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董仲舒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正是朱宜锋研读史集得出一个结论。
“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仁’不过只是拿来一用，所谓‘仁’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盖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纲五常’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
作为圣门子弟，郭嵩焘自然知道，圣人之学中原本并没有“三纲五常”，所谓“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从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加入‘三纲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沦为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使得历朝历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时之用，毕竟人不可能终身蒙蔽，就像秦国一统之后，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说。在汉武‘罢黜百家、独遵儒家’之后，尽管儒家一点点的沦为了工具，虽说‘儒表法里’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儒家核心的‘有教无类，开化民智’却仍然影响着民众，加之当时的士大夫虽说愿为君主驱使，但他们却仍是圣门子弟，仍然坚守着‘有教无类，开化民智’的对门之根本，这也就造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王朝皆在‘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某种平稳！”
对于汉王的这些观点，郭嵩焘更多的是听，若是没有欧美游历的经验，或许他会将汉王的这番话视为“大逆”之言，但是在欧美游历的三年，却使得他能够理解其中的关系。
或许商君之说旨在“愚民”，但是“民愚则易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的道理却是放之四海皆准，所谓的“刁民难理”，实际上，就是国弱的表现。如果官府没有权威，或者权威总是受到百姓的挑战，自然也就不可能国强。
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他看到的同样也是“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平衡，只不过相比之下，他们进行的更加隐晦，在欧美各国推行的教育之中，为学生树立法律观念，其实就用制度“愚民”，或者说用制度去约束人，从而令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人处于强势。
但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
“儒家本身并没有愚民政策，相反，还常常站在一般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提倡‘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希望民众‘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君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在看待个人犯罪时，也会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儒家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君主的立场上为其出谋划策。而在实际治国上，一味行以‘仁’显然不能治国，一味施以‘霸’，亦会二世而亡，事实上，在治国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有了后世的‘儒表法里’，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儒法并重。表面上是儒家‘仁义’，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霸术。也就是汉宣帝训子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随后两千年的‘霸王道’的平衡！”
这一番解释之后，朱宜锋的唇角一扬，如果不是因为统治的需要，自己恐怕也不会懂得这一切，自己可许会和过去一样，认为儒家误国愚民。实际上这是因为，法家作为历代王朝统治的核心，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甚至无从接触其“驭民之术”，因为那些的内容都是皇家秘不示人的“法宝”。
到了近代，无从接触“驭民之道”之核心的寻常百姓，只能看到历朝历代宣扬的是儒家仁义道德，而发现其推行的不过只是“驭民之术”、“愚民之道”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愚弄了百姓，实际上不过就是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而且大多数以为“儒家愚民”的人，根本就不懂儒家，自然也就不知道儒家的本质是“民本”，更不知儒家的核心是“开智”。
最终，近代的落后，使得儒家背负了“祸国殃民”的罪名，而给其扣上这一名义的人，却压根没有看过四书五经，压根不知道何为儒，不过只是人云亦云罢了。至于鼓吹法家者，压根也没有读过《商君书》，更不知道法家的核心在于“弱民”、“愚民”，从而达到其“驭民”、“役民”、“虐民”，以谋所谓“国强”的本质。
“平衡之道，历朝历代皆是‘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相平，且每每儒家王道总能占据上风，两者相辅相成，方才有了史书中的汉唐之盛！但是这一切。”
提及那惨痛的历史，朱宜锋的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痛苦之色。
“最终却完全毁于一旦……”
第四百五十一章 离经叛道（四）
完全毁于一旦！
发出这一声长叹之后，朱宜锋站到了公园的湖边，看着已经结上一层冰的小湖，一阵寒风吹来，只让他觉得彻骨的冷，就像是于史书中面对文明沉沦时的那心冷一般。
就这样，他站在湖边，良久没有说话，而郭嵩焘同样也感受到了汉王心底的悲痛，他只能垂首立于汉王身后。
“后世之人往往向往‘先秦之士’、向往着‘汉家风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为知己死，当刎颈交，重然诺而轻生死，如果风骨气慨，每每令人神往。”
感叹着先秦、汉时士人的风骨气慨，打破沉默的朱宜锋的话锋一转。
“云仙可记得的《孟子》中的《梁惠王下》，也就是为高皇帝所恼，进而删节《孟子》的那篇文章吗？”
“臣自然记得。”
在回话之后，郭嵩焘连忙将这篇文章背了下来，而在他背这篇文章时，朱宜锋只是点着头。
“……孟子谓齐宣王日：‘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日：‘弃之。’日：‘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日：‘已之。’日：‘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待郭嵩焘背完这一段，朱宜锋打断了他的话，然后说道。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孟子在给齐宣王下套，问齐宣王朋友没有照顾好自己托付的妻子的朋友和没有治理好自己分内工作的官员怎么办，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孟子随后问国家没有治理好怎么办，齐宣王也就左顾而言他了。”
从这段话中可见，儒家原本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像法家一样为维护皇权的统治，而千方百计维护皇权。
“先秦之时儒家的创立者大皆非阿附权贵之徒，皆能于权力面前保持独立之人格，尽管董仲舒等人为发扬儒家，篡改儒学本意，但其并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仍然保持着士的操守。但董仲舒之罪，罪在千古，从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也正因如此，在董仲舒之后的千年间，儒学慢慢的失其本质，而儒家所格守的独立之人格，经千年法家驭民‘侵蚀’，最终于宋代时渐失其魂，然所幸先贤，仍然格守其本，未完全沦为皇权之用，仍然寻求着儒法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最终总会是儒家占据上风，至于法家只会为皇家所用，未成‘制民之本’仅只是‘治民之要’，但是崖山之后，一切全都改变了……”
是的，崖山改变了一切，肆无忌惮的野蛮力量终于战胜了文明。而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文明史，因此而被改写了！
“崖山之后，十万士人滔海，华夏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曾经的儒法相治，君臣相衡，所有的一切完全被中断了，野蛮的蒙元实施的是野蛮的带着游牧奴隶制的治国之道……”
是的，在蒙元之前，尽管儒家一次次的退让，为皇家所用，但他们也在退让中一步步的制衡着皇权，汉代时的虚君实相，即便是强横如汉武，亦只能剥夺宰相权柄，实施内外庭制度。唐代皇帝下诏，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所承认。宋时期，皇帝的权力其实并不是至尊无上的。诏书必须有皇帝、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之后，才会有效。且一般百姓可以集会议论朝政。从汉至宋，王朝的中枢从来都是“打压相权、巩固皇权”，而这种打压恰恰就是“相互制衡”的“君臣相衡”。
“也正是从崖山起，在异族的奴役下汉人的思想开始变得保守，面对外侮，大多数汉人的精神渐趋于麻木了。尽管后来，高皇帝起兵反以蒙元，我汉人在宋亡之后八十多年复国成功，但继起大明，却无形中还是受到了蛮族政权体制的影响，观明之弊政，如户籍、贱户、酷刑等皆袭于蒙元，其行趋于保守。高皇帝后，自惠宗起（建文），经过两百年余年开智，我汉方才稍现昨日之旧貌，如若再有百年，想我汉人必可重拾先秦之风、汉唐之骨，但未曾想甲申年，吴三桂引满虏入关，令我中国再陷深渊……”
在提及吴三桂时，朱宜锋更是带着咬牙切齿的恨意，若非他吴三桂，中国又何至如此！
“满清入关，相比于蒙元的野蛮，满清犹为可恨，其非但以‘剃发易服’杀尽我汉人中有风骨之士，更以‘文字狱’诛尽我汉人中高贤之士，删书、焚书更数不胜数，其亦并通过科举选以‘奴性’之士人，为制我汉人更是尽行‘以奸制善’‘弱民’‘愚民’的法家弱民之道，我们在他们的奴役下，变得日益保守、麻木，两百余年奴役，这个民族的之精神、灵魂已经被野蛮民族摧残得体无完肤！”
汉人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某种意义，先秦之风、汉唐风骨在那？甚至就连宋末十万士子滔海，数十万遗民自杀的不甘不奴的风骨亦消失了。
“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予之精神兮变为日星……”
念叨着这首诗，这诗或许就是民族最后的风骨了，那目中的泪不由的落了下来，这泪不是为这个民族遭受的磨难，而是为这个民族失去了魂魄。在泪水流下的时候，朱宜锋睁开眼睛，看着远处说道。
“云仙，想来你在来的时候，应该已有所耳闻，府中诸臣两次劝进，劝本王继位为君……继位，继何位？大明之位？”
朱宜锋摇着头。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又一次引用张煌言的寺，朱宜锋看着远处说道。
“昔高皇帝逐蒙元，匡正中华、得建大明，得位之正，无人能及，然燕棣篡位，得位不正，祸及子孙，子孙无道，失以江山，陷亿兆黎民为异族所屠。今时本王纵是继位，所继者亦是中华之正统，绝非大明！”
实际上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某种决裂。同样也是抛开历史的包袱，如此一来，认了朱元璋的这门亲之后，朱宜锋再也不需要为明亡负责。那是燕王世系之责，与自己无关，与建文世系无关。
汉王的话，让郭嵩焘立即明白了汉王的意思，于是立即抓着机会劝进。
“昔高皇帝逐蒙元与塞北，匡正中华，建以大明。今殿下逐满清，匡正华夏，自当建以中华！”
面对郭嵩焘的劝进，朱宜锋并没有反对，而是反问道。
“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仁’不过只是拿来一用，所谓‘仁’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盖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纲五常’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
作为圣门子弟，郭嵩焘自然知道，圣人之学中原本并没有“三纲五常”，所谓“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从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加入‘三纲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沦为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使得历朝历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时之用，毕竟人不可能终身蒙蔽，就像秦国一统之后，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说。在汉武‘罢黜百家、独遵儒家’之后，尽管儒家一点点的沦为了工具，虽说‘儒表法里’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儒家核心的‘有教无类，开化民智’却仍然影响着民众，加之当时的士大夫虽说愿为君主驱使，但他们却仍是圣门子弟，仍然坚守着‘有教无类，开化民智’的对门之根本，这也就造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王朝皆在‘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某种平稳！”
对于汉王的这些观点，郭嵩焘更多的是听，若是没有欧美游历的经验，或许他会将汉王的这番话视为“大逆”之言，但是在欧美游历的三年，却使得他能够理解其中的关系。
或许商君之说旨在“愚民”，但是“民愚则易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的道理却是放之四海皆准，所谓的“刁民难理”，实际上，就是国弱的表现。如果官府没有权威，或者权威总是受到百姓的挑战，自然也就不可能国强。
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他看到的同样也是“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平衡，只不过相比之下，他们进行的更加隐晦，在欧美各国推行的教育之中，为学生树立法律观念，其实就用制度“愚民”，或者说用制度去约束人，从而令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人处于强势。
但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
“儒家本身并没有愚民政策，相反，还常常站在一般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提倡‘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希望民众‘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君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在看待个人犯罪时，也会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儒家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君主的立场上为其出谋划策。而在实际治国上，一味行以‘仁’显然不能治国，一味施以‘霸’，亦会二世而亡，事实上，在治国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有了后世的‘儒表法里’，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儒法并重。表面上是儒家‘仁义’，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霸术。也就是汉宣帝训子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随后两千年的‘霸王道’的平衡！”
这一番解释之后，朱宜锋的唇角一扬，如果不是因为统治的需要，自己恐怕也不会懂得这一切，自己可许会和过去一样，认为儒家误国愚民。实际上这是因为，法家作为历代王朝统治的核心，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甚至无从接触其“驭民之术”，因为那些的内容都是皇家秘不示人的“法宝”。
到了近代，无从接触“驭民之道”之核心的寻常百姓，只能看到历朝历代宣扬的是儒家仁义道德，而发现其推行的不过只是“驭民之术”、“愚民之道”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愚弄了百姓，实际上不过就是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而且大多数以为“儒家愚民”的人，根本就不懂儒家，自然也就不知道儒家的本质是“民本”，更不知儒家的核心是“开智”。
最终，近代的落后，使得儒家背负了“祸国殃民”的罪名，而给其扣上这一名义的人，却压根没有看过四书五经，压根不知道何为儒，不过只是人云亦云罢了。至于鼓吹法家者，压根也没有读过《商君书》，更不知道法家的核心在于“弱民”、“愚民”，从而达到其“驭民”、“役民”、“虐民”，以谋所谓“国强”的本质。
“平衡之道，历朝历代皆是‘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相平，且每每儒家王道总能占据上风，两者相辅相成，方才有了史书中的汉唐之盛！但是这一切。”
提及那惨痛的历史，朱宜锋的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痛苦之色。
“最终却完全毁于一旦……”
第四百五十一章 离经叛道（四）
完全毁于一旦！
发出这一声长叹之后，朱宜锋站到了公园的湖边，看着已经结上一层冰的小湖，一阵寒风吹来，只让他觉得彻骨的冷，就像是于史书中面对文明沉沦时的那心冷一般。
就这样，他站在湖边，良久没有说话，而郭嵩焘同样也感受到了汉王心底的悲痛，他只能垂首立于汉王身后。
“后世之人往往向往‘先秦之士’、向往着‘汉家风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为知己死，当刎颈交，重然诺而轻生死，如果风骨气慨，每每令人神往。”
感叹着先秦、汉时士人的风骨气慨，打破沉默的朱宜锋的话锋一转。
“云仙可记得的《孟子》中的《梁惠王下》，也就是为高皇帝所恼，进而删节《孟子》的那篇文章吗？”
“臣自然记得。”
在回话之后，郭嵩焘连忙将这篇文章背了下来，而在他背这篇文章时，朱宜锋只是点着头。
“……孟子谓齐宣王日：‘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日：‘弃之。’日：‘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日：‘已之。’日：‘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待郭嵩焘背完这一段，朱宜锋打断了他的话，然后说道。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孟子在给齐宣王下套，问齐宣王朋友没有照顾好自己托付的妻子的朋友和没有治理好自己分内工作的官员怎么办，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孟子随后问国家没有治理好怎么办，齐宣王也就左顾而言他了。”
从这段话中可见，儒家原本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像法家一样为维护皇权的统治，而千方百计维护皇权。
“先秦之时儒家的创立者大皆非阿附权贵之徒，皆能于权力面前保持独立之人格，尽管董仲舒等人为发扬儒家，篡改儒学本意，但其并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仍然保持着士的操守。但董仲舒之罪，罪在千古，从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也正因如此，在董仲舒之后的千年间，儒学慢慢的失其本质，而儒家所格守的独立之人格，经千年法家驭民‘侵蚀’，最终于宋代时渐失其魂，然所幸先贤，仍然格守其本，未完全沦为皇权之用，仍然寻求着儒法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最终总会是儒家占据上风，至于法家只会为皇家所用，未成‘制民之本’仅只是‘治民之要’，但是崖山之后，一切全都改变了……”
是的，崖山改变了一切，肆无忌惮的野蛮力量终于战胜了文明。而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文明史，因此而被改写了！
“崖山之后，十万士人滔海，华夏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曾经的儒法相治，君臣相衡，所有的一切完全被中断了，野蛮的蒙元实施的是野蛮的带着游牧奴隶制的治国之道……”
是的，在蒙元之前，尽管儒家一次次的退让，为皇家所用，但他们也在退让中一步步的制衡着皇权，汉代时的虚君实相，即便是强横如汉武，亦只能剥夺宰相权柄，实施内外庭制度。唐代皇帝下诏，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所承认。宋时期，皇帝的权力其实并不是至尊无上的。诏书必须有皇帝、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之后，才会有效。且一般百姓可以集会议论朝政。从汉至宋，王朝的中枢从来都是“打压相权、巩固皇权”，而这种打压恰恰就是“相互制衡”的“君臣相衡”。
“也正是从崖山起，在异族的奴役下汉人的思想开始变得保守，面对外侮，大多数汉人的精神渐趋于麻木了。尽管后来，高皇帝起兵反以蒙元，我汉人在宋亡之后八十多年复国成功，但继起大明，却无形中还是受到了蛮族政权体制的影响，观明之弊政，如户籍、贱户、酷刑等皆袭于蒙元，其行趋于保守。高皇帝后，自惠宗起（建文），经过两百年余年开智，我汉方才稍现昨日之旧貌，如若再有百年，想我汉人必可重拾先秦之风、汉唐之骨，但未曾想甲申年，吴三桂引满虏入关，令我中国再陷深渊……”
在提及吴三桂时，朱宜锋更是带着咬牙切齿的恨意，若非他吴三桂，中国又何至如此！
“满清入关，相比于蒙元的野蛮，满清犹为可恨，其非但以‘剃发易服’杀尽我汉人中有风骨之士，更以‘文字狱’诛尽我汉人中高贤之士，删书、焚书更数不胜数，其亦并通过科举选以‘奴性’之士人，为制我汉人更是尽行‘以奸制善’‘弱民’‘愚民’的法家弱民之道，我们在他们的奴役下，变得日益保守、麻木，两百余年奴役，这个民族的之精神、灵魂已经被野蛮民族摧残得体无完肤！”
汉人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某种意义，先秦之风、汉唐风骨在那？甚至就连宋末十万士子滔海，数十万遗民自杀的不甘不奴的风骨亦消失了。
“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予之精神兮变为日星……”
念叨着这首诗，这诗或许就是民族最后的风骨了，那目中的泪不由的落了下来，这泪不是为这个民族遭受的磨难，而是为这个民族失去了魂魄。在泪水流下的时候，朱宜锋睁开眼睛，看着远处说道。
“云仙，想来你在来的时候，应该已有所耳闻，府中诸臣两次劝进，劝本王继位为君……继位，继何位？大明之位？”
朱宜锋摇着头。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又一次引用张煌言的寺，朱宜锋看着远处说道。
“昔高皇帝逐蒙元，匡正中华、得建大明，得位之正，无人能及，然燕棣篡位，得位不正，祸及子孙，子孙无道，失以江山，陷亿兆黎民为异族所屠。今时本王纵是继位，所继者亦是中华之正统，绝非大明！”
实际上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某种决裂。同样也是抛开历史的包袱，如此一来，认了朱元璋的这门亲之后，朱宜锋再也不需要为明亡负责。那是燕王世系之责，与自己无关，与建文世系无关。
汉王的话，让郭嵩焘立即明白了汉王的意思，于是立即抓着机会劝进。
“昔高皇帝逐蒙元与塞北，匡正中华，建以大明。今殿下逐满清，匡正华夏，自当建以中华！”
面对郭嵩焘的劝进，朱宜锋并没有反对，而是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