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会战只是击退谭泰，汪克凡半年前又刚刚升官，这次来桂林的时候，没想能得到太多的封赏，可是无巧不巧的，正赶上孙可望封亲王，也算搭了顺风车了。
隆武帝的目光越发晶莹透彻：“你和郑大木两个，都是朕看重的青年才俊，只要忠勉报国，朕决不做寡恩之君！将来若能收复故土，把鞑子逐回关外，你我君臣中兴大明，必为千古美谈……”
……
经过几天的发酵后，关于改革税制的争论渐渐变了风向，反对派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几个死硬分子还在坚持，其他人都不再说话，与此相反，支持者却越来越多，很快占了上风。
发生矛盾的时候，越是急于解决，产生的反弹往往就越大，放在一边不理它，反而像成熟的果子，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半渡绝不会告诉各位书友，这是和老婆经过多次冷战热战肉搏战，才得出的深刻体会。）
反对派里，最先退出的是一大批王公勋贵。
这些王公勋贵的封地大多在北方，逃到桂林后，家里的田产和各种生意买卖自然都丢下了，田产属于不动产，如果明军能够收复失地，田产早晚还是他们的，那些生意买卖却肯定拿不回来了。
已经被抢走的东西，何必再争？
随便吧，想收多少商税，就收多少商税，想收多少矿税，就收多少矿税，反正和我没关系。
在王公勋贵中，受税制改革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桂王朱由榔，但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反倒是辽王和唐王突然反戈一击，相继公开表示，支持改革税制。
这里面，就是隆武帝做的工作了。
辽王年长德勋，威信很高，唐王则是隆武帝亲弟弟，这两位重量级的亲王表态后，其他的王公贵族琢磨了一下，实在没必要和隆武帝对着干，于是乎，要么改变立场，要么选择两不相帮。
接下来退出的，是中低层的文武官员。
像胡四海那样的小官小吏，家里也没有生意买卖，一开始反对税制改革，只是跟风凑热闹，帮着自己人拉偏架罢了。突然间，汪克凡又提出增加俸禄，这可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中低层的官员只想着涨工资，再没人关心税制改革。
这个时候，反对派已经元气大伤，但是最沉重的打击还没到。
东林党的突然反水，让反对派的联盟立刻土崩瓦解。
东林党的问题和王公勋贵一样，他们的大本营在江南，已经被清军占领，为了子虚乌有的东西，何必争个头破血流。况且，经过那场流产政变后，东林党的处境岌岌可危，半个身子已经掉进水里，搞不好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杨廷麟等人突然发现，改革税制是个难得的机会，抓住就可能平安上岸。
杨廷麟，陈子壮，以及一大批东林党骨干明确表态，支持税制改革。
一夜之间，反对派里除了南党之外，就剩下两广的军阀，还有桂王朱由榔这样的本地勋贵。
两广的军阀战斗力太差，名义上是军队，干的却是保安的工作，在朝廷已经被边缘化了，到哪儿都不受待见，比他们更不受待见的，是桂王朱由榔和他的支持者。
猪队友！
南党知道大势已去，和这样的猪队友一起，肯定是胳膊拗不过大腿，税制改革势在必行，挡不住了。
既然已经输定了，干脆就趁早认输，以免伤亡过大，山不转水转，早晚还有扳回来的机会，保存实力才更重要。
汪克凡回到桂林的第七天，何吾驺和郭维经等人在朝会上主动提出建议，在两广率先推行税制改革，效仿天启朝祖制，征收商税、矿税、茶税、海税等等。
第一二一章 当朝第一红人
汪克凡和隆武帝朱聿键相识，算起来已经是第四个年头。
一开始两个人处的还不错，汪克凡犹如神兵天降般出场，在汀州立下从龙救驾的大功，劫后余生的朱聿键对他既感激又信任，很是器重。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朱聿键就震惊地发现，汪克凡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臣子，反而更像一个心怀异志的乱世枭雄，除了羽翼尚未丰满，野心和能力都不缺。
朱聿键感到了威胁。
迫于形势，他最后还是选择和汪克凡合作，但是心里已经埋下戒备的种子，君臣之间每次见面，虽然谈不上剑拔弩张，却都是冷漠警惕和有些尴尬的。这种情况到了广州后达到高峰，朱聿键拿掉丁魁楚，初步控制广东后，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不是一定要倚重汪克凡这个小军阀，每次见到他，都有一种“吩咐左右将其拿下”的冲动，趁早除掉潜在的威胁。
只是心里想想的冲动罢了，最后什么都没做。
历尽沧海的人，不会再轻易相信誓言，朱聿键经过众叛亲离的福建之变，对忠臣的看法变得更理智，更实际。有能力的人往往都有野心，但是曹操那样的乱世枭雄，如果遇到明君治世，一样也可以成为良臣能吏，只要能为我所用，只要不失去控制，能吏比循吏更好用。
现在回想起来，朱聿键很有些庆幸，当初没有自毁干城。
赣州会战、湖广会战、南昌会战……汪克凡和他的楚军屡战屡胜，几次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如果没有他们，现在的形势会坏到什么程度，隆武帝不敢想象。赣州肯定丢了，湖广肯定也丢了，广东和广西大概也保不住，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肯定无力回天。
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往往还是不可思议的以弱胜强，汪克凡已经被看成南宋岳飞一样的抗清名将和国家栋梁，在朝野间拥有极高的威信。楚勋的政敌里，那些言官动不动敢骂皇帝，骂傅冠、文安这样的高级官员，却不敢攻击楚军和汪克凡本人。免得被人说成秦桧，遗臭万年。
“都不愿做秦桧么？朕也不是赵构！”
国破思良将，板荡识忠臣，汪克凡两条都占全了。他不但能打仗，而且一向支持隆武帝，比如这次发生流产政变，楚勋就坚定地站在皇帝这边，已经成了他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冷漠尴尬已经消失，君臣之间相处的时候，坦诚的交流变多了，轻松的谈笑也出现了，甚至可以说一些比较亲近的话题，处理公事方面，两个人一主内一主外，平常虽然不见面，却颇有几分心照不宣的默契。
在朱聿键的心底，还藏着一丝戒备，但是汪克凡这几年来一直很有分寸，从不挑战底线，这份戒备就被朱聿键掩饰的很好，除了汪克凡自己，其他人都感觉不到。
连着几天“云台召对”，文武百官对汪克凡越发艳羡，这样的圣眷，已经不亚于当初的首辅黄道周，要知道那时候隆武帝刚刚登基，把黄道周当成半个老师，几乎言听计从。
东林党的几位大佬非常后悔，当初脑子一热，竟然跟着吕大器一起发疯，有汪克凡这样的大军头支持，想要推翻隆武帝，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每天下朝后，拜访汪克凡的宾客络绎不绝。
税制改革的事情虽然已经定了，但是流产政变如何处置还是一桩悬案，没上岸的想往岸上爬，在岸上的抬脚往下踹。隆武帝如果下狠手的话，这个案子可以办成一桩滔天大案，除了楚勋和帝党外，大部分文武百官和王公勋贵都要受到牵连。
探风声的，说情的，垫黑砖的，告密的，坦白请罪的……形形色色的官员勋贵，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攀附当朝第一红人汪克凡。
对于这些访客，汪克凡大都礼貌相待。
到了这个时候，那些和楚勋真正撕破脸的死敌，一般不敢来见他，这些访客不管屁股坐在哪边，来访有什么目的，起码和楚勋都没有撕破脸，当然要以礼相待。但是在交谈中，汪克凡一般很少表态，只是面带微笑听对方把话讲完，然后说几句场面话，客客气气地把他送走。
偶尔，也有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来闹事的，歇斯底里，大喊大叫，甚至还想动手。这些人都是吕大器的心腹嫡系，在流产政变里陷得太深，已经无法善罢甘休，乱了方寸之后，只凭着本能在发泄罢了。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碰到恶客登门，直接让亲随护卫打出去，汪克凡根本不和他们照面。
除了这些访客外，汪克凡和楚勋内部的骨干都挨个见了一面，其中比较重要的，还会再次深入交流，针对下一步行动，和傅冠等人反复商议。
隆武帝的目光越发晶莹透彻：“你和郑大木两个，都是朕看重的青年才俊，只要忠勉报国，朕决不做寡恩之君！将来若能收复故土，把鞑子逐回关外，你我君臣中兴大明，必为千古美谈……”
……
经过几天的发酵后，关于改革税制的争论渐渐变了风向，反对派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几个死硬分子还在坚持，其他人都不再说话，与此相反，支持者却越来越多，很快占了上风。
发生矛盾的时候，越是急于解决，产生的反弹往往就越大，放在一边不理它，反而像成熟的果子，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半渡绝不会告诉各位书友，这是和老婆经过多次冷战热战肉搏战，才得出的深刻体会。）
反对派里，最先退出的是一大批王公勋贵。
这些王公勋贵的封地大多在北方，逃到桂林后，家里的田产和各种生意买卖自然都丢下了，田产属于不动产，如果明军能够收复失地，田产早晚还是他们的，那些生意买卖却肯定拿不回来了。
已经被抢走的东西，何必再争？
随便吧，想收多少商税，就收多少商税，想收多少矿税，就收多少矿税，反正和我没关系。
在王公勋贵中，受税制改革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桂王朱由榔，但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反倒是辽王和唐王突然反戈一击，相继公开表示，支持改革税制。
这里面，就是隆武帝做的工作了。
辽王年长德勋，威信很高，唐王则是隆武帝亲弟弟，这两位重量级的亲王表态后，其他的王公贵族琢磨了一下，实在没必要和隆武帝对着干，于是乎，要么改变立场，要么选择两不相帮。
接下来退出的，是中低层的文武官员。
像胡四海那样的小官小吏，家里也没有生意买卖，一开始反对税制改革，只是跟风凑热闹，帮着自己人拉偏架罢了。突然间，汪克凡又提出增加俸禄，这可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中低层的官员只想着涨工资，再没人关心税制改革。
这个时候，反对派已经元气大伤，但是最沉重的打击还没到。
东林党的突然反水，让反对派的联盟立刻土崩瓦解。
东林党的问题和王公勋贵一样，他们的大本营在江南，已经被清军占领，为了子虚乌有的东西，何必争个头破血流。况且，经过那场流产政变后，东林党的处境岌岌可危，半个身子已经掉进水里，搞不好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杨廷麟等人突然发现，改革税制是个难得的机会，抓住就可能平安上岸。
杨廷麟，陈子壮，以及一大批东林党骨干明确表态，支持税制改革。
一夜之间，反对派里除了南党之外，就剩下两广的军阀，还有桂王朱由榔这样的本地勋贵。
两广的军阀战斗力太差，名义上是军队，干的却是保安的工作，在朝廷已经被边缘化了，到哪儿都不受待见，比他们更不受待见的，是桂王朱由榔和他的支持者。
猪队友！
南党知道大势已去，和这样的猪队友一起，肯定是胳膊拗不过大腿，税制改革势在必行，挡不住了。
既然已经输定了，干脆就趁早认输，以免伤亡过大，山不转水转，早晚还有扳回来的机会，保存实力才更重要。
汪克凡回到桂林的第七天，何吾驺和郭维经等人在朝会上主动提出建议，在两广率先推行税制改革，效仿天启朝祖制，征收商税、矿税、茶税、海税等等。
第一二一章 当朝第一红人
汪克凡和隆武帝朱聿键相识，算起来已经是第四个年头。
一开始两个人处的还不错，汪克凡犹如神兵天降般出场，在汀州立下从龙救驾的大功，劫后余生的朱聿键对他既感激又信任，很是器重。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朱聿键就震惊地发现，汪克凡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臣子，反而更像一个心怀异志的乱世枭雄，除了羽翼尚未丰满，野心和能力都不缺。
朱聿键感到了威胁。
迫于形势，他最后还是选择和汪克凡合作，但是心里已经埋下戒备的种子，君臣之间每次见面，虽然谈不上剑拔弩张，却都是冷漠警惕和有些尴尬的。这种情况到了广州后达到高峰，朱聿键拿掉丁魁楚，初步控制广东后，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不是一定要倚重汪克凡这个小军阀，每次见到他，都有一种“吩咐左右将其拿下”的冲动，趁早除掉潜在的威胁。
只是心里想想的冲动罢了，最后什么都没做。
历尽沧海的人，不会再轻易相信誓言，朱聿键经过众叛亲离的福建之变，对忠臣的看法变得更理智，更实际。有能力的人往往都有野心，但是曹操那样的乱世枭雄，如果遇到明君治世，一样也可以成为良臣能吏，只要能为我所用，只要不失去控制，能吏比循吏更好用。
现在回想起来，朱聿键很有些庆幸，当初没有自毁干城。
赣州会战、湖广会战、南昌会战……汪克凡和他的楚军屡战屡胜，几次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如果没有他们，现在的形势会坏到什么程度，隆武帝不敢想象。赣州肯定丢了，湖广肯定也丢了，广东和广西大概也保不住，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肯定无力回天。
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往往还是不可思议的以弱胜强，汪克凡已经被看成南宋岳飞一样的抗清名将和国家栋梁，在朝野间拥有极高的威信。楚勋的政敌里，那些言官动不动敢骂皇帝，骂傅冠、文安这样的高级官员，却不敢攻击楚军和汪克凡本人。免得被人说成秦桧，遗臭万年。
“都不愿做秦桧么？朕也不是赵构！”
国破思良将，板荡识忠臣，汪克凡两条都占全了。他不但能打仗，而且一向支持隆武帝，比如这次发生流产政变，楚勋就坚定地站在皇帝这边，已经成了他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冷漠尴尬已经消失，君臣之间相处的时候，坦诚的交流变多了，轻松的谈笑也出现了，甚至可以说一些比较亲近的话题，处理公事方面，两个人一主内一主外，平常虽然不见面，却颇有几分心照不宣的默契。
在朱聿键的心底，还藏着一丝戒备，但是汪克凡这几年来一直很有分寸，从不挑战底线，这份戒备就被朱聿键掩饰的很好，除了汪克凡自己，其他人都感觉不到。
连着几天“云台召对”，文武百官对汪克凡越发艳羡，这样的圣眷，已经不亚于当初的首辅黄道周，要知道那时候隆武帝刚刚登基，把黄道周当成半个老师，几乎言听计从。
东林党的几位大佬非常后悔，当初脑子一热，竟然跟着吕大器一起发疯，有汪克凡这样的大军头支持，想要推翻隆武帝，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每天下朝后，拜访汪克凡的宾客络绎不绝。
税制改革的事情虽然已经定了，但是流产政变如何处置还是一桩悬案，没上岸的想往岸上爬，在岸上的抬脚往下踹。隆武帝如果下狠手的话，这个案子可以办成一桩滔天大案，除了楚勋和帝党外，大部分文武百官和王公勋贵都要受到牵连。
探风声的，说情的，垫黑砖的，告密的，坦白请罪的……形形色色的官员勋贵，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攀附当朝第一红人汪克凡。
对于这些访客，汪克凡大都礼貌相待。
到了这个时候，那些和楚勋真正撕破脸的死敌，一般不敢来见他，这些访客不管屁股坐在哪边，来访有什么目的，起码和楚勋都没有撕破脸，当然要以礼相待。但是在交谈中，汪克凡一般很少表态，只是面带微笑听对方把话讲完，然后说几句场面话，客客气气地把他送走。
偶尔，也有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来闹事的，歇斯底里，大喊大叫，甚至还想动手。这些人都是吕大器的心腹嫡系，在流产政变里陷得太深，已经无法善罢甘休，乱了方寸之后，只凭着本能在发泄罢了。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碰到恶客登门，直接让亲随护卫打出去，汪克凡根本不和他们照面。
除了这些访客外，汪克凡和楚勋内部的骨干都挨个见了一面，其中比较重要的，还会再次深入交流，针对下一步行动，和傅冠等人反复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