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阴谋,”张学良苦笑着说,“他让我善后,却又勒令我把西北军、晋绥军的军队裁撤六成,明显是想挑起我跟那些军阀将领之间的矛盾。趁我焦头烂额抽不出手的时机,回兵南下彻底把桂军给消灭。”

    常凯申还真是打仗打上瘾了,明明南京政府财政已经崩溃,还想把桂系军阀给赶尽杀绝。打着打着没有钱粮,为此专门加派各种税捐,搞得南方天怒人怨,他见实在打不下来才罢休。

    放过了桂系军阀,常凯申还不消停,又把目光对准红区,对红区发起多次围剿。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常凯申围剿红区实为一石三鸟之计:第一,当然是为了消灭我党;第二,调派刚刚收编的杂牌部队打仗,削弱控制杂牌势力;第三,围剿到哪里,常凯申的军事触角就延伸到哪里,趁机扩大实际地盘。

    简单归纳总结成八个字,常凯申玩得是“驱狼吞虎、渔翁得利”。

    张学良不想陪常凯申玩游戏,他说:“我正在跟老蒋周旋,裁一些战斗力弱的杂牌,再整编合并上一批,换个番号偷偷保留下来。”

    “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周赫煊说道。

    如果按照常凯申的命令强行裁军,那些刚刚倒戈的北方将领,估计又要扯旗造反,打仗不知打到什么年月。

    当然,张学良也趁机大大收买了人心,他这么一搞,不管是西北军还是晋绥军将领,都会欠下张学良的人情。事实也是如此,今后北方无论哪个派系的将领都对张学良心悦诚服。

    就拿摸金校尉孙殿英来说,后来中央想调派孙殿英去多伦,谁来下命令他都不听,结果张学良打一声招呼就搞定。

    前些天,阎锡山、冯玉祥和汪兆铭在郑州开了会,商议联合发表停战通电,接着各自离开郑州返回老窝。常凯申率军占领郑州后,就没有再继续全力追击,而是挥舞着银子大肆收买敌将,把北方交给张学良处理,同时调集大军去湖南打桂军。

    西北军的许多将领,既恨阎锡山,又恨常凯申,这就白白便宜了张学良。张学良根本没掏银子,便顺利收编多支部队,军力迅速壮大起来。

    阎锡山、冯玉祥见回天乏术,常凯申又逼着他们下野,两人只能照办——各自把军政大权交给心腹,准备下野之后出国远游避风头。

    其实冯玉祥还没有死心,私底下各种小动作,可大局已定,他的诸多谋划根本翻不起浪花。

    这场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消耗经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的内战,终于进入了尾声。

    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叫嚣着裁军的常凯申,也不是莽着劲想要打仗的冯玉祥,更不是算盘打得比猴精的阎锡山,而是等待时机成熟再出手的张学良。

    张学良如今名义上坐拥八省三市地盘,麾下节制数十万兵马。换成张作霖这种野心家,估计都开始谋划着一统天下,把常凯申都拉下马了。

    周赫煊给张学良泼冷水道:“汉卿兄,你把东北军全部精锐都调派入关,东三省防御空虚啊,还是尽快调回去警惕日本关东军吧。”

    张学良为难道:“我也想啊,可现在地盘太大,必须分散兵力把守,否则根本没法控制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

    周赫煊默然无语,因为他根本没法反驳。

    山西、陕西、绥远等西北省份,张学良是肯定无法控制的,只能让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老部下管理。但华北地区却不一样,张学良只要花上两三年时间治理,就能让华北跟东北一样,变成他的稳固地盘。

    剿匪、平乱、驻守、警备……太多事情需要东北军精锐,张学良总不可能为了东北安全,而对新占地盘坐视不理吧。

    毕竟日本关东军入侵,都还只是周赫煊的猜测,就算张学良相信,他也没法拿这个来说服手下的人。

    周赫煊说:“不论如何,必须抽调至少三万精锐回东北。”

    张学良点头说:“那也得等善后问题解决之后,现在根本抽不出手。”

    第389章【贪官污吏】

    为了尽快稳固华北地盘,张学良把自己的官邸都搬到了北平,颇有些励精图治,大力发展华北军政的做派。

    随着张学良的离开,新任天津市长也出炉了。

    此人名叫臧启芳,在美国加州大学、伊利诺大学主修经济学,回国后做过东北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还给张学良当了几年家庭教师(教授经济学),他也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之一。

    张学良对臧启芳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敬重臧启芳的才学能力,另一方面又觉得臧启芳不靠谱。

    因为之前东北大学的学生闹事的时候,臧启芳并未严加约束,以至于学运规模越搞越大。用张学良的原话说,就是“我对臧启芳很不器重,几乎要把他们(学校多位领导)都枪毙了”。

    说白了,臧启芳就是个学者型官僚,而且非常爱护学生。

    历史上东北大学内迁至四川,当地川军经常调戏女学生,搞得学生们晚上都不敢出门。当时任东北大学流亡校长的臧启芳得知后,当即广发英雄帖,宴请当地驻军的连级以上军官。他诉说了学校流离失所的艰苦,又讲述了学生勤奋学习的不易,恳求驻军严格管束士兵,保障学生们能够安心学习。

    这些都不算什么,恐怖的是臧启芳挨个敬酒,四川老白干连喝50余杯,把川军将官们看得目瞪口呆。从此之后,当地川军一提起臧启芳都要竖大拇指,再没有发生士兵调戏女学生的事件。

    后来柏杨先生也在他的杂文里说:“十年来酒量如海而不强灌人,有酒仙之风者,就我所知,得两人焉。一为已逝世的臧启芳先生,一为仍在世的叶明勋先生,值得顶礼拥戴,歌功颂德者也。”

    臧启芳上任天津市长的第三天,便邀请周赫煊和张伯苓一起吃饭,酒宴就设在他租住的小四合院当中。

    张伯苓去年到欧洲兜了一圈,今年初才回来,听说是筹集了十几万元的办学经费。他这个南开大学校长,已经不怎么管具体校务了,反正整天就是四处要钱。

    此君是位要钱高手,整天哭穷当叫花子,硬是把南开大学的规模越办越大。他两年前开办了南开小学,再加上中学和大学,南开的摊子铺得很大。三年前创立南开经济研究所,马上又准备筹建应用化学研究所,反正这位先生是闲不下来。

    臧启芳新官上任,是很想在天津大展拳脚的。一是想发展地方经济,他在美国主修经济学嘛;二是要振兴天津教育,臧启芳骨子里就是个搞教育的。

    “张先生,周先生,天津教育界就数两位威望最高。鄙人初来乍到,教育方面还望两位多多支持,”臧启芳举杯说,“来,我敬二位先生一杯,我干了,你们随意。”

    臧启芳说完就仰脖子喝下,装一两酒的杯子,瞬间喝得干干净净。

    随即,臧启芳又聊着天,分别给周赫煊、张伯苓敬酒。尼玛就跟喝白开水似的,一杯接一杯下肚,转眼就喝光大半斤,而且说话口齿分明,没有任何喝醉的征兆。

    酒仙儿啊!

    周赫煊和张伯苓对视一眼,都各自抿酒不说话。

    等喝得稍微有那么点意思,臧启芳才笑道:“我准备提升天津的适龄儿童入学率,想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兴办公立小学,二是扶持民间私立小学。这都需要两位帮忙。”

    张伯苓问:“天津市政府每年打算拨多少款项?”

    “这个么,天津的财政着实有些困难,”臧启芳叹息道,随即又说,“不过政府再困难,也不能穷了教育。我可以做主,每年拨2万元作为小学补助经费。”

    两万元摊到整个天津市,有屁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