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之，依照老夫的意思，若是师范学院能挂在礼部名下，那是最好的。”
“相公想法虽好，可长远来看，弊端还是不少。”
一旁长孙无忌只听不说，他支持建立“豫章师范学院”的原因比较纯粹，就是希望学院一二期的毕业生，能够分流一部分前往西域，进而支持他儿子的“事业”。现如今妹妹和妹夫是很难考得上了，当年的《威凤赋》也成了厕纸，要么做“老乌龟”要么指望下一代。
现在来看，“老乌龟”不止他一个，但“榻上苏武”独树一帜，名声是不好听，但好歹现在“河中事业看伯舒”，鸿胪寺、礼部、兵部谁不要卖面子？
光情报贩子就养活多少了？
更何况现在景教大主教阿罗本也已经前往西域、河中，可以说长孙冲的前程简直光明无比，只是根基着实不稳。
老阴货现在琢磨的另外一条退路，就是万一中国有变，混个“河中长孙氏”也不差，再退一步，“西域长孙氏”总可以了吧。
“老夫也知道弊端甚多，只是，若有礼部支持，学院诸生，前去遴选的机遇，也要更多一些。”
讲白了，挂在礼部名下，怎么地和礼部相关的衙门，也该照顾照顾，毕竟是部委院校，“自己人”不照顾，难不成照顾一帮穷酸措大？
房玄龄厚厚脸皮找老板讨个“学院前程”，倒也没什么问题，但后遗症相当大。人情么，越用越少。
“相公说的在理，识文断字之辈，唯‘前程’二字方可打动。”张德点点头，很同意房玄龄的观点，这年头的“学生”，给他们钱自然是高兴的，但真正能打动他们的，过一百年一千年，还是“做官”。
只要“做官”，还怕没钱？
后来演变出来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其实哪里是书中有？不过是读了书能做官，做官之后自然而然就有的好处。
一旦读书不能做官，那就是“风流薮泽”之地买醉，或是写诗狂喷朝政，或是被反喷“且填词去”，总归“前程”是万万没有的。
至于那点“风流薄幸名”，有个屁用？人死鸟朝天，那点微薄名声能烧到九泉去不成？
房玄龄所思所谋，也是长久的，虽是取巧，可要说拿来收买“师范生”，绰绰有余。
“只是长远来看，要紧处弊端有二。其一，风闻之下，云集‘豫章师范学院’者，必定不计其数，会被掺多少沙子，自不必我多加赘言；其二，房相在江西时，礼部自不敢伸手，不过长此以往，学院早晚为礼部的自留地，入此学院者，多为‘借鸡生蛋’，空耗我等心血。”
一旁长孙无忌听了，连连点头，这种情况不是说有可能发生，而是铁定发生。从礼部可以当下拿到好处，但学院建设持续投入，都是消耗江西内部的资源。
到时候耗不起了，想要裁撤，不过是平白给人翻白眼狂喷，绝对是吃力不讨好。
“若是江西自持，怕是有些艰巨。”
“无妨的。”
张德淡定地说道。
“噢？”
房玄龄有些讶异。
“房相比照武汉就是了，武汉一地，不管江夏、汉阳，官吏数量较之长安、洛阳，如何？”
听了张德这么一反问，房玄龄立刻反应过来，顿时道：“不错，若比照武汉，‘豫章郡’之地，做个‘小武汉’还是做得。到时官吏空缺，总归是多的。”
“房相既为江西总督，上禀朝廷增补官吏缺额就是。武汉一个市令、局正，管辖人员之多，堪比上县县令。如江夏令、汉阳令，也不过时品级比不上万年令、长安令罢了，若论实务，胜出五六倍都不止。”
“在理。”
房玄龄立刻下了决定，“如此，老夫就奏疏皇帝，让这‘豫章师范学院’，划为江西总督府直属。”
第四十九章 挥毫泼墨
作为帝国巨头四大天王之一，房乔的影响力，不是一般官僚可以短时间内比肩的。即便是有地方世族的支持，顶天也就是温彦博这个层级，说到底，候补天王的意思，就还不是天王。
典型的一点，天下诸道各州刺史、长史，其财政权、人事权的权力，做官做到死，也不可能像房乔这样挥洒自如。
房玄龄说要总督府置省内“钱库司”，那省内有司就成立了，一干要员从长安、洛阳、武汉或借或调，横竖不超过一个月，就搭起了架子。环彭蠡湖的“调研”忙归忙，也死了人，但摸底的前期工作房玄龄要说做，就没人说这不行那不行来推诿。
谁推诿就查谁，房乔做“黜置大使”的时候，这帮地方土鳖连开元通宝都还没见过呢。
省内总督府新旧空缺放在那里，房乔的底气也是相当足的。“钱库司”作为江西省财政厅，对整个江西是“一揽子”统筹，当然了，因为江汉观察使府的存在，就刨除了武汉。
钱怎么来？
房玄龄也不含糊，作为尚书左仆射，连“跑部钱进”都不会，他还混个屁？再说了，也不需要他去跑。
他房玄龄这张脸往弘文阁一放，难道就不值个百几十万贯？
弘文阁“闻弦知雅意”，也没有废话，上禀辽东，皇帝行在就传来消息：江西草创，税赋自当酌情减免。
收到皇帝传回来的消息，弘文阁一干老秘书就琢磨了：这他妈啥意思？
好在魏王殿下身边不都是废物，几经揣测，心想大概是皇帝老子允许房相可以多截留点江西的税赋？
贞观朝的税赋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分水岭就是“伊予铜山”正式出口铜锭进入中国，基本上解决了京洛、淮扬、苏杭的“钱荒”。于是这些地区缴纳税赋，也逐渐从实物税变成了折算银钱。
当然对李董来说，苏杭这地界并没有执行严厉，因为暂时不属于他的基本盘。中原地区，李董是非常强硬地推动“货币化”。银钱在手多方便啊，粮食仅仅是为了维持常平仓，诸道往往在籴粜之间，贴个两三文钱一斗总是要的。
若非要“维稳”，鬼才愿意贴钱进去。
就为这个，还要坚决打击“豪强”，防止“发国难财”的大户们煽动民变，可以说是相当的得罪人。
除了李董的核心地区，不仅仅是房玄龄所在的江西，基本上其余地方，李董都是愿意放一放手，一般都是“因循旧例”，这个旧例，往往都是隋朝时期的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武德朝的律令，基本就是隋朝的改了个名字。
连户籍统计，整个武德朝都没有做过，关中都没有统计，更不要说全国。当然这跟当时天下新定，山东世族把持中原，有很大的关系，但执行力上不得不说，颇有划水胡混的嫌疑。
“相公想法虽好，可长远来看，弊端还是不少。”
一旁长孙无忌只听不说，他支持建立“豫章师范学院”的原因比较纯粹，就是希望学院一二期的毕业生，能够分流一部分前往西域，进而支持他儿子的“事业”。现如今妹妹和妹夫是很难考得上了，当年的《威凤赋》也成了厕纸，要么做“老乌龟”要么指望下一代。
现在来看，“老乌龟”不止他一个，但“榻上苏武”独树一帜，名声是不好听，但好歹现在“河中事业看伯舒”，鸿胪寺、礼部、兵部谁不要卖面子？
光情报贩子就养活多少了？
更何况现在景教大主教阿罗本也已经前往西域、河中，可以说长孙冲的前程简直光明无比，只是根基着实不稳。
老阴货现在琢磨的另外一条退路，就是万一中国有变，混个“河中长孙氏”也不差，再退一步，“西域长孙氏”总可以了吧。
“老夫也知道弊端甚多，只是，若有礼部支持，学院诸生，前去遴选的机遇，也要更多一些。”
讲白了，挂在礼部名下，怎么地和礼部相关的衙门，也该照顾照顾，毕竟是部委院校，“自己人”不照顾，难不成照顾一帮穷酸措大？
房玄龄厚厚脸皮找老板讨个“学院前程”，倒也没什么问题，但后遗症相当大。人情么，越用越少。
“相公说的在理，识文断字之辈，唯‘前程’二字方可打动。”张德点点头，很同意房玄龄的观点，这年头的“学生”，给他们钱自然是高兴的，但真正能打动他们的，过一百年一千年，还是“做官”。
只要“做官”，还怕没钱？
后来演变出来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其实哪里是书中有？不过是读了书能做官，做官之后自然而然就有的好处。
一旦读书不能做官，那就是“风流薮泽”之地买醉，或是写诗狂喷朝政，或是被反喷“且填词去”，总归“前程”是万万没有的。
至于那点“风流薄幸名”，有个屁用？人死鸟朝天，那点微薄名声能烧到九泉去不成？
房玄龄所思所谋，也是长久的，虽是取巧，可要说拿来收买“师范生”，绰绰有余。
“只是长远来看，要紧处弊端有二。其一，风闻之下，云集‘豫章师范学院’者，必定不计其数，会被掺多少沙子，自不必我多加赘言；其二，房相在江西时，礼部自不敢伸手，不过长此以往，学院早晚为礼部的自留地，入此学院者，多为‘借鸡生蛋’，空耗我等心血。”
一旁长孙无忌听了，连连点头，这种情况不是说有可能发生，而是铁定发生。从礼部可以当下拿到好处，但学院建设持续投入，都是消耗江西内部的资源。
到时候耗不起了，想要裁撤，不过是平白给人翻白眼狂喷，绝对是吃力不讨好。
“若是江西自持，怕是有些艰巨。”
“无妨的。”
张德淡定地说道。
“噢？”
房玄龄有些讶异。
“房相比照武汉就是了，武汉一地，不管江夏、汉阳，官吏数量较之长安、洛阳，如何？”
听了张德这么一反问，房玄龄立刻反应过来，顿时道：“不错，若比照武汉，‘豫章郡’之地，做个‘小武汉’还是做得。到时官吏空缺，总归是多的。”
“房相既为江西总督，上禀朝廷增补官吏缺额就是。武汉一个市令、局正，管辖人员之多，堪比上县县令。如江夏令、汉阳令，也不过时品级比不上万年令、长安令罢了，若论实务，胜出五六倍都不止。”
“在理。”
房玄龄立刻下了决定，“如此，老夫就奏疏皇帝，让这‘豫章师范学院’，划为江西总督府直属。”
第四十九章 挥毫泼墨
作为帝国巨头四大天王之一，房乔的影响力，不是一般官僚可以短时间内比肩的。即便是有地方世族的支持，顶天也就是温彦博这个层级，说到底，候补天王的意思，就还不是天王。
典型的一点，天下诸道各州刺史、长史，其财政权、人事权的权力，做官做到死，也不可能像房乔这样挥洒自如。
房玄龄说要总督府置省内“钱库司”，那省内有司就成立了，一干要员从长安、洛阳、武汉或借或调，横竖不超过一个月，就搭起了架子。环彭蠡湖的“调研”忙归忙，也死了人，但摸底的前期工作房玄龄要说做，就没人说这不行那不行来推诿。
谁推诿就查谁，房乔做“黜置大使”的时候，这帮地方土鳖连开元通宝都还没见过呢。
省内总督府新旧空缺放在那里，房乔的底气也是相当足的。“钱库司”作为江西省财政厅，对整个江西是“一揽子”统筹，当然了，因为江汉观察使府的存在，就刨除了武汉。
钱怎么来？
房玄龄也不含糊，作为尚书左仆射，连“跑部钱进”都不会，他还混个屁？再说了，也不需要他去跑。
他房玄龄这张脸往弘文阁一放，难道就不值个百几十万贯？
弘文阁“闻弦知雅意”，也没有废话，上禀辽东，皇帝行在就传来消息：江西草创，税赋自当酌情减免。
收到皇帝传回来的消息，弘文阁一干老秘书就琢磨了：这他妈啥意思？
好在魏王殿下身边不都是废物，几经揣测，心想大概是皇帝老子允许房相可以多截留点江西的税赋？
贞观朝的税赋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分水岭就是“伊予铜山”正式出口铜锭进入中国，基本上解决了京洛、淮扬、苏杭的“钱荒”。于是这些地区缴纳税赋，也逐渐从实物税变成了折算银钱。
当然对李董来说，苏杭这地界并没有执行严厉，因为暂时不属于他的基本盘。中原地区，李董是非常强硬地推动“货币化”。银钱在手多方便啊，粮食仅仅是为了维持常平仓，诸道往往在籴粜之间，贴个两三文钱一斗总是要的。
若非要“维稳”，鬼才愿意贴钱进去。
就为这个，还要坚决打击“豪强”，防止“发国难财”的大户们煽动民变，可以说是相当的得罪人。
除了李董的核心地区，不仅仅是房玄龄所在的江西，基本上其余地方，李董都是愿意放一放手，一般都是“因循旧例”，这个旧例，往往都是隋朝时期的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武德朝的律令，基本就是隋朝的改了个名字。
连户籍统计，整个武德朝都没有做过，关中都没有统计，更不要说全国。当然这跟当时天下新定，山东世族把持中原，有很大的关系，但执行力上不得不说，颇有划水胡混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