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诚的话令殿中众人十分向往,那畏兀儿的使者却心中暗暗惊心,因为畏兀儿人向来重商,一直在东西方商道上获得厚利。今赵诚欲打通于阗道,那就既避开了他们畏兀儿人,又避开了仍在西域的蒙古人,畏兀儿使者坐不住了:

    “国主欲用兵于阗,岂能少得了帮手,吾王若是听到上国国主兴兵讨伐于阗人,必亲率军队助战。”

    赵诚笑了笑,不置可否,却注视着史权等人。

    史权却不知道赵诚这个心愿跟自己此行有何关联。

    “我秦国商旅西行万里,不畏道路艰险,只因其中有厚利也。而今河北各家虽相安无事,却各设关卡,课以种种重税。官库里虽然一时盆满钵圆,却是杀鸡取卵之事,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若是天下商旅视经商为畏途,最终只能是民生凋敝。”赵诚道。

    “商人重利,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向来奸诈枉法,若是举国皆重利而行商,那么百姓人人不问农事,国将何存?”严东明道。

    “是啊、是啊!”他这话倒是引起众人的附和。

    “此言差矣!”赵诚摆摆手道,“譬如若无盐商来我解州采买食盐,则我解盐无处贩卖,则数百靠煮盐为生的灶户无以谋生,恐生流民之祸。若是解盐供不应求,则需更多劳力,令无业闲人得以谋生,我盐铁司得了银钱也可多给工钱,劳力有了钱也可多买一些布匹、粮食等等,却又多养活了织布的人、种粮的人,这于国家难到无利?即便是种粮的人虽少了,但人人得吃粮过活,因而粮贵,又会令更多人转而种田,岂患无人种田?五口之家,若有田百亩,自可衣食无需,亦算殷实,若是传宗接代,至三五十年则家中有数十口,百亩良田怕是养活不起这多张口,勿论官府横征暴敛及天灾人祸,自古百姓无立锥之地,则天下大乱由此而起。故,兴商于国有大利也!”

    殿中诸人被赵诚这话驳得哑口无言,赵诚接着道:“河间府产精绵,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大名府产皱、縠、绢,涿州有罗,平州有绫,我河东平阳、河中亦有丝物。我等皆不以为稀,除非至贫者,人人皆可衣罗披绫,但若是将东土丝物贩至西域,则价高令人瞠目结舌。天下财富却不仅是盐、粮与银铁之利。假使诸位有求利之心,不如各除关卡,令商旅通行有序,只收住税,则天下皆利。”

    “敢问国主,有何妙计,令万民皆利?”史权问道。他见赵诚侃侃而谈,说了这么多,必有所企图。

    “刀山枪林,血雨腥风,将士沙场奋战,除了安境保民,获得令世人景仰的功名,还有一个‘利’字。今尔等来我中兴府共庆佳节,孤就送给诸位一个有利可图之法,我大秦国愿与诸位共组商团,采买各地物产,贩至西域,获取厚利,岂不是一件好事?”

    众宾客没有想到赵诚根本就没有趁机要他们表示臣服,而是提议各豪强与他一起做起买卖来,这令他们目瞪口呆,千古未有之奇事也。王敬诚、耶律楚材与高智耀等秦国重臣相顾无言,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来。

    只是赵诚说到“利”字,却是说到他们心里去了,在“利”字掩盖之下却有无数的道貌岸然与大义懔然。那些豪强们起事时,大多数为了保命,也有为金国皇帝尽忠的,但事到如今却个个家财巨万。赵诚也是如此,他在击败了蒙古人之后,心中就只有想到一个“利”字,只不过利有小利,也有大利。

    赵诚并不是不想让他们表示臣服,只是口头表示臣服并不令他感到满足,赵诚并不想在自己实力未得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再次用兵。河北诸地不比北方大漠,在草原上只要在野战中击败蒙古人,在经济上也就瓦解反抗的基础,解决了大半威胁,河北大城林立,一个一个地解决却要比草原野战付出的代价更多。

    所以,赵诚想通过这种利益联合,暂时稳住对方,至少让对方眼前感觉不到秦国的威胁。待自己的新政有了较好的结果,国力必然上升,到时候就轮不到豪强们三心二意了。眼下豪强们各拥地盘,互不相让的局面,对赵诚和他的秦国极为有利。

    殿中众宾客纷纷行着注目礼,想从赵诚的脸上看出什么来,却不知道赵诚此言是随口一说,还是真的有诚意。

    “此等大事,在下还需回去,从长计议。”史权等人托词道。

    “好说、好说,孤等得起!”赵诚道,又举杯邀道,“满饮、满饮!”

    葡萄美酒醇厚绵甜,烛光之下的琉璃酒杯晶莹剔透,令人陶醉,但宾客们却大失所望。他们带着试探的目的来到这中兴府,试探秦王对河北诸强持何种方略,宁愿秦王提出让他们无法接受的要求,却不料秦王不谈军国大事,却谈起怎样赚取阿堵物的事情。

    “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君王啊!”宾客们心中都这么想。

    第七十九章 会盟(四)

    正旦,秦王赵诚诏关西杨奂、张微、李庭训等人入仕,皆不从。

    又诏河汾诸贤如赵维道、张肃、李献卿及其弟献能、献诚、献甫等,又有段克己与其弟段成己、陈赓与其弟陈庾、陈庚等入仕为官,众皆不从。

    连同被安置在贺兰书院的王若虚、元好问、麻革及刘氏兄弟等人,这是赵诚第五次下诏求贤。赵诚虽感到很失望,却不焦急,甚至乐此不疲地已经准备好了第六诏,直到让这些对金国还不死心的文人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才会罢手。

    赵诚连下诏书,虽说是为了笼络这些士人,但是他们拒不服从,却成就了赵诚惜才、爱才的“美名”。这给赵诚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尤其在读人人当中,人人都说秦王求贤若渴。但这些人若是应诏了,赵诚恐怕不知道如何安排他们,在他的内心之中将他们放在书院里教书育人求真问道,怕是最合理的安排。可是数年以前,麻革等人就曾在中条山下隐居,过着也是这种读书问学的隐居生活。

    赵诚征召的这些文人们都是饱学之士,其中大多数是汾河两岸的人氏,正是大秦国河东行省平阳、河中两府的治下,其中有些人早在金国皇帝南迁汴梁时就已经归隐乡间,如闲云野鹤。古老的汾河甚至包括整个三晋大地,此时真正称得上是人文荟萃,比如刘祁刘郁兄弟就是晋北浑源人,元好问是晋中太原人,但在这个乱世之中他们也注定选择了归隐。

    同样出生于河汾的虞乡人麻革三番两次恳请,声泪俱下,赵诚才不得不准其回乡办私学教书,并赠金五十两以为学资。麻革见自己若是不收下赵诚赠送的金子便无法回乡,也只好收下。那元好问等也趁机请求随麻革归隐中条山,并保证绝不会逃回金国,只求问学于山林,赵诚却坚决没有同意,元好问等人不敢耽搁麻革的行程,只好将满腔的忧虑与悲凉放在问学上。

    不久赵诚坐在温暖的御书房里,就读到麻革返乡路上寄回给元好问等人的诗篇的抄件:

    浩浩春风里,悠悠倦客情。

    天寒花寂寞,冰泮水纵横。

    念远心将折,闻兵梦亦惊。

    江山憔悴久,倚杖叹余生。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是一个令人扼腕长叹的悖论,也只有家国沦丧,才会让多愁善感的文人们感怀不已。

    可是有人却没有这么悲观。正旦节刚过,还在寒风仍劲的正月里,大秦国各个角落里的读书人都齐齐聚到了中兴府,准备参加秦国春三月的科举考试。这当中滥竽充数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西宁州这样边远的吐蕃、党项、吐浑、回鹘等族占多数的地方,能称得上是读书人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却也被地方官拼命地送往中兴府,官员们明知自己治下文治不如别的州府,却更不愿本地无人应考而让人耻笑。仓廪实而知礼节,除了河东、陕西与中兴府,大多数地方还需秦国的君臣们努力教化。

    人人都有机会参加科考,只要家世清白,没有官司在身,人品上也无不检点的地方,并不需要府试和省试,可以直接参加殿试,官府承担着一切费用。即便是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读书人不愿配合,尤其是河东这个人文毓秀的地方。这就是秦国泰安三年春天时的真实写照,朝廷的威望还远没有令所有人臣服。

    大秦国的首次科考规模虽小,但五脏俱全,一如中原或宋国。三三两两的读书人从毛头小子到五十岁老学究,人人都在中兴府的旮旯里小声地传递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小道消息,市面上也流行着十多个版本的据说切中题要的参考书。

    同时,大秦国的首次抡才大典,也是当前朝廷上下在这一年初的头等大事,礼部与新成立的贡院正为此事忙得焦头烂额。朝中大臣们如王敬诚、耶律楚材、高智耀之辈都是文人出身,对些事尤其关注,唯恐这第一次开考出什么祸事,让一向对科举颇有微辞的赵诚心生恶感。

    赵诚虽然对此事也很关注,但却没有臣下们那样如履薄冰,选拔人才总是需要的,他找不出一个比科举更好的办法来维持国家的长久运转。只不过与科举相比,有两个方面要相对重要一些,一是让读书人读何书的问题,一些如何任用读书人的问题,两个方面都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开考那天,三百名既紧张又兴奋无比的读书人,被安排在皇宫中一处被临时改造的宫殿中应试。一营亲卫军将整座大殿包围,持刀挽弓严阵以待,负责安全,不放任何闲人进入。御史台众大小官员在耶律楚材的率领下负责监察,不准有任何挟带与舞弊的行为,还安排人手反复地巡查。

    此后的几天之内,考生们的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从第二天起里面的气味令人作呕,考生们身在其中在纸上奋笔疾书,抒写着锦绣文章,却浑然不知臭味。赵诚曾亲至一次观摩现场,便再也不去。这殿试只有其形式而无其实质,只不过考试地点在宫中罢了。

    当考生们得知总共要在里面呆上五天,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说是五天,其实并不需要,只是因为题量较大,大多又是选答题,但应试者不知最终判卷的标准,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宁愿将所有题答得满满当当的,不管自己涉猎的深浅。

    每人一次性地收到十来张试卷,上面列着题目,并得到足够的笔墨纸砚。

    先考策,题目有三,一曰:大秦国提举常平仓之改进法;二曰:重修《天盛律令》之要义;三曰:选贤荐能惩贪汰庸之策。

    考生只要选其中一题。这种策,其实真正考察的是考生对时事的关注,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读死书者,则对大秦国提举常平仓的现状闻所未闻,朝廷现有的律法也是,至于朝廷的吏治更是如此。这样一考,问题就来了,那些在赵诚治下数年的考生就占了大便宜,他们总能或多或少地私下讨论时事。而河东及陕西等地的考生一接到考题就蒙了,这些地方的考生显然对这个新朝廷还不太了解。

    但话说回来,答得好的人也并非一定有真才实学或者有为君子。宋人先贤苏轼对此有过论断: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由正人君子审好恶,才能选有德之士。如设个名目来取,是教天下人作伪。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于文章诸事,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就政事来说,则均无用。

    次考论,题目只有一,曰:论“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考生却没有其它选择。

    这道考题更加说明,朝廷的科举并不只是满足读书人做官的美好愿望,它体现出最高君王的意愿。凡是考生,只要不是傻子,无不顺着赵诚的意思答题,哪怕他从来就瞧不起那些种田打铁与想方设法赚阿堵物的商贾们,也会写上一篇自以为天花乱坠的文章来,有没有真知灼见或得文理是否通顺倒是另一回事。

    后考诗赋,以“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题作赋一篇,体现出赵诚对文人们的最殷切的要求,却不是一定要读书人们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赵诚从来就不指望从这三百来位学识参差不齐的考生中出个天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