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陈子壮、陈邦彦一生仕明忠心不二不同，张家玉曾有过变节之举。崇祯十六年张家玉考取进士后，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翌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张家玉身为明臣却主动投书给李自成愿为大顺新臣。结果李自成入京只几十天就被清军赶出北京城，见李自成难成大事，张家玉便又改投在南京即位的弘光帝，不过他到南京后却被史可法以曾变节投降李自成的罪名逮捕下狱。
弘光元年，因史可法在江北四镇的无能之举，清兵轻易攻破明军四镇驻防的淮河防线并一举攻入南京。张家玉这一次没有再变节，而是逃至福州被继位的隆武帝委为监军督部援救被围在江西抚州的南明军队。清军攻陷抚州后，张家玉受伤战败后率部退回福州，随即被任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信。
隆武二年正月，在保卫福州城的战斗中，张家玉中箭堕马摔断了手臂，幸得都司林雄冒死把他救回。后受命到广东潮、惠二州筹饷招兵，被委为新军“监督总理”，他在潮惠招降农民军十余万人，选取其中精壮万人组成五个营。不久，隆武帝在汀州被杀，刚建立起的新军因大势已去，又缺粮饷，张家玉无奈只好解散新军于八月回到香山家乡。
清军攻破广州后，清朝两广总督佟养甲多次派人到张家玉家劝降，均被他严词拒绝。不但如此，张家玉还和陈邦彦、陈子壮等人相约聚兵广州附近反抗清军。他先率义军攻入香山县城，活捉清知县郑鋈，任命原明朝东莞儒学训导张珆为知县。清朝广东提督李成栋闻知张家玉在香山反清，便率大军来攻，张家玉率义军先后与之大战于万江租和道滘，不支败走西乡。其祖母陈氏，母黎氏及妹石宝俱投水自尽；妻彭氏被执，不屈而死，当真是满门忠烈，妇人亦为英雄！
十月，李成栋集中大军扑向张家玉驻地增城，双方大战十天，张家玉身中九箭，身负重伤，不愿作俘虏遂投塘而死，壮烈殉国，时年仅33岁。
张家玉死后，永历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增城侯，谥“文烈”。
成不成，天也；敌不敌，势也。
明知起兵必死，明知必死却偏要起兵，这在周士相看来正是张家玉忠贞民族气节的表现。
张家玉当年的变节之举在周士相看来更是其坚持民族大义的表现——李自成之大顺乃是汉人政权，满州之大清却是胡人政权，自古胡汉不两立，张家玉可降汉人的顺，却不降胡人的清，他是坚守了华夏大防这个华夏汉文明的最底线。
根在，家在；
国在，民族在；
张家玉千古永垂！
与张家玉一同起兵的陈子壮也是个悲剧的民族英雄，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他牺牲了长子陈上庸。张家玉死后，他和次子陈上图率余下的五百义军和清军继续浴血奋战，最终五百义军全部战死。陈子壮也和次子陈上图被清军俘虏押回广州。
面对清廷的招降，陈子壮和张家玉一样选择了坚决不降，被押至刑场后他仍笑骂自如，旋被清军以大锯将其活活锯死。据说清军将陈子壮的身体锯成两半后，陈一时还没有死，但却没有喊疼呻吟，反而仍不住大骂李成栋背弃祖宗，此事让李成栋大受剌激，对他日后反正归明不无影响。
陈邦彦是香山龙山都人，甲申国难，年已四十的陈邦彦疾书《中兴政要策论》万言书，参加南明广东乡试，中举人，擢升兵部职方司主事，被永历朝廷派往赣州参与军事，后归乡与张家玉、陈子壮一起组织义师抗清。清廷任命的广东总督佟养甲用卑劣手段突袭顺德，抓走了在龙山避难的陈邦彦的两个儿子与陈的小妾，欲把他们作为人质招降陈邦彦。结果陈邦彦在招降书上凛然批复：“妾辱之，子杀之，皆唯命。身为忠臣，义不顾妻子也。”
张家玉、陈子壮败亡后，陈邦彦率残部在清远继续抗清，后不幸失败，被清军捉到广州千刀万剐而死。
死前在狱中陈邦彦作《狱中五日不食临命歌》：
歌曰：天造兮多艰，臣之江也浒。书生漫谈兵，时哉不我与。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独苦。崖山多忠魂，先后照千古！
张家玉、陈子壮、陈邦彦三人死后，永历朝廷对他们三人追赐厚赏，广东各地百姓，尤其是其家乡香山的百姓更是对他们的事迹大加歌颂，这让周士相决意用三位英雄的事迹来号召香山百姓支持太平军。
“岭南三忠”的牌匾是周士相亲自提笔书写并亲自悬挂于香山县治正东门的门楼上的。
除书写“岭南三忠”的牌匾，周士相更让廖瑞祥组织人手将三公抗清事迹写成话本，命香山的戏班子在境内各处巡演。与此同时，周士相让驻兵在三公家乡的太平军为三公集体守孝七日，以示哀悼。
第270章 读书人
仅仅做这些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既来这个时代，就要考虑17世纪中国的国情，这个国情便是士绅掌握舆论权，或者说读书人掌握话语权。
香山县的教化尽管是广州府县首屈一指的，但是并不代表普通百姓有很高的识字率。中国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字和话语解释权都掌握在读书人手中，而又以读书人中的成功者为主。这个成功者便是指那些考有功名的读书人，换句话说便是士绅。
周士相不得不承认，在官面拥有特权，在乡间又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士绅基本代表了百姓，他们说一句话能赶上官府说一百句。现在太平军成了主导香山的官府，那么想要让普通百姓接受太平军宣传的道理，就必须获得当地士绅的帮助。
可惜，一个多月来，除了良字都投降的盐巡使郭绍，香山境内还没有一个读书人主动前来投靠太平军，更别提组织乡民参加太平军了。
造成这个现状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太平军在香山的根基太浅，又处于广州清军的直面威胁之下，本地的士绅对于太平军的前景并不看好。而敢于反抗清军的读书人又早在清军进入广东时便揭杆而起了，典型的就是张家玉、陈子壮等人。
作为香山反清的中坚力量，张家玉等人的抗清固然给了清军以一定打击，但同样也将香山地区心向南明的读书人尽数葬送在清军屠刀之下。逃过清军捕杀的也不敢再回香山，多是往云贵追随永历朝廷去了。
因此，香山地区剩下的读书人要么是向满清摇尾乞欢的软骨头，要么就是因为畏惧清军屠刀却又想保存心底所谓道德底线不愿出仕清官而避居乡间的所谓山野中立派。
这种躲在乡间以明朝遗民自居的读书人对当地百姓的影响比那些投降清廷当汉奸的读书人还要坏，因为他们对当地舆论的掌控和在乡野的主导权，使得当地百姓变得和他们一样麻木，使得明军在当地无法立足，而清军来后他们又逆来顺受。彼消此涨之下，香山地区的明军自然无法长久。
应了后世伟人那句话，路线错了，知识越多就越反动。不论是主动当汉奸还是当睁眼瞎子掩耳盗铃，香山地区的士绅本质上都是只求保自身利益，不顾民族和国家危亡的投机分子。圣人教诲在他们嘴中只是粉饰自己可耻行为的工具而矣。
对于这样的读书人，周士相是绝对不要的。可太平军中的知识分子又太少，凤毛麟角，所以他又需要有读书人站出来帮助他。这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香山境内十大坊都，除铁毅在永乐、长宁等地对当地士绅进行了清洗外，其余地方的太平军对当地士绅采取的态度还算温和，一来是因为周士相有过指示，二来也是因为由普通百姓参加的太平军对读书人还是持尊重态度的。就好比周士相这个秀才在新会城里同样被街坊邻居尊敬而羡慕，古往今来，读书人懂大道理还是很深入人心的。
孟大元、刘国道这两个崇祯年间的进士在太平军到来前就跑了，同他们一块跑的还有一大帮子举人老爷，现在尚留在香山又躲过太平军清洗的举人老爷还有十几个，秀才也有几十个。
这些举人老爷在当地都是有家有产的，一个个基本上都是大地主，而秀才的家境要比他们差得多，大多数家境比普通人家也好不了哪里去。对于这些有家产又没有跑，同时也没有充当过清军帮凶的举人老爷，周士相的态度是暂时不动他们，但却要剥夺他们在当地的话语权。而那些秀才们，周士相则是让廖瑞祥这个知县老爷和他们接触，希望能够说服他们出来替太平军做事。
周士相给廖瑞祥的指示主要有三点，第一，一定要争取这些秀才出来替太平军做事；第二，让他们做事却不能给他们主导权；第三，必须马上重建新会县学，同时在各坊都建乡学，为太平军培养属于自己的读书人。
廖瑞祥不解，让秀才们替太平军做事他是理解的，没有读书人的帮助，他这新会知县也颇是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什么叫让秀才做事却又不给主导权？
对此，周士相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形容，他说，牛耕地的时候是不是要让牛按照主人的指示耕种，而不是按照牛自己的意思却乱拉犁吧。
廖瑞祥理解了这句话，但感到十分的别扭，作为读书人中的一员，他对周士相将秀才比作牛有些不满。
“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事情也不定符合那帮读书人的利益，或者说不入他们的法眼，但眼下咱们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做事，因此必须要借助这些秀才们，但如何才能让秀才们给咱们做事时不安坏心眼，不把好事办成坏事？这关键就得咱们要把着套，捏着他们，要不然读书人的花花肠子够咱们受的。”
“千户这么一说，下官还是懂的，秀才们的事情下官马上去着手办。县学和乡学县里原本就有，教员也都是现成的，不过学堂子弟又该如何选？”
“咱们太平军的后营有很多娃娃，这些娃娃都得读书，另外百姓家的孩子也要读书，咱们搞个不要钱的教育，凡是入学堂读书的娃娃都由咱们太平军来管，吃的喝的穿的都从公库里开支，乡学上三年，学业出色的就入县学，不出色的就由各坊都接收做事。学校里也不都教四书五经，我这边马上编些教材，天文地理、算术杂工都要学。嗯，教材编好了，我得自己先开课教教那些秀才和教员们，得让他们先懂，不然也是瞎教，成不了材的。”
“进学乃为取功名，千户却要教些杂学，怕子弟们会不愿意。”
“我这学校是不要钱的，百姓家的孩子来学，我是举双手欢迎的，但他们要是不肯学，那就让他们去原本的私塾学嘛，我是不会断了他们的功名之道的。但是我太平军的娃娃必须要按我教的去学，学得好了我重赏，学的差了我还要罚！……你不要用这种奇怪表情看着我，咱们现在是打天下，不是坐天下，需要得是能做实务的人材，不是只知知乎者也的书呆子，懂吗！”
“懂，懂，下官明白！”
“明白就好，县学和乡学的事情你马上去做，不能耽搁，有什么缺的你自己从县衙调补，地方上有不配合的就让驻军去和他们说道理。总之一条，这事关系我们太平军的存亡，谁也不能坏事！”
将秀才做事和办县学、乡学结合起来一块交由廖瑞祥办理之后，周士相便要着手解决那些举人老爷在乡间的话语权。
弘光元年，因史可法在江北四镇的无能之举，清兵轻易攻破明军四镇驻防的淮河防线并一举攻入南京。张家玉这一次没有再变节，而是逃至福州被继位的隆武帝委为监军督部援救被围在江西抚州的南明军队。清军攻陷抚州后，张家玉受伤战败后率部退回福州，随即被任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信。
隆武二年正月，在保卫福州城的战斗中，张家玉中箭堕马摔断了手臂，幸得都司林雄冒死把他救回。后受命到广东潮、惠二州筹饷招兵，被委为新军“监督总理”，他在潮惠招降农民军十余万人，选取其中精壮万人组成五个营。不久，隆武帝在汀州被杀，刚建立起的新军因大势已去，又缺粮饷，张家玉无奈只好解散新军于八月回到香山家乡。
清军攻破广州后，清朝两广总督佟养甲多次派人到张家玉家劝降，均被他严词拒绝。不但如此，张家玉还和陈邦彦、陈子壮等人相约聚兵广州附近反抗清军。他先率义军攻入香山县城，活捉清知县郑鋈，任命原明朝东莞儒学训导张珆为知县。清朝广东提督李成栋闻知张家玉在香山反清，便率大军来攻，张家玉率义军先后与之大战于万江租和道滘，不支败走西乡。其祖母陈氏，母黎氏及妹石宝俱投水自尽；妻彭氏被执，不屈而死，当真是满门忠烈，妇人亦为英雄！
十月，李成栋集中大军扑向张家玉驻地增城，双方大战十天，张家玉身中九箭，身负重伤，不愿作俘虏遂投塘而死，壮烈殉国，时年仅33岁。
张家玉死后，永历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增城侯，谥“文烈”。
成不成，天也；敌不敌，势也。
明知起兵必死，明知必死却偏要起兵，这在周士相看来正是张家玉忠贞民族气节的表现。
张家玉当年的变节之举在周士相看来更是其坚持民族大义的表现——李自成之大顺乃是汉人政权，满州之大清却是胡人政权，自古胡汉不两立，张家玉可降汉人的顺，却不降胡人的清，他是坚守了华夏大防这个华夏汉文明的最底线。
根在，家在；
国在，民族在；
张家玉千古永垂！
与张家玉一同起兵的陈子壮也是个悲剧的民族英雄，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他牺牲了长子陈上庸。张家玉死后，他和次子陈上图率余下的五百义军和清军继续浴血奋战，最终五百义军全部战死。陈子壮也和次子陈上图被清军俘虏押回广州。
面对清廷的招降，陈子壮和张家玉一样选择了坚决不降，被押至刑场后他仍笑骂自如，旋被清军以大锯将其活活锯死。据说清军将陈子壮的身体锯成两半后，陈一时还没有死，但却没有喊疼呻吟，反而仍不住大骂李成栋背弃祖宗，此事让李成栋大受剌激，对他日后反正归明不无影响。
陈邦彦是香山龙山都人，甲申国难，年已四十的陈邦彦疾书《中兴政要策论》万言书，参加南明广东乡试，中举人，擢升兵部职方司主事，被永历朝廷派往赣州参与军事，后归乡与张家玉、陈子壮一起组织义师抗清。清廷任命的广东总督佟养甲用卑劣手段突袭顺德，抓走了在龙山避难的陈邦彦的两个儿子与陈的小妾，欲把他们作为人质招降陈邦彦。结果陈邦彦在招降书上凛然批复：“妾辱之，子杀之，皆唯命。身为忠臣，义不顾妻子也。”
张家玉、陈子壮败亡后，陈邦彦率残部在清远继续抗清，后不幸失败，被清军捉到广州千刀万剐而死。
死前在狱中陈邦彦作《狱中五日不食临命歌》：
歌曰：天造兮多艰，臣之江也浒。书生漫谈兵，时哉不我与。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独苦。崖山多忠魂，先后照千古！
张家玉、陈子壮、陈邦彦三人死后，永历朝廷对他们三人追赐厚赏，广东各地百姓，尤其是其家乡香山的百姓更是对他们的事迹大加歌颂，这让周士相决意用三位英雄的事迹来号召香山百姓支持太平军。
“岭南三忠”的牌匾是周士相亲自提笔书写并亲自悬挂于香山县治正东门的门楼上的。
除书写“岭南三忠”的牌匾，周士相更让廖瑞祥组织人手将三公抗清事迹写成话本，命香山的戏班子在境内各处巡演。与此同时，周士相让驻兵在三公家乡的太平军为三公集体守孝七日，以示哀悼。
第270章 读书人
仅仅做这些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既来这个时代，就要考虑17世纪中国的国情，这个国情便是士绅掌握舆论权，或者说读书人掌握话语权。
香山县的教化尽管是广州府县首屈一指的，但是并不代表普通百姓有很高的识字率。中国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字和话语解释权都掌握在读书人手中，而又以读书人中的成功者为主。这个成功者便是指那些考有功名的读书人，换句话说便是士绅。
周士相不得不承认，在官面拥有特权，在乡间又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士绅基本代表了百姓，他们说一句话能赶上官府说一百句。现在太平军成了主导香山的官府，那么想要让普通百姓接受太平军宣传的道理，就必须获得当地士绅的帮助。
可惜，一个多月来，除了良字都投降的盐巡使郭绍，香山境内还没有一个读书人主动前来投靠太平军，更别提组织乡民参加太平军了。
造成这个现状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太平军在香山的根基太浅，又处于广州清军的直面威胁之下，本地的士绅对于太平军的前景并不看好。而敢于反抗清军的读书人又早在清军进入广东时便揭杆而起了，典型的就是张家玉、陈子壮等人。
作为香山反清的中坚力量，张家玉等人的抗清固然给了清军以一定打击，但同样也将香山地区心向南明的读书人尽数葬送在清军屠刀之下。逃过清军捕杀的也不敢再回香山，多是往云贵追随永历朝廷去了。
因此，香山地区剩下的读书人要么是向满清摇尾乞欢的软骨头，要么就是因为畏惧清军屠刀却又想保存心底所谓道德底线不愿出仕清官而避居乡间的所谓山野中立派。
这种躲在乡间以明朝遗民自居的读书人对当地百姓的影响比那些投降清廷当汉奸的读书人还要坏，因为他们对当地舆论的掌控和在乡野的主导权，使得当地百姓变得和他们一样麻木，使得明军在当地无法立足，而清军来后他们又逆来顺受。彼消此涨之下，香山地区的明军自然无法长久。
应了后世伟人那句话，路线错了，知识越多就越反动。不论是主动当汉奸还是当睁眼瞎子掩耳盗铃，香山地区的士绅本质上都是只求保自身利益，不顾民族和国家危亡的投机分子。圣人教诲在他们嘴中只是粉饰自己可耻行为的工具而矣。
对于这样的读书人，周士相是绝对不要的。可太平军中的知识分子又太少，凤毛麟角，所以他又需要有读书人站出来帮助他。这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香山境内十大坊都，除铁毅在永乐、长宁等地对当地士绅进行了清洗外，其余地方的太平军对当地士绅采取的态度还算温和，一来是因为周士相有过指示，二来也是因为由普通百姓参加的太平军对读书人还是持尊重态度的。就好比周士相这个秀才在新会城里同样被街坊邻居尊敬而羡慕，古往今来，读书人懂大道理还是很深入人心的。
孟大元、刘国道这两个崇祯年间的进士在太平军到来前就跑了，同他们一块跑的还有一大帮子举人老爷，现在尚留在香山又躲过太平军清洗的举人老爷还有十几个，秀才也有几十个。
这些举人老爷在当地都是有家有产的，一个个基本上都是大地主，而秀才的家境要比他们差得多，大多数家境比普通人家也好不了哪里去。对于这些有家产又没有跑，同时也没有充当过清军帮凶的举人老爷，周士相的态度是暂时不动他们，但却要剥夺他们在当地的话语权。而那些秀才们，周士相则是让廖瑞祥这个知县老爷和他们接触，希望能够说服他们出来替太平军做事。
周士相给廖瑞祥的指示主要有三点，第一，一定要争取这些秀才出来替太平军做事；第二，让他们做事却不能给他们主导权；第三，必须马上重建新会县学，同时在各坊都建乡学，为太平军培养属于自己的读书人。
廖瑞祥不解，让秀才们替太平军做事他是理解的，没有读书人的帮助，他这新会知县也颇是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什么叫让秀才做事却又不给主导权？
对此，周士相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形容，他说，牛耕地的时候是不是要让牛按照主人的指示耕种，而不是按照牛自己的意思却乱拉犁吧。
廖瑞祥理解了这句话，但感到十分的别扭，作为读书人中的一员，他对周士相将秀才比作牛有些不满。
“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事情也不定符合那帮读书人的利益，或者说不入他们的法眼，但眼下咱们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做事，因此必须要借助这些秀才们，但如何才能让秀才们给咱们做事时不安坏心眼，不把好事办成坏事？这关键就得咱们要把着套，捏着他们，要不然读书人的花花肠子够咱们受的。”
“千户这么一说，下官还是懂的，秀才们的事情下官马上去着手办。县学和乡学县里原本就有，教员也都是现成的，不过学堂子弟又该如何选？”
“咱们太平军的后营有很多娃娃，这些娃娃都得读书，另外百姓家的孩子也要读书，咱们搞个不要钱的教育，凡是入学堂读书的娃娃都由咱们太平军来管，吃的喝的穿的都从公库里开支，乡学上三年，学业出色的就入县学，不出色的就由各坊都接收做事。学校里也不都教四书五经，我这边马上编些教材，天文地理、算术杂工都要学。嗯，教材编好了，我得自己先开课教教那些秀才和教员们，得让他们先懂，不然也是瞎教，成不了材的。”
“进学乃为取功名，千户却要教些杂学，怕子弟们会不愿意。”
“我这学校是不要钱的，百姓家的孩子来学，我是举双手欢迎的，但他们要是不肯学，那就让他们去原本的私塾学嘛，我是不会断了他们的功名之道的。但是我太平军的娃娃必须要按我教的去学，学得好了我重赏，学的差了我还要罚！……你不要用这种奇怪表情看着我，咱们现在是打天下，不是坐天下，需要得是能做实务的人材，不是只知知乎者也的书呆子，懂吗！”
“懂，懂，下官明白！”
“明白就好，县学和乡学的事情你马上去做，不能耽搁，有什么缺的你自己从县衙调补，地方上有不配合的就让驻军去和他们说道理。总之一条，这事关系我们太平军的存亡，谁也不能坏事！”
将秀才做事和办县学、乡学结合起来一块交由廖瑞祥办理之后，周士相便要着手解决那些举人老爷在乡间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