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1932年，林汉就朝中国运了二十吨的法币，而1933年头两个月，更是足足有四十吨的“德版”法币被偷运到中国。而后林汉觉得运钞太危险，一旦被查获影响太大，林汉索性将印钞设备、模版，油墨通过长江航道直接送到苏区，交由红军自己处理，而他负责定期提供印钞所需的特种纸。
拿到了林汉提供的这个时代质量最高的印刷设备后，红军的印钞厂也很快开工，各地的红军、地下党拿着红军印制的法币到处套购物资，贿赂炮党军官倒卖军火和敏感物资，造成后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区内“法币泛滥”，物价狂升，法币的信用度一落千丈。被逼急了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3年七月宣布废除旧币更换新币，这才暂时抑制住了红军的“货币攻势”。
当然，这种抑制也只是暂时的。几个月后，林汉这边解决了“新版法币”的复制问题后，新一轮的“货币战争”也将再次打响。
白银流失严重，伪钞泛滥，法币急剧贬值，这正是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上遇上的最大危机，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突然又推出《白银收购法案》，结果在法案推出的当月，就有超过一千万银元外流——美国人搞《白银收购法案》提高银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借提高银价的方式来刺激银币国家的购买力，以便向这些国家推销过剩产品，转嫁危机。此时的中国早已是西方各国的经济殖民地，1933年时，为了转嫁国内的危机，海量的洋货更是疯狂地在中国国内倾销，甚至连中国农民传统的农作物大米都受到了冲击。
“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有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叶圣陶先生写的《多收了三五斗》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
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造成了中国国内的白银大量外流，不过美国人出手时迟了一点。先美国人一步动手的汉娜和林汉，先美国人一年，使用自己印制的外汇在中国市场疯狂地扫货套购贵重金属。
由于二人的伪钞质量好，可全世界流通，变相地也将部分外国转嫁到中国的经济危机又转回国外去了——面对洋货的倾销时，先前从林汉和汉娜手中流到中国人手中的外汇，大都被拿去购买往中国倾销的洋货。
在这个时代的江南鱼米之乡的粮价，比历史上叶圣陶先生写这篇文章里的内容要好一点，文章里“糙米五块谷三块”的低贱粮价，由于林汉派出的买办商人疯狂地在市场上用“自制”的美元、日元、英镑到处扫货，民间生产出来海量的粮食有了销路，1932年时粮食收购价格一直维持在“糙米七块谷五块”，种田的农民还算有点活路。而到了1933年七、八月的粮食丰收期，由于市面上法币泛滥，通货膨胀严重，粮价涨到了“糙米十五块，谷十三块”，不过此时十五块的法币购买力也就勉强和去年的七块相当。
江浙鱼米之乡的农民因为林汉的扫货而“受益”，但南京国民政府来说，《白银收购法案》的通过却可谓雪上加霜。白银外流、银价提高使中国币值大大抬升，严重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原本因为林汉前一年的大扫货就已经大大减少，美国人在这时又借白银法案捅了一刀，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下半年的日子很快就感觉过不下去了。加上这时苏区红军疯狂的“伪币”攻势，原本恢复了一些元气的南京国民政府，却因为在内、外经济战场上的惨败，原计划在1934年春节后发动的“第五次剿匪”大业，还没发动就直接胎死腹中。
注：美国的人《白银收购法案》不光是为了转嫁本国的危机，另一个目的也是打击英国的经济。当时全世界的银本位国家其实不止中国一家，还有印度，加拿大，袋鼠国澳大利亚，世界最大的四个银本位国家是英国的四个台柱子。在这过程中其余三家其实也损失惨重。
1933年的最后几个月，整个南京国民政府都忙着应付白银危机和伪币攻势带来的经济困难。
他们一方面进行货币改革，计划取消银本位，实行法币改革。另一方面制定各种政策力求挽回由于白银出口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严禁不法商贩偷运白银走私出口。同时还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国“不再购买世界生银”。
但是，在罗斯福当总统的位面，美国尚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跪求不理不睬，比罗斯福更加“保守”的加纳总统，又怎么可能理睬炮党这伙人的死活？
至于说取消银本位，建立信用货币政策，这个想法也有问题。如今的法币，早已被红军的“伪币”攻势折腾得信用全失，想搞信用货币，这个难度可不小。
焦头烂额的宋子文一方面派人和红军联系，乞求对方停止“假币战争”，一方面对英、美跪舔，恳求更多的外汇贷款作为货币准备金。同时请英美帮忙，设计新式的防伪度更高的货币，进口更先进的印钞设备。至于红军怎么突然拥有了印制伪钞这么先进的手段，宋子文理所当然地把这个罪名推到了苏联头上，让斯大林又一次地中枪。
不过炮党要进行货币改革，取消银本位，动作再快也要近一年的准备时间。这过程肯定少不了对英、美财团各种让步和签定各类丧权辱国的条约，比如在银行、币制、预算、金融、海关管理及税收等方面作一系列重大让步（历史上就是如此）。
此时的炮党，因为林汉的搅局，红军的提前崛起，能控制的地盘只剩下五省——江西只剩下长江边上的一小块“皮”，福建的地盘同样也只有沿海的几个孤零零的城市，这两省的地盘对他们来说甚至是负担而不是收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真正抓在手里的，只余下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五省。
至于名义上归属中央的相邻的山东，那是韩复渠的地盘，湖南的何键自成一体，他现在正被红军围困在长沙里虐得欲仙欲死，19路军被红军逼得走投无路之后，把地盘“卖”给了宋子文，但那儿的局面和江西一样糜烂。1934年刚开始的时候，实力大大缩水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已窘迫到了“想卖国也没多少东西可卖”的地步。
整个1932年到1933年年底，林汉和汉娜在中国这里投放了“总价值”超过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各国外汇”，前前后后圈走的银元更高达三亿。当美国人想起用《白银收购法案》往中国身上吸血时，却发现这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汁水了。
注：历史上美国人搞出《白银收购法案》往中国身上抽髓时，日本人也趁机落井下石，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人吃肉，日本人吸血，只有中国损失惨重。不过这个位面林汉通过大量地印制伪钞，变相地把危机对外向全世界转嫁，对中国来说反而是减少了损失。
当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内外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机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南方红军在各条战线依旧高奏凯歌。
首先悲剧的是福建的十九路军，东山港对南方红军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所谓卧塌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红军所以不干掉十九路军，夺取整个福建，纯是担心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影响面前大好的形势。不消灭十九路军，只是为了让他们帮着“占”着这个“茅坑”。
一九三二年的江西战役，红军已经切身地体会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的好处：夺取生产型的农村，通过土改，建立民兵和地方游击队组织，搞根据地建设，将炮党的势力从农村里挤出去，把消费型的城市当成负担丢给炮党。炮党的军队想离开城市据点夺取农村，那就通过运动战的方式将其分化，吃掉。这一系列战术不过是十几年后炮党在东北遇上的局面的翻版。何应钦在江西近二十个师的家底，就是这么被活活玩死的。
红军复制在江西的成功经验，福州，泉州，厦门，莆田这四个沿海城市有意地压而不攻。先前的漳州战役中，十九路军损失惨重，全部的残余兵加起来不过万余人，却要分散在这四个城市内，兵力更是捉襟见肘。
针对这种情况，红军采用的战术就是不断地挤压他们在这四地的生存空间，红军留下了两万人的部队对分散在这四个城市的十九路军进行压制，逼得其只能困守城内。然后在城市周边进行土改和根据地建设。
第122章 李润石的老鼠笼
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残余的地主还乡团——实际上这四地的地主还乡团势力早在过红军过来时就吓得躲进城内了。当地的农民分到田地后很快就站到了红军这一边，然后就是照例不变的建立民兵组织、赤卫队，进行根据地建设。一年下来，四个城市周边被红军经营得象铁桶一般。
林汉在苏区之行时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和沙俄的城市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还是一个农业国的中国，大多数城市都是消费型的而不是生产型的。福建的这四地，除了福州还留有一点满清时的小工业残余外，余下的都是需要外部农村支持的消费型城市。在周边的农村几乎全被红军占领之后，困守四地的十九路军的日子就变得极为难过，因为他们维持城市运转需要的粮食果菜都需要周边的农村供应，而农村已是红军的天下。
在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上半年期间，十九路军不是没想过挣扎，也多次组织军队出城，象后世的日本鬼子般想“下乡抢粮”，结果却被早有准备的红军打了回去，损失惨重却一无所获。
这四座城市都靠近海边，靠着海运还能从外部输入物资。于是在“美国”商人的“好心”帮助下，林汉在上海开设的几家皮包公司，拿着用自己印制的外汇在各地扫货购买到的粮食药材等物资，然后通过海轮运到四地销售，维持城市的运作。而从上海开出的十条货轮，只有四条船进了这四地，其余的全驶向东山港，和十九路军做生意成了极好的掩护。
由于红军有意困而不打，又担心十九路军撑不下去投降或弃城而走，所以一直有意地不攻击四地的海上运输线——实际上往这四地运物资的轮船上很多成员都是地下党。
这一年来，被困在四地的十九路军过得极其苦逼。四个城市本身没有多少税收，紧贴的周边农田勉强还能榨点汁水，稍远一点就全是红军控制区，几乎拿不到收益。外来的物资输入渠道虽然一直通畅没有被切断，可是全部都要使用真金白银去购买——其实围困四地的红军也没有切断对这四座城市的物资供应，反而大开生意之门。只要守军能掏出真金白银硬通货出来，粮食，蔬菜，药品，甚至是上海那儿出产的奢侈品，全都不设上限的无限量供应。一年的生意做下来，愣是把困守四座城市，坐吃山空十九路军口袋里的家底榨得干干净净。至于下层的官兵为了过得更好，偷偷地拿枪械和子弹与红军换补给的事就更是多得数不清了。
守城同样也怕闷守，为了筹集向红军和“洋船”买补给的银饷，困守一座座孤城的十九路军在城内也是刮地三尺，刮得城内的商家大户叫苦连天。最严重的时候，四座城市里的大户哭着往城外跑主动向红军表忠心，愿意当“带路党”。只是红军本着“困而不攻”的原则，夺取周边后就是不肯轻易攻击四城。
困守四地时，十九路军也不是没有得到外来的援助，和福建一海之隔的日本人，对福建的战事就十分地关注。他们通过海路从台湾调拔了一批武器增援十九路军，甚至还打算派出干涉军进行干涉。但是在这一点上，十九路军的高层守住了底线，他们一手拿过日本人送来的枪械弹药，别一边却拒绝了日本人的“好意”。英美两国也对日本人插手长江以南十分的警惕，严词反对。
此时的日本还在消化从东北抢得的地盘，在英美的压力下，即使有这个想法也只能憋在心里。日本人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一些旧军舰布置在台湾海峡靠近福建一侧只待红军进攻沿海四地就以“护侨”的名义进行武装干涉，但日本人等了一年，红军兵临城下一年，愣是没主动对四城开一枪一炮过。
漳州战役结束后，被困了近一年后，十九路军的上层蒋光鼐、蔡廷锴上层也看明白了红军的战略想法，却毫无办法。他私下联系红军，想要以主动放弃城市为代价让红军放他的部队一条生路，却被红军一口拒绝。深知中国军阀脾性的李润石反过来向蒋光鼎提出了一个建议：解散福建人民政府，把城市和部队“卖”给南京国民政府。
作为交换条件，红军用林汉提供的二十万美元买下了他手中部队的大部分装备，其中也包括了日本人支援十九路军的枪械弹药——不过这笔钱这回倒全是真钞，主要是林汉为求稳妥，不想在这地方暴露了伪钞的来路。尽管林汉对自己印制的伪钞很有信心，但小心驶得万年船，在这种容易暴露假钞来路的地方还是小心为妙。
蒋光鼎等人长考之后同意了这个建议，六月份他开始联系南京的宋子文商讨“归建”的事谊，在从宋子文那儿又敲收了一笔钱后，将地盘连同部队一起卖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使用银弹收买对手，这在宋委员长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的事了。
七月份，南京国民政府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海运派出四个师进驻四地，接收了十九路军的地盘。而蒋光鼎等人随后宣布下野离开福建前往香港。
接过十九路军班的宋文子，很快就发现他花钱从蒋光鼎手上买过来的是一陀臭狗屎。在他接手之前，原十九路军的部队早已将手中的装备弹药大量地卖给红军，守军手上拥有的只是一堆从红军手中交换过来的膛线都磨光了的破枪。武器方面的损失也就罢了，原本士气战力在炮党中都算出色的十九路军，近一年的困守下来，精气神全失，早已褪化成一支废物军队。
这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战略上的极度劣势。入驻福建的这四个师，被分散在四个城市里，本身就是兵家大忌。1933年完成打通海外交通线的任务后，红军主力只在福建留下了三万人的主力部队。但在夺取农村，完成土改和根据地建设之后，到炮党接手福建四城1934年时，这短短一年的时间，福建的红军正规军，就已“暴兵”增至十五万人之多——这还不算各地的赤卫队和地方游击队。至于装备方面，由于有林汉掏钱支援供应，现在的红军不但有枪，更有炮，早已成长成一头巨兽。
红军的武器来源，除了来自德国冲锋队淘汰的一战旧步枪外，另一部分却是来自日本。
1929年暴发的经济危机，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伤害之大，已经大到想卖军火，都没什么地方可卖的地步。当时全世界唯一有能力消化军火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可是1933年的中国，除了炮党还在和红军开战外，其他地方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军火消费量其实也不大。
林汉是有意派人向日本人买军火的。一是红军中本就有一批他援助的日式枪械（奉天的缴获），和广东陈济棠的战争中，红军也缴获了一批日械。二来却是想把日本人也拖下水。这几年林汉通过各种渠道疯狂地向苏区运送德式枪械，早已引发各方势力的关注。大军火商弗郎西斯更是各国政府监视名单上挂号的人。从日本进口枪械，可以把日本人也拖下水，这也是为了给德国商人弗郎西斯洗白和掩护自己援共行为的一种手法。
（注：陈济棠反蒋时，曾得到日本大量的军事援助，其军队中装备了大量的日械，甚至还有日械师，除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外，每人还有一顶钢盔，号称广东当地唯一戴钢盔的中国部队。）
有人质疑德国卖枪械给红军时，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后来扮成希特勒的汉娜，反驳的说法都说成这是无良的犹太军火掮客弗郎西斯的个人行为。而弗朗西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更当着记者的面说出了让全世界军火商皆心有戚戚焉的名言：
“你们说我把帝国主义的子弹卖给社会主义，这算什么？我本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但我无法反抗共产主义的钱。”
“军火商是有国籍的，但是军火商的生意是国际的！不把武器卖给国家敌人的军火商不配称为国际军火商！”
拿到了林汉提供的这个时代质量最高的印刷设备后，红军的印钞厂也很快开工，各地的红军、地下党拿着红军印制的法币到处套购物资，贿赂炮党军官倒卖军火和敏感物资，造成后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区内“法币泛滥”，物价狂升，法币的信用度一落千丈。被逼急了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3年七月宣布废除旧币更换新币，这才暂时抑制住了红军的“货币攻势”。
当然，这种抑制也只是暂时的。几个月后，林汉这边解决了“新版法币”的复制问题后，新一轮的“货币战争”也将再次打响。
白银流失严重，伪钞泛滥，法币急剧贬值，这正是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上遇上的最大危机，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突然又推出《白银收购法案》，结果在法案推出的当月，就有超过一千万银元外流——美国人搞《白银收购法案》提高银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借提高银价的方式来刺激银币国家的购买力，以便向这些国家推销过剩产品，转嫁危机。此时的中国早已是西方各国的经济殖民地，1933年时，为了转嫁国内的危机，海量的洋货更是疯狂地在中国国内倾销，甚至连中国农民传统的农作物大米都受到了冲击。
“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有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叶圣陶先生写的《多收了三五斗》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
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造成了中国国内的白银大量外流，不过美国人出手时迟了一点。先美国人一步动手的汉娜和林汉，先美国人一年，使用自己印制的外汇在中国市场疯狂地扫货套购贵重金属。
由于二人的伪钞质量好，可全世界流通，变相地也将部分外国转嫁到中国的经济危机又转回国外去了——面对洋货的倾销时，先前从林汉和汉娜手中流到中国人手中的外汇，大都被拿去购买往中国倾销的洋货。
在这个时代的江南鱼米之乡的粮价，比历史上叶圣陶先生写这篇文章里的内容要好一点，文章里“糙米五块谷三块”的低贱粮价，由于林汉派出的买办商人疯狂地在市场上用“自制”的美元、日元、英镑到处扫货，民间生产出来海量的粮食有了销路，1932年时粮食收购价格一直维持在“糙米七块谷五块”，种田的农民还算有点活路。而到了1933年七、八月的粮食丰收期，由于市面上法币泛滥，通货膨胀严重，粮价涨到了“糙米十五块，谷十三块”，不过此时十五块的法币购买力也就勉强和去年的七块相当。
江浙鱼米之乡的农民因为林汉的扫货而“受益”，但南京国民政府来说，《白银收购法案》的通过却可谓雪上加霜。白银外流、银价提高使中国币值大大抬升，严重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原本因为林汉前一年的大扫货就已经大大减少，美国人在这时又借白银法案捅了一刀，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下半年的日子很快就感觉过不下去了。加上这时苏区红军疯狂的“伪币”攻势，原本恢复了一些元气的南京国民政府，却因为在内、外经济战场上的惨败，原计划在1934年春节后发动的“第五次剿匪”大业，还没发动就直接胎死腹中。
注：美国的人《白银收购法案》不光是为了转嫁本国的危机，另一个目的也是打击英国的经济。当时全世界的银本位国家其实不止中国一家，还有印度，加拿大，袋鼠国澳大利亚，世界最大的四个银本位国家是英国的四个台柱子。在这过程中其余三家其实也损失惨重。
1933年的最后几个月，整个南京国民政府都忙着应付白银危机和伪币攻势带来的经济困难。
他们一方面进行货币改革，计划取消银本位，实行法币改革。另一方面制定各种政策力求挽回由于白银出口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严禁不法商贩偷运白银走私出口。同时还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国“不再购买世界生银”。
但是，在罗斯福当总统的位面，美国尚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跪求不理不睬，比罗斯福更加“保守”的加纳总统，又怎么可能理睬炮党这伙人的死活？
至于说取消银本位，建立信用货币政策，这个想法也有问题。如今的法币，早已被红军的“伪币”攻势折腾得信用全失，想搞信用货币，这个难度可不小。
焦头烂额的宋子文一方面派人和红军联系，乞求对方停止“假币战争”，一方面对英、美跪舔，恳求更多的外汇贷款作为货币准备金。同时请英美帮忙，设计新式的防伪度更高的货币，进口更先进的印钞设备。至于红军怎么突然拥有了印制伪钞这么先进的手段，宋子文理所当然地把这个罪名推到了苏联头上，让斯大林又一次地中枪。
不过炮党要进行货币改革，取消银本位，动作再快也要近一年的准备时间。这过程肯定少不了对英、美财团各种让步和签定各类丧权辱国的条约，比如在银行、币制、预算、金融、海关管理及税收等方面作一系列重大让步（历史上就是如此）。
此时的炮党，因为林汉的搅局，红军的提前崛起，能控制的地盘只剩下五省——江西只剩下长江边上的一小块“皮”，福建的地盘同样也只有沿海的几个孤零零的城市，这两省的地盘对他们来说甚至是负担而不是收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真正抓在手里的，只余下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五省。
至于名义上归属中央的相邻的山东，那是韩复渠的地盘，湖南的何键自成一体，他现在正被红军围困在长沙里虐得欲仙欲死，19路军被红军逼得走投无路之后，把地盘“卖”给了宋子文，但那儿的局面和江西一样糜烂。1934年刚开始的时候，实力大大缩水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已窘迫到了“想卖国也没多少东西可卖”的地步。
整个1932年到1933年年底，林汉和汉娜在中国这里投放了“总价值”超过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各国外汇”，前前后后圈走的银元更高达三亿。当美国人想起用《白银收购法案》往中国身上吸血时，却发现这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汁水了。
注：历史上美国人搞出《白银收购法案》往中国身上抽髓时，日本人也趁机落井下石，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人吃肉，日本人吸血，只有中国损失惨重。不过这个位面林汉通过大量地印制伪钞，变相地把危机对外向全世界转嫁，对中国来说反而是减少了损失。
当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内外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机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南方红军在各条战线依旧高奏凯歌。
首先悲剧的是福建的十九路军，东山港对南方红军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所谓卧塌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红军所以不干掉十九路军，夺取整个福建，纯是担心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影响面前大好的形势。不消灭十九路军，只是为了让他们帮着“占”着这个“茅坑”。
一九三二年的江西战役，红军已经切身地体会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的好处：夺取生产型的农村，通过土改，建立民兵和地方游击队组织，搞根据地建设，将炮党的势力从农村里挤出去，把消费型的城市当成负担丢给炮党。炮党的军队想离开城市据点夺取农村，那就通过运动战的方式将其分化，吃掉。这一系列战术不过是十几年后炮党在东北遇上的局面的翻版。何应钦在江西近二十个师的家底，就是这么被活活玩死的。
红军复制在江西的成功经验，福州，泉州，厦门，莆田这四个沿海城市有意地压而不攻。先前的漳州战役中，十九路军损失惨重，全部的残余兵加起来不过万余人，却要分散在这四个城市内，兵力更是捉襟见肘。
针对这种情况，红军采用的战术就是不断地挤压他们在这四地的生存空间，红军留下了两万人的部队对分散在这四个城市的十九路军进行压制，逼得其只能困守城内。然后在城市周边进行土改和根据地建设。
第122章 李润石的老鼠笼
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残余的地主还乡团——实际上这四地的地主还乡团势力早在过红军过来时就吓得躲进城内了。当地的农民分到田地后很快就站到了红军这一边，然后就是照例不变的建立民兵组织、赤卫队，进行根据地建设。一年下来，四个城市周边被红军经营得象铁桶一般。
林汉在苏区之行时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和沙俄的城市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还是一个农业国的中国，大多数城市都是消费型的而不是生产型的。福建的这四地，除了福州还留有一点满清时的小工业残余外，余下的都是需要外部农村支持的消费型城市。在周边的农村几乎全被红军占领之后，困守四地的十九路军的日子就变得极为难过，因为他们维持城市运转需要的粮食果菜都需要周边的农村供应，而农村已是红军的天下。
在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上半年期间，十九路军不是没想过挣扎，也多次组织军队出城，象后世的日本鬼子般想“下乡抢粮”，结果却被早有准备的红军打了回去，损失惨重却一无所获。
这四座城市都靠近海边，靠着海运还能从外部输入物资。于是在“美国”商人的“好心”帮助下，林汉在上海开设的几家皮包公司，拿着用自己印制的外汇在各地扫货购买到的粮食药材等物资，然后通过海轮运到四地销售，维持城市的运作。而从上海开出的十条货轮，只有四条船进了这四地，其余的全驶向东山港，和十九路军做生意成了极好的掩护。
由于红军有意困而不打，又担心十九路军撑不下去投降或弃城而走，所以一直有意地不攻击四地的海上运输线——实际上往这四地运物资的轮船上很多成员都是地下党。
这一年来，被困在四地的十九路军过得极其苦逼。四个城市本身没有多少税收，紧贴的周边农田勉强还能榨点汁水，稍远一点就全是红军控制区，几乎拿不到收益。外来的物资输入渠道虽然一直通畅没有被切断，可是全部都要使用真金白银去购买——其实围困四地的红军也没有切断对这四座城市的物资供应，反而大开生意之门。只要守军能掏出真金白银硬通货出来，粮食，蔬菜，药品，甚至是上海那儿出产的奢侈品，全都不设上限的无限量供应。一年的生意做下来，愣是把困守四座城市，坐吃山空十九路军口袋里的家底榨得干干净净。至于下层的官兵为了过得更好，偷偷地拿枪械和子弹与红军换补给的事就更是多得数不清了。
守城同样也怕闷守，为了筹集向红军和“洋船”买补给的银饷，困守一座座孤城的十九路军在城内也是刮地三尺，刮得城内的商家大户叫苦连天。最严重的时候，四座城市里的大户哭着往城外跑主动向红军表忠心，愿意当“带路党”。只是红军本着“困而不攻”的原则，夺取周边后就是不肯轻易攻击四城。
困守四地时，十九路军也不是没有得到外来的援助，和福建一海之隔的日本人，对福建的战事就十分地关注。他们通过海路从台湾调拔了一批武器增援十九路军，甚至还打算派出干涉军进行干涉。但是在这一点上，十九路军的高层守住了底线，他们一手拿过日本人送来的枪械弹药，别一边却拒绝了日本人的“好意”。英美两国也对日本人插手长江以南十分的警惕，严词反对。
此时的日本还在消化从东北抢得的地盘，在英美的压力下，即使有这个想法也只能憋在心里。日本人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一些旧军舰布置在台湾海峡靠近福建一侧只待红军进攻沿海四地就以“护侨”的名义进行武装干涉，但日本人等了一年，红军兵临城下一年，愣是没主动对四城开一枪一炮过。
漳州战役结束后，被困了近一年后，十九路军的上层蒋光鼐、蔡廷锴上层也看明白了红军的战略想法，却毫无办法。他私下联系红军，想要以主动放弃城市为代价让红军放他的部队一条生路，却被红军一口拒绝。深知中国军阀脾性的李润石反过来向蒋光鼎提出了一个建议：解散福建人民政府，把城市和部队“卖”给南京国民政府。
作为交换条件，红军用林汉提供的二十万美元买下了他手中部队的大部分装备，其中也包括了日本人支援十九路军的枪械弹药——不过这笔钱这回倒全是真钞，主要是林汉为求稳妥，不想在这地方暴露了伪钞的来路。尽管林汉对自己印制的伪钞很有信心，但小心驶得万年船，在这种容易暴露假钞来路的地方还是小心为妙。
蒋光鼎等人长考之后同意了这个建议，六月份他开始联系南京的宋子文商讨“归建”的事谊，在从宋子文那儿又敲收了一笔钱后，将地盘连同部队一起卖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使用银弹收买对手，这在宋委员长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的事了。
七月份，南京国民政府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海运派出四个师进驻四地，接收了十九路军的地盘。而蒋光鼎等人随后宣布下野离开福建前往香港。
接过十九路军班的宋文子，很快就发现他花钱从蒋光鼎手上买过来的是一陀臭狗屎。在他接手之前，原十九路军的部队早已将手中的装备弹药大量地卖给红军，守军手上拥有的只是一堆从红军手中交换过来的膛线都磨光了的破枪。武器方面的损失也就罢了，原本士气战力在炮党中都算出色的十九路军，近一年的困守下来，精气神全失，早已褪化成一支废物军队。
这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战略上的极度劣势。入驻福建的这四个师，被分散在四个城市里，本身就是兵家大忌。1933年完成打通海外交通线的任务后，红军主力只在福建留下了三万人的主力部队。但在夺取农村，完成土改和根据地建设之后，到炮党接手福建四城1934年时，这短短一年的时间，福建的红军正规军，就已“暴兵”增至十五万人之多——这还不算各地的赤卫队和地方游击队。至于装备方面，由于有林汉掏钱支援供应，现在的红军不但有枪，更有炮，早已成长成一头巨兽。
红军的武器来源，除了来自德国冲锋队淘汰的一战旧步枪外，另一部分却是来自日本。
1929年暴发的经济危机，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伤害之大，已经大到想卖军火，都没什么地方可卖的地步。当时全世界唯一有能力消化军火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可是1933年的中国，除了炮党还在和红军开战外，其他地方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军火消费量其实也不大。
林汉是有意派人向日本人买军火的。一是红军中本就有一批他援助的日式枪械（奉天的缴获），和广东陈济棠的战争中，红军也缴获了一批日械。二来却是想把日本人也拖下水。这几年林汉通过各种渠道疯狂地向苏区运送德式枪械，早已引发各方势力的关注。大军火商弗郎西斯更是各国政府监视名单上挂号的人。从日本进口枪械，可以把日本人也拖下水，这也是为了给德国商人弗郎西斯洗白和掩护自己援共行为的一种手法。
（注：陈济棠反蒋时，曾得到日本大量的军事援助，其军队中装备了大量的日械，甚至还有日械师，除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外，每人还有一顶钢盔，号称广东当地唯一戴钢盔的中国部队。）
有人质疑德国卖枪械给红军时，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后来扮成希特勒的汉娜，反驳的说法都说成这是无良的犹太军火掮客弗郎西斯的个人行为。而弗朗西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更当着记者的面说出了让全世界军火商皆心有戚戚焉的名言：
“你们说我把帝国主义的子弹卖给社会主义，这算什么？我本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但我无法反抗共产主义的钱。”
“军火商是有国籍的，但是军火商的生意是国际的！不把武器卖给国家敌人的军火商不配称为国际军火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