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标志本身也有着明确的意义。
除了腾龙象征帝国之外，白色的汉白玉代表着洁白无暇的司法制度，威武的巨龙则代表着司法的威严。另外，巨龙嘴里的五环分别代表帝国的资本家（商人）、地主、贵族、平民与农民，五环首尾衔接代表组成帝国的五大阶层团结一心，环环相扣则有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
随着一名身着黑色长袍的中年人走上前台，熙熙攘攘的广场上顿时安静了下来。
新的机构，自然需要新的面孔，需要新的制服。
只是，对在场的数万名帝国百姓来讲，登上前台的那人并不是新面孔，而是家喻户晓的，具有太多的传奇经历，帝国万千百姓，特别是年轻一代心目中的英雄。
他就是郑成功！
郑家世代经商，其曾祖父是第一批前往日本经商的帝国商人。明历二百五十八年（公元1624年），郑成功在日本长崎县平户千里滨降生。十四岁时，便随同父亲郑芝龙出海探险，并且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水手。
十六岁那年，郑成功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当时，郑家的船队从日本长崎出发，准备经琉球国返回帝国镇海。途径大岛海域时遭遇海盗，船队被围。其父郑芝龙乞降，准备向海盗交纳重金。郑成功不允，并且于当晚带数名随从摸入海盗营地，焚毁海盗船只，率领船队脱险。
如果说对付海盗只是小儿科的话，那么三年后，郑成功干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情。
当时，郑芝龙已将家族船队交由郑成功打理，自己返回福建家乡养老。而郑家经营的仍然是帝国到日本之间的海上贸易。
船队途径琉球王国的时候，正遇倭寇进寇。
应琉球国王的邀请，郑成功率船队留下，并且将五百名船员武装了起来。随后，在琉球王国都城外迎战两千余名倭寇。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郑成功成功击退倭寇。
得胜之后，郑成功没有罢手，而是率领船队直扑倭寇老巢——屋久岛。
一番苦战之后，郑成功不但摧毁了倭寇的巢穴，还击毙了上千名匪寇，并且烧毁了数十艘船只，一举扫荡了霸占琉球海域的倭寇势力。
可以说，郑成功一战成名。
借此机会，郑成功将家族的航运事务交给了族弟打理，然后利用三艘速度较快的商船组建了第一支私人护航舰队，为航行在日本与帝国之间的船队护航。当然，接受护航的船只都需要交纳一笔费用。
八年之内，郑成功的护航“舰队”扩大了数十倍，护航船只近五十艘，并且活跃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各条航线之上。
同时，这股民间势力也引起了帝国高层的注意。
明历二百八十六年（公元1654年）孙承宗召见郑成功，并且正式委派郑成功为帝国“平匪将军”，由其率领五艘战舰，前往扫荡当时在西北印度洋上横行霸道的奥斯曼海盗。
接受任命之后，郑成功与当年率舰队离开了镇江港。
同年底，舰队到达阿拉伯海。
当时，海运几乎取代了陆运，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奥斯曼帝国失去了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无奈之下，奥斯曼帝国开始默许海盗袭击印度洋上的船队，并且与海盗瓜分赃物，以此维持财政开支。
毫无疑问，大明帝国绝对无法容忍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行径。
只是，国内的政治改革，少数民族叛乱，以及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分散了帝国的精力，使帝国难以派遣规模庞大的舰队前往印度洋对付奥斯曼海盗。
实际上，用舰队对付海盗并不是良策。
说白了，海盗就是海上的土匪，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根本不会与舰队抗衡，甚至在得知舰队出现的消息后，会龟缩在港内，根本不会出海。
郑成功似乎天生就是海战方面的专家。
到达狮城的时候，他就下令将五艘战舰伪装成商船的样子。
随后，他率领舰队在印度洋，特别是阿拉伯海最主要的几条航线上往返航行，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等着海盗自己找上门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舰队第三轮巡航时，奥斯曼海盗就盯上了这支“船队”。
结果可想而知，当乘坐渔船等小型船只的海盗靠上来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凶猛的炮弹，以及准确得像是长了眼睛的子弹。
激战之后，郑成功从俘获的海盗嘴里知道了海盗老巢的位置，然后顺藤摸瓜，杀上了门去。
当时，海盗的主要聚集地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阿巴斯港，也就是当年郑和船队曾经到达过的胡鲁谟斯。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郑成功并没有考虑炮轰阿巴斯港的结果。
若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国力日渐衰弱，若不是奥斯曼帝国没有像样的海军，若不是奥斯曼帝国惧怕大明帝国强大的国力，恐怕郑成功将成为帝国与奥斯曼战争的点火人。
或者说，在炮轰阿巴斯港之前，郑成功就断定，奥斯曼帝国不敢借此与帝国开战。
试探了奥斯曼帝国的底线之后，郑成功开始变本加厉的对付那些盘踞在奥斯曼帝国港口内的海盗。
两年之内，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盗几乎被他消灭得一个不剩了。
正是如此，大量海盗离开印度洋，转战东地中海，结果造成东地中海海盗为患，对当时刚有点规模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欧洲公国的海上贸易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明历二百八十八年（公元1656年），郑成功依照帝国内阁府的命令，率领规模扩大到十五艘的“平匪舰队”前往直布罗陀要塞，协助地中海国家平定猖獗一时的奥斯曼海盗。
在欧洲的三年，郑成功并没有多少事可干。
也许是他在印度洋上闯出的名气太大了，在他的舰队进入地中海之前，之前活跃一时的奥斯曼海盗全都不见了踪影。
结果，三年之中，郑成功将绝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应酬上。
同时，郑成功也接触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产生的大量新思想，新思维。这其中就包括了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
不过，相对而言，西方哲学对郑成功的影响更大。
明历二百九十一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返回帝国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三权分立”派。
当时，帝国国内大部分资本家也正在倡导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比起那些实力强大的资本家，年仅三十六岁的郑成功根本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比起其他资本家而言，郑成功有两个巨大的优势。
除了腾龙象征帝国之外，白色的汉白玉代表着洁白无暇的司法制度，威武的巨龙则代表着司法的威严。另外，巨龙嘴里的五环分别代表帝国的资本家（商人）、地主、贵族、平民与农民，五环首尾衔接代表组成帝国的五大阶层团结一心，环环相扣则有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
随着一名身着黑色长袍的中年人走上前台，熙熙攘攘的广场上顿时安静了下来。
新的机构，自然需要新的面孔，需要新的制服。
只是，对在场的数万名帝国百姓来讲，登上前台的那人并不是新面孔，而是家喻户晓的，具有太多的传奇经历，帝国万千百姓，特别是年轻一代心目中的英雄。
他就是郑成功！
郑家世代经商，其曾祖父是第一批前往日本经商的帝国商人。明历二百五十八年（公元1624年），郑成功在日本长崎县平户千里滨降生。十四岁时，便随同父亲郑芝龙出海探险，并且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水手。
十六岁那年，郑成功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当时，郑家的船队从日本长崎出发，准备经琉球国返回帝国镇海。途径大岛海域时遭遇海盗，船队被围。其父郑芝龙乞降，准备向海盗交纳重金。郑成功不允，并且于当晚带数名随从摸入海盗营地，焚毁海盗船只，率领船队脱险。
如果说对付海盗只是小儿科的话，那么三年后，郑成功干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情。
当时，郑芝龙已将家族船队交由郑成功打理，自己返回福建家乡养老。而郑家经营的仍然是帝国到日本之间的海上贸易。
船队途径琉球王国的时候，正遇倭寇进寇。
应琉球国王的邀请，郑成功率船队留下，并且将五百名船员武装了起来。随后，在琉球王国都城外迎战两千余名倭寇。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郑成功成功击退倭寇。
得胜之后，郑成功没有罢手，而是率领船队直扑倭寇老巢——屋久岛。
一番苦战之后，郑成功不但摧毁了倭寇的巢穴，还击毙了上千名匪寇，并且烧毁了数十艘船只，一举扫荡了霸占琉球海域的倭寇势力。
可以说，郑成功一战成名。
借此机会，郑成功将家族的航运事务交给了族弟打理，然后利用三艘速度较快的商船组建了第一支私人护航舰队，为航行在日本与帝国之间的船队护航。当然，接受护航的船只都需要交纳一笔费用。
八年之内，郑成功的护航“舰队”扩大了数十倍，护航船只近五十艘，并且活跃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各条航线之上。
同时，这股民间势力也引起了帝国高层的注意。
明历二百八十六年（公元1654年）孙承宗召见郑成功，并且正式委派郑成功为帝国“平匪将军”，由其率领五艘战舰，前往扫荡当时在西北印度洋上横行霸道的奥斯曼海盗。
接受任命之后，郑成功与当年率舰队离开了镇江港。
同年底，舰队到达阿拉伯海。
当时，海运几乎取代了陆运，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奥斯曼帝国失去了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无奈之下，奥斯曼帝国开始默许海盗袭击印度洋上的船队，并且与海盗瓜分赃物，以此维持财政开支。
毫无疑问，大明帝国绝对无法容忍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行径。
只是，国内的政治改革，少数民族叛乱，以及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分散了帝国的精力，使帝国难以派遣规模庞大的舰队前往印度洋对付奥斯曼海盗。
实际上，用舰队对付海盗并不是良策。
说白了，海盗就是海上的土匪，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根本不会与舰队抗衡，甚至在得知舰队出现的消息后，会龟缩在港内，根本不会出海。
郑成功似乎天生就是海战方面的专家。
到达狮城的时候，他就下令将五艘战舰伪装成商船的样子。
随后，他率领舰队在印度洋，特别是阿拉伯海最主要的几条航线上往返航行，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等着海盗自己找上门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舰队第三轮巡航时，奥斯曼海盗就盯上了这支“船队”。
结果可想而知，当乘坐渔船等小型船只的海盗靠上来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凶猛的炮弹，以及准确得像是长了眼睛的子弹。
激战之后，郑成功从俘获的海盗嘴里知道了海盗老巢的位置，然后顺藤摸瓜，杀上了门去。
当时，海盗的主要聚集地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阿巴斯港，也就是当年郑和船队曾经到达过的胡鲁谟斯。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郑成功并没有考虑炮轰阿巴斯港的结果。
若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国力日渐衰弱，若不是奥斯曼帝国没有像样的海军，若不是奥斯曼帝国惧怕大明帝国强大的国力，恐怕郑成功将成为帝国与奥斯曼战争的点火人。
或者说，在炮轰阿巴斯港之前，郑成功就断定，奥斯曼帝国不敢借此与帝国开战。
试探了奥斯曼帝国的底线之后，郑成功开始变本加厉的对付那些盘踞在奥斯曼帝国港口内的海盗。
两年之内，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盗几乎被他消灭得一个不剩了。
正是如此，大量海盗离开印度洋，转战东地中海，结果造成东地中海海盗为患，对当时刚有点规模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欧洲公国的海上贸易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明历二百八十八年（公元1656年），郑成功依照帝国内阁府的命令，率领规模扩大到十五艘的“平匪舰队”前往直布罗陀要塞，协助地中海国家平定猖獗一时的奥斯曼海盗。
在欧洲的三年，郑成功并没有多少事可干。
也许是他在印度洋上闯出的名气太大了，在他的舰队进入地中海之前，之前活跃一时的奥斯曼海盗全都不见了踪影。
结果，三年之中，郑成功将绝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应酬上。
同时，郑成功也接触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产生的大量新思想，新思维。这其中就包括了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
不过，相对而言，西方哲学对郑成功的影响更大。
明历二百九十一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返回帝国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三权分立”派。
当时，帝国国内大部分资本家也正在倡导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比起那些实力强大的资本家，年仅三十六岁的郑成功根本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比起其他资本家而言，郑成功有两个巨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