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专业部门”，还不是官方的，属于民间机构。
这个结构是窦氏掌控的，汉朝以来外戚辈出的窦氏，在养狗方面本就是“权威”，毕竟，窦氏不是只出皇后，也出“冠军侯”。
因为历史和现实条件的缘故，窦氏就成为了军犬采买的掮客。
以往军犬就是个小钱，但因为帝国疆域膨胀了一倍都不止，大部分地盘还不是沙漠就是草原，要不然就是高原和隔壁，山区更是连着山区，可正因为如此，用到军犬的地方就多了。
大帝国再小的“蓝海市场”，总量一算，也不是小钱。
原本在西域时，随军军犬总数量不过是三百条不到，其中一半还是准备用来当“应急口粮”的。
但随着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狗）去做，山区追踪，人远没有好狗来得有用。长期的治安维护，一条好狗比安放三五个暗哨、游哨还要强。不仅仅是西军，乃至到后来，敦煌宫都开始有意识地常备一些军犬。
因为当时在碛北一带，敦煌宫的“治安战”意味极浓，乔师望和郭孝恪签发的行动命令，有一段时期，基本每一次行动都要带上优良军犬。
于是连续数年，军犬的需求量都是倍增式增加。哪怕一度出现过粮食压力，但最终还是保证了军犬增量。
到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为了经略河中，专门为河中准备的两类军犬，总数量就超过了三千。
一个月的开销，不比养一个军的地方府兵要少。如果把采买总成本都折算进去，一军两千五百人的费用，还真未必比得上三千条狗。
一条土狗是不值钱的，但一条猎犬的价钱，就能上到十贯到三十贯。一条能听懂命令训练有素的猎犬，身价都是最少两条突厥敦马起。
兵部采买的猎犬，想要拿到军犬资格，标准更高。
当然这其中自然有掮客人为抬高价钱的缘故，窦氏从一条军犬身上，仅仅是采买价格，最高吃过五十贯的回扣。
也就是说，仅仅是回扣，就是万贯的买卖。
而除此之外，原本武汉并不怎么愿意推动的军犬专用口粮，到窦氏这里，就硬生生地在极个别地方“试运行”。
即便只是“试点”，假假的也有五百条狗，专用口粮的价钱如何，用马眼想也知道其中的猫腻。
借着帝国扩张的东风，窦氏玩狗算是玩出了花样，武汉虽然也从中获利，但能吃着香喷喷脆皮狗肉的，终究还是窦氏。
而民间根本不知道，堂堂窦氏，居然靠狗赚钱……
若非条件不如武汉，窦氏原本还想甩开武汉来单干。只是窦氏的资源，到底不如武汉，武汉想要什么狗都能弄到。针对各类型的犬种定向选育培养，也有一贯以来的专用人才。
窦氏即便有数百年玩狗的经验，但只是专精“皇家猎犬”，跟武汉这种底子厚实人面广什么都能玩的“怪物”还是不能比。
“今年派出去多少条小狗？”
“已经破了三万，好兆头。”
江汉观察使府有专门的“生产司”衙门，以往产妇生产之后，官府会送一只狗或者一只羊。
一开始羊比狗好，但后来羊和狗都差不多，于是选择权就交给了产妇家人。
这几年因为生活条件大大提高，养狗就成了主流，愿意选狗的就是多数。一年自然生产的新生儿大概三四万，入夏就破三万，这说明在武汉出生的婴儿，已经有三万。
尽管和以往不同，如今在武汉生产的产妇，未必就是武汉人，很有可能是从成都来的，也有可能是从襄州来的，甚至还有从广州来的。
没有别的原因，实在是在武汉生产的存活率更高。
有条件的，都愿意去大城市的大医院。
更何况，全国真正有医院的大都会，拢共只有三个，哪怕是苏杭淮扬，也没有武汉这么齐备。
“居然有三万？”
“有不少都是外地来的，也领了狗。”
面对张德的疑问，“生产司”的人解释了一下。
“这不合规矩吧。”
“都是掏钱买的，算是求个安心。”
老张先是一愣，随后才明白过来，这大概是产妇家人塞给武汉的“红包”，只不过换成了买狗这个形式。
第五十八章 狗官
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且不说城市的阶层分布如何，仅仅是要维持两百万人口的稳定，就已经是相当考究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
贞观朝以前的经验，也就是百万人口。这差不多就是农耕条件下的极限水准，超过这个数量，每增加十万人口，需要配套的各种官吏、服务人员、资源……就不是按照十万人的规模来增长。
归根究底，在农耕时代的各种工具水平约束下，交通物流是有物理上限的。牛车不可能拖拽十吨二十吨的货物，乌篷船不能像重载列车一样污污污几十公里，土地产出也不会跟撒了金坷垃一样亩产一千八。
再加上官吏选拔需要的制度建设，背后隐藏起来的教育筛选，种种条件多重作用之下，才演变成了长安洛阳这种典型的古代帝国都城规模。
当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才能随之而变，于是就能扩充城市人口，两百万、五百万，乃至千万人口规模的超级都市。
但即便是老张非法穿越之前，真正能够流畅运转百万城市人口的国家，也依然是少数。
这也是为什么当武汉人口踩在两百万这个数量上的时候，不管中央还是地方掌控教育的巨头，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认可武汉把教育权下放，甚至还进一步普及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现实需要会倒逼制度变革，这不是某条工科狗的个人意愿，而是两百万人口的“集体意志”，哪怕明白其中道理的人，可能仅仅是武汉官商集团的精英。
但是，想要阻挠这种“自然而然”的变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要么和武汉两百人口打一仗，通过暴力手段来强行抑制，要么就只能放任自流。
贞观二十三年早就不是贞观一二三年时期的“一穷二白”，已经颇为有些家当的地方巨头，跟武汉这帮臭土鳖火并，大概是不情愿的。
倘若朝廷自己下场，他们倒也愿意推波助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什么都没有，吆喝两声助威也是可以的。
这个结构是窦氏掌控的，汉朝以来外戚辈出的窦氏，在养狗方面本就是“权威”，毕竟，窦氏不是只出皇后，也出“冠军侯”。
因为历史和现实条件的缘故，窦氏就成为了军犬采买的掮客。
以往军犬就是个小钱，但因为帝国疆域膨胀了一倍都不止，大部分地盘还不是沙漠就是草原，要不然就是高原和隔壁，山区更是连着山区，可正因为如此，用到军犬的地方就多了。
大帝国再小的“蓝海市场”，总量一算，也不是小钱。
原本在西域时，随军军犬总数量不过是三百条不到，其中一半还是准备用来当“应急口粮”的。
但随着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狗）去做，山区追踪，人远没有好狗来得有用。长期的治安维护，一条好狗比安放三五个暗哨、游哨还要强。不仅仅是西军，乃至到后来，敦煌宫都开始有意识地常备一些军犬。
因为当时在碛北一带，敦煌宫的“治安战”意味极浓，乔师望和郭孝恪签发的行动命令，有一段时期，基本每一次行动都要带上优良军犬。
于是连续数年，军犬的需求量都是倍增式增加。哪怕一度出现过粮食压力，但最终还是保证了军犬增量。
到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为了经略河中，专门为河中准备的两类军犬，总数量就超过了三千。
一个月的开销，不比养一个军的地方府兵要少。如果把采买总成本都折算进去，一军两千五百人的费用，还真未必比得上三千条狗。
一条土狗是不值钱的，但一条猎犬的价钱，就能上到十贯到三十贯。一条能听懂命令训练有素的猎犬，身价都是最少两条突厥敦马起。
兵部采买的猎犬，想要拿到军犬资格，标准更高。
当然这其中自然有掮客人为抬高价钱的缘故，窦氏从一条军犬身上，仅仅是采买价格，最高吃过五十贯的回扣。
也就是说，仅仅是回扣，就是万贯的买卖。
而除此之外，原本武汉并不怎么愿意推动的军犬专用口粮，到窦氏这里，就硬生生地在极个别地方“试运行”。
即便只是“试点”，假假的也有五百条狗，专用口粮的价钱如何，用马眼想也知道其中的猫腻。
借着帝国扩张的东风，窦氏玩狗算是玩出了花样，武汉虽然也从中获利，但能吃着香喷喷脆皮狗肉的，终究还是窦氏。
而民间根本不知道，堂堂窦氏，居然靠狗赚钱……
若非条件不如武汉，窦氏原本还想甩开武汉来单干。只是窦氏的资源，到底不如武汉，武汉想要什么狗都能弄到。针对各类型的犬种定向选育培养，也有一贯以来的专用人才。
窦氏即便有数百年玩狗的经验，但只是专精“皇家猎犬”，跟武汉这种底子厚实人面广什么都能玩的“怪物”还是不能比。
“今年派出去多少条小狗？”
“已经破了三万，好兆头。”
江汉观察使府有专门的“生产司”衙门，以往产妇生产之后，官府会送一只狗或者一只羊。
一开始羊比狗好，但后来羊和狗都差不多，于是选择权就交给了产妇家人。
这几年因为生活条件大大提高，养狗就成了主流，愿意选狗的就是多数。一年自然生产的新生儿大概三四万，入夏就破三万，这说明在武汉出生的婴儿，已经有三万。
尽管和以往不同，如今在武汉生产的产妇，未必就是武汉人，很有可能是从成都来的，也有可能是从襄州来的，甚至还有从广州来的。
没有别的原因，实在是在武汉生产的存活率更高。
有条件的，都愿意去大城市的大医院。
更何况，全国真正有医院的大都会，拢共只有三个，哪怕是苏杭淮扬，也没有武汉这么齐备。
“居然有三万？”
“有不少都是外地来的，也领了狗。”
面对张德的疑问，“生产司”的人解释了一下。
“这不合规矩吧。”
“都是掏钱买的，算是求个安心。”
老张先是一愣，随后才明白过来，这大概是产妇家人塞给武汉的“红包”，只不过换成了买狗这个形式。
第五十八章 狗官
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且不说城市的阶层分布如何，仅仅是要维持两百万人口的稳定，就已经是相当考究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
贞观朝以前的经验，也就是百万人口。这差不多就是农耕条件下的极限水准，超过这个数量，每增加十万人口，需要配套的各种官吏、服务人员、资源……就不是按照十万人的规模来增长。
归根究底，在农耕时代的各种工具水平约束下，交通物流是有物理上限的。牛车不可能拖拽十吨二十吨的货物，乌篷船不能像重载列车一样污污污几十公里，土地产出也不会跟撒了金坷垃一样亩产一千八。
再加上官吏选拔需要的制度建设，背后隐藏起来的教育筛选，种种条件多重作用之下，才演变成了长安洛阳这种典型的古代帝国都城规模。
当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才能随之而变，于是就能扩充城市人口，两百万、五百万，乃至千万人口规模的超级都市。
但即便是老张非法穿越之前，真正能够流畅运转百万城市人口的国家，也依然是少数。
这也是为什么当武汉人口踩在两百万这个数量上的时候，不管中央还是地方掌控教育的巨头，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认可武汉把教育权下放，甚至还进一步普及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现实需要会倒逼制度变革，这不是某条工科狗的个人意愿，而是两百万人口的“集体意志”，哪怕明白其中道理的人，可能仅仅是武汉官商集团的精英。
但是，想要阻挠这种“自然而然”的变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要么和武汉两百人口打一仗，通过暴力手段来强行抑制，要么就只能放任自流。
贞观二十三年早就不是贞观一二三年时期的“一穷二白”，已经颇为有些家当的地方巨头，跟武汉这帮臭土鳖火并，大概是不情愿的。
倘若朝廷自己下场，他们倒也愿意推波助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什么都没有，吆喝两声助威也是可以的。