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儒学缺乏“工具”的问题，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滞后于生产规模的发展。也就是说，宋朝的工商业在规模上，完全达到了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要求。可是在生产力上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这个瓶颈，随着实证派、理性派的崛起，已经完全被突破了！
第二个限制宋朝的工商业进入资本主义门槛的则是金融——宋朝的金银不足，铜钱也不足，纸币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仍然非常初级。这个限制，随着海路市舶制置司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以及蔡京的钱引改革和天津银行、京东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的出现，也得到了解决。
第三个限制则是国家对私人工商业的保护不够。这其实是和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有关的，农为本，商为末，自然要重农抑商了。不过宋朝因为行政比较温和，所以商人的处境相对其他时代还要好一些。而海路市舶制置司和实证派、理性派的出现，则极大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前者让宋朝从海外贸易中获取了巨额收入，同时也壮大了武装海商的力量。有了武力，腰杆子自然就硬了。
后者则以高成本的精英教育，将人才和金钱挂钩，使得商人子弟充斥大学校园，而耕读传家的传统儒生，则因为负担不起小学（中学）、大学（学宫）的费用，渐渐失去了文化上的优势。
第四个限制大宋迈入资本主义门槛的因素，则是大宋的体量太大了！
而历史上，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一亿人口的，连一千万人口都不见得有，顶多就是几百万。
这个限制，现在仍然存在！
但四个限制因素中的三个不存在了。而且，由于蔡京的钱引改革极大削弱了地方转运使的经济权限，使得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所以大宋这个庞大到不适合搞资本主义的大国，现在正在被它的几个部分，比如徐海、江南、福建沿海和广州，也许还有开封府和昭义军的定州、磁州，当然还有在经济上仍然和大宋一体的大周共和国，一块儿拖拽着往资本主义的门槛碾压而去。
但是对于少数几个在经济结构上已经完成升级，真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地区，大宋绝大部分的府州军县，都成为了这场资本主义萌芽运动的受害者。
人才和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大宋各处流向几个“热门地区”。那里有最多的机会，最好的学校，最繁荣的工商业……而各种使用了水利机械和分工协作以及大规模生产的办法制造出来的手工业品，又如同潮水一般，流向各地，严重摧残着原有的经济结构。
更加糟糕的是，在交趾战争和辽东之战后，一南一北，两个沿海大粮仓也加入到了大宋（或是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中。
现在产出手工业品的地区可以不再种植粮食，而是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手工业品的原材料），同时再通过海运获得低成本的粮食。
而大宋绝大部分地区，则只能用有限的贵金属去交换手工业产品……
所以从政和年间开始，宋朝大部分的转运使路，都无法完成税收指标。而且大部分的府州军县，都出现了人户减少的情况。
第一千二百五十章 国崩之危（二）
“几位相公，枢相，天下各处的绢、布、酒、盐、铁、纸、茶、油、船只等利，皆归东南诸商市事，下官亦有耳闻。然此事非下官之过，而是下官之功。下官受命为海路市舶制置使兼知秀州事，总管各处商市、口岸。管好商市口岸，乃下官份内。下官在位数年，何处商市不是户口大增，税赋翻倍，百姓安居，商民乐业，流民来归，教化有成？至于商市财源广进，货达四方，所出绢、布、酒、盐、铁、纸、茶、油、船只等物皆价廉物美，为天下人所喜，亦是下官及商市官吏的功劳啊！别处的官员如果治下户口激增，工商繁盛，物产丰饶，难道不是有功而是有过吗？请诸位相公、枢相明言！”
大宋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纪忆在政事堂里面一通高谈阔论，说得那是头头是道，也让本来打算问责的蔡京、何执中哑口无言。
现在东南商市所出的绢、布、酒、盐、铁、纸、茶、油、船只等等商品行销四百州军，的确不是纪忆的过错啊。东南商市在纪忆纪大官人领导下，商品制造的价廉物美，竞争力空前强大，难道是错的？
要按照这个标准，以后地方上人口增加，税赋增长，农产品丰收都是官员的过失？搞得民不聊生反而有功？
不能这样吧？
“可是天下有四百军州，怎么能都是东南诸商市独得其利呢？”中书侍郎余深皱眉问。
“其实也不是东南诸商市独得其利。”纪忆道，“余相公该知道燕山铁、天津布、长芦盐、界河船、酒中仙之说吧？”
纪忆说的都是大周共和国外贸的拳头产品，同样行销大宋四百州军！
其中燕山铁产自宣化铁山，将精选铁矿石和燕山木炭，用特制的耐火高炉进行冶炼，再用炒钢或坩埚工艺进行二次冶炼，得到质量上乘的熟铁或坩埚钢。只有使用了类似技术的京东商市的铁厂（采用了上等的利国铁矿和高丽木炭）能与之相比。但是京东铁的成本比燕山铁要高，价格也贵一些。
天津布则是棉布，在米友仁主政海路市舶制置司的时候开始在沧州引入棉花。发展到现在，棉花已经变成了燕地主要农作物之一。
而天津云台学宫的农学院、器械学院，也将纺机和轧花机的设计改良（包括抄袭）作为了重要课题，还发布了高额的奖金。这些年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众多的家庭纺纱工坊和家庭织布工坊，也在新兴的天津东市地区大量出现。所生产的天津棉布不但产量很高，而且质量也非常不错。当然了，天津的纺织业距离工业革命的水准还差不少呢，估计没有个一二百年的发展，是不会有工业革命的……
长芦盐则是大规模晒制的海盐！在武好古割据燕地前，属于沧州管辖的芦台盐场就是个生产海盐的地方。不过当时使用的是煮盐的法子，成本很高，产出的食盐质量也差。所以在武好古接管盐场后，就提出了“晒盐法”，并且让云台学宫自然学院立项研究。四年前终于有了突破，生产出了质优价廉的“长芦盐”，足以和青盐、解盐这些盐矿出产的上等盐（比较干净）竞争。
当然了，京东商市的盐商（海州也是产盐地区）很快就抄袭了晒盐法。产出的海州盐足以和长芦盐竞争。在蔡京推行钱引法后，长芦盐和海州盐一块儿横行大宋，把别处的井盐、池盐、海盐都打得溃不成军！
至于界河船那就不用说了，绝对是最高水平！只有吸收了大食、波斯造船工艺的泉州造船业可以与之竞争。
而天津市的酿酒业也极其发达，除了高纯度的蒸馏酒，普通的烧酒（指可以加热饮用的低度酒）、果酒也发展的非常不错。
当然，在钱引改革后，京东商市也出现了大量的酒厂（原本宋朝实行酒曲和酿酒管制，在钱引改革后，只需要用钱引购曲即可），酿造的美酒同样行销天下。
顺便说明一下，现在东亚、东南亚这块的制造业也不是大周共和国一枝独秀的。一枝独秀也长久不了，有竞争才能不断进步！
而对以天津市为核心的大周制造业构成竞争的，则是以京东商市、上海商市、明州商市、泉州商市和广州商市为核心的大宋东南制造业。
中国东南地区的制造业其实一直是牛逼的，从宋朝开始一直到工业革命，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武好古一手打造的天津市，当然不可能把它们一网打尽。
而且天津市工商业的崛起，对东南诸商市构成的其实是良性竞争。东南诸商市同时又是天津市的模仿者，它们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吸收了天津市的经验和技术，又拥有“理性派”大学的加持，还从提前到来的大航海时代中获益匪浅。
另外，天津市还是东南诸商市事实上的保护伞……
纪忆把天津市抬出来，在场的宰执枢密们都哑口无言。
如果他们不让东南诸商市赚钱，岂不是让天津独得大利？
至于将周国排除出大宋市场……那肯定会引发大周共和军南下！
“要不给东南诸商市多加点税吧！”何执中说，“将四百州军所失，加在东南诸商市上。”
由于东南诸商市和天津市的手工业品，特别是盐、铁、布、绢、酒等重点商品冲击，造成大宋内地相关产品生产的萎靡，也就影响到了相关的税收。受影响的不仅是各地的商税，还有以钱计的夏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免役钱等等，都因为农户的收入减少，而出现了征收困难。
而农户收入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南和燕地纺织业发展太猛，冲击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现在东南和燕地，一个出现了大面积的改稻为桑，一个则是改麦为棉。
两边都是上规模的农场加上初步形成产业的纺织工业（虽然是家庭工坊为主，但是织户的竞争力比起男耕女织还是强了许多），还有高水平的印染业，完全压倒了农村的土布生产。
所以大宋各地农妇们生产的土布土绢，只能自家使用或低价贩卖，农家收入大受影响。自然无法承担收钱为主的夏税了。
“东南诸商市自是该加税的！”纪忆笑着，“但也不能竭泽而渔啊！因为东南的税咱们可以加，可周国的税呢？咱们的商税要收多了，商人都跑去周国，朝廷该找谁去收钱？”
第二个限制宋朝的工商业进入资本主义门槛的则是金融——宋朝的金银不足，铜钱也不足，纸币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仍然非常初级。这个限制，随着海路市舶制置司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以及蔡京的钱引改革和天津银行、京东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的出现，也得到了解决。
第三个限制则是国家对私人工商业的保护不够。这其实是和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有关的，农为本，商为末，自然要重农抑商了。不过宋朝因为行政比较温和，所以商人的处境相对其他时代还要好一些。而海路市舶制置司和实证派、理性派的出现，则极大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前者让宋朝从海外贸易中获取了巨额收入，同时也壮大了武装海商的力量。有了武力，腰杆子自然就硬了。
后者则以高成本的精英教育，将人才和金钱挂钩，使得商人子弟充斥大学校园，而耕读传家的传统儒生，则因为负担不起小学（中学）、大学（学宫）的费用，渐渐失去了文化上的优势。
第四个限制大宋迈入资本主义门槛的因素，则是大宋的体量太大了！
而历史上，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一亿人口的，连一千万人口都不见得有，顶多就是几百万。
这个限制，现在仍然存在！
但四个限制因素中的三个不存在了。而且，由于蔡京的钱引改革极大削弱了地方转运使的经济权限，使得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所以大宋这个庞大到不适合搞资本主义的大国，现在正在被它的几个部分，比如徐海、江南、福建沿海和广州，也许还有开封府和昭义军的定州、磁州，当然还有在经济上仍然和大宋一体的大周共和国，一块儿拖拽着往资本主义的门槛碾压而去。
但是对于少数几个在经济结构上已经完成升级，真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地区，大宋绝大部分的府州军县，都成为了这场资本主义萌芽运动的受害者。
人才和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大宋各处流向几个“热门地区”。那里有最多的机会，最好的学校，最繁荣的工商业……而各种使用了水利机械和分工协作以及大规模生产的办法制造出来的手工业品，又如同潮水一般，流向各地，严重摧残着原有的经济结构。
更加糟糕的是，在交趾战争和辽东之战后，一南一北，两个沿海大粮仓也加入到了大宋（或是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中。
现在产出手工业品的地区可以不再种植粮食，而是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手工业品的原材料），同时再通过海运获得低成本的粮食。
而大宋绝大部分地区，则只能用有限的贵金属去交换手工业产品……
所以从政和年间开始，宋朝大部分的转运使路，都无法完成税收指标。而且大部分的府州军县，都出现了人户减少的情况。
第一千二百五十章 国崩之危（二）
“几位相公，枢相，天下各处的绢、布、酒、盐、铁、纸、茶、油、船只等利，皆归东南诸商市事，下官亦有耳闻。然此事非下官之过，而是下官之功。下官受命为海路市舶制置使兼知秀州事，总管各处商市、口岸。管好商市口岸，乃下官份内。下官在位数年，何处商市不是户口大增，税赋翻倍，百姓安居，商民乐业，流民来归，教化有成？至于商市财源广进，货达四方，所出绢、布、酒、盐、铁、纸、茶、油、船只等物皆价廉物美，为天下人所喜，亦是下官及商市官吏的功劳啊！别处的官员如果治下户口激增，工商繁盛，物产丰饶，难道不是有功而是有过吗？请诸位相公、枢相明言！”
大宋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纪忆在政事堂里面一通高谈阔论，说得那是头头是道，也让本来打算问责的蔡京、何执中哑口无言。
现在东南商市所出的绢、布、酒、盐、铁、纸、茶、油、船只等等商品行销四百州军，的确不是纪忆的过错啊。东南商市在纪忆纪大官人领导下，商品制造的价廉物美，竞争力空前强大，难道是错的？
要按照这个标准，以后地方上人口增加，税赋增长，农产品丰收都是官员的过失？搞得民不聊生反而有功？
不能这样吧？
“可是天下有四百军州，怎么能都是东南诸商市独得其利呢？”中书侍郎余深皱眉问。
“其实也不是东南诸商市独得其利。”纪忆道，“余相公该知道燕山铁、天津布、长芦盐、界河船、酒中仙之说吧？”
纪忆说的都是大周共和国外贸的拳头产品，同样行销大宋四百州军！
其中燕山铁产自宣化铁山，将精选铁矿石和燕山木炭，用特制的耐火高炉进行冶炼，再用炒钢或坩埚工艺进行二次冶炼，得到质量上乘的熟铁或坩埚钢。只有使用了类似技术的京东商市的铁厂（采用了上等的利国铁矿和高丽木炭）能与之相比。但是京东铁的成本比燕山铁要高，价格也贵一些。
天津布则是棉布，在米友仁主政海路市舶制置司的时候开始在沧州引入棉花。发展到现在，棉花已经变成了燕地主要农作物之一。
而天津云台学宫的农学院、器械学院，也将纺机和轧花机的设计改良（包括抄袭）作为了重要课题，还发布了高额的奖金。这些年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众多的家庭纺纱工坊和家庭织布工坊，也在新兴的天津东市地区大量出现。所生产的天津棉布不但产量很高，而且质量也非常不错。当然了，天津的纺织业距离工业革命的水准还差不少呢，估计没有个一二百年的发展，是不会有工业革命的……
长芦盐则是大规模晒制的海盐！在武好古割据燕地前，属于沧州管辖的芦台盐场就是个生产海盐的地方。不过当时使用的是煮盐的法子，成本很高，产出的食盐质量也差。所以在武好古接管盐场后，就提出了“晒盐法”，并且让云台学宫自然学院立项研究。四年前终于有了突破，生产出了质优价廉的“长芦盐”，足以和青盐、解盐这些盐矿出产的上等盐（比较干净）竞争。
当然了，京东商市的盐商（海州也是产盐地区）很快就抄袭了晒盐法。产出的海州盐足以和长芦盐竞争。在蔡京推行钱引法后，长芦盐和海州盐一块儿横行大宋，把别处的井盐、池盐、海盐都打得溃不成军！
至于界河船那就不用说了，绝对是最高水平！只有吸收了大食、波斯造船工艺的泉州造船业可以与之竞争。
而天津市的酿酒业也极其发达，除了高纯度的蒸馏酒，普通的烧酒（指可以加热饮用的低度酒）、果酒也发展的非常不错。
当然，在钱引改革后，京东商市也出现了大量的酒厂（原本宋朝实行酒曲和酿酒管制，在钱引改革后，只需要用钱引购曲即可），酿造的美酒同样行销天下。
顺便说明一下，现在东亚、东南亚这块的制造业也不是大周共和国一枝独秀的。一枝独秀也长久不了，有竞争才能不断进步！
而对以天津市为核心的大周制造业构成竞争的，则是以京东商市、上海商市、明州商市、泉州商市和广州商市为核心的大宋东南制造业。
中国东南地区的制造业其实一直是牛逼的，从宋朝开始一直到工业革命，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武好古一手打造的天津市，当然不可能把它们一网打尽。
而且天津市工商业的崛起，对东南诸商市构成的其实是良性竞争。东南诸商市同时又是天津市的模仿者，它们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吸收了天津市的经验和技术，又拥有“理性派”大学的加持，还从提前到来的大航海时代中获益匪浅。
另外，天津市还是东南诸商市事实上的保护伞……
纪忆把天津市抬出来，在场的宰执枢密们都哑口无言。
如果他们不让东南诸商市赚钱，岂不是让天津独得大利？
至于将周国排除出大宋市场……那肯定会引发大周共和军南下！
“要不给东南诸商市多加点税吧！”何执中说，“将四百州军所失，加在东南诸商市上。”
由于东南诸商市和天津市的手工业品，特别是盐、铁、布、绢、酒等重点商品冲击，造成大宋内地相关产品生产的萎靡，也就影响到了相关的税收。受影响的不仅是各地的商税，还有以钱计的夏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免役钱等等，都因为农户的收入减少，而出现了征收困难。
而农户收入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南和燕地纺织业发展太猛，冲击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现在东南和燕地，一个出现了大面积的改稻为桑，一个则是改麦为棉。
两边都是上规模的农场加上初步形成产业的纺织工业（虽然是家庭工坊为主，但是织户的竞争力比起男耕女织还是强了许多），还有高水平的印染业，完全压倒了农村的土布生产。
所以大宋各地农妇们生产的土布土绢，只能自家使用或低价贩卖，农家收入大受影响。自然无法承担收钱为主的夏税了。
“东南诸商市自是该加税的！”纪忆笑着，“但也不能竭泽而渔啊！因为东南的税咱们可以加，可周国的税呢？咱们的商税要收多了，商人都跑去周国，朝廷该找谁去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