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量，具体怎么整，我们得回去商量一下。”贺海涛眼珠子一转，含含糊糊的说。
苏城微皱眉，觉得他是有些推脱。
林永贵咳嗽一声，道：“老贺，干脆一点，合资厂大家都有好处，你这时候打什么太极拳？”
贺海涛呵呵的笑了两声，不承认也不否认，道：“三七分成，大华实业是吃到了肥肉，石油总公司就只有喝汤的命，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只有一碗汤，真没什么意思。”
“三成股份，也不算少吧。”苏城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淡了。
贺海涛也不怵，无所谓的道：“少是不少，饿不死吃不饱罢了。”
他这是纯粹的无赖嘴脸了。
林永贵大约也没料到此点，首先是脸涨红了，呵道：“老贺，你这是搞什么？”
“我搞什么了？难不成让他跑到厂里来，把我们的总工都挑走，才算伺候好了？”
“谁说要挑你的总工了。”林永贵有点气急败坏了。大华实业和胜利油田的合作，是有一个默契的前提的。擅长海外竞标的大华实业公关哈萨克斯坦，而胜利油田则应该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获得国内的允诺和同意。
现在，国内高层部分的合作，大华实业也参与了进来，若是石油总公司内部的矛盾，林永贵都无法解决的话，他的面子也实在挂不住。
这不是变成吃白食的吗？
当着陈立正的面，林永贵也不客气了，道：“三七分成，管道公司的控制权归了大华实业，你贺小子倒好，去了你脑袋上的紧箍咒了是吧？真当合同是一张纸。”
被林永贵骂成了猴，贺海涛也是唾面自干，还嘻哈道：“合同可不是一张纸。”
苏城眼神锐利的盯着他，脑袋也飞快的转动，考虑着宝石机能卡住管道公司的哪些项目。
用合同说话是最后的考量，中国的商人，尤其是国企往往都不尊重合同，若是未曾好好的公关那些国企领导，哪怕是签好的合同也可以作废，打款送货什么能卡人的地方，更是永远不停的出问题。中国式的“社会经验”指的往往就是这些潜规则。
对贺海涛这样的高级干部来说，他们一方面没有接受过法制化与合同制的教育和考验，另一方面，即使是媒体曝光，万众瞩目，贺海涛也可以用“挽救国有资产”之类的名头来掩饰。
其实，国有资产流失不流失，那是签订合同以前的事，谁签字谁负责，也是很明白的道理。只是，经过了80年代的洗礼，到了90年代，国有资产流失什么的，往往就变成了巧妙的借口和毁约的万能药。
偏偏国内的官司不好打，打了也没有执行能力，以至于合同都变成了备忘录，一旦双方的实力发生了变化，就有可能被撕毁。
像是贺海涛这样写好了合同再变卦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他一方面眼馋中哈石油管道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获得利益太少。
当然，获得的利益少不代表没有利益，只是贺海涛心里不平衡罢了。
他所掌控的宝石机是石油总公司里付出最多的，但不一定能拿到最多。因为以宝石机的实力，是没办法与胜利油田这样的庞然大物所抗衡的。以石油总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协议受到各方的钳制，贺海涛只能捏着鼻子认下来，且很难从总公司的蛋糕里切下更多。
如此一来，贺海涛自然而然的就想从苏城这里，多得些好处。
就本质而言，贺海涛的行为与那些违规的连锁店，4s店之流没什么区别。
他设置障碍，让客户在规定以外付钱。
作为国内最大的石油机械厂，他能提供的资源着实不少。津石总厂虽然也是大型石油机械厂，可是被杜利军胡整了几年，又半停产了几年，所谓的骨干人员，跑的都差不多了。
90年代初的乡镇企业虽然开不出多高的薪水，但半下岗的人员，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了。
苏城若是不能从宝石机得到一些熟练而前端的技术人员，新建的管道公司怕是有一段很长的弯路要走。
贺海涛明显是不在乎的。
林永贵也不能下命令给贺海涛，僵着脖子瞪了他一会儿，对陈立正道：“我提议召开紧急党委会……”
“老林，人刚走就再叫回来，不好吧。”别看陈立正前面说话说的多，论党委会的排名，他是比张长亭和林永贵都要低的，只是在总公司任职，人面熟一些罢了。林永贵要召集紧急党委会，他只能劝，不能阻止。
贺海涛有些不自在的左右看看，没吭声。
他心里有怨气，也有借着苏城发作出来的意思，倒不是纯粹的不经大脑。
林永贵瞄了苏城一眼，见他没有表示，把心一横，道：“不行，才说好的事反悔，以后还怎么打交道。老陈，你叫总公司的人，我喊分公司的。”
总公司的副总和分公司的老总是一个级别的，林永贵谁也不怕，说着就去外面的房间里打电话。
苏城冷眼旁观，自己想自己的事。
90年代的国企不比以前了。国家拨款的时候，国企根本不在乎盈利，显露义气和豪气就比较容易。一个工厂帮另一个工厂，往往真的是无偿的。一些发达地区的工厂，例如上海、武汉的领头羊在五六十年代，经常倾尽一半的人力去欠发达地区帮本系统乃至外系统的新厂建厂。就是七八十年代了，这样的行为比较少了，派一个班的人出差帮忙，或者做点报告，那也是习以为常的。
市场经济的浪潮，在淹没国企的生存能力以后，自然也就淹没了国企的义气。
古人说仓廪足知礼节，国企确实没有无偿援助的本事了，道义上也说不通了，倒是技术扩张的价格，从几万块，到几十万，再到几百万，涨的飞快。
在苏城看来，90年代以后的国企，只是一团团粗鄙的企业了。义气的国企消亡了，粗鄙的国企起来了，一切似乎都是时代造就的。但这并不能掩盖粗鄙的事实。
至于贺海涛的行为，更是远远的越过了粗鄙的下限，奔向卑鄙的边缘了。
这样的烂事和烂人，苏城不在乎，可也不愿意接触，就由着林永贵去做，自个起身道：“我去看会电影，你们有决议了，咱们再说。”
淡然的语气，倒是把贺海涛听的一愣。
林永贵叹口气，答应了下来。他是一堆分公司里获得好处最多的，按说也是应该的，毕竟石油总公司是后来加入的。但世上的事儿不是这么算的，后来的人既然站到了一个谈判桌上，那就肯定要能榨多少油榨多少油的，榨不出来的，也不能就说是服气了。
贺海涛不过是最不服气的一个罢了。
电话也不是好打的。
与会的中老年干部，常年出现在京城的，配了大块头手机，那不常出现的，基本是没有的。有也没用，93年的手机根本没有漫游的功能，你就是想给移动双向收费，愿意承担一个小时三五七九元的漫游费，这个功能也是不存在的。
而且，移动基站也是不完全的。周老所在疗养院附近还有两个假公济私的移动基站，再远就要断线了。对这样的中老年干部，林永贵和陈立正只能各使手段，提前打电话回京，让人去路上堵截，不用说，被拦回来的干部们也不会有好脸色。
回来的人，多半都要撒两句气，就是脾气好的，说个怪话也自然的很。
贺海涛这下有点撑不住劲了。没有苏城在跟前，敌我矛盾就变成了内部矛盾，他的底气也就不怎么足了。
苏城微皱眉，觉得他是有些推脱。
林永贵咳嗽一声，道：“老贺，干脆一点，合资厂大家都有好处，你这时候打什么太极拳？”
贺海涛呵呵的笑了两声，不承认也不否认，道：“三七分成，大华实业是吃到了肥肉，石油总公司就只有喝汤的命，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只有一碗汤，真没什么意思。”
“三成股份，也不算少吧。”苏城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淡了。
贺海涛也不怵，无所谓的道：“少是不少，饿不死吃不饱罢了。”
他这是纯粹的无赖嘴脸了。
林永贵大约也没料到此点，首先是脸涨红了，呵道：“老贺，你这是搞什么？”
“我搞什么了？难不成让他跑到厂里来，把我们的总工都挑走，才算伺候好了？”
“谁说要挑你的总工了。”林永贵有点气急败坏了。大华实业和胜利油田的合作，是有一个默契的前提的。擅长海外竞标的大华实业公关哈萨克斯坦，而胜利油田则应该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获得国内的允诺和同意。
现在，国内高层部分的合作，大华实业也参与了进来，若是石油总公司内部的矛盾，林永贵都无法解决的话，他的面子也实在挂不住。
这不是变成吃白食的吗？
当着陈立正的面，林永贵也不客气了，道：“三七分成，管道公司的控制权归了大华实业，你贺小子倒好，去了你脑袋上的紧箍咒了是吧？真当合同是一张纸。”
被林永贵骂成了猴，贺海涛也是唾面自干，还嘻哈道：“合同可不是一张纸。”
苏城眼神锐利的盯着他，脑袋也飞快的转动，考虑着宝石机能卡住管道公司的哪些项目。
用合同说话是最后的考量，中国的商人，尤其是国企往往都不尊重合同，若是未曾好好的公关那些国企领导，哪怕是签好的合同也可以作废，打款送货什么能卡人的地方，更是永远不停的出问题。中国式的“社会经验”指的往往就是这些潜规则。
对贺海涛这样的高级干部来说，他们一方面没有接受过法制化与合同制的教育和考验，另一方面，即使是媒体曝光，万众瞩目，贺海涛也可以用“挽救国有资产”之类的名头来掩饰。
其实，国有资产流失不流失，那是签订合同以前的事，谁签字谁负责，也是很明白的道理。只是，经过了80年代的洗礼，到了90年代，国有资产流失什么的，往往就变成了巧妙的借口和毁约的万能药。
偏偏国内的官司不好打，打了也没有执行能力，以至于合同都变成了备忘录，一旦双方的实力发生了变化，就有可能被撕毁。
像是贺海涛这样写好了合同再变卦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他一方面眼馋中哈石油管道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获得利益太少。
当然，获得的利益少不代表没有利益，只是贺海涛心里不平衡罢了。
他所掌控的宝石机是石油总公司里付出最多的，但不一定能拿到最多。因为以宝石机的实力，是没办法与胜利油田这样的庞然大物所抗衡的。以石油总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协议受到各方的钳制，贺海涛只能捏着鼻子认下来，且很难从总公司的蛋糕里切下更多。
如此一来，贺海涛自然而然的就想从苏城这里，多得些好处。
就本质而言，贺海涛的行为与那些违规的连锁店，4s店之流没什么区别。
他设置障碍，让客户在规定以外付钱。
作为国内最大的石油机械厂，他能提供的资源着实不少。津石总厂虽然也是大型石油机械厂，可是被杜利军胡整了几年，又半停产了几年，所谓的骨干人员，跑的都差不多了。
90年代初的乡镇企业虽然开不出多高的薪水，但半下岗的人员，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了。
苏城若是不能从宝石机得到一些熟练而前端的技术人员，新建的管道公司怕是有一段很长的弯路要走。
贺海涛明显是不在乎的。
林永贵也不能下命令给贺海涛，僵着脖子瞪了他一会儿，对陈立正道：“我提议召开紧急党委会……”
“老林，人刚走就再叫回来，不好吧。”别看陈立正前面说话说的多，论党委会的排名，他是比张长亭和林永贵都要低的，只是在总公司任职，人面熟一些罢了。林永贵要召集紧急党委会，他只能劝，不能阻止。
贺海涛有些不自在的左右看看，没吭声。
他心里有怨气，也有借着苏城发作出来的意思，倒不是纯粹的不经大脑。
林永贵瞄了苏城一眼，见他没有表示，把心一横，道：“不行，才说好的事反悔，以后还怎么打交道。老陈，你叫总公司的人，我喊分公司的。”
总公司的副总和分公司的老总是一个级别的，林永贵谁也不怕，说着就去外面的房间里打电话。
苏城冷眼旁观，自己想自己的事。
90年代的国企不比以前了。国家拨款的时候，国企根本不在乎盈利，显露义气和豪气就比较容易。一个工厂帮另一个工厂，往往真的是无偿的。一些发达地区的工厂，例如上海、武汉的领头羊在五六十年代，经常倾尽一半的人力去欠发达地区帮本系统乃至外系统的新厂建厂。就是七八十年代了，这样的行为比较少了，派一个班的人出差帮忙，或者做点报告，那也是习以为常的。
市场经济的浪潮，在淹没国企的生存能力以后，自然也就淹没了国企的义气。
古人说仓廪足知礼节，国企确实没有无偿援助的本事了，道义上也说不通了，倒是技术扩张的价格，从几万块，到几十万，再到几百万，涨的飞快。
在苏城看来，90年代以后的国企，只是一团团粗鄙的企业了。义气的国企消亡了，粗鄙的国企起来了，一切似乎都是时代造就的。但这并不能掩盖粗鄙的事实。
至于贺海涛的行为，更是远远的越过了粗鄙的下限，奔向卑鄙的边缘了。
这样的烂事和烂人，苏城不在乎，可也不愿意接触，就由着林永贵去做，自个起身道：“我去看会电影，你们有决议了，咱们再说。”
淡然的语气，倒是把贺海涛听的一愣。
林永贵叹口气，答应了下来。他是一堆分公司里获得好处最多的，按说也是应该的，毕竟石油总公司是后来加入的。但世上的事儿不是这么算的，后来的人既然站到了一个谈判桌上，那就肯定要能榨多少油榨多少油的，榨不出来的，也不能就说是服气了。
贺海涛不过是最不服气的一个罢了。
电话也不是好打的。
与会的中老年干部，常年出现在京城的，配了大块头手机，那不常出现的，基本是没有的。有也没用，93年的手机根本没有漫游的功能，你就是想给移动双向收费，愿意承担一个小时三五七九元的漫游费，这个功能也是不存在的。
而且，移动基站也是不完全的。周老所在疗养院附近还有两个假公济私的移动基站，再远就要断线了。对这样的中老年干部，林永贵和陈立正只能各使手段，提前打电话回京，让人去路上堵截，不用说，被拦回来的干部们也不会有好脸色。
回来的人，多半都要撒两句气，就是脾气好的，说个怪话也自然的很。
贺海涛这下有点撑不住劲了。没有苏城在跟前，敌我矛盾就变成了内部矛盾，他的底气也就不怎么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