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当时一支火铳在帝国的价格也就二两白银，在日本却价值十两黄金！
另外，日本缺乏白银，一两黄金只能兑换三两白银。可是在大明帝国，一两黄金则能兑换十两白银。利用这一点，帝国商人在出售货物的时候以白银计价，购买货物的时候则以黄金计价。结果，一进一出，从日本“掠夺”了大量黄金。
当然，向日本贩卖粮食，药材也是极为赚钱的买卖。
不说别人，郑成功的郑氏家族就通过帝国与日本间的贸易捞到了第一桶金，并且成为了帝国最庞大的海商家族。
可是，日本内战终有结束的一天。
随着德川家族崛起，加上持续了上百年的战乱使日本社会濒临崩溃，人心思稳。到张居正出任帝国首辅的时候，日本内战基本上结束。
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之后，德川家族一方面振兴国内生产，一方面寻找发展机遇。
当时，大明帝国正是日本学习的楷模与榜样。
问题是，德川家族无法在一夜之间解决战乱对日本造成的严重危害。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量“失业”的武士，军人离开日本，在琉球王国，以及大明帝国东南海域集结，劫掠过往船只，甚至登陆袭击沿海村镇，掠夺财物。
这就是被大明百姓恨之入骨的“倭寇”。
面对倭患，张居正一面遣使前往日本，强烈要求日本幕府加强对国内民众的约束，严惩四处劫掠的倭寇。另外一方面，则委派戚继光等将领到东南沿海组建抗倭军，并且调集舰队，打击倭寇老巢。
当时，德川幕府的政权还不稳固，根本不敢与大明帝国对抗。
同样的，在戚继光等将领的努力下，东南沿海的倭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可是，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随着帝国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内政治改革，特别是满人叛乱爆发之后，日本对待帝国的态度发生了幡然转变。
当时，德川幕府不但暗中支持海上劫掠行动，还染指朝鲜半岛事务。
若不是帝国需要集中力量对付满人叛乱，恐怕早就拿日本开刀了。另外，郑成功在十八岁时消灭的，正是一支得到了德川幕府支持的倭寇势力。
到明历三百零三年（公元1671年）时，帝国东南沿海再次出现倭患。
时任帝国内阁首辅的陈永华并没有急于出兵镇压，而是采取了怀柔政策，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倭患。
问题是，外交手段能够起到作用吗？
通过与倭寇勾结，德川幕府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现在要德川幕府放弃好处，听从大明帝国的调遣，可能吗？
外交交涉未果之后，陈永华只能选择另外一种极端手段。
明历三百零五年（公元1673年），帝国议政院以高票通过了《海患法》。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授权帝国内阁调动帝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平息，最终一劳永逸的解除帝国东南沿海的倭患。
也就是说，帝国议政院将所有权力交给了内阁首辅。
这一方式，也成为了帝国今后进入战争状态的标准模式。
“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确立之后，帝国内阁只具有行政权，而没有立法与司法权。在陈永华上任之前，帝国议政院通过了第三次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帝国的交战权由议政院掌握，内阁首辅只有在得到议政院的支持之后，才能行使宣战权。
也就是说，帝国内阁首辅要想调动军队执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获得议政院的支持。
从议政院以高票数通过授权首辅对倭寇，以及在暗中支持倭寇的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来看，当时帝国东南沿海的倭患确实相当严重，而且已经影响到了帝国的安定与和平，更对帝国的发展构成了威胁。
实际上，情况并没有想像的那么严重。
以帝国的实力，即便日本倾国而为，也难以对帝国构成威胁。
导致绝大部分议员支持发动战争的原因只有一个：海外市场！
到陈永华出任帝国首相的时候，帝国的商人已经完成了对欧洲的侵略性扩张，帝国出产的商品充斥着欧洲的大小城市。
当时，帝国最强大的五十个商业家族成立了联盟，联手打压欧洲本土资本家。
方法很简单：超低价倾销。
通过倾销的方式，首先压垮欧洲的本土资本家，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再通过垄断获得高额利润，从而掠夺欧洲的财富。
加上帝国在直布罗陀设立要塞，并且永久性的保留了一支舰队。
欧洲国家根本无力与帝国抗衡，更难以与帝国竞争。
可是，资本家的胃口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
完成了对欧洲市场的占领之后，帝国资本家开始寻求新的海外市场。
当时，不管是初具规模的美洲市场，还是正在开发的新大陆（大洋洲）市场，乃至以出产原料为主的非洲，都难以满足帝国资本家的庞大胃口。
真正能够填饱帝国资本家肚皮的只有处于闭关锁国中的奥斯曼帝国。
问题是，一时之间，大明帝国还无力攻打奥斯曼帝国，而且也没有任何攻打奥斯曼帝国的计划。
如此一来，帝国资本家的目光回到了帝国周边地区。
南洋早已成了帝国的后院，且人口稀少，分布广阔，难以成为一个拥有巨大吸引力的市场。
南亚地区的开发还在进行之中，且氏族力量强大，如无充分准备，难以一举占领。
朝鲜半岛更是穷山恶水，而且朝鲜王室也没有什么好压榨的。
最终，剩下的就只有给帝国惹来不少麻烦的日本。
当时，日本内战已经结束了数十年，通过对外掠夺，日本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最重要的是，日本的人口并不少，而且是岛国，缺乏足够的防御纵深，非常适合帝国海军作战。而帝国海军又是帝国对外扩张，为帝国资本家开辟海外市场的急先锋。
另外，日本缺乏白银，一两黄金只能兑换三两白银。可是在大明帝国，一两黄金则能兑换十两白银。利用这一点，帝国商人在出售货物的时候以白银计价，购买货物的时候则以黄金计价。结果，一进一出，从日本“掠夺”了大量黄金。
当然，向日本贩卖粮食，药材也是极为赚钱的买卖。
不说别人，郑成功的郑氏家族就通过帝国与日本间的贸易捞到了第一桶金，并且成为了帝国最庞大的海商家族。
可是，日本内战终有结束的一天。
随着德川家族崛起，加上持续了上百年的战乱使日本社会濒临崩溃，人心思稳。到张居正出任帝国首辅的时候，日本内战基本上结束。
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之后，德川家族一方面振兴国内生产，一方面寻找发展机遇。
当时，大明帝国正是日本学习的楷模与榜样。
问题是，德川家族无法在一夜之间解决战乱对日本造成的严重危害。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量“失业”的武士，军人离开日本，在琉球王国，以及大明帝国东南海域集结，劫掠过往船只，甚至登陆袭击沿海村镇，掠夺财物。
这就是被大明百姓恨之入骨的“倭寇”。
面对倭患，张居正一面遣使前往日本，强烈要求日本幕府加强对国内民众的约束，严惩四处劫掠的倭寇。另外一方面，则委派戚继光等将领到东南沿海组建抗倭军，并且调集舰队，打击倭寇老巢。
当时，德川幕府的政权还不稳固，根本不敢与大明帝国对抗。
同样的，在戚继光等将领的努力下，东南沿海的倭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可是，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随着帝国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内政治改革，特别是满人叛乱爆发之后，日本对待帝国的态度发生了幡然转变。
当时，德川幕府不但暗中支持海上劫掠行动，还染指朝鲜半岛事务。
若不是帝国需要集中力量对付满人叛乱，恐怕早就拿日本开刀了。另外，郑成功在十八岁时消灭的，正是一支得到了德川幕府支持的倭寇势力。
到明历三百零三年（公元1671年）时，帝国东南沿海再次出现倭患。
时任帝国内阁首辅的陈永华并没有急于出兵镇压，而是采取了怀柔政策，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倭患。
问题是，外交手段能够起到作用吗？
通过与倭寇勾结，德川幕府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现在要德川幕府放弃好处，听从大明帝国的调遣，可能吗？
外交交涉未果之后，陈永华只能选择另外一种极端手段。
明历三百零五年（公元1673年），帝国议政院以高票通过了《海患法》。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授权帝国内阁调动帝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平息，最终一劳永逸的解除帝国东南沿海的倭患。
也就是说，帝国议政院将所有权力交给了内阁首辅。
这一方式，也成为了帝国今后进入战争状态的标准模式。
“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确立之后，帝国内阁只具有行政权，而没有立法与司法权。在陈永华上任之前，帝国议政院通过了第三次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帝国的交战权由议政院掌握，内阁首辅只有在得到议政院的支持之后，才能行使宣战权。
也就是说，帝国内阁首辅要想调动军队执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获得议政院的支持。
从议政院以高票数通过授权首辅对倭寇，以及在暗中支持倭寇的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来看，当时帝国东南沿海的倭患确实相当严重，而且已经影响到了帝国的安定与和平，更对帝国的发展构成了威胁。
实际上，情况并没有想像的那么严重。
以帝国的实力，即便日本倾国而为，也难以对帝国构成威胁。
导致绝大部分议员支持发动战争的原因只有一个：海外市场！
到陈永华出任帝国首相的时候，帝国的商人已经完成了对欧洲的侵略性扩张，帝国出产的商品充斥着欧洲的大小城市。
当时，帝国最强大的五十个商业家族成立了联盟，联手打压欧洲本土资本家。
方法很简单：超低价倾销。
通过倾销的方式，首先压垮欧洲的本土资本家，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再通过垄断获得高额利润，从而掠夺欧洲的财富。
加上帝国在直布罗陀设立要塞，并且永久性的保留了一支舰队。
欧洲国家根本无力与帝国抗衡，更难以与帝国竞争。
可是，资本家的胃口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
完成了对欧洲市场的占领之后，帝国资本家开始寻求新的海外市场。
当时，不管是初具规模的美洲市场，还是正在开发的新大陆（大洋洲）市场，乃至以出产原料为主的非洲，都难以满足帝国资本家的庞大胃口。
真正能够填饱帝国资本家肚皮的只有处于闭关锁国中的奥斯曼帝国。
问题是，一时之间，大明帝国还无力攻打奥斯曼帝国，而且也没有任何攻打奥斯曼帝国的计划。
如此一来，帝国资本家的目光回到了帝国周边地区。
南洋早已成了帝国的后院，且人口稀少，分布广阔，难以成为一个拥有巨大吸引力的市场。
南亚地区的开发还在进行之中，且氏族力量强大，如无充分准备，难以一举占领。
朝鲜半岛更是穷山恶水，而且朝鲜王室也没有什么好压榨的。
最终，剩下的就只有给帝国惹来不少麻烦的日本。
当时，日本内战已经结束了数十年，通过对外掠夺，日本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最重要的是，日本的人口并不少，而且是岛国，缺乏足够的防御纵深，非常适合帝国海军作战。而帝国海军又是帝国对外扩张，为帝国资本家开辟海外市场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