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写着作业,又把宣传单展开细细地看了一遍。那会儿其实也没什么远大志向,但“我去北京上大学”几个字就像有魔力一样,把我深深摄住。

    问题是自己去,爸妈肯定不会同意的。家属楼里的大人们习惯了相互通气,孩子干点儿什么都讲究结个伴。

    小算盘这么一打,毅然翻开电话本,拨通了徐之杨家的电话。

    结果他那段时间要出门探亲,显得有些为难:

    “你问承承了吗?”

    “嗯,她前年去过了。”

    “魏潇呢?”

    “她要唱歌什么的……算了,没关系,我看班上有没有别人报名。”

    “……李免也不去是吗?”

    “他?”我伏在床头柜边上,把听筒换了一边,没好气地说,“他说那是旅游,是老师家亲戚组织的,他才不带去的。”

    徐之杨那边笑了两声,犹豫片刻道:“要不然我不跟家里去了,也没太大关系,我妈应该能同意。”

    “别了,没人我就不去了,以后机会也多得是……兴许真去北京上大学呢。”

    嘴上说得轻松,挂了电话,失望地原地一瘫。我妈叠着衣服进来,露出不出所料的笑容:“人家是不是都不去?”

    “哼……”

    垂头丧气地爬起来,倒还记得跟李免说一声。也多亏了这个电话,我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妈!李免说他去!周姨都让他去了!”

    ——

    我们这一趟火车出发的将将十人,到了北京才知道,总共能有一百来人,都是全国各地的中学生。

    每次出门浩浩荡荡,得四辆大巴才能装得下。为了方便管理,大家被分了组,背包上插着不同颜色的小旗子。

    同组的学生吃住行在一起,很快就熟悉起来。我们就是那时候认识的林孝诚——李免这辈子的死对头。

    后来我经常纳闷,这两人怎么就不对付。如今回忆起来,很多事情才逐渐清晰,原来从一见面,李免就烦他。

    评价如下:磨磨唧唧,事多话多,妇女之友。

    我对林孝诚的第一印象也不大好。确实像李免说的,他每天早上出门都是最慢的一个,非得把自己拾掇得整整齐齐;又怕冷又怕挤,好多景点都不愿下车,说自己早就来过;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偏偏过分活跃,宛如交际花。

    冬令营刚开始的一个晚上,我和李免去楼下买饮料回来,正好碰见他了。

    “哇,北京太冷了有没有觉得?”林孝诚也提着个塑料袋,搭话,“好干燥。”

    我偏头看看李免,不甚感兴趣的样子。于是礼貌性地回话:“还行吧……”

    “你们一起来的?”

    “嗯。”

    他眼睛闪了闪,忽然笑嘻嘻一比划:“一对?”

    “啊?”我愣了下,发现李免脚步也顿了顿。那时候大家都懵懵懂懂,会起哄揶揄开玩笑,但少见这么直白的表述。

    脸瞬间就烧起来了,慌忙摆手:“我们是一个学校的。”

    “哦……”林孝诚拖长尾音,话题一转,“那要不要留个地址?以后可以写信——”

    “啧。”

    李免突然出了个动静,不咸不淡地打岔:“我看这些女生的地址你要了个遍,要干嘛啊?”

    林孝诚脸皮也是极厚,无所谓地回:“交个笔友嘛。”

    然后探身接着对我说:“你叫姜鹿是吧?我姓林,可以叫我孝诚。”

    “哦……”我从小到大没见过这样的人物,一时语塞。

    就听李免呼吸里带着烦躁,就像有一股气郁结。下一秒把手里的饮料往我怀里一送,皱眉催促:“你们女生房间关灯早,赶紧回去吧。”

    ——

    之后,我们有意无意地避着林孝诚,但有时候机缘就是这么巧。游览长城那天人山人海,我背包上的小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蹭掉了。

    集合的时候在旁边小摊驻足了两分钟,准备挑几个礼物带回去。正想问问李免的意见,可一抬头,人已经不见了。

    拼命踮起脚,隐约看见几个黄色的小点往里移动,慌忙扒拉着人挤进去。可走出十几步之后,就彻底被裹挟在人潮里了。

    蹦着跳着,再也看不见黄色的小旗子。

    冬天,硬是急出一身汗,就差眼泪往外冒了。没有办法,最后费了好大劲退了出去,我决定回到停车场,守着大巴车干等。

    在手机不普及的年代,都听过这样的叮嘱吧:走丢了就回到原地。

    身上的汗开始挥发,我冻得不停吸鼻子,在停车场溜了一圈,反复确认车牌号,终于安心地往车边一蹲。

    结果怎么着——车门开了,林孝诚站在台阶上看我,贱兮兮道:“我没下车诶。外面是不是超冷,人又多,不想挤。”

    —

    车厢里很暖和,除了司机,只有我们俩。

    林孝诚窜到我斜前方,坐下来问:“你和那个李免就是同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