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九月二十一日的时候，关押在千叶港，等待装船运往战俘营的日军还发动过一次暴乱，结果导致数十名陆战队官兵伤亡，并且导致港口瘫痪了一天一夜，使很多物资无法及时用往前线作战部队。
虽然这些问题的责任只能归咎于日军中一小搓狂热的军国主义份子，包括那名拒不投降，还开枪射中余辉宏的日军狙击手，实际上都不能代表整个日本军队，毕竟绝大部分日本军人在意识到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会主动投降，并且接受管制。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让帝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相信，日本军人是不能用普通方法对待的。更重要的是，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份子不会在脸上标明自己的身份。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连续被日军暗算之后，在日本本土作战的第五军官兵也变得越来越极端，随着他们的战友，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兄弟在战场上因为日军的疯狂行径而牺牲，而残废，任何一名陆战队官兵都会被愤怒的情绪所控制。
对日军战俘，以及准军事人员的大屠杀就是这种情绪的大爆发！
另外，当时日军征召了很多成年男性市民（据后来调查，甚至有一部分日本成年女性也参加了战斗），而且上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日本的国际地位获得了承认，日本尝到了战争的甜头，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迅速扩散，几乎所有日本年轻人都受到了影响。而与之相辅相成的“武士道”精神也再次复苏。很多日本家庭，特别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都有几把用来装饰的武士刀。
在帝国海军陆战队成功登陆之后，日军还开始向能够战斗的市民奋发武器。
结果，在陆战队的大搜查中，很多家里藏有武器的东京市民被定性为准军事人员，而且还是能够战斗，且有战斗愿望的准军事人员。
如此一来，大屠杀的范围迅速扩大到了成年男性的身上。
只不过，真正的灾难并没有结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那名刺杀余辉宏的日军狙击手，第一批四个陆战师继续在市区戒严，到五日的时候，又有五个陆战师涌入了东京市区。搜索范围进一步扩大，打击对象也进一步扩大。
在此期间，一些原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强奸、抢劫、纵火等等恶性事件，几乎同一时间爆发了出来。
可以说，当时整个局面都失去了控制。即便陆战第五军司令部在十月六日的时候下达了禁令，要求除了巡逻部队之外的所有官兵全部返回驻地，不得外出。可是，这道命令根本就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
不可否认，其中很大一部分陆战队官兵只想为余辉宏报仇。
这些官兵也只有一个目的，找出那名放冷枪的日本狙击手。
可是，也同样不能否认，有很大一批陆战队官兵只是想趁火打劫，发战争财，并且宣泄鏖战数月的怒火。
直到十月十一日，第一支陆战队宪兵部队的邮轮到达东京，局势才稍微有所好转。
只是，仅仅二千名宪兵根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十月十五日，到达东京的宪兵已经增加到了八千名，几乎每三十名官兵就有一名宪兵。另外，第五军司令部在当天公布了余辉宏的伤势，表示余辉宏将军已经渡过了危险期，身体正在康复。同时，第五军司令部也下达了余辉宏口述的命令，所有官兵必须于六日凌晨前返回驻地，未经批准不准外出。违令者，宪兵可以就地处决。
到这个时候，发生在东京的这场浩劫才真正结束。
整整十四天，东京已经不再是往昔的国际大都市，也不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甚至算不上是一座城市。
据民间统计，在这十四天中，包括投降的日军官兵在内，东京的死难者超过了六十万。被焚毁的房屋超过了五十一万栋，至少一百五十万市民失去了家园，遭到强奸的妇女超过了八万，被洗劫的财物总价值超过了五百八十万帝国金元。
暴乱结束的时候，有一千八百七十三名陆战队军官被宪兵逮捕。
后来，这些人中有三百一十四人受到审讯，或者被军事法庭起诉。其中八十四人被陆战队革职，解除军人身份，另外二百三十人在接受调查之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降职处理，并且被陆续调往其他作战部队。
只是，没有任何一名受审军官被定罪。
当然，帝国也从来没有承认这场大屠杀，而是将其定性为日本军国主义狂热份子的最后反扑。也就是说，这十四天中，发生的是战斗，而不是军人对平民的屠杀。
战后，该事件还被写入了日本的教科书。
当然，其内容是教导战后的日本少年，认清军国主义的危害性。让所有日本人都知道，军国主义最终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在新日本的宪法中，军国主义被明确定性为“反人类思想”。刑法中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果鼓吹、宣扬或者是实施军国主义，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最少也要被判处五年徒刑，并且可以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罚没财产等处罚。
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
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随着帝国逐渐对一些战时文件与战时档案解密，“东京惨案”的真相逐渐浮上了水面。
另外，一些当时参加了大屠杀的军官也陆续写了回忆录。
只不过，能够活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之后的军人并不多，而且他们的声音也不够响亮。
让人不解的是，新日本政府不但没有为“东京惨案”的受害者翻案，还坚持认为正是军国主义将旧日本推上了不归路，而且也正是那次惨痛的教训，葬送了军国主义，为创造新日本奠定了基础。
也就是说，真正的受害者反而在为当初的“罪犯”辩护。
当然，在战争期间，这些事情是不会拿到公开场合谈论的。而且，对帝国来说，打赢战争远比处理一次“惨案”更加重要。
只是，在此期间，帝国海军与帝国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必然受到影响。
比如，原本计划十月十日在关岛登陆的作战行动被迫延迟到了十月二十日，后来又推迟到了十月二十五日。
紧接着发生的一起重大事情就让“东京惨案”变得无足轻重了。
第四章 骂才是爱
从某种角度说，白佑彬是“东京惨案”的获益人，因为陆战队出的“风头”完全盖过了第62舰队炮击萨尔瓦多造成的恶劣影响。
十月六日，白佑彬搭乘“谷雨”号快速战斗支援舰回到舟山的时候，陆战第五军在东京那边正闹得欢。似乎正是如此，卫延年与陈锦宽把他给“忘记”了。直到第二天，白佑彬才见到了卫延年。
不用问，从脸色上就能看出海军总参谋长的心情有多糟糕。
昨天晚上，白佑彬已经在蓝凌波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因为东京那边的局势还很混乱，负责维持秩序的宪兵还没有到达，另外海军司令部严禁走漏消息，所以蓝凌波知道得也不是很多。
让白佑彬感到欣慰的是，余辉宏挺了过来。
子弹打在了他的左胸口上，距离心脏不到二公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没救了，可他凭借着强壮的体魄，顽强的生命力，以及求生欲望挺了过来。只是现在还没有渡过危险期，最终能不能康复，谁也没有把握。
“你小子干得不错啊！”卫延年明显在说反话，“消息送回来的时候，元帅差点没被气出心脏病来。真没看出来，平时你这人挺冷静，怎么在关键时刻竟然做出如此糊涂的决定？你知道这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吗？”
虽然这些问题的责任只能归咎于日军中一小搓狂热的军国主义份子，包括那名拒不投降，还开枪射中余辉宏的日军狙击手，实际上都不能代表整个日本军队，毕竟绝大部分日本军人在意识到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会主动投降，并且接受管制。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让帝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相信，日本军人是不能用普通方法对待的。更重要的是，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份子不会在脸上标明自己的身份。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连续被日军暗算之后，在日本本土作战的第五军官兵也变得越来越极端，随着他们的战友，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兄弟在战场上因为日军的疯狂行径而牺牲，而残废，任何一名陆战队官兵都会被愤怒的情绪所控制。
对日军战俘，以及准军事人员的大屠杀就是这种情绪的大爆发！
另外，当时日军征召了很多成年男性市民（据后来调查，甚至有一部分日本成年女性也参加了战斗），而且上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日本的国际地位获得了承认，日本尝到了战争的甜头，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迅速扩散，几乎所有日本年轻人都受到了影响。而与之相辅相成的“武士道”精神也再次复苏。很多日本家庭，特别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都有几把用来装饰的武士刀。
在帝国海军陆战队成功登陆之后，日军还开始向能够战斗的市民奋发武器。
结果，在陆战队的大搜查中，很多家里藏有武器的东京市民被定性为准军事人员，而且还是能够战斗，且有战斗愿望的准军事人员。
如此一来，大屠杀的范围迅速扩大到了成年男性的身上。
只不过，真正的灾难并没有结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那名刺杀余辉宏的日军狙击手，第一批四个陆战师继续在市区戒严，到五日的时候，又有五个陆战师涌入了东京市区。搜索范围进一步扩大，打击对象也进一步扩大。
在此期间，一些原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强奸、抢劫、纵火等等恶性事件，几乎同一时间爆发了出来。
可以说，当时整个局面都失去了控制。即便陆战第五军司令部在十月六日的时候下达了禁令，要求除了巡逻部队之外的所有官兵全部返回驻地，不得外出。可是，这道命令根本就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
不可否认，其中很大一部分陆战队官兵只想为余辉宏报仇。
这些官兵也只有一个目的，找出那名放冷枪的日本狙击手。
可是，也同样不能否认，有很大一批陆战队官兵只是想趁火打劫，发战争财，并且宣泄鏖战数月的怒火。
直到十月十一日，第一支陆战队宪兵部队的邮轮到达东京，局势才稍微有所好转。
只是，仅仅二千名宪兵根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十月十五日，到达东京的宪兵已经增加到了八千名，几乎每三十名官兵就有一名宪兵。另外，第五军司令部在当天公布了余辉宏的伤势，表示余辉宏将军已经渡过了危险期，身体正在康复。同时，第五军司令部也下达了余辉宏口述的命令，所有官兵必须于六日凌晨前返回驻地，未经批准不准外出。违令者，宪兵可以就地处决。
到这个时候，发生在东京的这场浩劫才真正结束。
整整十四天，东京已经不再是往昔的国际大都市，也不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甚至算不上是一座城市。
据民间统计，在这十四天中，包括投降的日军官兵在内，东京的死难者超过了六十万。被焚毁的房屋超过了五十一万栋，至少一百五十万市民失去了家园，遭到强奸的妇女超过了八万，被洗劫的财物总价值超过了五百八十万帝国金元。
暴乱结束的时候，有一千八百七十三名陆战队军官被宪兵逮捕。
后来，这些人中有三百一十四人受到审讯，或者被军事法庭起诉。其中八十四人被陆战队革职，解除军人身份，另外二百三十人在接受调查之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降职处理，并且被陆续调往其他作战部队。
只是，没有任何一名受审军官被定罪。
当然，帝国也从来没有承认这场大屠杀，而是将其定性为日本军国主义狂热份子的最后反扑。也就是说，这十四天中，发生的是战斗，而不是军人对平民的屠杀。
战后，该事件还被写入了日本的教科书。
当然，其内容是教导战后的日本少年，认清军国主义的危害性。让所有日本人都知道，军国主义最终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在新日本的宪法中，军国主义被明确定性为“反人类思想”。刑法中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果鼓吹、宣扬或者是实施军国主义，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最少也要被判处五年徒刑，并且可以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罚没财产等处罚。
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
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随着帝国逐渐对一些战时文件与战时档案解密，“东京惨案”的真相逐渐浮上了水面。
另外，一些当时参加了大屠杀的军官也陆续写了回忆录。
只不过，能够活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之后的军人并不多，而且他们的声音也不够响亮。
让人不解的是，新日本政府不但没有为“东京惨案”的受害者翻案，还坚持认为正是军国主义将旧日本推上了不归路，而且也正是那次惨痛的教训，葬送了军国主义，为创造新日本奠定了基础。
也就是说，真正的受害者反而在为当初的“罪犯”辩护。
当然，在战争期间，这些事情是不会拿到公开场合谈论的。而且，对帝国来说，打赢战争远比处理一次“惨案”更加重要。
只是，在此期间，帝国海军与帝国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必然受到影响。
比如，原本计划十月十日在关岛登陆的作战行动被迫延迟到了十月二十日，后来又推迟到了十月二十五日。
紧接着发生的一起重大事情就让“东京惨案”变得无足轻重了。
第四章 骂才是爱
从某种角度说，白佑彬是“东京惨案”的获益人，因为陆战队出的“风头”完全盖过了第62舰队炮击萨尔瓦多造成的恶劣影响。
十月六日，白佑彬搭乘“谷雨”号快速战斗支援舰回到舟山的时候，陆战第五军在东京那边正闹得欢。似乎正是如此，卫延年与陈锦宽把他给“忘记”了。直到第二天，白佑彬才见到了卫延年。
不用问，从脸色上就能看出海军总参谋长的心情有多糟糕。
昨天晚上，白佑彬已经在蓝凌波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因为东京那边的局势还很混乱，负责维持秩序的宪兵还没有到达，另外海军司令部严禁走漏消息，所以蓝凌波知道得也不是很多。
让白佑彬感到欣慰的是，余辉宏挺了过来。
子弹打在了他的左胸口上，距离心脏不到二公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没救了，可他凭借着强壮的体魄，顽强的生命力，以及求生欲望挺了过来。只是现在还没有渡过危险期，最终能不能康复，谁也没有把握。
“你小子干得不错啊！”卫延年明显在说反话，“消息送回来的时候，元帅差点没被气出心脏病来。真没看出来，平时你这人挺冷静，怎么在关键时刻竟然做出如此糊涂的决定？你知道这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