军司令出身北方军，总参、国防部的二级部门主官里，出身北方军的最多，另外就是军长一职中，北方军也足以与南方军分庭抗礼……
琢磨这些摆不上台面的东西其实没意思。上位者的思维不是下面可以理解的，你到不了那个地位，就不会明白其思维定式。王明远就认为所谓的山头不足虑，它是事实，却是过去式，随着建国以来有意识的人事融合，山头问题正在解决。但龙谦不那么认为，他宁愿相信山头依然存在。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至少对于他不是问题。
令龙谦对元老们担忧的有两个倾向，其一是一部分人自恃有功，日益骄横不法。其二是一部分人不思进取，已经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在欧战结束后，国家重心将转回到内政上，这是确定无疑的。那些鼓吹乘机解决南满遗留问题的将领们受到了龙谦的批评，比如程二虎，被龙谦调出北方军区派到了俄国前线。南满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但不是现在。南满问题不是内政问题，而是国际问题。就像香港、澳门一样。中国强势崛起已经引起了列强的担忧，当德国挡在前面时，英法不能出面制约中国。当德国倒下，英国必然图谋恢复自己在全球的霸权。中国如果在南满动手，就不止面对日本一国了，很可能要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
便是日本，也不可轻视。根据情治部门及外交部的研究，自1914年山东战败后，日本全国颇有卧薪尝胆的劲头。那是一个令龙谦厌恶并高度警惕的对手，除了他，全国全军没有第二个人对日本保持如此高度的警惕，包括那些曾留学日本和专门研究日本的人士，都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全面超越了日本。陆军内部不仅提出了南满铁路和旅顺问题，甚至提出了朝鲜问题，认为到了和日本全面清算的时候了。
海军也不消停。受陆军大胜的刺激，一直要求大规模增加水面舰艇特别是大吨位舰艇，目标还是追赶和超越日本，甚至提出了收复台湾琉球的口号。龙谦不同意，他知道欧战结束后必然会面临全球性的军备控制，作为进攻性兵种的海军，肯定要图谋一个全球性协定以控制军备竞赛。现在中国海军根本入不了人家的法眼，真要搞出华盛顿海军协定也无关中国的事。而中国一旦对日本动手，必然牵扯到海军军备限制的顺利推行，中国就走到了世界强国的对立面了。所以，龙谦在海军建设上一直采取持重态度，加强船舶工业的基础建设和新技术的研究，增设海军各类学校，加大了海军的训练力度，却极少增加现役舰船的数量，包括曾在1914年中日战争中立下大功的潜艇部队，这几年新入役的潜艇不过四艘而已。
龙谦最近一直在吹风，告诫工作重心将彻底转到内政建设上。不止是经济建设启动第二个五年计划，而且要解决体制机制暴露出的问题。当我国基本解决内政问题，外部的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都不在话下了。龙谦断言，欧战结束，至少会带来二十年的和平。这二十年对于中国是非常宝贵的，要集中精力抓好内政，将国家制度框架真正建立起来，将国民素质提高一大步，让中国的人均经济指标追上和超过中等发达国家，个别指标达到领先地步。这个观点得到了政务院和议会系统的赞同，却不为军方所喜。因此龙谦警告军队的元老们，一要认清形势，跟上形势，不要被动地淘汰自己。二要谦虚谨慎，珍惜荣誉，遵纪守法。他说这个话是有所指的，监察部、国安总局及国防部监察局都发现一批牵连到军队的贪腐案件线索，数额很大，目前尚在秘密调查中，没有公布案情。但龙谦对曹敏忠表了态度，不管涉及谁，我都不庇护，一旦核实，该抓就抓，该杀就杀……但说易行难，在近百万大军仍在境外作战的当口，在军队内部抓大案是否合适是他必须考虑的。
军队悬而未决的事务还有一个华源中兴的股份问题。其起源是1900年乘火打劫得来的那笔巨款，它是蒙山军起家的根本，没有那笔钱，蒙山军就不会组建自己的企业，就没有与清廷掰手腕的本钱。华源中兴如今已是庞然大物，连带着还有海外的两大实业集团，其资产总额已经是天文数字。按照当时的约定，其股份的大部分属于蒙山军元老集团。在这些企业集团每年利润超亿的情况下，问题就出来了。有几个人能面对如此的巨额财富而不动心？将这两个在山东举足轻重，在国内充当了“工业母机”的巨型企业划给几百个私人是不合适的，那样既违背自己的初衷，又会严重地损害民心，损害政府的威信。但简单地将其国有化肯定不妥，自己面对的可是一个握有巨大权力的集团，搞不好会众叛亲离的！
但这个问题不能将其留给后任处理，必须由自己这个始作俑者来解决。现在连陈淑都惦记着那笔巨款，其他人怎么能不惦记？管理者宋晋国就多次提起此事，希望着手解决这个遗留问题，老宋一定遇到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不好说，不好将实际遇到的压力坦白到自己案前……
没有人不喜欢钱啊。那些漠视财富的人一般有着更高的追求，或者是权力，或者是理想。红尘中打滚的人们，有几个是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后悔没有及早处置。但当时情况真的不允许。经过蒙山整军的蒙山军将士们能够将这笔巨额财富的秘密守到了建国，已经是奇迹了，而他们确实应当享受其成果，特别是那些牺牲在建国前的烈士们的后人……
国事的最后问题就是自己的“身后事”了。最近修宪的呼声日高，他一直静默以对。想看一看各方的反应、不外是支持、反对和保持沉默三种，百姓的态度他不去考虑，他关注的是高官们的态度。目前，只有极少数人亮明了自己的观点，除了陈超、宋教仁、梁启超、段祺瑞等人外，没有人公开反对修宪。修宪的目的是为了修改现行宪法中总统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文，为他连任扫除障碍，这谁都清楚。陈超是为了他好，宋、梁、段等人各有考虑，但他不认为这些公开反对修宪（实际上就是反对他连任总统）就是反对他，公开反对就不能说是阴谋，他更喜欢这些人磊落的胸怀。赞成的人或许大多数是衷心拥戴他继续干下去，他们认为自己不能退，一退国家就会乱。但肯定有些人在投机，比如最近很活跃的杨皙子就是，连提前释放重新进入政界正在逐渐展露锋芒的汪兆铭也鼓吹修宪，龙谦当然不认为曾经图谋刺杀自己的汪兆铭成为了“龙派”。那些不吭气的显然是反对自己连任的，不过不好意思公开表明反对的态度而已。
对于这个问题，他的态度是坚定的，绝不连任第三届了！
这些年很是读了些书，包括那些在另一个时空曾经读过的，对于中国顽固至极的封建思想有了从前未曾有过的深刻理解：永远不要想着去规定后人该如何思考如何生活，永远要相信后代比前人更为智慧。他们会找到更高明的路，会将国家治理的更为出色。自己的决定不是逃避责任，而是自省自理，更是为了身后之名。
但他又不能不考虑接班人，不管不顾地将下任总统交给参议院决定是糊涂的，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行为。
目前，龙谦心目中的继任者只有三个人选，方声远、洪粤诚和王明远。三人各有短长，就经济一途，方声远最为优势，他在政务院总理职务上成就斐然，国家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很大一部分要记在方氏头上。方氏对外交也算熟悉，建国后多次出使外国，在国际上知名度高于洪、王二人。在国家将重心转入内政方面，方声远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洪粤诚的长处在于对国家政治体制架构的理解比他人强的多，目前初步奠定的政权结构更多的出自洪氏之手。其对于政党政治的理解甚至强于宋教仁，议会越来越多地成为制约政府的重要力量，不是陈超的功劳，更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一直把持参议院的洪粤诚。而且，洪粤诚对于中国的国情有着清晰的认识，不拘泥于外国已有的经验，总能恰到好处地寻找到令龙谦满意的处理方法。建国后，特别是龙谦的第二个任期，洪粤诚领导的参议院已经成为龙谦非常得力的臂助。王明远的长处在于军队，不在于龙谦对其的信任，而在于其清廉自守、克己奉公。他是蒙山军高级将领中口碑最好的，或许其治军打仗的本事不算一流，但因公正廉明而深得军队的拥戴。之所以龙谦将其再次调回国防部，就是看重王氏既守规矩，又体察自己本心的本领。王明远提出的高级将领调动任免建议，总是深得龙谦本心。这些年来王氏致力于消除军队派系，加强和平年代下的军队管理，成绩斐然，一般人看不到他的功绩，只有军队最高层方能理解王明远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