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样,这个王朝才有可能延续数代乃至十数代,如汉、唐一般辉耀历史,而非东晋、南宋那般苟且孱弱,或者西晋、十六国那般倏兴倏灭吧。但使中国稳定、强大,“五胡乱华”的悲剧就绝不会发生!

    可是曹髦要是就这德性,谁知道政局会朝向什么方向发展呢?看起来,我暂时还不能抽身而去啊。

    翌日起身,即与曹仁交接兵权,然后统率部曲,经子午道直抵长安,再从长安折向洛阳——等到得洛阳郊外,已经是延康七年的正月下旬啦——哦不,途中便已得知,新帝曹髦在正旦日改元,因河南尹裴潜所奏,诏定土德,乃更年号为“黄初”。

    其实王朝德性这种玩意儿,曹操初受汉禅的时候就有人提起过,说本朝应为土德,以继汉火,还举出“当涂高”和某处黄龙现等诸多例子来证明。但是遭到了是勋的反对,是勋说:“五行之论,周礼不载,圣人不言,唯邹衍妄撰耳,董子(董仲舒)所言三统,亦与五行无涉。后刘歆为王莽造势,乃云相生,光武因之,谬种流传……”

    说白了,这什么五行啊、五德啊,都不是儒家正统说法——刘歆那种混蛋的话你也信?

    “秦初命水德,汉高因之,张苍证之,抵刘歆乃云火德。则汉德为水?为火?若云为火,前汉尚黑,垂二百年;若云为水,后汉尚赤,亦二百年矣。若有错讹,于国无扰,社稷不堕,则德性何所益耶?”前汉说自己是水德,后汉说自己是火德,总有一个错的吧?可是就算错了,也没见上天震怒,国家崩坏啊,那么咱还搞这一套有什么意义呢?

    曹操本人也不怎么迷信,便即听从是勋所言,暂寝此议。可是到了曹髦上台,终究小孩子喜欢各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又不大清楚前事,听得裴潜一奏,貌似有理,当即就信了,于是始明土德。

    此事暂且不表,且说是勋行至洛阳郊外,距离尚有十余里地,天色尚早,却特意停了下来,入寄驿舍。道理倒是也说得通,这要是万一路上堵车(?),就差一步没能进城,城门关了,到时候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啊。还是等明天天亮再走吧。

    可是他却不睡,倚在寝室榻上,只是呆呆地出神。直至亥时,门外忽报:“启禀主公,城中来人矣……”

    第五章、小人挑唆

    是家在洛阳城外自有别业,管氏父女居焉,是复在结婚前,也基本上住在姥爷和亲娘身边。可是一来别业在城东,而是勋自西来,二则受召而返,依礼在拜谒天子之前不当先归家门,所以他才暂居驿舍。

    然后等到半夜,果不出其所料,城里来人了,穿着黑衣,裹着兜帽,直到进了屋子,把门掩上,这才摘下帽子,露出真面目来。是勋匆忙从榻上跳下来,拉着来人的手:“元则,吾待卿久矣。”

    原来此人非他,正乃是勋的心腹门客桓范桓元则是也。桓范见了是勋便即跪拜,口称:“主公西行,嘱范善辅公子。然先帝驾崩,关中密布关卡,不使消息传至蜀中,范因未能及时通报主公,死罪。”

    是勋赶紧伸双手把桓范给搀扶起来,说:“此亦无可奈何事,吾不罪卿。”拉着桓范到榻上对面坐下,低声问道:“天子云先帝遗诏,使邢子昂责我,褫太尉衔,卿知之乎?”

    桓范说我一开始不知道,可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前些天消息终于透出来啦,如今是洛中洛外,咸所知闻——“群臣因以责王中书,中书乃云先帝遗诏,不敢封驳;再谏天子。而太学生亦联名为主公喊冤矣……”

    照道理说新帝登基,就该大赦天下,复赏群臣,以收买人心,粉饰太平也,结果曹髦你倒好,上来第一条旨意,便是责备有功无过的是勋,还褫夺他太尉之衔。不管是纯出公心,认为这么做对国家社稷不利,还是暗含私意,就怕皇帝以此开头,将来再收拾到自己头上来,群臣都不可能缄口不言哪。所以贬谪是勋的消息一泄露出去,立刻举朝哗然。

    群臣不敢直接把矛头指向天子,于是纷纷上奏,弹劾让这条诏旨通过的中书台,要求王朗引咎辞职。王景兴赶紧自辩,说此非时君之诏,乃先帝遗诏也,所以我才不敢封驳哪。群臣质问他:“既云先帝遗诏,何以为证?”还有人说得更露骨:“令出中书,即帝命有未妥亦当封驳,何分先帝、时君?”

    王朗不敢找曹髦去要证据,可是曹髦尚且年轻,不知道归谤于下,还觉得挺对不起王老头的,竟然主动站出来帮老王说话,谁料如此一来,矛头瞬间转向,直朝御座刺去。对于群臣来说,一则此亦无可奈何之事——本来我们只想借着骂骂王朗提醒陛下您,没敢直斥君非,可你非要跳出来帮王朗挡箭,箭在弦上,即便靶子突然变了,那也不得不发啦;二则曹髦尚且未冠,又是才登基,并无当年曹操那般威势,臣子们也不甚惧。

    骂骂皇帝又怎么了?如此才显得自己忠诚耿直嘛。再说了法不责众,你又能奈我何?

    而且别忘了,是勋不仅仅是朝廷重臣,他还是一代儒宗,郑门的精神领袖——起码是推到前台的吉祥物——故此曹髦此举不但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就连普通士大夫乃至学生,也多恼恨。郗虑、许慈、任嘏等当即煽动太学生联名上书,请朝廷收回成命。

    国家名器,朝廷自掌,轮不到我们置喙,想要削掉是宏辅的太尉衔你就削好了。问题所列罪状,多为捕风捉影,这有损是公的声望啊,进而还可能打击到郑门乃至整个儒学的根基,吾等既受圣人之教,安可知其非而不言是?

    曹髦没想到会遭到如此强力的反制,当场就傻了。终究他还是个半大孩子嘛,又天性忠厚,不似那些历史上的暴君——臣若谏君,必有其私,罢之;民若怨君,罪不可恕,遣巫觇而族之——当场就手足无措了。而且才略略表示不满,当即就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道路以目”等等成语糊了一脸。

    当然啦,桓范也老实禀报是勋,说群臣聚谏、学生联奏,其中也有他和是复在暗中串联、挑唆的因素存在……否则你是太尉的人缘再好,威望再高,也还不致于闹到如今这般地步。

    正巧这个时候,青州传报,说秦朗出使东海倭岛,前后整整三年的时间,终于乘船返回,并且带来了倭地二十三国的使者,一起前赴洛阳朝贡称臣。群臣皆贺,说陛下甫登基即有外夷来朝,远国向化,此真天大喜事,可彰我中国之繁盛、天子之圣明也。然后趁着曹髦小年轻因为爱面子而喜不自胜的机会,贾诩上奏,说:“秦朗为是宏辅弟子,此赴海外,亦昔是宏辅征辽时所遣,则论使远夷归服之功,宏辅必居其首。盍因此收回成命,复其勋位,以显天子之宽仁耶?”

    桓范跟是勋说,他和是复虽然煽乎起了为自家主子喊冤的群众运动,但还真没有想出完美的收场办法来——除非曹髦自己认怂,但这必然在皇帝心中留下一颗钉子,对是勋将来也未必见得有利啊。最好是得着个合适的台阶,曹髦借此下台,于是一天乌云散去,双方皆大欢喜。无疑倭使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台阶,可桓范和是复还在暗中串联,要拿这事儿说情呢,老奸巨猾的贾文和倒比他们抢先了一步……

    贾诩奏上,曹髦不禁犹豫,便召重臣相商:“罢是勋太尉衔,实先帝之遗诏也,朕安敢擅改?即因其功而恢复之,亦似不可急于一时,朝令夕改,恐伤朝廷之威也。”曹洪就说啦:“前臣将兵,有卒乱军伍,即鞭笞之;复有奏前获首级,将功抵过,吾乃亲为疗伤,并赐百金。有过则罚,有功即赏,皆不可迟,胡云朝令夕改?”

    华歆、贾诩、刘晔等人闻言瞥一眼曹洪,心说这大老粗,你就别跟这儿帮倒忙啦。贾诩拿倭使说事儿,请皇帝收回成命,那只是给个台阶下而已,并没有提什么“将功折罪”;而你曹子廉今天举的这个例子,以之类比是勋,反倒好象坐实了此前所罪是勋四事……

    刘晔赶紧开口,好不容易才把曹洪的话给圆过来,那意思希望皇帝以倭使事下诏,复是勋太尉衔,而至于之前那道诏书,就当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好啦。是勋是不是真有过错,咱们含糊过去就得啦。

    最终曹髦说了:“远使尚在途中,未至洛也,而是宏辅亦始出蜀。且待彼归,再定可也。”先等是勋返回洛阳,我再下决断吧,你们且让我多思忖两日,如何?

    是勋听桓范说到这里,不禁皱眉:“天子因何而必罪我耶?”那么好的台阶都不知道下,这孩子是真傻呢,还是一定要跟我过不去?“其乃迂执孝道,不敢变先帝成命耶?抑或深怨我耶?”

    这个问题一定要先搞清楚,曹髦是因为没有政治经验,所以不知道是否应该收回成命呢,还是他压根儿就不想收回成命,他心里对我有怨气呢?只有搞明白了这个问题,才能确定我等该当如何出招应对。

    是勋已经基本上打消了返乡隐居的念头啦。倘若曹髦是真不懂事,所以办岔了,好,我可以原谅他——左右不过太尉一个勋职、虚衔而已,老子没有那么小肚鸡肠,这点儿都放不下——然而原谅归原谅,直接把国家交到他手上,我不可能放心啊。就曹德、华歆、王朗辈,真能扶得起一个阿斗吗?我必须继续立朝,甚至寻机辅政,尝试着一步步把他教育成熟了,然后才能说得上“功成身退”。辛辛苦苦辅佐曹操打下天下来,可不能交给个熊孩子玩儿坏了。要是自己返乡十年二十年,历史惯性却又搞出个“永嘉南渡”来,那可怎么好?!

    即便实在教不好,没有关系,曹家还那么多人呢。彼若真敢为昌邑,我独不能效霍光耶?!

    倘若曹髦确实在内心深处怨恨着自己呢?那自己此时抽身,就更是太阿倒持,不智之甚。等小家伙长大成人了,羽翼丰满了,布置妥当了,谁说他肯定杀不了我?!人若溺水,得草即扶,难道还不许我提前挣扎一下吗?

    当然啦,不肯退步,反欲归朝,大方向上虽然相同,但因应两种不同的情况,应对的具体方略也当有所差异。要是曹髦真傻,我就必须强力反击——从来熊孩子都是大人惯出来的,这时候就该先照丫脸上来几个响亮的耳光,给他长长记性,然后再徐徐教导之。倘若曹髦怨恨自己呢?那就不可硬来啦,以免对方恼羞成怒,铤而走险。必须先放低姿态,只求得立朝中,然后继续厚植党羽,实掌权柄,再找机会为伊尹、霍光事……

    所以是勋没等桓范把最近洛中的情况汇报完毕,就忍不住抢先问他,皇帝为什么一定要责罚我,褫夺我太尉之衔?缘由何在,你们在洛阳可曾探查明白其中的真相了吗?

    桓范闻言,微微一愣,随即拱手向是勋道:“以公子与范之揣测,天子如此,恐实受小人之挑唆也。”

    是勋双眉微皱,忙问:“小人者谁?”

    桓范反问道:“据公子云,主公曾与崔季珪有隙耶?”

    第六章、一时俱反

    是勋一贯与人为善,多种花少栽刺,这既能减少施政过程中的阻碍,又可彰显其大儒的风仪。只是任谁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要想做事,那得罪人是必然的,况且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要说他身边儿全是朋友,而没有一个敌人,那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是勋本人在意识到自己得罪了某人之后,也时常会找机会再吊根胡萝卜过去,加以弥补,比方说对待曹洪。再比方说对待陈群,固知因为立场不同,屁股相左,他跟陈长文在施政方向上常有龃龉,积累多了,最终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很难避免,但依然装模作样地私下里说陈群几句好话,并且故意散布出去,以使对方和旁观者都以为:此不过君子之争也。

    当然啦,肯定也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尤其当对方不是曹洪,不是陈群,而只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小角色的时候,有意或无意间结下仇怨,既无可避免,又未必真放在心上——比方说那位崔琰崔季珪。

    崔琰在原本历史上亦曹魏名臣也,只是洋洋洒洒偌大一部《三国志·魏书》,所载有名有姓的多了去啦,可谓车载斗量;如今是勋之与崔琰相比,就如同《蜀书》中的诸葛亮与王谋、何宗辈相比一般,前者够资格单独为传,后者却只能附于他人,略提一笔罢了。这类货色,是勋需要太多关注吗?

    想当年曹操初定冀州,大宴群臣,席间感叹冀州人口繁盛,若征募兵马,“可得三十万众”,崔琰当即站出来提醒曹操,应当“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不当“校计甲兵”。崔季珪这究竟是真心话,还是用劝谏主上来给自己博取直名,没人知道,然而是勋听到以后,立刻就坐不住了,跳出来大加驳斥。

    此事源于是勋前一世读史至此,便大不以为然——天下未定,诸侯并立,曹操过问一下征兵数额又怎么了?你至于的因此大摆仁义道德吗?传统儒士就是这样重德轻利,崇尚清谈,才会酿成此后魏晋的浮靡之风,中国之衰弱,实肇于此。所以是勋忍不住就站出来大喷了一顿这位才刚见面不久的老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