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孔有德侵入湖南,百姓们被迫逃进两广和贵州,这些日子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吃了不少苦头,听说湖南被官军收复,兴高采烈地一起踏上返乡的路途。

    刘婶一家人,就是返乡大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刘婶四十出头的年纪,丈夫死得早,年轻轻守寡拉扯两个孩子,苦熬了十几年,燕子衔泥般一点点攒起点薄产,从牙缝里省钱购置了两亩四分地,一双儿女也渐渐长大成人,儿子娶妻生子,女儿还待嫁闺中,除了家长里短的一些琐碎烦恼外,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了。

    没想到祸从天降,清军突然南侵,刘婶一家被迫抛下房屋田地,随着难民逃到了广西。

    好容易回来,刘婶却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心里惴惴不安,老老小小在湘潭县下了船,又急匆匆走了三十里路,眼看着到了自家村头,刘婶抿了抿花白的头发,一脸紧张的神情。

    听说湘潭这几个月反复过兵,鞑子兵,官军,白毛毡(忠贞营的士兵都带着白毡帽),甚至还有番鬼红毛扇子兵,当兵的可没有好东西,不定把家里祸害成什么样了。更要命的是,这次逃难的时候被贼儿偷了包袱,除了些银钱外,还丢了那两亩四分地的地契,这块地可是全家的命根子,万一有什么意外,简直过不下去了。

    怕什么来什么,刚到村头,媳妇玉兰就尖着嗓子叫了起来。

    “哎呦!哎呦!哎呦!谁把咱家的地种了!”

    刘婶腾腾向前急冲了几步,抬眼看去,只见眼前一片绿油油的稻田,稻苗已经有一尺来高,庄稼打理得颇为精细,但明显是抢时节补种的,在年前还能收获一季晚稻。

    “这不是明抢么?我去把它都拔了!”女儿小红也是个泼辣性子,弯腰一把拽出几株稻苗,扔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

    “莫祸害庄稼!”刘婶担心惹事,连忙拦住她说道:“咱们先回家看看,回头再打听出了什么事。”

    大家一起冲进村子,却发现村子里有些生人,顾不得理会他们,直接来到自家门前。

    大门虚掩着,门上的锁头却不见了。

    刘婶猛地停了下来,又一步步上前,小心翼翼地推开门扇向里面看去,脚下却突然一软,瘫在了地上。

    屋子里面,家什被砸得稀烂,满地都是各种碎片垃圾,连灶台都被砸穿,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不见了。

    家徒四壁。

    第十四章 越是艰险越向前

    刘婶一家,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按理说像他们这样卑微的百姓,无论碰到什么遭遇都不足以惊动太多的人,可谁也没想到,因为刘婶的两亩四分地,竟然在长沙府乃至整个湖南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家被毁了,地被占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刘婶决定告状。

    她本来不想告,因为占了那两亩四分地的是楚军的退伍伤兵,官府面上的人,俗话说民不与官斗,自己的地契丢了,十之八九打不赢这场官司。

    但她不得不告,这块地是全家人最后的指望,被人拿走就断了命根,哪怕希望渺茫,也得试一试。

    儿子刘大成是个老实木讷的性子,见了穿官衣的就害怕,楚军退伍老兵身上的旧号衣在他看来也差不多,拦着刘婶不让告状,儿媳妇玉兰和他大吵一架,抱着小孙子回了娘家。

    刘婶甩下刘大成,带着女儿小红找到里长,请他帮着说合把地拿回来,没想到在里长家又见了几个穿号衣的,听说叫什么“工作队”,专门下乡来丈量田亩的,平时威风凛凛像土皇帝般的里长,在他们面前声音都低了八度,乖巧而温顺。

    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是他们的头,听完刘婶的话,说道:“没地契可不行!回去找找吧,把地契拿来,这块地可以还给你。”

    “怎么不行呢?刘家几辈都住在这个村子,我嫁过来也二十年了,乡里乡亲都能作证,那两亩四分地就是我的呀!”

    “就是因为乡里乡亲的,所以他们不能作证,作证也不算数,我们只认地契。”

    “总爷,您行行好,我家地契被贼娃子偷跑了。”

    “那我没办法,要是仅凭几句话就把地还给你,下个人也会这么说。”

    “麻烦您查查行么?官府里应该有鱼鳞册的。”刘婶心里越发慌张。

    “都被烧掉了,找不到了。”那后生却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语气越来越生硬……

    好说歹说都没用,刘婶这块地,被当做荣军田发给了伤残退伍的老兵,村子里这种现象还有十多家,工作队的态度是能拖就拖,总得把这一季庄稼收完。

    兵荒马乱的时候,难民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他们扔下的田地总难么荒着又太浪费,所以都被楚军退伍伤兵拿来耕种,如果难民回来讨要,就拖着把这一季晚稻收了,如果难民不会来,这块地就理所当然归了退伍伤兵。

    刘婶这种情况非常特殊,工作队长察言观色,知道她说的应该是真话,但退伍伤兵都是自己人,多少有些偏袒,现在把地还给刘婶,地里庄稼的归属还得扯皮,于是就借着没有地契的借口,给她碰了个硬邦邦的钉子。

    刘婶却如遭雷劈,以为这块地再也拿不回来了。

    哀求,纠缠,哭闹,那工作队长也是个年轻后生,压不住火,最后翻脸用强,命人把刘婶一家赶了出去。

    为了把地要回来,刘婶又想了很多办法,找到粮长等士绅求情,请他们帮着说话,但一听说对家是楚军的人,无论士绅官吏,还是宗族长辈,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头。

    所有的办法都没用,刘婶只好到湘潭县里去告状。

    意外的是,她在县里碰到一个“好官”——湘潭县令王夫之,让这件事突然发酵,闹得不可收拾。

    王夫之人品差了些,学问却不错,朝廷开的第一次恩科没赶上,第二次恩科就高中二甲,外放湘潭县令。

    在外人看来,王夫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令人羡慕,背地里不知该有多么得意,但实际上他们却冤枉了王夫之,自负才高却只中了二甲进士,被挤出了前程远大的翰林院,被挤出了政治中心桂林,最后外放到湖南当个七品县令,王夫之其实非常郁闷。

    (王夫之晚年的学术成就的确很高,后世有一大串牛人都深受他的影响,魏源、谭嗣同、曾国藩、黄兴、宋教仁、乃至新中国的几位领导人……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奠定了王夫之的学术地位。)

    刘婶一家告的是楚军的人,换做别的官员,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会采取高压手段强行把这件事压下去,王夫之却不愿这么做。

    他想做个为民请命的强项令。

    这本来倒也没什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那块地本来就是刘婶的,刘婶本来就占着理,只要据理力争和楚军交涉,就能把地拿回来。

    但是,王夫之却存着邀名的心思,对楚军的很多做法也看不惯,一心把事情搞大……

    ……

    汪克斌在衡阳呆了半个月,兵工厂重新开工后刚刚松了一口气,突然接到调令,到长沙府参加丈量地亩的工作。

    农耕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围绕土地和地赋产生的名堂也最多,说到底都是为了尽量扩大自己利益。地主、自耕农和佃户想尽各种办法逃避赋税,朝廷的鱼鳞册上早就是一笔烂账,和真实的土地出入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