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解决!

    常凯申当然想完善行政系统,提高基层官员的执行力。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除非在中国进行一场触及根本的大改革,而抗战特殊时期的内外部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

    所以陈寅恪把文章烧了,发表出来也无益,反而会因此得罪掌权者。

    烧完文章,陈寅恪很快又重写了一篇,单纯从治史方法来分析《万历十五年》。他首先批评了周赫煊对于某些史料的无视,认为周赫煊的某些思想稍显片面,同时又赞扬《万历十五年》风格独特、观点新颖,为明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形式与方向。

    ……

    陈寅恪的第二篇文章还未发表,吴晗就已经开始对《万历十五年》大加吹捧了。

    吴晗也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他早前虽然属于自由派,但性格非常激进。早在十多年前,吴晗就给胡适写信说:“翻开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吴晗请求胡适指出一条明路,胡适让吴晗“科学救国”。

    那时吴晗非常尊崇胡适,特地在毕业照背面写下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

    然而,吴晗到了西南联大,国党的腐败和不顾学者死活的态度,再加上好友在贫寒病痛中去世,让吴晗的思想彻底转左。他的行为做法比闻一多更加激进,不但投身于各种反蒋活动,还写了一本《由僧钵到皇权》。

    这本书后来改名为《朱元璋传》,跟周赫煊的《万历十五年》几乎同时出版,专门用来影射常凯申。

    在读了《万历十五年》之后,吴晗感觉找到了知己。虽然他们一个写朱元璋,一个写万历朝,但都是走的“影射史学”的路子,都是在抨击常凯申和国民政府。

    吴晗连续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把《万历十五年》奉为“中国现代史著不可再有之经典”。

    ……

    远在贵州的张学良,也在第一时间读到《万历十五年》。

    少帅这些年都在研究明史,缺什么书就写信找宋美龄索要。到了1945年,张学良甚至声称自己成为了一个明史研究专家,他要求请来几位明史专家进行当面交流——戴笠对此表示很为难。

    当张学良读完《万历十五年》之后,他没有往影射常凯申那方面想。而是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把曾经的得力属下代入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然后检讨反思自己主政东北和华北时的错误。

    接着,张学良又对比万历朝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反思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施政问题,并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读书心得,让看守特务转交给常凯申。

    常凯申顺手就把张学良的文章扔了,放在角落里蒙尘几十年,直到80年代才在清理垃圾资料时发现。

    ……

    谢国桢无疑是如今最火的明史专家,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治学,跟周赫煊勉强算同门师兄弟。他的《晚明史籍考》曾在30年代风行一时,到了抗战期间再次引起重视,因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和晚明太像了。

    谢国桢此时滞留在沦陷区,《万历十五年》出版的时候,他才刚刚读到周赫煊讨论沈万三之死那篇文章。

    周赫煊关于沈万三身世遭遇的观点,出自明史专家顾诚先生。

    谢国桢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吴江志》的史料可能有误,并拿出多个历史资料,认为沈万三有可能是朱元璋登基后才死的。当然,沈万三绝对不可能被朱元璋流放,只是被朱元璋打压而已。

    谢国桢随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寄了几个月终于寄到重庆发表。

    直到1944年底,谢国桢才在沦陷区读到《万历十五年》。他对这本书大加赞赏,于抗战胜利后一口气写了三篇分析文章,讨论万历朝对明朝命运的影响。

    ……

    至于大部分普通读者,完全把《万历十五年》当成纯粹的历史读物来看。他们对明朝的改革失败表示惋惜,同时也希望国民政府吸取教训,呼吁加强法制建设、惩治贪官污吏。

    常凯申也非常喜欢《万历十五年》,他没有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和张居正,而是代入了申时行。他觉得自己殚精竭虑发展国家,却只换来各种背叛和猜疑,同时又被中国糟糕的情况所制约,一身才华本事都无法真正的发挥。

    同时常凯申也感叹,天下没有完人,就连戚继光都贪污克扣、逢迎拍马、喜好女色,而民国将领又有谁比得上戚继光呢?用人应该不拘小节,只要能力出众就可以了,那些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还是暂时容忍吧,比如把河南搞得一塌糊涂的汤恩伯。

    每个读者眼中的《万历十五年》,都有着不同的解释。

    这本书很红,不但红遍中国,就连费正清都带回去一本,让人翻译出来推荐给美国史学界。

    第1033章【疏漏】

    在1943年的中国,除了抗日战争之外,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就是英美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争夺战。

    去年,美国特使费正清就致电罗斯福,希望美国政府提升中美文化关系、对中国的教育进行科学研究、派遣美国学者到中国高校进行交流等,并得到罗斯福的鼎力支持。至于帮助中国学者解决生活困难,只不过是费正清计划中的一部分。

    在费正清提出这个计划之前,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布菲尔德就已经在做了,这也是罗斯福表示支持费正清的主要原因。

    到了现在,英国人直接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大大加强了英国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费正清更加坐不住了,中英科学合作馆正式创建仅一周,他就建议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赶快行动,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邀请大量中国学者进行赴美交流活动。

    首批受邀赴美的学者一共有六人,分别为金岳霖、费孝通、蔡翘、刘乃诚、张其昀和萧作梁。其中金岳霖是哲学家,费孝通是社会人类学家,蔡翘是生理学家,刘乃诚是法学家,张其昀是地理学家,萧作梁是政治学家,囊括了中国学界的方方面面。

    这种文化影响战略是为长远打算的,后来扩展到了文化艺术领域。比如第四批受邀学者,有文学家老舍、剧作家曹禺、漫画家叶浅予、舞蹈家戴爱莲等九人。

    美国佬甚至把共党都列入邀请范围,共党方面准备派4名学者赴美,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最终并没有成功出行。

    周赫煊不在受邀请之列,因为他自个儿以前就在美国各种交流,罗斯福犯不着再花那个冤枉钱。

    常凯申虽然没有答应费正清给中国教授发生活费,但对费正清邀请中国学者访美却极为重视。他让秘书陈布雷专门负责此事,并郑重其事地对受邀学者进行了五天培训。培训内容很简单,就是教导学者们基本外交礼仪,规定有损中国形象的话不能说、有损中国形象的事不能做等等。

    培训结束,常凯申还亲自设宴款待六名学者,并赠送了自己的签名照片。

    七月,费正清带着首批访美学者齐聚周公馆。

    周赫煊自然是好酒好菜的招待,并花了两天时间跟这些学者进行探讨。

    费正清说:“中美学者交流计划,是为了加强中美两国在文化科技领域的互相了解。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认识不多,有些美国人甚至以为中国人还留着辫子。我们交流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美国认识中国。在此,我想选用周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中美学者交流书籍之一。”

    “当然没问题,我会让迈克·劳尔图书公司发行英文版本,稿件翻译工作我都已经做好了。”周赫煊说。

    费孝通突然说:“周先生,我对《万历十五年》有些粗陋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