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只手掀着帘子，胸口被顶了一支步枪的阿赫罗梅耶夫，表情复杂地站在那里没动弹，我强忍着笑意，走到他的身边，冲着端枪的战士说道：“战士同志，我是师长奥夏宁娜上校，这位是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上尉。”
那名战士连忙把枪收了起来，抬手还向我们两人敬了个礼：“对不起，师长、参谋长，我还以为是敌人摸上来了呢。”
阿赫罗梅耶夫和我走进坑道后，随手放下了帘子，没好气地说道：“战士同志，要是敌人真的摸到了这里，你们就等着被一锅端吧。”
我抬手制止了发牢骚的阿赫罗梅耶夫后，问那名战士：“战士同志，你们的团长在哪里？”
战士先是一愣，接着回答说；“报告师长，团长没有在这个坑道里。”
“那谁在这里？”我问道。
“一营长霍鲁绍夫上尉和政治指导员萨夫琴科同志在。不过他们都没在。”
“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阿赫罗梅耶夫问道。
“查哨去了，您也知道我们这里的防御面积大，部队到处都有……”
我见这个战士是属于比较能说的那种，深怕他说起来没个完，便及时地制止了他，并吩咐他说：“行了，战士同志，带我们去你们的营指挥所，我在那里等他们。”
战士答应一声，又叫过在不远处坐着的一名战士过来帮他站岗，才带着我们往坑道的深处走去。
坑道两边的墙壁上，每隔四五米就有一个凹进去的凹槽，上面摆放着一盏汽灯，难怪得这里的光线这么足。
我们跟在战士的身后，从坑道里或坐或躺的战士中间穿过，来到了最里面的一个小屋子前。战士上前一步，撩起门口的布帘，礼貌地对我们说：“师长、参谋长，这就是营指挥所，你们先进去休息一下吧，等营长回来，我会马上通知他的。”
“谢谢你，战士同志。”我客套地向战士道了谢以后，和阿赫罗梅耶夫一起走进了指挥所，走到土桌旁边坐下，耐心地等待着霍鲁绍夫的归来。
我们坐了没多久，门帘忽然被掀开了，从外面走进一名没戴帽子的战士，他的两只手上各端着一个茶缸。把茶缸放在我们面前的桌上后，说了一句：“师长、参谋长，请喝茶。”
我抬头冲面前的战士微微一笑，说了句：“谢谢你，战士同志。”
本来我以为这名战士会转身离开，没想到他却像脚底生根似的，站在原地发呆，还不错眼地上下打量着我。
看到这名战士近乎没有礼貌的行为，我心里有些不悦，正打算开口说他两句。可他却抢先开了口，他结结巴巴地问道：“请问，师，师长同志，您，您是丽达吗？”
听到他叫我的小名，我不禁诧异地望着他，自打来到斯大林格勒以后，除了朱可夫以外，好像还没有人这么叫过我。我缓缓地站起身，试探地问：“请问您是？”
战士见我没有责备他，连忙语气激动地说道：“师长同志，难道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谢尔盖·奥西波维奇啊。”
我打量着面前的这位战士，只见他约莫四十来岁，长着一个大脑袋，原本该是一个大胖子的体型，却又骨瘦如柴，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就像挂在架子上一样空荡荡的。我的脑子里努力地搜寻着这个名字，但很可惜，在我的记忆深处，还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熟人。于是我摇摇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战士同志，我还真想不起您是谁。”
战士见我没认出他是谁，脸上虽然露出了沮丧的表情，但依旧不放弃地提示我：“您再想想，我们很多年前曾经见过面。”
几年前，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暗自苦笑，心说几年前我还没到这个世界呢，怎么可能认识你。想到这里，我就抬起了手，想把这个战士哄出去。
战士见我依旧没想起，忍不住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想不到您真的把我忘记了，要知道我们几年前曾经在婚姻登记处见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天正好是我值班，有一名军官跑了进来，说他叫奥夏宁，想和一个心爱的姑娘结婚……”
谢尔盖的话刚说到这里，我立即想起了他，准确地说是猜到了他是谁了。他就是为奥夏宁与丽达办理结婚等级的那名工作人员，因为丽达当时的年龄不够，他还劝说奥夏宁去找城防司令出面，两人才顺利地保留了结婚手续。
搞清楚了谢尔盖的身份，我连忙把抬起的手向他伸了出去，同时友好地说：“原来是您啊，谢尔盖同志，请原谅我没有及时地认出您。”
谢尔盖双手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说：“师长同志，要不是您和奥夏宁上尉的婚礼，是由城防司令亲自主持的话，我也不会对您有这么深的影响。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没想到您现在都当上校了。对了，奥夏宁上尉现在好吗？”
听谢尔盖问到奥夏宁，我顿时一脸尴尬地说道：“他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负了重伤，被送往后方的医院。从那以后，我们就彻底失去了联系。”看到面前骨瘦如柴的前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我好奇地反问道：“对了，谢尔盖同志，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以前可是个大胖子。”
谢尔盖松开我的手，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唉，一言难尽啊。”
“快请坐吧，毕竟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我招呼着他坐下，并宽慰他说：“反正我们现在也没什么事情，你就给我们说说你的经历吧。”
谢尔盖坐下后，接过我递过去的茶缸，道了声谢以后，开始讲述起他的个人经历：“战争爆发的第二周，我也参军入伍。不过在七月的战斗中，我所在的部队被德军合围，我们便成为了战俘。后来我和两万多名被俘的战友，被德国人送往了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苏军战俘集中营。”
“在战俘营里发生了什么，把您搞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第650章 五团的新任务（上）
听到我嘴里说出的战俘营这个单词，谢尔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似乎这个词代表他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
“说说吧，谢尔盖同志。”阿赫罗梅耶夫友好地对他说：“把您在德军战俘营里的经历，给大家都说说，让我们所有的指战员都知道法西斯匪徒的残暴，这样才能激起大家的同仇敌忾，打败该死的德国侵略者。”
听完阿赫罗梅耶夫的这番话，谢尔盖点点头，表情木然地说道：“好吧，师长、参谋长同志，既然你们想知道德军战俘营的情况，那我就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们。
我们是第一排被送往维捷布斯克的战俘，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伤员。我们三千多人被赶上了一列货车，车厢内的拥挤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伤员们身上流着血，肮脏的伤疤到处可见。在长达三天的行程里，每个车厢内都有许多人失血过多而死亡，还造成了血液感染。到处充斥着垂死的人的呻吟声、咒骂声、叹息声，打摆子时的痛苦声。因饥饿、水和空气缺乏，不光是伤员，就连身体健康的战俘也大量死亡。除了因伤死亡外，还有其他损失，每次列车停下补水时，德国人会让每个车厢里派人去打水或者倒便桶。他们离开车厢的时间都很短，假如在听到德军的哨声后，没有及时地返回车厢，就会被德国人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
我们到了战俘营以后，就被德国人露天安置，到了秋天，没有任何防护，白天黑夜都受风吹雨淋。德军甚至没有为我们准备一处简易窝棚，战俘们尽量寻找能遮风蔽雨的东西，为了有个栖身之地，我们甚至在地上挖洞，最后有不少人就死在了自己亲手挖掘的洞里，绝大部分战俘患上了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坏血病、无休止的腹泻、结核病。饿得无法忍受，整日在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草、树根、昆虫、食堂里的残渣剩饭等。
每天都有最可怕的事情发生，每天都有人病死，饿死，尸体到处都是，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战俘们吃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包括草和有毒的蘑菇……”
听他说到这里，我抬手打断了他，关切地问道：“谢尔盖同志，您就是因为待在战俘营里，吃不饱穿不暖，才会变成现在这么骨瘦如柴吗？”
没想到谢尔盖居然摇摇头，回答说：“不是，丽达同志，我只在战俘营里待了两个多月，就成功地逃了出来。”
“怎么逃出来的？”一直在旁边充当着听众的阿赫罗梅耶夫突然问道。
谢尔盖端起桌上的茶缸喝了一口后，继续往下说：“战俘营的守卫并不多，除了少数的德军外，剩下都是那些东方营的士兵。而且战俘营也没有围墙，只有两道铁丝网。一名被俘的少尉，偷偷地组织了两百多名战俘，在一个下暴雨的夜晚，趁看守们放松了警惕，他率领我们用棉被搭在铁丝网上，顺利地逃了出来。”
听说谢尔盖他们是有组织地逃出了战俘营，阿赫罗梅耶夫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战士同志，不知道那名少尉现在什么地方？”
谢尔盖听到这个问题后，沉默地低下了头，过了好一阵，他才咬着牙缝说道：“牺牲了。在我们的逃亡途中，被敌人发现了，他为了掩护我们，才壮烈牺牲的。”
我等他的情绪稍微平稳一些后，我接着问道：“从战俘营里逃出来后，您去了什么地方，怎么又到独立师来了？”
谢尔盖一脸苦涩地对我说：“丽达，我们逃出战俘营时，有两百多人，在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只剩下了七个人。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我军占领的城市，去找当地的驻军报到，结果却被扣押起来。该部队的指挥员说最高统帅部颁布了一条命令：凡是被俘的指战员，不管在被俘前是否进行过顽强的抵抗，都一律送进惩戒营。就这样，我们几个从战俘营逃出来的战友，都被送进了一个设在森林里的惩戒营。直到前不久，我们才被作为新兵，被补充进了您的独立师。”
其实我也不赞同斯大林所颁布的这道不近人情的命令，要知道我也曾经被俘过，要是被别人知道的话，根据这道命令，我也将在被送进惩戒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沉默。正当我在为难该如何安慰谢尔盖时，门帘被掀开了，霍鲁绍夫上尉和萨夫琴科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为我解了围。
那名战士连忙把枪收了起来，抬手还向我们两人敬了个礼：“对不起，师长、参谋长，我还以为是敌人摸上来了呢。”
阿赫罗梅耶夫和我走进坑道后，随手放下了帘子，没好气地说道：“战士同志，要是敌人真的摸到了这里，你们就等着被一锅端吧。”
我抬手制止了发牢骚的阿赫罗梅耶夫后，问那名战士：“战士同志，你们的团长在哪里？”
战士先是一愣，接着回答说；“报告师长，团长没有在这个坑道里。”
“那谁在这里？”我问道。
“一营长霍鲁绍夫上尉和政治指导员萨夫琴科同志在。不过他们都没在。”
“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阿赫罗梅耶夫问道。
“查哨去了，您也知道我们这里的防御面积大，部队到处都有……”
我见这个战士是属于比较能说的那种，深怕他说起来没个完，便及时地制止了他，并吩咐他说：“行了，战士同志，带我们去你们的营指挥所，我在那里等他们。”
战士答应一声，又叫过在不远处坐着的一名战士过来帮他站岗，才带着我们往坑道的深处走去。
坑道两边的墙壁上，每隔四五米就有一个凹进去的凹槽，上面摆放着一盏汽灯，难怪得这里的光线这么足。
我们跟在战士的身后，从坑道里或坐或躺的战士中间穿过，来到了最里面的一个小屋子前。战士上前一步，撩起门口的布帘，礼貌地对我们说：“师长、参谋长，这就是营指挥所，你们先进去休息一下吧，等营长回来，我会马上通知他的。”
“谢谢你，战士同志。”我客套地向战士道了谢以后，和阿赫罗梅耶夫一起走进了指挥所，走到土桌旁边坐下，耐心地等待着霍鲁绍夫的归来。
我们坐了没多久，门帘忽然被掀开了，从外面走进一名没戴帽子的战士，他的两只手上各端着一个茶缸。把茶缸放在我们面前的桌上后，说了一句：“师长、参谋长，请喝茶。”
我抬头冲面前的战士微微一笑，说了句：“谢谢你，战士同志。”
本来我以为这名战士会转身离开，没想到他却像脚底生根似的，站在原地发呆，还不错眼地上下打量着我。
看到这名战士近乎没有礼貌的行为，我心里有些不悦，正打算开口说他两句。可他却抢先开了口，他结结巴巴地问道：“请问，师，师长同志，您，您是丽达吗？”
听到他叫我的小名，我不禁诧异地望着他，自打来到斯大林格勒以后，除了朱可夫以外，好像还没有人这么叫过我。我缓缓地站起身，试探地问：“请问您是？”
战士见我没有责备他，连忙语气激动地说道：“师长同志，难道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谢尔盖·奥西波维奇啊。”
我打量着面前的这位战士，只见他约莫四十来岁，长着一个大脑袋，原本该是一个大胖子的体型，却又骨瘦如柴，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就像挂在架子上一样空荡荡的。我的脑子里努力地搜寻着这个名字，但很可惜，在我的记忆深处，还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熟人。于是我摇摇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战士同志，我还真想不起您是谁。”
战士见我没认出他是谁，脸上虽然露出了沮丧的表情，但依旧不放弃地提示我：“您再想想，我们很多年前曾经见过面。”
几年前，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暗自苦笑，心说几年前我还没到这个世界呢，怎么可能认识你。想到这里，我就抬起了手，想把这个战士哄出去。
战士见我依旧没想起，忍不住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想不到您真的把我忘记了，要知道我们几年前曾经在婚姻登记处见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天正好是我值班，有一名军官跑了进来，说他叫奥夏宁，想和一个心爱的姑娘结婚……”
谢尔盖的话刚说到这里，我立即想起了他，准确地说是猜到了他是谁了。他就是为奥夏宁与丽达办理结婚等级的那名工作人员，因为丽达当时的年龄不够，他还劝说奥夏宁去找城防司令出面，两人才顺利地保留了结婚手续。
搞清楚了谢尔盖的身份，我连忙把抬起的手向他伸了出去，同时友好地说：“原来是您啊，谢尔盖同志，请原谅我没有及时地认出您。”
谢尔盖双手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说：“师长同志，要不是您和奥夏宁上尉的婚礼，是由城防司令亲自主持的话，我也不会对您有这么深的影响。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没想到您现在都当上校了。对了，奥夏宁上尉现在好吗？”
听谢尔盖问到奥夏宁，我顿时一脸尴尬地说道：“他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负了重伤，被送往后方的医院。从那以后，我们就彻底失去了联系。”看到面前骨瘦如柴的前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我好奇地反问道：“对了，谢尔盖同志，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以前可是个大胖子。”
谢尔盖松开我的手，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唉，一言难尽啊。”
“快请坐吧，毕竟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我招呼着他坐下，并宽慰他说：“反正我们现在也没什么事情，你就给我们说说你的经历吧。”
谢尔盖坐下后，接过我递过去的茶缸，道了声谢以后，开始讲述起他的个人经历：“战争爆发的第二周，我也参军入伍。不过在七月的战斗中，我所在的部队被德军合围，我们便成为了战俘。后来我和两万多名被俘的战友，被德国人送往了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苏军战俘集中营。”
“在战俘营里发生了什么，把您搞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第650章 五团的新任务（上）
听到我嘴里说出的战俘营这个单词，谢尔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似乎这个词代表他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
“说说吧，谢尔盖同志。”阿赫罗梅耶夫友好地对他说：“把您在德军战俘营里的经历，给大家都说说，让我们所有的指战员都知道法西斯匪徒的残暴，这样才能激起大家的同仇敌忾，打败该死的德国侵略者。”
听完阿赫罗梅耶夫的这番话，谢尔盖点点头，表情木然地说道：“好吧，师长、参谋长同志，既然你们想知道德军战俘营的情况，那我就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们。
我们是第一排被送往维捷布斯克的战俘，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伤员。我们三千多人被赶上了一列货车，车厢内的拥挤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伤员们身上流着血，肮脏的伤疤到处可见。在长达三天的行程里，每个车厢内都有许多人失血过多而死亡，还造成了血液感染。到处充斥着垂死的人的呻吟声、咒骂声、叹息声，打摆子时的痛苦声。因饥饿、水和空气缺乏，不光是伤员，就连身体健康的战俘也大量死亡。除了因伤死亡外，还有其他损失，每次列车停下补水时，德国人会让每个车厢里派人去打水或者倒便桶。他们离开车厢的时间都很短，假如在听到德军的哨声后，没有及时地返回车厢，就会被德国人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
我们到了战俘营以后，就被德国人露天安置，到了秋天，没有任何防护，白天黑夜都受风吹雨淋。德军甚至没有为我们准备一处简易窝棚，战俘们尽量寻找能遮风蔽雨的东西，为了有个栖身之地，我们甚至在地上挖洞，最后有不少人就死在了自己亲手挖掘的洞里，绝大部分战俘患上了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坏血病、无休止的腹泻、结核病。饿得无法忍受，整日在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草、树根、昆虫、食堂里的残渣剩饭等。
每天都有最可怕的事情发生，每天都有人病死，饿死，尸体到处都是，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战俘们吃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包括草和有毒的蘑菇……”
听他说到这里，我抬手打断了他，关切地问道：“谢尔盖同志，您就是因为待在战俘营里，吃不饱穿不暖，才会变成现在这么骨瘦如柴吗？”
没想到谢尔盖居然摇摇头，回答说：“不是，丽达同志，我只在战俘营里待了两个多月，就成功地逃了出来。”
“怎么逃出来的？”一直在旁边充当着听众的阿赫罗梅耶夫突然问道。
谢尔盖端起桌上的茶缸喝了一口后，继续往下说：“战俘营的守卫并不多，除了少数的德军外，剩下都是那些东方营的士兵。而且战俘营也没有围墙，只有两道铁丝网。一名被俘的少尉，偷偷地组织了两百多名战俘，在一个下暴雨的夜晚，趁看守们放松了警惕，他率领我们用棉被搭在铁丝网上，顺利地逃了出来。”
听说谢尔盖他们是有组织地逃出了战俘营，阿赫罗梅耶夫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战士同志，不知道那名少尉现在什么地方？”
谢尔盖听到这个问题后，沉默地低下了头，过了好一阵，他才咬着牙缝说道：“牺牲了。在我们的逃亡途中，被敌人发现了，他为了掩护我们，才壮烈牺牲的。”
我等他的情绪稍微平稳一些后，我接着问道：“从战俘营里逃出来后，您去了什么地方，怎么又到独立师来了？”
谢尔盖一脸苦涩地对我说：“丽达，我们逃出战俘营时，有两百多人，在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只剩下了七个人。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我军占领的城市，去找当地的驻军报到，结果却被扣押起来。该部队的指挥员说最高统帅部颁布了一条命令：凡是被俘的指战员，不管在被俘前是否进行过顽强的抵抗，都一律送进惩戒营。就这样，我们几个从战俘营逃出来的战友，都被送进了一个设在森林里的惩戒营。直到前不久，我们才被作为新兵，被补充进了您的独立师。”
其实我也不赞同斯大林所颁布的这道不近人情的命令，要知道我也曾经被俘过，要是被别人知道的话，根据这道命令，我也将在被送进惩戒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沉默。正当我在为难该如何安慰谢尔盖时，门帘被掀开了，霍鲁绍夫上尉和萨夫琴科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为我解了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