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一种局面,即便是台城内有人不甘寂寞、想要以匡扶朝纲大义之名来振奋皇权威严,加强中枢权威而与洛阳行台角力,也根本就乏人相应。

    这一类的人事暂且不论忠奸如何,最起码的一点他们连皇帝那一关都过不了。

    洛阳行台创建最初一两年的时间里,不是没有人上书,谏言沈大将军势位过甚,强枝凌干,特别吴人出身的体格,未必能够获得北方时流的拥戴,建议朝廷还是需要再选任侨门贤才共领北伐事务。

    这一类的谏言且不论意图所在,最起码一点现实的障碍就做不到,那就是江东政变后,几家侨门深涉其中,但凡稍具才力者几乎无有幸免,也根本就挑不出来能够与沈大将军共同分担北伐事务的人选来。

    而这其中还有最重要一点,那就是皇帝的表态:“朕与梁公,私情以论,亲戚手足。在公而言,朕非厚德之主,屡有兵祸干阙,梁公数扶鼎业危亡动荡,擎国器于尘埃。古来贤臣,未过此数。当世之内,人臣之贤无过中兴诸人,朕之德力亦远逊先帝。先帝择梁公于微末,嘉赏重托,遂使社稷兴复达于中兴群贤难及之功。事实俱在,无由人非。朕非刚愎之主,亦难忍此类以谏言奸之论!”

    就连皇帝都如此旗帜鲜明的表示对梁公的支持,甚至不惜搬出肃祖,群臣即便还有什么遐思异议,便也都不敢搬在明面上去宣说讨论。

    只是私下里仍然不乏人作忧国忧民状,叹息此世本就不是王道昌盛的世道,此前便数有权臣凌越君主权威之上,到如今梁公沈维周更是加倍,恃亲恃恩恃功恃众恃才恃望,本身便已经达到历代权臣都没有达到的地步,如今皇帝又晦于见识,强阻言路。

    日后即便北伐功成,梁公也比羽翼更丰,待到鹰狼姿态毕露,天下更加无人可制吴儿。

    此一类的言论,皇帝不是没有听闻,而其私下里也有向亲近之人坦露心迹的时刻。

    “朕虽然不是雄才英断之主,但侥幸也有一二中人的材质。有识之士都能望见的前势,朕又怎么可能不知?自古以来鼎位更迭,本就不是始于本朝故事。当中凶险悲怆,让人不敢深思,大概德力俱不相配,天命岂能固守?”

    皇帝亲近之人本也不多,能够听到他这一番叹言的,无非卫皇后等寥寥几人:“后汉之延,三国并立,或有英流才士事迹可夸,无非暴虐世道、加害生民而已。世祖所以得国,概有其因,然则及后德行渐衰,诸宗亲所为,更无丝毫怀念社稷。天恩走转,祸于家门不止,更覆及天下苍生。”

    “诸夏未有之大祸生我家门之内,朕也非昏聩顽固之人,又岂敢再以德行自美。况中宗所以得位,本就立于人情苟且之际,无功无德可以彪炳于籍。我父因有雄才伟力,才能攒聚国势人情不崩。但朕却实在无有此等志力,顺承此位,冲幼之际便遭殃不断,历事越久,又怎么会不知鼎位之重,孤弱难撑的道理?”

    每每讲到这里,皇帝眉目之间却少有悲愤,可见自幼以来种种遭遇也让他越来越认清了现实:“世事真是欠于公允,朕本来就乏于志力,却无奈生于此家。我家姊夫才力、气概俱是优异之选,偏偏生长于吴乡偏远之地。人或谓其鹰狼不远,这又何尝不是世道当然之事?”

    “朕之往年,先受大舅摆布,后受母后斥教,未尝能有一日自主。就算如今再入于姊夫指掌,也不过只是旧俗常态罢了。世道余子讥我讽我,其中又有几人可以身捐难?朕非不爱大位,不爱祖业,无奈根基败坏,天眷早失,革鼎之患,不始于朕,祖宗有灵,也不会以此怨我。”

    “社稷传延至今,我这个所谓人主又岂敢再怀千万世之大愿?身前无功,但求身后有名。王业飘零江左,幸得姊夫这种志在寰宇的英才,因其身世所限,借我大义之名,收拾天下、再筑金瓯。典午失德之殃若能终于此世,即便是大位失守,我也能无憾此生。”

    皇帝能够神态平淡的讲述这些决不可道于别人的私密心事,但闻者听来却觉心惊肉跳,卫氏皇后即便久养于深闺之内,也明白这些言辞背后曲折绝不会像皇帝讲来这样平淡,其中之凶险甚至令人不敢深思:“即便陛下仁念在怀,梁公未必有感啊……”

    皇帝听到这里,便不乏得意笑起来:“若真如皇后言,我能以胸襟小胜姊夫,这也实在可称快意事迹。但我闲来也有自忖,祖宗所留余泽,大概也不足为难他。如今天下势力半集在他手中,日后即便他难捺鹰狼志气,如何保全功名也是他该烦心的事情,即便不能顺取,骂名也该由他承担。我幼来命途多舛,平生少有安乐,如今才得几年悠闲,享乐尚恐时不我待,哪有余暇替他愁烦。”

    第1254章 知足之乐

    外人或言皇帝昏聩懦弱,不知自家鼎位早已摇摇欲坠,但事实上皇帝只是不愿意庸人自扰罢了。外间即便有抨议沈大将军的声音,但连堂堂正正面争于沈大将军的勇气都乏,又能奢望他们有几人是真正心怀晋祚社稷,恐于王业失守的社稷忠臣?

    再进一步讲,即便是他家姊夫权位被人颠覆,功亏一篑,那继而新起者成事之前或还高标大义,之后又会不会将他这个皇帝放在眼中?

    皇帝可是有着亲身体会,就连母子至亲,他的母后在世时明明已经归政于他,但每每还要对他耳提面命的训斥,继而酿成几年前的身死之祸。

    明白了这些之后,皇帝是真的懒于再将所谓大义名份滥借给那些心怀杂念但又才力不济之人。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也可以说是认命,但他以皇帝之尊,享国以来便难得自主,更有数次沦陷于兵祸之中,痛定思痛之后,又怎么敢对世道再报一二奢念妄想?

    最简单的一点,他家姊夫即便弄权专擅,但最起码还救了数次他的性命,与他还有着亲戚的情分。将大义名份借给洛阳行台,尚有希望完成讨伐胡寇、重塑山河的伟业。

    但若借给旁人,且不说那些人与他人情厚薄如何,最起码的一点,又会让江东政局陷入往年那种内耗撕扯的局面,此前种种壮功必将烟消云散。他也仍然只会是各家摆弄的傀儡,以一个懦弱无能的形象永远定格在史籍中,而且连生前的安稳都未必能够享受到。

    “无论姊夫他心迹如何,但最起码有安邦定乱之大才。如今外事雄阔,内事咸安,中兴以来未有之安宁局面。讲到乐于安定,恐于危祸的心境,朕与江东黎民也是庶几无差,也实在厌烦世道再穷生波澜。”

    讲到这里,皇帝又忍不住长叹一声:“帝王之位,本是这天下最需才力勇猛的位置,但凡有顺逆继承,才力优异者又恰恰未必是当然之选。太平世道,尚有宗法礼章还可稍稍庇护软弱之君,可若一旦逢此礼乐崩坏之世,所谓鼎位,真的是将帝王置于炊器蒸煮煎熬。昏庸也罢,懦弱也罢,朕能驾驭姊夫这种世道罕见的雄才,做一个无为有治的贤王,也算是一种侥幸。但使人人有食,苍生有望,朕又何必强要不甘寂寞,以小干大,徒叹才力有穷。”

    其实若不考虑权位的得失,启泰以来这几年的时间里,的确是皇帝平生以来过得最舒心的日子。

    不必每天正坐书庐,苦读那些他既不感兴趣、也根本没有机会施用的经典,也不必赶鸭子上架一样的临朝欣赏台辅们为了一些小事争论不休,更不必每天都恭立母后座前、被其刻薄的目光诸多审视。

    老实说,他心底甚至比较庆幸目下当国的是他家姊夫。正因为才力雄壮,他家姊夫也不必再强把他摆出来营造什么声势,一应起居饮食的安排俱都随他心意。

    皇帝年纪虽然不大,但各种权臣面目却见过不少。

    如他家大舅庾亮,一副克己复礼、忠君体国的面目,但对他的约束把持却始终不放松,甚至严格到规定他每天必须要诵读多少经义文籍。这是在对他悉心教导,要将他培养成一位英断之主吗?

    很久之后,皇帝才回味过来,不是的,只是因为庾亮把持君王的行为与其本身长久以来养成的价值观相冲,而事实又迫使他不得不如此。所以他才将自己内心那些焦灼转加在皇帝身上,从而求得一个心理安慰,自欺欺人告诉自己无负肃祖垂恩,一直在用心教导皇帝成才。

    母后虽然不是权臣,但其心迹可谓与大舅一脉相承,甚至由于母子之间这种特殊的联系,她对皇帝的把持要更紧密得多,让皇帝几乎都喘不过气来。他们这一对兄妹,讲得直白残酷一点,是通过虐待皇帝来补偿自己内心里因知行扭曲带来的罪疚感。

    另有桀骜一时的苏峻,在其人虐乱建康的时候,对皇帝动辄辱骂,无非痛斥皇帝宠信亲侫,刻薄功臣。

    而在那一段时间里,皇帝年纪太小,当时也多被吓得魂不附体。但事后回想起来,则不免感觉到苏峻强悍外表之下的软弱,那种色厉内荏的悲愤,或许有几分倒是真情流露,悲愤于世道的不公平。

    还有一位中兴元柱的王导,这倒是权臣之中的一个异类,乏于峥嵘棱角,看似宽宏博大,但给皇帝带来的心理阴影却不小。幼年时偶发几次噩梦,在梦里王导化身一个硕大无朋的丑陋大蜘蛛,不断的吐丝将皇帝紧紧捆缚成一个茧团。

    启泰以来,特别是随着洛阳行台的创建,建康台苑不再是整个朝廷的焦点,皇帝也终于从过往那种令他倍感压抑的旧环境中解脱出来,甚至觉得天空都湛蓝几分,呼吸都顺畅几分。

    从此之后,皇帝虽然也偶有临朝,但所接受到的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不再像往年那样台辅们各作忧国忧民姿态,每天都在讨论一些令人倍感灰暗的话题,明明皇帝根本就没有干涉的能力,又不得不坐在御床上从头到尾看着老家伙们嗟叹忧愁。

    大将军并其身后的沈家,虽然把持内外国事,但对皇帝的管束与把持却并不严重。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许多时候他们甚至根本就无视皇帝的存在。

    像是西征关中这样的大事,就是在皇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的,一直等到收复长安的功表送入建康,皇帝才知道他家姊夫在江北再一次的筹划盛举成功。

    原本这种无视,应该是令人倍感羞愤的处境。可是对皇帝而言却不然,他冲幼当国,受到的关注已经够多了,从内心就厌烦这种被人关注而又无所作为的处境,这让他感觉自己的缺点被成倍放大出来供人审视讥笑。

    所以对于眼下被人无视,皇帝非但没有羞愤,反而能够自得其乐。甚至在启泰二年的秋日里,他还进行过一次的短途旅游,离开建康的宫苑,循着往年苏峻作乱时、母后并少弟出逃的路径,一路游玩到了京府。

    这一路上,驰道开阔平坦,少受车马颠簸之累,又见郡县乡野内阡陌交错,桑林园圃连绵成片,沿途生民也都对御驾的到来报以热烈的欢迎。

    沿途皇帝停留在阿姊曲阿封邑的云阳庄,遗憾没能看到早年阿姊向他吹嘘许多次、广阔达于十数里的花海。

    之后又入大业关城,自有随员向他讲述当年京畿陷落,他家姊夫利用多短的时间便筑成了这样一座雄壮的关城,之后又率领百数骑义无反顾的奔往数万叛军盘踞的建康城,并将他解救出来。

    最后皇帝入住在当年行台所在的砚山庄园,召见许多京府人物,多闻当年他不知晓的旧事,心内便难免生出诸多奇异的感触,明明他自己当年也身在局中,且是一个绝对的中心焦点,可是在听到许多他所不知的旧事时,竟有一种见证历史的沧桑感生出。

    这一次的出游,也是皇帝生平仅有,其中诸多新趣体验,让他回味至今都不能淡忘。哪怕回来之后便生了一场大病,甚至几近垂危弥留,但之后病情好转得以痊愈,便忙不迭写了一封信着人送往洛阳,告诉姊夫自己绝非出游致病,千万不要以此为由再将他常年拘养建康。

    之后姊夫回信让他喜忧参半,首先并没有责怪他浪行于外,并且表示日后皇帝若还想出游,只要条件允许,便不禁止,但却切记不可白龙鱼服。对此皇帝倒也比较认可,他本就不是热衷犯险的人,尤其大病之后更觉得小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