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对物理化学领域毫无了解，也不认识黄子卿，他问道：“黄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黄子卿说：“嗯，以前是清华的，现在都叫西南联大了。周先生要到总办公处？很近的，我带你过去。”
周赫煊进城时坐的是副驾驶位，保镖们都在车斗里。现在多了一个黄子卿，周赫煊干脆也坐车斗，拆开一包香烟递了过去。
黄子卿顿时眼睛发亮，把香烟放在口鼻间嗅了嗅，开心地笑起来：“美国骆驼烟，就是这个味儿，真是怀念啊。”
周赫煊把剩下的大半包也递了过去：“别人送的，我不太习惯抽骆驼。若是黄教授喜欢，那我就借花献佛了。”
黄子卿哈哈大笑，爽快地接过烟盒：“周先生，你不用怕我丢面子。我老黄别的嗜好没有，就爱抽上几口，多谢你的美意了。”
周赫煊掏出打火机帮黄子卿点上，问道：“西南联大的老师们过得很窘迫？”
黄子卿如实说道：“在长沙时还勉强凑活，搬来昆明以后就困难了。一个个都拖家带口，工资还只发七成，反正我的积蓄已经用尽。岱孙兄（陈岱孙，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下狠心把烟戒了，我却戒不了，平时只能买土烟解瘾。今天实在馋得慌，跟个大烟鬼似的，脸面都丢尽了。”
周赫煊当然知道西南联大的老师很困难，但没想到这才1939年就开始生活窘迫了。工资发七成那是自愿，为抗战节省经费，但今年的物价涨得太凶，老师们很难单靠工作养家糊口。
西南联大说起来很牛逼，后世提起来各种浪漫，但真实情况非常糟糕。三校间的矛盾就不说了，老师们年年喊涨工资，为了赚外快，很多知名教授不得不给花边小报写文章。
现在其实还算可以，至少老师和家属能填饱肚子，到1941年以后就更惨了，物价已经涨到外太空。1943年甚至有西南联大教授集体绝食请求涨薪的传闻，蒋梦麟在重庆吓得连忙打电话制止，教育部这才给每位老师加了400元到700元不等。
天可怜见，1943年初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助教工资100多元，正职教授最高才600元。这点钱哪够啊，若非有各种补贴，老师们全都要齐家饿死——补贴往往比正工资高出一两倍。
至1945年的物价更吓人，只当年四月份，西南联大需要发放的薪水和补贴就高达4000多万元……
周赫煊和黄子卿闲聊一阵，很快抵达西南联大的总办公处。
联大校长梅贻琦和总务长沈履闻讯，立即出来迎接，拉着周赫煊进去喝茶聊天。
西南联大最耀眼的地方是什么？
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师生们摒弃彼此矛盾，齐心合力把学校建设维持好。本来大家约定三校合并以后，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联大校长，但蒋梦麟和张伯苓主动让权，跑去重庆担任其他公职，让梅贻琦安心的管理西南联大。
梅贻琦后来要辞去校长职务，担任总务长的郑天挺苦心挽留。因为包括郑天挺在内的其他管理者，都是来自北大的，清华的梅贻琦一走，西南联大就成了北大一家独大。
为了保证校治民主，避免一言堂，郑天挺不仅劝留了梅贻琦，还恳请南开和云大的老师务必加入校务委员会。
西南联大从中期开始便是清华、北大、南开和云大联合治校，当然，云南大学属于辅助性质。因为联大和云大只隔一条马路，云大师资力量不足，便邀请了很多联大教授兼任。云大当时勉强算西南联大的一份子，只不过行政和资金独立而已。
众人聊了一会儿学校的情况，梅贻琦就亲自带着周赫煊出城，沈履则留下来继续工作。
西南联大的真正管理者，不是校长梅贻琦，而是总务长沈履。奈何学校实在困难，沈履很快就要撂挑子不干，接任者正是郑天挺，西南联大全靠郑天挺苦撑才能坚持到抗战胜利。
顺便一提，沈履是钱钟书妻子杨绛先生的堂姐夫，威斯康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双料硕士。
卡车很快驶出昆明大西门，梅贻琦指着远处说：“刚来昆明的时候，联大租借昆华农校的校舍教学，新校舍虽然已经建成，但还有一部分师生留在昆华农校。新校址在那边！”
西南联大的校址就在后世的云南师大，说是校舍，其实看着就是一栋栋农村宅院。
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初版设计图是几栋西式大楼，由于资金困难，不得不修改为三层砖木结构。三层很快变成二层，建成时变为土墙平房，听说每改一稿，林徽因就要落一次泪。
唯一值得肯定的地方，大概就是校舍采光很足了。没有玻璃，直接在土墙上掏大窟窿当窗户，再弄几根木条支撑做窗棂。
房顶是铁皮的，过不了多久就要换成茅草——铁皮可以拿去卖钱筹集经费。
第883章【入土为安】
鼎盛时的西南联大总共有8000多学生，但现在还是1939年，在校学生数量还不足2000人。
孙永振和朱国桢帮着校工搬运箱子，里头的钢笔和笔记本会在明天发给学生。礼物肯定还能剩下一些，可以送给学校的教授。
梅贻琦陪着周赫煊参观学校，他边走边说：“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同学们正在抓紧时间复习。”
“那就不要打扰他们了，先去看看食堂和宿舍吧。”周赫煊道。
宿舍也是土墙平房，不过比校舍还惨，房顶上直接就用茅草覆盖。而且每间宿舍很大，大通铺，可以睡40人。也没有什么宿舍管理员，选定了床位随便睡，甚至有校外人员跑来这里睡好几年的情况发生。
最无语的是，学生宿舍连门都没有，敞开了随便出入。
很多床铺上都放有三层纸盒，梅贻琦解释道：“那些是学生们买来的肥皂包装盒，盒子里可以放书本和衣物，算是学生的书柜和衣柜。上面一层纸盒垫上报纸，就变成了书桌，可以在上面写字。”
“条件很艰苦。”周赫煊点头道。
虽然以前在书上也看到过相关描述，但此时此刻亲眼所见，还是让周赫煊两眼发酸。
记得西南联大的学生宿舍，还有一副非常有名的春联。
上联为：咦！哪里放炮？
下联是：哦！人家过年！
周赫煊在宿舍转了一圈，差不多就到午饭时间了，梅贻琦带着周赫煊一起去食堂吃饭。
还没走到食堂，下课铃声就已经响起，学生们就跟赛跑运动员一样冲杀过来。
一些学生看到梅贻琦，停下来喊：“主席！”
西南联大其实没有校长，只有校务委员会主席，但后世一般都将梅贻琦视为校长。
梅贻琦还没来得及点头应答，就有学生认出了周赫煊，大喊道：“周先生来了，周先生来了！”
“周先生在哪儿？”
“哪个周先生？”
黄子卿说：“嗯，以前是清华的，现在都叫西南联大了。周先生要到总办公处？很近的，我带你过去。”
周赫煊进城时坐的是副驾驶位，保镖们都在车斗里。现在多了一个黄子卿，周赫煊干脆也坐车斗，拆开一包香烟递了过去。
黄子卿顿时眼睛发亮，把香烟放在口鼻间嗅了嗅，开心地笑起来：“美国骆驼烟，就是这个味儿，真是怀念啊。”
周赫煊把剩下的大半包也递了过去：“别人送的，我不太习惯抽骆驼。若是黄教授喜欢，那我就借花献佛了。”
黄子卿哈哈大笑，爽快地接过烟盒：“周先生，你不用怕我丢面子。我老黄别的嗜好没有，就爱抽上几口，多谢你的美意了。”
周赫煊掏出打火机帮黄子卿点上，问道：“西南联大的老师们过得很窘迫？”
黄子卿如实说道：“在长沙时还勉强凑活，搬来昆明以后就困难了。一个个都拖家带口，工资还只发七成，反正我的积蓄已经用尽。岱孙兄（陈岱孙，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下狠心把烟戒了，我却戒不了，平时只能买土烟解瘾。今天实在馋得慌，跟个大烟鬼似的，脸面都丢尽了。”
周赫煊当然知道西南联大的老师很困难，但没想到这才1939年就开始生活窘迫了。工资发七成那是自愿，为抗战节省经费，但今年的物价涨得太凶，老师们很难单靠工作养家糊口。
西南联大说起来很牛逼，后世提起来各种浪漫，但真实情况非常糟糕。三校间的矛盾就不说了，老师们年年喊涨工资，为了赚外快，很多知名教授不得不给花边小报写文章。
现在其实还算可以，至少老师和家属能填饱肚子，到1941年以后就更惨了，物价已经涨到外太空。1943年甚至有西南联大教授集体绝食请求涨薪的传闻，蒋梦麟在重庆吓得连忙打电话制止，教育部这才给每位老师加了400元到700元不等。
天可怜见，1943年初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助教工资100多元，正职教授最高才600元。这点钱哪够啊，若非有各种补贴，老师们全都要齐家饿死——补贴往往比正工资高出一两倍。
至1945年的物价更吓人，只当年四月份，西南联大需要发放的薪水和补贴就高达4000多万元……
周赫煊和黄子卿闲聊一阵，很快抵达西南联大的总办公处。
联大校长梅贻琦和总务长沈履闻讯，立即出来迎接，拉着周赫煊进去喝茶聊天。
西南联大最耀眼的地方是什么？
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师生们摒弃彼此矛盾，齐心合力把学校建设维持好。本来大家约定三校合并以后，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联大校长，但蒋梦麟和张伯苓主动让权，跑去重庆担任其他公职，让梅贻琦安心的管理西南联大。
梅贻琦后来要辞去校长职务，担任总务长的郑天挺苦心挽留。因为包括郑天挺在内的其他管理者，都是来自北大的，清华的梅贻琦一走，西南联大就成了北大一家独大。
为了保证校治民主，避免一言堂，郑天挺不仅劝留了梅贻琦，还恳请南开和云大的老师务必加入校务委员会。
西南联大从中期开始便是清华、北大、南开和云大联合治校，当然，云南大学属于辅助性质。因为联大和云大只隔一条马路，云大师资力量不足，便邀请了很多联大教授兼任。云大当时勉强算西南联大的一份子，只不过行政和资金独立而已。
众人聊了一会儿学校的情况，梅贻琦就亲自带着周赫煊出城，沈履则留下来继续工作。
西南联大的真正管理者，不是校长梅贻琦，而是总务长沈履。奈何学校实在困难，沈履很快就要撂挑子不干，接任者正是郑天挺，西南联大全靠郑天挺苦撑才能坚持到抗战胜利。
顺便一提，沈履是钱钟书妻子杨绛先生的堂姐夫，威斯康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双料硕士。
卡车很快驶出昆明大西门，梅贻琦指着远处说：“刚来昆明的时候，联大租借昆华农校的校舍教学，新校舍虽然已经建成，但还有一部分师生留在昆华农校。新校址在那边！”
西南联大的校址就在后世的云南师大，说是校舍，其实看着就是一栋栋农村宅院。
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初版设计图是几栋西式大楼，由于资金困难，不得不修改为三层砖木结构。三层很快变成二层，建成时变为土墙平房，听说每改一稿，林徽因就要落一次泪。
唯一值得肯定的地方，大概就是校舍采光很足了。没有玻璃，直接在土墙上掏大窟窿当窗户，再弄几根木条支撑做窗棂。
房顶是铁皮的，过不了多久就要换成茅草——铁皮可以拿去卖钱筹集经费。
第883章【入土为安】
鼎盛时的西南联大总共有8000多学生，但现在还是1939年，在校学生数量还不足2000人。
孙永振和朱国桢帮着校工搬运箱子，里头的钢笔和笔记本会在明天发给学生。礼物肯定还能剩下一些，可以送给学校的教授。
梅贻琦陪着周赫煊参观学校，他边走边说：“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同学们正在抓紧时间复习。”
“那就不要打扰他们了，先去看看食堂和宿舍吧。”周赫煊道。
宿舍也是土墙平房，不过比校舍还惨，房顶上直接就用茅草覆盖。而且每间宿舍很大，大通铺，可以睡40人。也没有什么宿舍管理员，选定了床位随便睡，甚至有校外人员跑来这里睡好几年的情况发生。
最无语的是，学生宿舍连门都没有，敞开了随便出入。
很多床铺上都放有三层纸盒，梅贻琦解释道：“那些是学生们买来的肥皂包装盒，盒子里可以放书本和衣物，算是学生的书柜和衣柜。上面一层纸盒垫上报纸，就变成了书桌，可以在上面写字。”
“条件很艰苦。”周赫煊点头道。
虽然以前在书上也看到过相关描述，但此时此刻亲眼所见，还是让周赫煊两眼发酸。
记得西南联大的学生宿舍，还有一副非常有名的春联。
上联为：咦！哪里放炮？
下联是：哦！人家过年！
周赫煊在宿舍转了一圈，差不多就到午饭时间了，梅贻琦带着周赫煊一起去食堂吃饭。
还没走到食堂，下课铃声就已经响起，学生们就跟赛跑运动员一样冲杀过来。
一些学生看到梅贻琦，停下来喊：“主席！”
西南联大其实没有校长，只有校务委员会主席，但后世一般都将梅贻琦视为校长。
梅贻琦还没来得及点头应答，就有学生认出了周赫煊，大喊道：“周先生来了，周先生来了！”
“周先生在哪儿？”
“哪个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