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离开中国的这三个多月，发生了许多大事。
比如常凯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基本国策，并纠集63万兵力，对红区展开第四次军事围剿。
又比如日本正式开始向东北武装移民，移民按军队形式编组，发给武器，实行边耕边战。那些抗战胜利后留在东北的日本移民，没一个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就是军人或军属！
就在周赫煊离开英国的时候，东北抗日救国军重创日本关东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关东军就此展开报复行动，杀害栗家沟、平顶山、千金堡的3000余村民，制造出灭绝人性的“平顶山惨案”。
当周赫煊乘船抵达上海时，国联调查团发布《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承认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而强力炮制的工具。从这些内容来看，国联似乎在为中国主持公道，然而这份报告书还加了一条内容——主张在东北建立一种受外国保护的高度自治的特殊制度。
也即是说，国联企图将东北三省变成国际共管区域，从而取代日本对东北的独占地位。
就像自家的房子被恶霸强占，然后请来一群恶霸主持公道。那一群恶霸说，这个房子不是谁专有的，应该拿出来给大家共享。
此报告书一经发布，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强烈反对。
两国的情况比较微妙，中国和日本政府都倾向于接受国联的裁定。但中国政府碍于民意沸腾，不敢公开表示支持，而日本内阁则受制于军部，表现得反反复复、唯唯诺诺。
再过半年，日本内阁就要屈服于军部的威胁，公开宣布退出国联，《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因此成为废纸。
当然，国内也不是没有好消息，比如南京政府宣布推行义务教育政策，并颁布《第一期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和《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大纲》规定：1932年8月到1935年7月为“第一期”，要求各地在此期间设立“义务教育试验区”，并对学龄儿童采取强迫制——不读书属于违法。《办法》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补充：为了救济年长的失学儿童，可推行短期义务教育，并设立“短期小学”用以扫盲。
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努力办事的恐怕就数教育部了。不管蔡元培、李石曾的派系斗争多激烈，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救国”！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目标，蔡元培、李石曾及其党羽，认真制定了各种教育法规。并根据中国糟糕的现状，想出了各种补救办法，比如大规模设立“短期小学”来扫盲，结果出现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于是又连忙设立免收学费的简易师范学堂，专门培养小学教师。
1931年的时候，全国简易师范学堂的学生人数只有20875人，等到1932年大力推行开来，至1933年这个数据已经猛增到59006人。这批简易师范学堂里毕业的学生，很多都走上了小学教师岗位，为后来新中国的扫盲运动贡献了巨大力量。
从1929年到1936年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比较稳定，不说中央政府，稍微脑子正常的地方军阀都会重视教育。
什么民国教育经费必须占财政收入的30，这种话都是骗人的，只有脑子抽了的果粉才会相信。虽然没有30，却有33（《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数据，1991年版），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事业上，做得明显比北洋政府更好，即便发展缓慢，但至少也在发展。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的教育状况才再次跌入低谷。大学和中学老师被拖欠工资属于常有的事，小学老师更是几乎领不到工资，许多小学教师只能一边打工糊口，一边用满腔热血来教书。像电影《驴得水》里的那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用毛驴来吃空饷？呵呵，休想！
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是头等大事，丝毫不亚于发展工业和军事。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飞速发展，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即便是普通的农民工，识字和不识字也有天壤之别，这是隐藏在中国民间的超级财富。
印度不是想超越中国吗？麻烦先把教育普及了再说。
轮船缓缓驶向上海码头，费雯丽站在甲板上眺望，颇为高兴地说：“中国比我想象中更加繁华，我还以为是又一个印度呢。”
周赫煊笑道：“你看到的，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阿瑟·亨德森和萧伯纳也走上了甲板，萧伯纳说：“我曾收到过中国读者的来信，还在信中讨论过中国戏剧，听说中国的京剧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你可以跟中国的梅兰芳先生交流，他是顶级的戏剧大师。”周赫煊道。
“呜~~~~”
汽笛声响起，轮船开始靠岸。
周赫煊发现码头上占满了人，大部分都是来迎接萧伯纳和阿瑟·亨德森的。一个是名满中国的英国戏剧泰斗，一个是英国前外交大臣，文化界和军政界人士肯定要蜂拥而至，迎接的盛况丝毫不亚于当初爱因斯坦访华。
第505章【虚伪的老头儿】
上海市长已经换人了，由国党元老吴铁城担任。前一任上海市长张群，因无法应付高涨的学生反日运动，只能被迫辞职，灰溜溜的荣升湖北省主席之职。
吴铁城比较倒霉，他刚当上市长，就遇到日寇进攻上海。
由于战乱的特殊原因，吴铁城被迅速委以重任，1月初兼任淞沪警备司令，1月底又任外交委员会委员，3月复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反正上海局势就扔到了吴铁城手里，他暗中奉常凯申之令，以私人身份跟日军将领密谈。
谈些什么只有鬼知道，反正不外乎妥协求和。《淞沪停战协定》的软弱基调，很可能就是吴铁城定下的，而幕后决策者自然是常凯申。
吴铁城此人早年属于坚定的革命派，曾被袁世凯悬赏两万大洋捉拿，而且他的施政能力不俗，当县长时政绩斐然。但也仅限于此，吴铁城这时完全变成了政客，常凯申说啥，他就干啥，抗战期间甚至成为常凯申的“幕僚长”。
如果制作一款战争策略游戏，吴铁城的属性应该是“派系争斗-5”，他最大的能力就是平衡各派关系。
“亨德森先生，萧伯纳先生，鄙人上海市长吴铁城，欢迎两位携夫人前来中国考察！”吴铁城热情地走过去，说着流利的英语跟二人握手。
阿瑟·亨德森点头道：“吴先生，你好。”
萧伯纳开玩笑道：“吴先生的英语，比我的中文流利得多。”
“萧伯纳先生真幽默。”吴铁城乐呵呵道。
吴铁城又分别跟阿瑟·亨德森和萧伯纳的妻子握手问候，才终于找到周赫煊握手：“周先生，一路旅途劳顿，辛苦了。”
“有劳吴市长挂念。”周赫煊笑道。
吴铁城又疑惑地看向费雯丽，惊艳地问：“这位小姐是？”
周赫煊介绍道：“英国著名戏剧演员费雯丽小姐。”
费雯丽主动伸手说：“你好，我是周的女朋友，你可以叫我薇薇安，或者玛丽。”
吴铁城瞬间搞清楚状况，笑道：“玛丽小姐你好！”
随行的上海党政要员们，纷纷上前握手交流。林语堂等文化界名流，则只能站在旁边当背景板苦等，从始至终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
就在此时，人群当中有位大佬喊道：“让开，让开，我要过去！”
负责维护秩序的警察如临大敌，连忙举枪阻拦，那位大佬怒道：“我是章士钊，谁敢杀我！”
比如常凯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基本国策，并纠集63万兵力，对红区展开第四次军事围剿。
又比如日本正式开始向东北武装移民，移民按军队形式编组，发给武器，实行边耕边战。那些抗战胜利后留在东北的日本移民，没一个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就是军人或军属！
就在周赫煊离开英国的时候，东北抗日救国军重创日本关东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关东军就此展开报复行动，杀害栗家沟、平顶山、千金堡的3000余村民，制造出灭绝人性的“平顶山惨案”。
当周赫煊乘船抵达上海时，国联调查团发布《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承认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而强力炮制的工具。从这些内容来看，国联似乎在为中国主持公道，然而这份报告书还加了一条内容——主张在东北建立一种受外国保护的高度自治的特殊制度。
也即是说，国联企图将东北三省变成国际共管区域，从而取代日本对东北的独占地位。
就像自家的房子被恶霸强占，然后请来一群恶霸主持公道。那一群恶霸说，这个房子不是谁专有的，应该拿出来给大家共享。
此报告书一经发布，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强烈反对。
两国的情况比较微妙，中国和日本政府都倾向于接受国联的裁定。但中国政府碍于民意沸腾，不敢公开表示支持，而日本内阁则受制于军部，表现得反反复复、唯唯诺诺。
再过半年，日本内阁就要屈服于军部的威胁，公开宣布退出国联，《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因此成为废纸。
当然，国内也不是没有好消息，比如南京政府宣布推行义务教育政策，并颁布《第一期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和《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大纲》规定：1932年8月到1935年7月为“第一期”，要求各地在此期间设立“义务教育试验区”，并对学龄儿童采取强迫制——不读书属于违法。《办法》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补充：为了救济年长的失学儿童，可推行短期义务教育，并设立“短期小学”用以扫盲。
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努力办事的恐怕就数教育部了。不管蔡元培、李石曾的派系斗争多激烈，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救国”！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目标，蔡元培、李石曾及其党羽，认真制定了各种教育法规。并根据中国糟糕的现状，想出了各种补救办法，比如大规模设立“短期小学”来扫盲，结果出现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于是又连忙设立免收学费的简易师范学堂，专门培养小学教师。
1931年的时候，全国简易师范学堂的学生人数只有20875人，等到1932年大力推行开来，至1933年这个数据已经猛增到59006人。这批简易师范学堂里毕业的学生，很多都走上了小学教师岗位，为后来新中国的扫盲运动贡献了巨大力量。
从1929年到1936年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比较稳定，不说中央政府，稍微脑子正常的地方军阀都会重视教育。
什么民国教育经费必须占财政收入的30，这种话都是骗人的，只有脑子抽了的果粉才会相信。虽然没有30，却有33（《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数据，1991年版），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事业上，做得明显比北洋政府更好，即便发展缓慢，但至少也在发展。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的教育状况才再次跌入低谷。大学和中学老师被拖欠工资属于常有的事，小学老师更是几乎领不到工资，许多小学教师只能一边打工糊口，一边用满腔热血来教书。像电影《驴得水》里的那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用毛驴来吃空饷？呵呵，休想！
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是头等大事，丝毫不亚于发展工业和军事。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飞速发展，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即便是普通的农民工，识字和不识字也有天壤之别，这是隐藏在中国民间的超级财富。
印度不是想超越中国吗？麻烦先把教育普及了再说。
轮船缓缓驶向上海码头，费雯丽站在甲板上眺望，颇为高兴地说：“中国比我想象中更加繁华，我还以为是又一个印度呢。”
周赫煊笑道：“你看到的，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阿瑟·亨德森和萧伯纳也走上了甲板，萧伯纳说：“我曾收到过中国读者的来信，还在信中讨论过中国戏剧，听说中国的京剧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你可以跟中国的梅兰芳先生交流，他是顶级的戏剧大师。”周赫煊道。
“呜~~~~”
汽笛声响起，轮船开始靠岸。
周赫煊发现码头上占满了人，大部分都是来迎接萧伯纳和阿瑟·亨德森的。一个是名满中国的英国戏剧泰斗，一个是英国前外交大臣，文化界和军政界人士肯定要蜂拥而至，迎接的盛况丝毫不亚于当初爱因斯坦访华。
第505章【虚伪的老头儿】
上海市长已经换人了，由国党元老吴铁城担任。前一任上海市长张群，因无法应付高涨的学生反日运动，只能被迫辞职，灰溜溜的荣升湖北省主席之职。
吴铁城比较倒霉，他刚当上市长，就遇到日寇进攻上海。
由于战乱的特殊原因，吴铁城被迅速委以重任，1月初兼任淞沪警备司令，1月底又任外交委员会委员，3月复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反正上海局势就扔到了吴铁城手里，他暗中奉常凯申之令，以私人身份跟日军将领密谈。
谈些什么只有鬼知道，反正不外乎妥协求和。《淞沪停战协定》的软弱基调，很可能就是吴铁城定下的，而幕后决策者自然是常凯申。
吴铁城此人早年属于坚定的革命派，曾被袁世凯悬赏两万大洋捉拿，而且他的施政能力不俗，当县长时政绩斐然。但也仅限于此，吴铁城这时完全变成了政客，常凯申说啥，他就干啥，抗战期间甚至成为常凯申的“幕僚长”。
如果制作一款战争策略游戏，吴铁城的属性应该是“派系争斗-5”，他最大的能力就是平衡各派关系。
“亨德森先生，萧伯纳先生，鄙人上海市长吴铁城，欢迎两位携夫人前来中国考察！”吴铁城热情地走过去，说着流利的英语跟二人握手。
阿瑟·亨德森点头道：“吴先生，你好。”
萧伯纳开玩笑道：“吴先生的英语，比我的中文流利得多。”
“萧伯纳先生真幽默。”吴铁城乐呵呵道。
吴铁城又分别跟阿瑟·亨德森和萧伯纳的妻子握手问候，才终于找到周赫煊握手：“周先生，一路旅途劳顿，辛苦了。”
“有劳吴市长挂念。”周赫煊笑道。
吴铁城又疑惑地看向费雯丽，惊艳地问：“这位小姐是？”
周赫煊介绍道：“英国著名戏剧演员费雯丽小姐。”
费雯丽主动伸手说：“你好，我是周的女朋友，你可以叫我薇薇安，或者玛丽。”
吴铁城瞬间搞清楚状况，笑道：“玛丽小姐你好！”
随行的上海党政要员们，纷纷上前握手交流。林语堂等文化界名流，则只能站在旁边当背景板苦等，从始至终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
就在此时，人群当中有位大佬喊道：“让开，让开，我要过去！”
负责维护秩序的警察如临大敌，连忙举枪阻拦，那位大佬怒道：“我是章士钊，谁敢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