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也不好再劝，转而说起长城抗战。杨杏佛对此义愤填膺，大骂常凯申不分轻重，居然对日寇的大举进攻不管不顾。
顺便一提，此时常凯申正在全力“剿匪”，一个兵都没有派来北边帮忙。直到日寇都占领了热河的省会承德，碍于全国喧嚣的舆论，常凯申才调了三个师去长城抗日，其中一个师还是中原大战前整合杂牌部队而成，虽然编制最齐整，但武器装备却比较落后。
杨杏佛骂了一通，再喝下几杯酒，便开始有些上头了。不过他自制力很好，到了微醉状态坚决不肯再饮，直说明天还有正事要办。
杨杏佛的正事是什么？
当然是跟中央政府唱对台戏，而且动作非常快。
隔日，一封揭露监狱黑幕的英文信件，就在报纸上被披露，甚至作为民权同盟的宣传资料广为散发。
这封信，多半是那天探视监狱时，地下党偷偷塞给杨杏佛的。也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方法，周赫煊当时居然没有发现，或许是最后握手时给的吧。
在孙夫人、鲁迅等人的刻意推动下，整个左联和许多媒体都帮忙宣传，甚至捅到了世界各国的报纸上，一时间闹得舆论哗然。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胡适还是从报纸上得知此事，然后立刻给杨杏佛打电话，把这位老朋友大骂一通。他仔细回想整个事件的经过，立即明白自己被坑了——北平分会成立当天就去监狱探视，第二天披露监狱黑幕的英文信就被公开，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谁信啊？
胡适感到最愤怒的，是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英文信，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而杨杏佛等人，还在宣传的时候用了他胡适的名号，口口声声说胡适是监狱黑幕的见证者。
老子真是大傻瓜！
胡适觉得自己的智商被侮辱了。
天可怜见，他探视监狱的当天，就给王卓然提了建议，要求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王卓然还给他回了信，说已经告之张学良商办，希望他的建议能够全部实现。
可结果呢，仅仅三天后，他就收到孙夫人的秘书史沫特莱的快信，还附带有一份《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
胡适愤怒之下，立即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写信，坚决撇清一切关系。说他没看到犯人被虐待，还有人冒充他写了一封控诉信，那封信也是伪造的。
紧接着，胡适又给报社写信，坚决否认监狱里的犯人被虐待，说那封揭露黑幕的英文信也是伪造的。
这还不算完，胡适干脆又写了一篇文章登报，在诉说自己的民权理念后，又称民权同盟被一二人所操控利用。那“一二人”实际上暗指孙夫人和杨杏佛，这个就闹得有点过分了，相当于跟上海那边划清政治界限。
于是乎，民权同盟总部那边召集开会，投票讨论是否要开除胡适。
搞得轰轰烈烈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才一两个月，现在就已经成为大笑话。国党都还没亲自动手呢，组织内部就已经自行分裂，一大批偏右的民主人士都打算退出同盟。
直至3月7日，热河被日本人全部占领，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一致谴责常凯申和张学良的丧权辱国。
张学良这次铁了心要抗日，但却得到如此结果，他也感到心灰意冷了。面对糟糕的舆论和局势，张学良在热河沦陷的当天就致电中央，表示引咎辞职，随后通电下野。
当然，下野是假的。
军队仍旧掌控在张学良的心腹手中，等他跑去欧洲旅游一趟回来，一切都是照旧。
由于张学良突然下野走人，北平政局还是混乱了几天。王卓然趁机乱中行事，把几个监狱里的地下党给放出来，居然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第530章【敌后抗战】
1932年与1933年的冬春之交，对沦陷的东三省人民来说，日子过得格外漫长。
自“九一八”以后，东北冒出无数的民间抗日组织，名称五花八门，有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等。经过关东军的层层围剿，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人领导的大股义勇军几乎都被打散，但小股的民间抗日团体却越来越多。
只在辽宁省内，就有大概10万规模的义勇军。其中邓铁梅的部队最多，人数超过1万，其余的团体大都在500到3000人之间。
这些小股抗日部队闻风而动，专门进攻落单的关东军和伪军。虽然打一仗可能只能歼敌几人或十几人，但却搞得关东军焦头烂额，就好像有一只只蚊子在身边乱飞。
就在关东军进攻热河的时候，为了稳定后方，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亲自部署了第一次“大讨伐”，对辽宁三角地带展开围剿。同时又命令伪军，对讨伐地区进行“宣抚”工作。
所谓“宣抚”，实际上就是收缴民间武器，对东北群众散发“亲善”传单，对潜在的“不良分子”进行镇压和抓捕。
伪军虽然打仗不行，“宣抚”工作却格外卖力。经常几百人进村洗劫，稍微遇到村民反抗，就以“不良分子”的名义杀害，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
所以这个冬春之交，东北沦陷区的人民过得很糟糕。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关东军，而是助纣为虐的伪军，许多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失去亲人后纷纷加入义勇军团体。
当热河省会承德被日军占领，张学良宣布下野的时候，侯忠国（侯七）正踩着还未融化的冰雪，带队连夜杀向密云一带。
侯忠国去年的抗日游击打得有声有色，手下有上百个精通“七人背”制造技术的师生，导致他的攻击火力非常凶猛，经常靠打埋伏击溃关东军和伪军部队。
最辉煌的时候，侯忠国的势力扩充到2万余规模，结果成为关东军的重点攻击目标。
就如同周赫煊担忧的那样，侯忠国的队伍里混进了内奸。一个自称邓拓海的警察，带着足足3000多人来投靠，由于表现英勇，受到侯忠国的信赖，很快就坐上了团体的第二把交椅。
然后就是内斗了，邓拓海将侯忠国的藏身地透露给关东军，并在作战之时堵死侯忠国的撤退路线。
侯忠国在亲信的保护下浴血突围，只带了1000多人艰险脱困。本来2万余规模的抗日团体分崩离析，分裂成三股小团体朝多个方向转进。
除了侯忠国的1000余部队外，另有冯庸大学的老师张春和，带着2000号人前往南满线继续抗日，跟盘踞在那里的邓铁梅部左右呼应。还有一个叫陈玉的警察，带着1000多号人钻进了辽中地区的老林子里。
“七哥，生火吧，兄弟们快扛不住了，”周玉良走过来说，“这林子里人迹罕至，日本鬼子不容易发现。”
侯忠国看了一眼身边的兄弟，一个个冷得直哆嗦，他咬牙道：“互相抱团取暖，撑下去，冻伤了的就找附近老乡寄宿。坚决不能生火，鬼子最近的‘讨伐’很凶猛。”
“唉！”周玉良无声叹息，只希望今晚不要冻死人。他以前是盘山县统计局的科长，读过大学，去年夏天加入侯忠国的队伍，如今相当于这个团体的后勤总管。
侯忠国问道：“吃的还能撑多久？”
周玉良说：“省着点吃，大概还能撑两天。”
侯忠国低声嘀咕道：“得干一票买卖了。”他突然命令，“都起来赶路，一直往西北前进，接近密云应该会轻松许多！”
周玉良欲言又止，他觉得留在辽宁打游击就好，可侯忠国偏要去支援长城抗战。
顺便一提，此时常凯申正在全力“剿匪”，一个兵都没有派来北边帮忙。直到日寇都占领了热河的省会承德，碍于全国喧嚣的舆论，常凯申才调了三个师去长城抗日，其中一个师还是中原大战前整合杂牌部队而成，虽然编制最齐整，但武器装备却比较落后。
杨杏佛骂了一通，再喝下几杯酒，便开始有些上头了。不过他自制力很好，到了微醉状态坚决不肯再饮，直说明天还有正事要办。
杨杏佛的正事是什么？
当然是跟中央政府唱对台戏，而且动作非常快。
隔日，一封揭露监狱黑幕的英文信件，就在报纸上被披露，甚至作为民权同盟的宣传资料广为散发。
这封信，多半是那天探视监狱时，地下党偷偷塞给杨杏佛的。也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方法，周赫煊当时居然没有发现，或许是最后握手时给的吧。
在孙夫人、鲁迅等人的刻意推动下，整个左联和许多媒体都帮忙宣传，甚至捅到了世界各国的报纸上，一时间闹得舆论哗然。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胡适还是从报纸上得知此事，然后立刻给杨杏佛打电话，把这位老朋友大骂一通。他仔细回想整个事件的经过，立即明白自己被坑了——北平分会成立当天就去监狱探视，第二天披露监狱黑幕的英文信就被公开，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谁信啊？
胡适感到最愤怒的，是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英文信，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而杨杏佛等人，还在宣传的时候用了他胡适的名号，口口声声说胡适是监狱黑幕的见证者。
老子真是大傻瓜！
胡适觉得自己的智商被侮辱了。
天可怜见，他探视监狱的当天，就给王卓然提了建议，要求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王卓然还给他回了信，说已经告之张学良商办，希望他的建议能够全部实现。
可结果呢，仅仅三天后，他就收到孙夫人的秘书史沫特莱的快信，还附带有一份《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
胡适愤怒之下，立即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写信，坚决撇清一切关系。说他没看到犯人被虐待，还有人冒充他写了一封控诉信，那封信也是伪造的。
紧接着，胡适又给报社写信，坚决否认监狱里的犯人被虐待，说那封揭露黑幕的英文信也是伪造的。
这还不算完，胡适干脆又写了一篇文章登报，在诉说自己的民权理念后，又称民权同盟被一二人所操控利用。那“一二人”实际上暗指孙夫人和杨杏佛，这个就闹得有点过分了，相当于跟上海那边划清政治界限。
于是乎，民权同盟总部那边召集开会，投票讨论是否要开除胡适。
搞得轰轰烈烈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才一两个月，现在就已经成为大笑话。国党都还没亲自动手呢，组织内部就已经自行分裂，一大批偏右的民主人士都打算退出同盟。
直至3月7日，热河被日本人全部占领，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一致谴责常凯申和张学良的丧权辱国。
张学良这次铁了心要抗日，但却得到如此结果，他也感到心灰意冷了。面对糟糕的舆论和局势，张学良在热河沦陷的当天就致电中央，表示引咎辞职，随后通电下野。
当然，下野是假的。
军队仍旧掌控在张学良的心腹手中，等他跑去欧洲旅游一趟回来，一切都是照旧。
由于张学良突然下野走人，北平政局还是混乱了几天。王卓然趁机乱中行事，把几个监狱里的地下党给放出来，居然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第530章【敌后抗战】
1932年与1933年的冬春之交，对沦陷的东三省人民来说，日子过得格外漫长。
自“九一八”以后，东北冒出无数的民间抗日组织，名称五花八门，有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等。经过关东军的层层围剿，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人领导的大股义勇军几乎都被打散，但小股的民间抗日团体却越来越多。
只在辽宁省内，就有大概10万规模的义勇军。其中邓铁梅的部队最多，人数超过1万，其余的团体大都在500到3000人之间。
这些小股抗日部队闻风而动，专门进攻落单的关东军和伪军。虽然打一仗可能只能歼敌几人或十几人，但却搞得关东军焦头烂额，就好像有一只只蚊子在身边乱飞。
就在关东军进攻热河的时候，为了稳定后方，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亲自部署了第一次“大讨伐”，对辽宁三角地带展开围剿。同时又命令伪军，对讨伐地区进行“宣抚”工作。
所谓“宣抚”，实际上就是收缴民间武器，对东北群众散发“亲善”传单，对潜在的“不良分子”进行镇压和抓捕。
伪军虽然打仗不行，“宣抚”工作却格外卖力。经常几百人进村洗劫，稍微遇到村民反抗，就以“不良分子”的名义杀害，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
所以这个冬春之交，东北沦陷区的人民过得很糟糕。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关东军，而是助纣为虐的伪军，许多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失去亲人后纷纷加入义勇军团体。
当热河省会承德被日军占领，张学良宣布下野的时候，侯忠国（侯七）正踩着还未融化的冰雪，带队连夜杀向密云一带。
侯忠国去年的抗日游击打得有声有色，手下有上百个精通“七人背”制造技术的师生，导致他的攻击火力非常凶猛，经常靠打埋伏击溃关东军和伪军部队。
最辉煌的时候，侯忠国的势力扩充到2万余规模，结果成为关东军的重点攻击目标。
就如同周赫煊担忧的那样，侯忠国的队伍里混进了内奸。一个自称邓拓海的警察，带着足足3000多人来投靠，由于表现英勇，受到侯忠国的信赖，很快就坐上了团体的第二把交椅。
然后就是内斗了，邓拓海将侯忠国的藏身地透露给关东军，并在作战之时堵死侯忠国的撤退路线。
侯忠国在亲信的保护下浴血突围，只带了1000多人艰险脱困。本来2万余规模的抗日团体分崩离析，分裂成三股小团体朝多个方向转进。
除了侯忠国的1000余部队外，另有冯庸大学的老师张春和，带着2000号人前往南满线继续抗日，跟盘踞在那里的邓铁梅部左右呼应。还有一个叫陈玉的警察，带着1000多号人钻进了辽中地区的老林子里。
“七哥，生火吧，兄弟们快扛不住了，”周玉良走过来说，“这林子里人迹罕至，日本鬼子不容易发现。”
侯忠国看了一眼身边的兄弟，一个个冷得直哆嗦，他咬牙道：“互相抱团取暖，撑下去，冻伤了的就找附近老乡寄宿。坚决不能生火，鬼子最近的‘讨伐’很凶猛。”
“唉！”周玉良无声叹息，只希望今晚不要冻死人。他以前是盘山县统计局的科长，读过大学，去年夏天加入侯忠国的队伍，如今相当于这个团体的后勤总管。
侯忠国问道：“吃的还能撑多久？”
周玉良说：“省着点吃，大概还能撑两天。”
侯忠国低声嘀咕道：“得干一票买卖了。”他突然命令，“都起来赶路，一直往西北前进，接近密云应该会轻松许多！”
周玉良欲言又止，他觉得留在辽宁打游击就好，可侯忠国偏要去支援长城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