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失意消沉的时候，如果能灌上那么一碗鸡汤，说不能就能原地复活满状态。
但这玩意儿不能多喝，挑两本经典的成功学读通读透，认真领会执行就可以了。整天抱着成功学瞎咋呼，那属于自欺欺人，离成功只能越来越远。
成功学也跟犹太人的《塔木德》没啥关系，这些道理在《易经》里就能找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话即可以指导人生。
如果你还想深入研究，那直接去学王阳明的“心学”，保证你对成功之道的收获更多。
“阳明心学”不是袖手空谈，更不是唯心主义，它是一门非常高深的成功学。只要真正领会了心学的精髓并认真执行，那么你肯定能够成功，没有成功的要么智商不足，要么运气太背。
在王阳明死后，心学分为好几派，各自解释大相径庭，但都逃不过“知行合一”四个字。
“知”并非简单的知识，“致良知”也非大众意义上的守住良心。它分为两个方面，即对内认识自己的性格与追求，对外认识自己所面对的人和事。
能准确的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万物，就是“致良知”。这个所谓准确认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和追求，以及他们所面对环境各不相同。
有了“良知”，就要去做，此为“行”。
“行”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百折不挠那是肯定的，但有时候也会出错，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良知”。
将“知”和“行”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验证理论，在失败当中不断做出正确调整，并保持本心永不动摇，这就是“知行合一”，就是王阳明的“心学”，也是任何成功学的核心。
理解起来很容易，做到却非常难，能完全做到那就是圣人。
这玩意儿都没法传授经验，因为每个人是不同的。性格暴躁和性格沉稳的人，对待同一件事的处理方法不同。王阳明没有像一般的成功学那样，要求心学弟子一定要沉稳踏实，而是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最合理的应对之策。
有的时候，性格暴躁反而能够成事，性格沉稳反而犹犹豫豫错过时机。
在周赫煊看来，王阳明就是一个成功学的宗师。不管民治维新时代的日本，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心学都属于两国政府的主流思想，老蒋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王阳明成功学追随者。
冯庸跟周赫煊聊了一会儿成功学，突然说道：“我下周回国。”
“一起吧。”周赫煊笑道。
整整拖了一年时间，飞机问题终于解决了。
美国政府答应周赫煊把飞机运到中国，但为了避免日本反应过激，必须先在苏联境内绕一圈。也即是说，先把飞机卖给苏联，再由苏联把飞机卖给中国，这样一来日本就没有理由找美国麻烦。
周赫煊已经跟苏联驻美大使联系好了，不仅要把他在美国的飞机运回去，还要顺便在苏联买30多架，凑足两个完整的飞行中队。
当然，钱都是周赫煊来出，那本成功学赚来的钱足够了。
第875章【回渝】
进入1939年，日军的侵华攻势明显放缓。
去年日寇打得太快，占领的地盘太多，再加上国共两党不断展开敌后作战，日军必须对新占区域进行整顿消化。
1月1日，汪兆铭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1月21日，国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中心议题是确定“抗战到底”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总方针。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与国党合作但不合并。”
与此同时，太祖的《论新阶段》在上海刊印12万份，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党是不可想象的”，称赞国党“有孙中山先生和常凯申先生前后两位伟大领袖”，高度评价了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率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已形成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
不仅《论新阶段》在上海广为流传，共党的其他地下刊物也大受追捧，《论持久战》更是被翻译成英文传播至欧美。
共党的抗战理论刊物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常凯申终于坐不住了，于3月11日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他提出建设“救国道德”和“建国信仰”，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三民主义，要让中华民族在战火中获得新生。
常凯申号召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一方面是为了压制内部主和派声音，另一方面是为了跟共党打理论宣传战，还有一方面则是坚定国人的抗战决心。
3月27日，南昌沦陷，但南昌会战才刚刚开始。
这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首次大战，据中方数据显示，国军伤亡5万余，日军伤亡2万余。由此之后，日军的侵略步伐愈发缓慢，渐渐陷入战争泥沼当中。
周赫煊回国时已经5月中旬了，正逢“诺门坎战役”拉开序幕。
日本政府此时已经彻底失去理智，被一帮好战军人所把持，下克上的传统被彻底发扬光大。军人内阁无法完全指挥军部，军部又难以控制侵华部队，海军跟陆军为了争夺利益更是肆意胡来。
这不，关东军已经彻底疯了，居然想要吞掉苏联的远东地区。
苏联明显是不能招惹的，关东军都还没侵入苏联国境，仅仅是进军外蒙古，苏联人就直接撸袖子干仗了。这一仗要打3个多月，双方不断增兵，朱可夫由此走上他华丽的军事舞台，让五万多关东军灰飞烟灭——嗯，日军只承认伤亡1万7千人。
在很多人看来，日军已经陷入侵华泥沼当中，兵力本来就不足，居然还主动跟苏联干仗，简直完全无法用正常人思维来理解。
事实上，一切都来源于“下克上”和“海陆军之争”。
关东军由于在“干岔子岛事件”中尝到甜头，认为苏联的妥协是软弱可欺，于是主动挑起“张鼓峰事件”，在1938年2月就着手准备对苏作战。
关东军为什么想打苏联？
为了军费！为了扩大关东军实力！
于是，关东军各种忽悠朝鲜军和军部，说苏联在搞大清洗以后是纸老虎。当时朝鲜军也驻扎在边境，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脑子比较清醒，认为战事正处于进攻汉口的紧要关头，千万不能再跟苏联有冲突。
但日本军部不知道抽哪门子疯，刚开始决定避免冲突，结果临时改变方针想试探苏联态度。
海军对此坚决反对，陆军却认为可以打——只动员一个师团，且不进入苏联境内，赢了固然可喜，输了也无所谓，真正目的是想看看苏联作何反应。
结果“下克上”的传统再次显现，这次唱主角的并非关东军，而是朝鲜军团。
朝鲜军司令官再三强调避免冲突，朝鲜军第十九师团长尾高龟藏却跳了出来。这家伙看到南边打得闹热，自己却只能在苏联边境吹冷风，于是立功心切，违反天皇命令擅自出击。
日本天皇也很无语，只能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
但这玩意儿不能多喝，挑两本经典的成功学读通读透，认真领会执行就可以了。整天抱着成功学瞎咋呼，那属于自欺欺人，离成功只能越来越远。
成功学也跟犹太人的《塔木德》没啥关系，这些道理在《易经》里就能找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话即可以指导人生。
如果你还想深入研究，那直接去学王阳明的“心学”，保证你对成功之道的收获更多。
“阳明心学”不是袖手空谈，更不是唯心主义，它是一门非常高深的成功学。只要真正领会了心学的精髓并认真执行，那么你肯定能够成功，没有成功的要么智商不足，要么运气太背。
在王阳明死后，心学分为好几派，各自解释大相径庭，但都逃不过“知行合一”四个字。
“知”并非简单的知识，“致良知”也非大众意义上的守住良心。它分为两个方面，即对内认识自己的性格与追求，对外认识自己所面对的人和事。
能准确的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万物，就是“致良知”。这个所谓准确认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和追求，以及他们所面对环境各不相同。
有了“良知”，就要去做，此为“行”。
“行”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百折不挠那是肯定的，但有时候也会出错，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良知”。
将“知”和“行”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验证理论，在失败当中不断做出正确调整，并保持本心永不动摇，这就是“知行合一”，就是王阳明的“心学”，也是任何成功学的核心。
理解起来很容易，做到却非常难，能完全做到那就是圣人。
这玩意儿都没法传授经验，因为每个人是不同的。性格暴躁和性格沉稳的人，对待同一件事的处理方法不同。王阳明没有像一般的成功学那样，要求心学弟子一定要沉稳踏实，而是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最合理的应对之策。
有的时候，性格暴躁反而能够成事，性格沉稳反而犹犹豫豫错过时机。
在周赫煊看来，王阳明就是一个成功学的宗师。不管民治维新时代的日本，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心学都属于两国政府的主流思想，老蒋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王阳明成功学追随者。
冯庸跟周赫煊聊了一会儿成功学，突然说道：“我下周回国。”
“一起吧。”周赫煊笑道。
整整拖了一年时间，飞机问题终于解决了。
美国政府答应周赫煊把飞机运到中国，但为了避免日本反应过激，必须先在苏联境内绕一圈。也即是说，先把飞机卖给苏联，再由苏联把飞机卖给中国，这样一来日本就没有理由找美国麻烦。
周赫煊已经跟苏联驻美大使联系好了，不仅要把他在美国的飞机运回去，还要顺便在苏联买30多架，凑足两个完整的飞行中队。
当然，钱都是周赫煊来出，那本成功学赚来的钱足够了。
第875章【回渝】
进入1939年，日军的侵华攻势明显放缓。
去年日寇打得太快，占领的地盘太多，再加上国共两党不断展开敌后作战，日军必须对新占区域进行整顿消化。
1月1日，汪兆铭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1月21日，国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中心议题是确定“抗战到底”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总方针。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与国党合作但不合并。”
与此同时，太祖的《论新阶段》在上海刊印12万份，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党是不可想象的”，称赞国党“有孙中山先生和常凯申先生前后两位伟大领袖”，高度评价了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率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已形成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
不仅《论新阶段》在上海广为流传，共党的其他地下刊物也大受追捧，《论持久战》更是被翻译成英文传播至欧美。
共党的抗战理论刊物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常凯申终于坐不住了，于3月11日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他提出建设“救国道德”和“建国信仰”，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三民主义，要让中华民族在战火中获得新生。
常凯申号召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一方面是为了压制内部主和派声音，另一方面是为了跟共党打理论宣传战，还有一方面则是坚定国人的抗战决心。
3月27日，南昌沦陷，但南昌会战才刚刚开始。
这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首次大战，据中方数据显示，国军伤亡5万余，日军伤亡2万余。由此之后，日军的侵略步伐愈发缓慢，渐渐陷入战争泥沼当中。
周赫煊回国时已经5月中旬了，正逢“诺门坎战役”拉开序幕。
日本政府此时已经彻底失去理智，被一帮好战军人所把持，下克上的传统被彻底发扬光大。军人内阁无法完全指挥军部，军部又难以控制侵华部队，海军跟陆军为了争夺利益更是肆意胡来。
这不，关东军已经彻底疯了，居然想要吞掉苏联的远东地区。
苏联明显是不能招惹的，关东军都还没侵入苏联国境，仅仅是进军外蒙古，苏联人就直接撸袖子干仗了。这一仗要打3个多月，双方不断增兵，朱可夫由此走上他华丽的军事舞台，让五万多关东军灰飞烟灭——嗯，日军只承认伤亡1万7千人。
在很多人看来，日军已经陷入侵华泥沼当中，兵力本来就不足，居然还主动跟苏联干仗，简直完全无法用正常人思维来理解。
事实上，一切都来源于“下克上”和“海陆军之争”。
关东军由于在“干岔子岛事件”中尝到甜头，认为苏联的妥协是软弱可欺，于是主动挑起“张鼓峰事件”，在1938年2月就着手准备对苏作战。
关东军为什么想打苏联？
为了军费！为了扩大关东军实力！
于是，关东军各种忽悠朝鲜军和军部，说苏联在搞大清洗以后是纸老虎。当时朝鲜军也驻扎在边境，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脑子比较清醒，认为战事正处于进攻汉口的紧要关头，千万不能再跟苏联有冲突。
但日本军部不知道抽哪门子疯，刚开始决定避免冲突，结果临时改变方针想试探苏联态度。
海军对此坚决反对，陆军却认为可以打——只动员一个师团，且不进入苏联境内，赢了固然可喜，输了也无所谓，真正目的是想看看苏联作何反应。
结果“下克上”的传统再次显现，这次唱主角的并非关东军，而是朝鲜军团。
朝鲜军司令官再三强调避免冲突，朝鲜军第十九师团长尾高龟藏却跳了出来。这家伙看到南边打得闹热，自己却只能在苏联边境吹冷风，于是立功心切，违反天皇命令擅自出击。
日本天皇也很无语，只能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